第三章 再動蕩
郭沫若自傳.第四卷，洪波曲 作者：郭沫若..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在長沙
長沙，這個屈原流浪過的地方，賈誼哭泣過的地方，我在北伐時曾經短期間工作過的地方，隔了十二年我又來了。
北伐當年的老朋友們呢？大抵都不在了。郭亮被砍了頭，夏曦病死了，好些人在北邊打仗……我所訪問的對象，是在辦著《抗戰日報》的田壽昌。
壽昌是在抗戰發生、“八一三”以後，才得到自由的。“八一三”以後，他從南京遷到上海，和我曾經聚首過一個時期。我同他和夏衍，有好幾次一道上前線，對抗敵將領們打過氣。在上海未成為孤島之前，他先迴到了長沙，赤手空拳幹起一個小型的日報來了。
報館在一家電影院的前樓。雖然當中有一間很寬敞的大廳房，但僅作為過道或吃飯的地方。大家都集中在東頭的一間長條房間裏，這間房間是值得同情地被偏勞了。空間小，人手多，辦公室、會客室，都是它在兼差。在一壁還堆了幾個被卷，不用說，它在晚上又在擔當寢室的任務了。
雖然是在上午，在一般的報館裏應該是清閑的時候，這兒已經聚集了不少的人。有的在高談闊論，有的在打紮包裹。壽昌卻坐在麵街的窗下，揮筆如閃電地在趕寫原稿。
壽昌熱烈地歡迎著我，他向我說的頭一句話便是：啊，你來得恰好，今天中午我們正打算去吃“李合盛”。
這“李合盛”是神交已久了。它是長沙的一家有名的老教門館子，據說門麵坐場一點也不講究，然而所做的菜是好得不能形容。壽昌在好多年辰以前就向我推薦過：假如到了長沙，一定請我去吃“李合盛”。
壽昌替我把一房間的人都介紹了，其中有廖沫沙，有音樂家張曙，有壽昌的兩位弟弟三爺、五爺，大公子海男，一位舅舅，還有一位電影明星胡萍，一位女記者熊嶽蘭等等。
“好，我們就走，吃李合盛去，大家一齊去！”壽昌揮著手這樣叫著。
於是乎我們便被浩浩蕩蕩的隊伍所簇擁，向著李合盛進軍。
就像一對凱旋將軍一樣，壽昌和我，肩並肩地，走在最前頭。
我一麵走著，一麵才把我的來意向他說明。我說，我是為避難而來，我不想進政治部，打算到南洋去募款，來幹我們的文化工作。
壽昌開始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便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我走的是分裂路線，是逃避，是退攖。他說：我們正在號召團結，應該要拿出誠意來。事實上在今天也不能不利用政治上的關係，不然，一切工作都不容易做通。
我略略含著反駁地迴答了這麽一句：看來，你的政治性實在比我強得多。
二、五倫之一
街頭有不少賣地瓜的，湖南人叫做涼薯，廣東人叫做砂果，這東西似乎隻出產於四川、湖南、廣東這三個省份。這是我小時候愛吃的東西，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見過了。
我很高興，便花了兩毛錢買了兩大串，準備提到李合盛去，作為食後的果品。
在街頭走了一會兒，果然名不虛傳地在一條相當雜遝的背街上，瞻仰到了那神交已久的老店。它老的貴庚，怕已經有一百歲的高齡了。居然是有樓的，但好像連背都駝了。
上了樓，時間還早，樓座都還是空的。
壽昌大約是怕我會幻滅或者藐視，他又開始做著義務宣傳：停不一會兒你便可以看到，這兒的座位是要候補的呢。
事實上我一點也沒有幻滅，更何敢藐視。我在那似乎有點微微動搖的樓板上走著，倒在凜栗地起著敬老的念頭。
在一間樓房裏滿滿坐了兩大圓桌，桌麵寬，筷子長，湯匙大，充分發揮著湖南席麵的三大特色。
菜上桌了，除牛肉牛百葉之外，也有魚，也有雞，好像也沒吃出什麽特別的味道，但同樣也在發揮著湖南菜的三大特色：鹹、辣、多。壽昌是喜歡吃牛百葉的，盡管分量已經夠多，而他一叫就是雙份。
來客倒的確不少，當我們吃得快要終席的時候，樓上樓下都坐滿了人，就在我們的一間房門口，已經有好些人在那裏候補著了。
壽昌指著這樣的盛況給我說：你看，怎麽樣？名不虛傳？
