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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武俠中，中原武林總會有這樣一個幫派組織存在，他們衣衫襤褸、食不果腹，卻有著扶危濟貧、心係天下的俠肝義膽。如果說，金庸老先生刻意塑造的郭靖是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那麽，這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組織也足以稱之為此了，而且，綽綽有餘！這個幫派組織就是號稱天下第一幫的“丐幫”！
在這裏我們要進行介紹的，是丐幫的前身，乞活軍！
就像丐幫有傳奇人物如喬峰、洪七公、黃蓉一樣，乞活軍也是一支不斷創造著奇跡的部隊，建立成漢帝國，誕生名將如冉閔、李農，著實轟轟烈烈，氣勢非凡。
然而乞活軍的起源與形成卻是一個格外沉重的話題，但在那段曆史中卻無法避免也必須提及。我們需要通過它來窺探一斑那個時代處於絕望中的廣大人民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掙紮與反抗。
乞活，乞求活命之意，沒有人願意死，於是，活不下去的時候，隻能去“乞活”。乞活的人多了，再經過他人有目的的組織、培訓，就成了軍隊——乞活軍。五胡十六國時期，在中國的北方戰場，乞活軍很特殊，也很活躍，幾經沉浮而不倒，屬於特定曆史時期的特殊產物。
乞活軍是由官方組織起來的流民集體，為自己乞活，被他人利用。同時兼具官方和民間組織兩種性質。所具有的共同的目標（乞活）讓乞活軍成為流民中最為團結、活動範圍最為廣泛、曆時最為持久的隊伍，當然，這也與那個時候廣大人民長期吃不飽飯有關。為了最基本的吃飯和生存的問題，乞活軍四處流動作戰，其足跡遍布大江南北，黃河兩岸，貫穿整個八王之亂，貫穿整個五胡亂華，甚至直至南北朝的對峙。
有天災，有人禍，就有乞活軍。
我們換個說法：吃飯的問題，才是乞活軍之所以存在的根源。
在五胡亂華時期，中國北方連年戰亂，各方勢力相繼登場和垮台，加上頻繁的瘟疫和自然災害，廣大勞動人民連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都不能得到保障。
晉惠帝永興二年（306年），“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以致“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通鑒》）；永嘉四年（310年），“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通鑒》）；可以說是見什麽吃什麽，蝗災過後，能留給人類的，恐怕也隻有光禿禿的土地和遍地骸骨了；永嘉六年（312年）“幽州大水，人不粒食”（《晉書》）。人不粒食的意思就是：人連一粒糧食都沒得吃。饑餓足以讓人精神崩潰而做出任何不可思議的事情，許多地區出現“易子而食”、“人相食”（《晉書》）的人間慘劇。
天災無法避免，人禍也時有經常。以並州（今山西北部）為例，“寇賊縱橫，道路斷塞”（《通鑒》），到處是強盜和兵亂，根本無安全可言。“府寺焚毀，邑野蕭條”（《通鑒》），本該熱鬧的市井，頗有生機的鄉村，處處殘敗如人間地獄。
生存受到威脅，人們不得不四處流浪和遷徙，以尋求能帶來一口吃食和片刻安寧的避難之所。然而，五胡亂世，安寧隻能是相對而言，世上本沒有“世外桃源”，即使是有，也不足以容納天下百姓，多數人都過著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
四處奔走“乞活”的那些人們，就是流民，而乞活軍的形成就是源於這樣的流民的泛濫。流民，在中國曆朝曆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過。因為戰亂或饑荒，百姓無法生活，於是成群結隊的遷往他鄉。流民不同於移民，移民輾轉遷徙後會定居下來，有最終的目的地；也不同於徙民，徙民是官方有組織的遷徙，到了地兒，說不準還有安家費可以拿。流民在形式上表現得更為鬆散，居無定所，四處漂泊，哪裏有糧食，哪裏就是他們的家，吃完了，再去找下一家。在中國的曆史上，最為龐大的流民活動是李自成等人的農民起義，其實就是流民進行的武裝乞活運動，經村過縣，如蝗蟲一般，席卷走所有能帶走的一切。包括那些本不是流民的人們，也因為流民的到來而成為流民。
事情總是在相輔相成中成長，即使它是一棵毒瘤。亂世出流民，因為沒有飯吃；流民擾亂世，更亂的亂世讓大家都沒有飯吃，然後都去做流民。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的那些日子，各方霸主相繼逐鹿，地方政府朝不保夕，在惶惶中求以終日，根本無暇顧及泛濫而起的流民，所謂遣送安置更是無從談起。在當時，流民之多、遍布之廣，達到了曠世空前的境況（人口基數雖少，但流民的比例卻高）。
有誰願意接納那些成千上萬的流民呢？沒有人，相反，流民所到之處都會受到排斥，無論哪裏都缺糧食，有糧食也不願意給他們吃。但流民自然不想因為文明禮貌而被餓死，於是，衝突也就在所難免。“司、冀、並、兗州流人數萬戶在於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晉書》），還有“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通鑒》）”，這就是當時情形的真實寫照。為防止流民哄搶，各地紛紛組織武裝防範，而流民受到攻擊，就要自衛，也逐漸自發地形成了自己的武裝。如“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流民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在譙，為塢主”（《晉書》），“秦州流民鄧定、訇氐等據成固，寇掠