“果然是名不虛傳。”我這樣說著，但我正剝食著地瓜，那雪白的地瓜心已經進了我的口裏：“啊，你們這兒的地瓜真好！又甜又嫩！”
“你喜歡這東西嗎？”
“我小時候頂喜歡吃，民國二年離開四川以後，隻有十二年前在廣州吃過。但廣東的，渣滓很多，四川的，也沒有這麽甜、這麽嫩。”
“你喜歡吃，那就好了，這一向正是吃涼薯的時候。”
走出李合盛的時候，迎頭碰著兩位朋友，一位是曹如璧，另一位是他的夫人梁淑德，他們是到報館去得到消息趕來的。曹如璧，我在上海見過，他的夫人是第一次見麵，據說是嶺南教會學校出身，在擔任著長沙婦女協會的秘書。但這位夫人身材矮小，在栗色的圓臉上架著一副相當深度的眼鏡，看起來倒還像一位女學生。
壽昌和他們商量了一下，他把淑德特別拉了過來，向著我說：淑德是我們頂好的朋友，他們住在南門外留芳嶺，房間宏敞，地方清靜。淑德願意招待你去住。我相信，你一定會住得很適意的。
在外表看來，好像超脫一切的壽昌，他對於我的關心，竟這樣周到。他既使我享用了名肴名果，又為我解決了住宿的問題。我在心裏著實感謝著他。無怪嗬，古時候的人要把朋友算作五倫之一了。
三、留芳嶺
留芳嶺！這不知道是什麽時代的什麽詩人所命的名，不僅字麵大有詩趣，而且對於實際也盡致地發揮了美化的本領。在這兒的周圍並沒有什麽“芳”，也沒有什麽“嶺”，隻是一簇常見的類似貧民窟的城市尾巴。但在那當中卻聳立著一座不太高明的中西合璧式的新建築，那便是曹如璧夫婦的住居了。
是有樓的一列三間的磚房。他們隻賃居著樓下的靠北的一邊。一間前房很宏大，一間後房較小。前房做著客廳，後房做著寢室。他倆在客廳的靠後一隅替我安下了一尊床，還從友人處借了一部屏風來間隔著了。地方的確是宏敞，清靜，更加上主人的殷勤，使我相信著，誰也會住得很適意。
就在這留芳嶺，第二天我會見了徐特立老先生。
徐特老當時也由延安迴到了長沙，我早就聽見好些年輕朋友說，徐特老的精神很好，一點也不老，他一做報告便可以做三四個鍾頭。
可惜我不是畫家，不能把這樣的一位好老人畫出。老人是矮個子，但那麽結實，穿著一身延安製的灰布棉軍服。巴旦杏的臉那麽紅潤，一對眼睛那麽有神，一嘴稀疏的胡子那麽坦白，嘴裏幾個缺牙那麽含笑，一頭斑白的長發那麽紛披。這不就是“誠實”本身的形象化嗎？
這位老人一出現在前廳，但奇妙的卻又有另外一位老人和幽靈一樣地浮現了出來。那便是反動派的商山四皓之一的吳稚輝。那個龐大、臃腫、肮髒、齷齪的“虛偽”的形象化！假使有誰肯把這兩位老人畫在一道，那就會成為對比法的一項最好的教材。
老人使我特別高興，出乎意外地他竟讚成我到南洋去。他說：替反動派做宣傳，絕對不可幹。我還替你提出個具體的步驟。你假如弄到錢，最好是在衡山附近辦個西南學院，來推進青年的革命教育。那樣才是根本的辦法。
老教育家斬截地對我這樣說，聲音是那麽剛健，像鄉裏老百姓說話的那樣，而又那麽地振聾發聵。我頓時起了一個幻想：西南學院一成立，就推戴這位老教育家做院長，不就會形成一個革命青年的理想園地嗎？
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特老也還是太樂觀了一點。在反動派的天地裏麵，哪裏會容得你來幹革命教育呢？這固然是後事，但也有不太後的事可以證明。特老住在長沙其實並不那麽自由，在他的後麵經常有特種尾巴。在其後不久，他竟至長沙也不能住，隻好北上了。
留芳嶺喲！到底是哪一位詩人替你取下了這樣好的一個名號？
四、不平衡的天秤
在長沙，我實在是有點憂鬱。
時局在大動蕩，我的心境在別種意義上也在大動蕩。
我自己實在是不願意再當馮婦，經過徐特老的一番話，在這一傾向上，又加上了一個有重量的分銅。
但一般的朋友們也在相對的一個傾向上加上重量。
武漢方麵的朋友不斷地有函電來催促，有的是勸勉，有的是嚴詞責備。
陳誠也有幾次簡短的電報來，還通過黃琪翔和其他的人，表示了他一定要請我迴去，一切的問題都可以當麵商量。甚至於這樣說：要等我迴去，三廳才開始組織。假如我不迴去，三廳就盡它虛懸在那兒。
黃琪翔在傳達這些意見之外，不斷地來過好幾次信，他的措詞有時候嚴烈到這樣：你假如要再開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當成朋友了。將來的曆史也不會容恕你的！
但是，一切的工作果能有推動的希望嗎？南京、上海的情形可不必說了，廣州、武漢的情形也可不必說了，眼前的長沙又是怎樣呢？一切不都是同樣地包而不辦，辦而無法，而且還在粉飾太平嗎？
那時的湖南主席是張治中，和平教會的晏陽初正攬得火熱。他們要辦什麽鄉村教育，設什麽模範縣。我自己實在叨光得很，有一晚是在主席官邸的夜宴上同席，就由於張的介紹，才第一次和我們貴同鄉見麵。想不到那位寡白得有點像尼姑的“川老鼠”，他竟有那樣大的抱負：他能改良農村，使湖南的老百姓們都穿上皮鞋！
可惜日本人也太愛開玩笑，時而也要開幾架飛機來空襲空襲這個太平盛世的桃源。最初一次（大概是二月十號）炸了長沙車站，等飛機跑了，房子燒了，然後才放出警報。
自從有了這一次的“馬後屁”之後，長沙也就開始“積極防空”起來了。每條街上在街邊隔不十來家鋪麵便建立一座“防空室”。那是用木板建築的，可有一人高，在頂上堆一層沙袋。這樣就說是在“防空”了。長沙的市民倒給了這些新建築一個很合理的利用——臨時茅房。
還有更悲慘的悲劇逼到眼前來了！
《抗戰日報》本身不就是一個悲劇？盡管靠著壽昌和其他的朋友們在那兒苦撐，然而事實上是在幹著“無米之炊”。白報紙成問題，印刷費成問題，就是同仁們的夥食費都是七拚八湊地勉強敷衍的，薪水更是說不上了。津貼請不到，管製卻不請自來。為了團結，大家都得忍氣吞聲。
悲劇的最**是出現在我到長沙後的一星期左右。一位報館同事的家裏就因為生活困難，發生了一件母子自殺的悲劇。
這是誰的罪呢？熱誠愛國的文化人不僅被逼得貧病交迫，更甚而家破人亡，這到底是誰的罪呢？
罪犯們都有一雙血手，但在這雙血手上時時又帶上一雙白手套。誰能夠安心地去和他們握手？
我的心境，是放在一個不平衡的天平上的，我實在沒有辦法控製著它，使它不動蕩，不再動蕩。
五、使酒罵座
壽昌的耐性，我實在是佩服。他的處境應該比我艱難得多，卻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來鼓舞我，安慰我。
他號召過長沙文化界為我召集了一次規模相當大的歡迎會，又時而動員朋友請我吃飯，請我講演，請我寫字，更時而陪我去聽湘戲，進咖啡館，遊嶽麓山。我憑吊過黃興墓、蔡鍔墓，也憑吊過屈子廟、賈太傅（誼）祠，都是他自去或請朋友做向導，陪同我去的。
有一次，他拉我去拜訪過胡萍的家。那實在是可憐的家！家在貧民窟裏，內部也很不整潔。明星在生病，明星的老母親也在生病，隻有一位七八歲的小弟弟招待著我們。這也應該算得是一個悲劇吧？
報館的樓下就有一座咖啡店，每到夜間，大家的緊**作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便到那兒去，喝一杯咖啡或一兩杯酒。有時候是合夥，有時候是我請他們。聽說，胡萍就是那座咖啡店的女招待出身，因此那兒的女招待員們似乎都有些自負：仿佛每一位的將來都有成為電影明星的希望。
壽昌是這兒的北辰，隻要他一進門，真真是“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女招待們都要來簇擁著他，把希望的眼光投注在他身上。
那兒有鹵雞翅膀，壽昌頂愛吃，去一次總要吃它十好幾隻，但我自己卻照常喜歡吃我的涼薯。
有一次，就在那咖啡店的門口，我又買了兩毛錢的涼薯，準備分給大家吃，之後，再帶些迴留芳嶺去。平常買兩毛錢涼薯，分量是很多的，但這一次卻少得可憐了。我便向那賣涼薯的老人質問：
“為什麽今天兩毛錢的涼薯這麽少呢？”
那老人很閑泰地補足分量，笑著說：“我是怕你拿不動呢。”
惹得站在一旁的壽昌大笑起來，他以後還把這件小插話，作為幽默的材料，告訴過很多的人。
壽昌這樣鼓勵我，安慰我，實在是費盡了很大的苦心，但我卻萬分不應該，我有一次很對不住他，也對不住很多朋友。
那是一天星期的晚上，我托壽昌在一位朋友家裏備了兩桌便飯，準備大家痛快一下。朋友們買了好幾瓶虎骨酒。我自己是容易衝動的人，一時控製不住，便對兩大圓桌的友人，每一個人都幹了一杯。
虎骨酒，看起來，吃起來，都有點像五加皮。是不是真正有老虎的骨灰在裏麵，老虎的骨灰究竟有怎樣的作用，我不知道。但那酒著實很厲害，把兩個席麵敬完了之後，我醉了。接著我對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批評起來，而且由批評而斥責，愈來愈猛，終竟完全失掉了知覺。
第二天清早醒來，發覺自己是睡在報館的西首房裏，三爺和海男在照拂著我。我問到晚上的情形，他們開始不肯說，但到後來還是三爺告訴了我。
他說我罵了一切的人，指著男的罵為男政客，指著女的罵為女政客。罵大家都在玩花頭，一點也不落地生根，眼睛隻看上層，不看下層。他又說，我也罵了自己，打了自己三下重實的耳光，連連罵自己是政客，政客，混賬的政客！
三爺和海男都隱隱在得意，他們說：我們倒很好，並沒有挨罵。
六、入地獄
立群留在武漢，差不多三天兩頭地總有一封信來，或直接，或間接地，通知我一些消息。起初她本來進行著去北邊讀書的事情，後來又被朋友們把她留著，不叫她走了。隔了十天左右的來信說：不久她也要到長沙來。我正期待著，但接著的第二封信，卻又說不能來了，還要緩幾天。每次的來信，差不多都要提到大家的意思，要我無論怎樣不要太性急地離開長沙南下。
我離開了立群，是精神上另一種意義的苦悶。她能快來，我自然很樂意；慢來，我也隻好耐性地等了。
二月，轉瞬已是二十六號，我離開武漢已經二十天了。這一天的上午，我從留芳嶺的寓所走出，在大路邊，正想雇一部洋車，坐進城去找壽昌，忽然看見壽昌坐在一部洋車上迎麵而來。壽昌一看見我，頓足停車，向著我喊：武漢的朋友來了！
壽昌跳下了車，我才發現被他擋著的後一部車上坐著立群。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時我也看見立群的臉忽然漲得通紅，把頭埋下去了。
一同折迴到寓所。立群帶來了很多信，有周公的，還有其他的人的。
立群從口頭告訴了我：陳誠對周公有了明白的表示，要我立刻迴去，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又說：副廳長的人選也不成問題了，那位劉健群惹出了什麽桃紅事件，已經跑到重慶去了。
立群沒有表示她自己的意見，但我看她把我留在武漢的行李一件也沒有帶來，毫無疑問，她也是讚成我趕快迴去的。
我遲疑著也沒有立即表示意見。
壽昌在一旁催促：這還有什麽值得考慮的呢？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朋友們都在地獄門口等著，難道你一個人還要留在天堂裏嗎？
“那麽，你是願意入地獄了？”
“當然，不會讓你一個人受罪！”
“好吧，”我決了心這樣迴答，“我們就去受罪吧。不過，我的問題很簡單，說走隨時都可以走。你呢？現在就要看你了。”
壽昌大笑起來，掉頭對著立群說：“不辱使命！畢竟還是女性的力量大，愛情的力量大嗬！”
立群又漲紅了一次臉，又把頭埋下去了。
商量的結果，壽昌要求給他一兩天的餘裕，讓他把《抗戰日報》交代清楚，並且還準備邀一兩位朋友同去。就這樣我們便決定乘二十八號的早車，一道去武漢。
當天晚上壽昌又邀約了好些人去吃一次李合盛。立群卻和我一樣，也愛吃湖南的地瓜。她是生在北京，在上海待了幾年的人，地瓜不僅沒有吃過，並且沒有見過。立群說：這真是平民化的食品，外皮像番薯而能夠自由用手剝，內容真像地梨。
第二天的天氣很好，我同立群兩人過江，盡興地遊了一次嶽麓山。住了二十天，我居然成了一個老長沙了。賈誼在這兒偏要哭，怕還是想做官的心太切了吧。我要走了，倒覺得長沙很值得留戀：這兒仿佛是一個樂園呢。
乘上二十八號的早車。同行的是壽昌、三爺、張曙。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車站上送行。
在《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中，火車開動了。
長沙，這個屈原流浪過的地方，賈誼哭泣過的地方，我在北伐時曾經短期間工作過的地方，隔了十二年我又來了。
北伐當年的老朋友們呢？大抵都不在了。郭亮被砍了頭，夏曦病死了，好些人在北邊打仗……我所訪問的對象，是在辦著《抗戰日報》的田壽昌。
壽昌是在抗戰發生、“八一三”以後，才得到自由的。“八一三”以後，他從南京遷到上海，和我曾經聚首過一個時期。我同他和夏衍，有好幾次一道上前線，對抗敵將領們打過氣。在上海未成為孤島之前，他先迴到了長沙，赤手空拳幹起一個小型的日報來了。
報館在一家電影院的前樓。雖然當中有一間很寬敞的大廳房，但僅作為過道或吃飯的地方。大家都集中在東頭的一間長條房間裏，這間房間是值得同情地被偏勞了。空間小，人手多，辦公室、會客室，都是它在兼差。在一壁還堆了幾個被卷，不用說，它在晚上又在擔當寢室的任務了。
雖然是在上午，在一般的報館裏應該是清閑的時候，這兒已經聚集了不少的人。有的在高談闊論，有的在打紮包裹。壽昌卻坐在麵街的窗下，揮筆如閃電地在趕寫原稿。
壽昌熱烈地歡迎著我，他向我說的頭一句話便是：啊，你來得恰好，今天中午我們正打算去吃“李合盛”。
這“李合盛”是神交已久了。它是長沙的一家有名的老教門館子，據說門麵坐場一點也不講究，然而所做的菜是好得不能形容。壽昌在好多年辰以前就向我推薦過：假如到了長沙，一定請我去吃“李合盛”。
壽昌替我把一房間的人都介紹了，其中有廖沫沙，有音樂家張曙，有壽昌的兩位弟弟三爺、五爺，大公子海男，一位舅舅，還有一位電影明星胡萍，一位女記者熊嶽蘭等等。
“好，我們就走，吃李合盛去，大家一齊去！”壽昌揮著手這樣叫著。
於是乎我們便被浩浩蕩蕩的隊伍所簇擁，向著李合盛進軍。
就像一對凱旋將軍一樣，壽昌和我，肩並肩地，走在最前頭。
我一麵走著，一麵才把我的來意向他說明。我說，我是為避難而來，我不想進政治部，打算到南洋去募款，來幹我們的文化工作。
壽昌開始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便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我走的是分裂路線，是逃避，是退攖。他說：我們正在號召團結，應該要拿出誠意來。事實上在今天也不能不利用政治上的關係，不然，一切工作都不容易做通。
我略略含著反駁地迴答了這麽一句：看來，你的政治性實在比我強得多。
二、五倫之一
街頭有不少賣地瓜的，湖南人叫做涼薯，廣東人叫做砂果，這東西似乎隻出產於四川、湖南、廣東這三個省份。這是我小時候愛吃的東西，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見過了。
我很高興，便花了兩毛錢買了兩大串，準備提到李合盛去，作為食後的果品。
在街頭走了一會兒，果然名不虛傳地在一條相當雜遝的背街上，瞻仰到了那神交已久的老店。它老的貴庚，怕已經有一百歲的高齡了。居然是有樓的，但好像連背都駝了。
上了樓，時間還早，樓座都還是空的。
壽昌大約是怕我會幻滅或者藐視，他又開始做著義務宣傳：停不一會兒你便可以看到，這兒的座位是要候補的呢。
事實上我一點也沒有幻滅，更何敢藐視。我在那似乎有點微微動搖的樓板上走著，倒在凜栗地起著敬老的念頭。
在一間樓房裏滿滿坐了兩大圓桌，桌麵寬，筷子長，湯匙大，充分發揮著湖南席麵的三大特色。
菜上桌了，除牛肉牛百葉之外，也有魚，也有雞，好像也沒吃出什麽特別的味道，但同樣也在發揮著湖南菜的三大特色：鹹、辣、多。壽昌是喜歡吃牛百葉的，盡管分量已經夠多，而他一叫就是雙份。
來客倒的確不少，當我們吃得快要終席的時候，樓上樓下都坐滿了人，就在我們的一間房門口，已經有好些人在那裏候補著了。
壽昌指著這樣的盛況給我說：你看，怎麽樣？名不虛傳？
“果然是名不虛傳。”我這樣說著，但我正剝食著地瓜，那雪白的地瓜心已經進了我的口裏：“啊，你們這兒的地瓜真好！又甜又嫩！”
“你喜歡這東西嗎？”
“我小時候頂喜歡吃，民國二年離開四川以後，隻有十二年前在廣州吃過。但廣東的，渣滓很多，四川的，也沒有這麽甜、這麽嫩。”
“你喜歡吃，那就好了，這一向正是吃涼薯的時候。”
走出李合盛的時候，迎頭碰著兩位朋友，一位是曹如璧，另一位是他的夫人梁淑德，他們是到報館去得到消息趕來的。曹如璧，我在上海見過，他的夫人是第一次見麵，據說是嶺南教會學校出身，在擔任著長沙婦女協會的秘書。但這位夫人身材矮小，在栗色的圓臉上架著一副相當深度的眼鏡，看起來倒還像一位女學生。
壽昌和他們商量了一下，他把淑德特別拉了過來，向著我說：淑德是我們頂好的朋友，他們住在南門外留芳嶺，房間宏敞，地方清靜。淑德願意招待你去住。我相信，你一定會住得很適意的。
在外表看來，好像超脫一切的壽昌，他對於我的關心，竟這樣周到。他既使我享用了名肴名果，又為我解決了住宿的問題。我在心裏著實感謝著他。無怪嗬，古時候的人要把朋友算作五倫之一了。
三、留芳嶺
留芳嶺！這不知道是什麽時代的什麽詩人所命的名，不僅字麵大有詩趣，而且對於實際也盡致地發揮了美化的本領。在這兒的周圍並沒有什麽“芳”，也沒有什麽“嶺”，隻是一簇常見的類似貧民窟的城市尾巴。但在那當中卻聳立著一座不太高明的中西合璧式的新建築，那便是曹如璧夫婦的住居了。
是有樓的一列三間的磚房。他們隻賃居著樓下的靠北的一邊。一間前房很宏大，一間後房較小。前房做著客廳，後房做著寢室。他倆在客廳的靠後一隅替我安下了一尊床，還從友人處借了一部屏風來間隔著了。地方的確是宏敞，清靜，更加上主人的殷勤，使我相信著，誰也會住得很適意。
就在這留芳嶺，第二天我會見了徐特立老先生。
徐特老當時也由延安迴到了長沙，我早就聽見好些年輕朋友說，徐特老的精神很好，一點也不老，他一做報告便可以做三四個鍾頭。
可惜我不是畫家，不能把這樣的一位好老人畫出。老人是矮個子，但那麽結實，穿著一身延安製的灰布棉軍服。巴旦杏的臉那麽紅潤，一對眼睛那麽有神，一嘴稀疏的胡子那麽坦白，嘴裏幾個缺牙那麽含笑，一頭斑白的長發那麽紛披。這不就是“誠實”本身的形象化嗎？
這位老人一出現在前廳，但奇妙的卻又有另外一位老人和幽靈一樣地浮現了出來。那便是反動派的商山四皓之一的吳稚輝。那個龐大、臃腫、肮髒、齷齪的“虛偽”的形象化！假使有誰肯把這兩位老人畫在一道，那就會成為對比法的一項最好的教材。
老人使我特別高興，出乎意外地他竟讚成我到南洋去。他說：替反動派做宣傳，絕對不可幹。我還替你提出個具體的步驟。你假如弄到錢，最好是在衡山附近辦個西南學院，來推進青年的革命教育。那樣才是根本的辦法。
老教育家斬截地對我這樣說，聲音是那麽剛健，像鄉裏老百姓說話的那樣，而又那麽地振聾發聵。我頓時起了一個幻想：西南學院一成立，就推戴這位老教育家做院長，不就會形成一個革命青年的理想園地嗎？
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特老也還是太樂觀了一點。在反動派的天地裏麵，哪裏會容得你來幹革命教育呢？這固然是後事，但也有不太後的事可以證明。特老住在長沙其實並不那麽自由，在他的後麵經常有特種尾巴。在其後不久，他竟至長沙也不能住，隻好北上了。
留芳嶺喲！到底是哪一位詩人替你取下了這樣好的一個名號？
四、不平衡的天秤
在長沙，我實在是有點憂鬱。
時局在大動蕩，我的心境在別種意義上也在大動蕩。
我自己實在是不願意再當馮婦，經過徐特老的一番話，在這一傾向上，又加上了一個有重量的分銅。
但一般的朋友們也在相對的一個傾向上加上重量。
武漢方麵的朋友不斷地有函電來催促，有的是勸勉，有的是嚴詞責備。
陳誠也有幾次簡短的電報來，還通過黃琪翔和其他的人，表示了他一定要請我迴去，一切的問題都可以當麵商量。甚至於這樣說：要等我迴去，三廳才開始組織。假如我不迴去，三廳就盡它虛懸在那兒。
黃琪翔在傳達這些意見之外，不斷地來過好幾次信，他的措詞有時候嚴烈到這樣：你假如要再開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當成朋友了。將來的曆史也不會容恕你的！
但是，一切的工作果能有推動的希望嗎？南京、上海的情形可不必說了，廣州、武漢的情形也可不必說了，眼前的長沙又是怎樣呢？一切不都是同樣地包而不辦，辦而無法，而且還在粉飾太平嗎？
那時的湖南主席是張治中，和平教會的晏陽初正攬得火熱。他們要辦什麽鄉村教育，設什麽模範縣。我自己實在叨光得很，有一晚是在主席官邸的夜宴上同席，就由於張的介紹，才第一次和我們貴同鄉見麵。想不到那位寡白得有點像尼姑的“川老鼠”，他竟有那樣大的抱負：他能改良農村，使湖南的老百姓們都穿上皮鞋！
可惜日本人也太愛開玩笑，時而也要開幾架飛機來空襲空襲這個太平盛世的桃源。最初一次（大概是二月十號）炸了長沙車站，等飛機跑了，房子燒了，然後才放出警報。
自從有了這一次的“馬後屁”之後，長沙也就開始“積極防空”起來了。每條街上在街邊隔不十來家鋪麵便建立一座“防空室”。那是用木板建築的，可有一人高，在頂上堆一層沙袋。這樣就說是在“防空”了。長沙的市民倒給了這些新建築一個很合理的利用——臨時茅房。
還有更悲慘的悲劇逼到眼前來了！
《抗戰日報》本身不就是一個悲劇？盡管靠著壽昌和其他的朋友們在那兒苦撐，然而事實上是在幹著“無米之炊”。白報紙成問題，印刷費成問題，就是同仁們的夥食費都是七拚八湊地勉強敷衍的，薪水更是說不上了。津貼請不到，管製卻不請自來。為了團結，大家都得忍氣吞聲。
悲劇的最**是出現在我到長沙後的一星期左右。一位報館同事的家裏就因為生活困難，發生了一件母子自殺的悲劇。
這是誰的罪呢？熱誠愛國的文化人不僅被逼得貧病交迫，更甚而家破人亡，這到底是誰的罪呢？
罪犯們都有一雙血手，但在這雙血手上時時又帶上一雙白手套。誰能夠安心地去和他們握手？
我的心境，是放在一個不平衡的天平上的，我實在沒有辦法控製著它，使它不動蕩，不再動蕩。
五、使酒罵座
壽昌的耐性，我實在是佩服。他的處境應該比我艱難得多，卻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來鼓舞我，安慰我。
他號召過長沙文化界為我召集了一次規模相當大的歡迎會，又時而動員朋友請我吃飯，請我講演，請我寫字，更時而陪我去聽湘戲，進咖啡館，遊嶽麓山。我憑吊過黃興墓、蔡鍔墓，也憑吊過屈子廟、賈太傅（誼）祠，都是他自去或請朋友做向導，陪同我去的。
有一次，他拉我去拜訪過胡萍的家。那實在是可憐的家！家在貧民窟裏，內部也很不整潔。明星在生病，明星的老母親也在生病，隻有一位七八歲的小弟弟招待著我們。這也應該算得是一個悲劇吧？
報館的樓下就有一座咖啡店，每到夜間，大家的緊**作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便到那兒去，喝一杯咖啡或一兩杯酒。有時候是合夥，有時候是我請他們。聽說，胡萍就是那座咖啡店的女招待出身，因此那兒的女招待員們似乎都有些自負：仿佛每一位的將來都有成為電影明星的希望。
壽昌是這兒的北辰，隻要他一進門，真真是“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女招待們都要來簇擁著他，把希望的眼光投注在他身上。
那兒有鹵雞翅膀，壽昌頂愛吃，去一次總要吃它十好幾隻，但我自己卻照常喜歡吃我的涼薯。
有一次，就在那咖啡店的門口，我又買了兩毛錢的涼薯，準備分給大家吃，之後，再帶些迴留芳嶺去。平常買兩毛錢涼薯，分量是很多的，但這一次卻少得可憐了。我便向那賣涼薯的老人質問：
“為什麽今天兩毛錢的涼薯這麽少呢？”
那老人很閑泰地補足分量，笑著說：“我是怕你拿不動呢。”
惹得站在一旁的壽昌大笑起來，他以後還把這件小插話，作為幽默的材料，告訴過很多的人。
壽昌這樣鼓勵我，安慰我，實在是費盡了很大的苦心，但我卻萬分不應該，我有一次很對不住他，也對不住很多朋友。
那是一天星期的晚上，我托壽昌在一位朋友家裏備了兩桌便飯，準備大家痛快一下。朋友們買了好幾瓶虎骨酒。我自己是容易衝動的人，一時控製不住，便對兩大圓桌的友人，每一個人都幹了一杯。
虎骨酒，看起來，吃起來，都有點像五加皮。是不是真正有老虎的骨灰在裏麵，老虎的骨灰究竟有怎樣的作用，我不知道。但那酒著實很厲害，把兩個席麵敬完了之後，我醉了。接著我對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批評起來，而且由批評而斥責，愈來愈猛，終竟完全失掉了知覺。
第二天清早醒來，發覺自己是睡在報館的西首房裏，三爺和海男在照拂著我。我問到晚上的情形，他們開始不肯說，但到後來還是三爺告訴了我。
他說我罵了一切的人，指著男的罵為男政客，指著女的罵為女政客。罵大家都在玩花頭，一點也不落地生根，眼睛隻看上層，不看下層。他又說，我也罵了自己，打了自己三下重實的耳光，連連罵自己是政客，政客，混賬的政客！
三爺和海男都隱隱在得意，他們說：我們倒很好，並沒有挨罵。
六、入地獄
立群留在武漢，差不多三天兩頭地總有一封信來，或直接，或間接地，通知我一些消息。起初她本來進行著去北邊讀書的事情，後來又被朋友們把她留著，不叫她走了。隔了十天左右的來信說：不久她也要到長沙來。我正期待著，但接著的第二封信，卻又說不能來了，還要緩幾天。每次的來信，差不多都要提到大家的意思，要我無論怎樣不要太性急地離開長沙南下。
我離開了立群，是精神上另一種意義的苦悶。她能快來，我自然很樂意；慢來，我也隻好耐性地等了。
二月，轉瞬已是二十六號，我離開武漢已經二十天了。這一天的上午，我從留芳嶺的寓所走出，在大路邊，正想雇一部洋車，坐進城去找壽昌，忽然看見壽昌坐在一部洋車上迎麵而來。壽昌一看見我，頓足停車，向著我喊：武漢的朋友來了！
壽昌跳下了車，我才發現被他擋著的後一部車上坐著立群。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時我也看見立群的臉忽然漲得通紅，把頭埋下去了。
一同折迴到寓所。立群帶來了很多信，有周公的，還有其他的人的。
立群從口頭告訴了我：陳誠對周公有了明白的表示，要我立刻迴去，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又說：副廳長的人選也不成問題了，那位劉健群惹出了什麽桃紅事件，已經跑到重慶去了。
立群沒有表示她自己的意見，但我看她把我留在武漢的行李一件也沒有帶來，毫無疑問，她也是讚成我趕快迴去的。
我遲疑著也沒有立即表示意見。
壽昌在一旁催促：這還有什麽值得考慮的呢？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朋友們都在地獄門口等著，難道你一個人還要留在天堂裏嗎？
“那麽，你是願意入地獄了？”
“當然，不會讓你一個人受罪！”
“好吧，”我決了心這樣迴答，“我們就去受罪吧。不過，我的問題很簡單，說走隨時都可以走。你呢？現在就要看你了。”
壽昌大笑起來，掉頭對著立群說：“不辱使命！畢竟還是女性的力量大，愛情的力量大嗬！”
立群又漲紅了一次臉，又把頭埋下去了。
商量的結果，壽昌要求給他一兩天的餘裕，讓他把《抗戰日報》交代清楚，並且還準備邀一兩位朋友同去。就這樣我們便決定乘二十八號的早車，一道去武漢。
當天晚上壽昌又邀約了好些人去吃一次李合盛。立群卻和我一樣，也愛吃湖南的地瓜。她是生在北京，在上海待了幾年的人，地瓜不僅沒有吃過，並且沒有見過。立群說：這真是平民化的食品，外皮像番薯而能夠自由用手剝，內容真像地梨。
第二天的天氣很好，我同立群兩人過江，盡興地遊了一次嶽麓山。住了二十天，我居然成了一個老長沙了。賈誼在這兒偏要哭，怕還是想做官的心太切了吧。我要走了，倒覺得長沙很值得留戀：這兒仿佛是一個樂園呢。
乘上二十八號的早車。同行的是壽昌、三爺、張曙。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車站上送行。
在《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中，火車開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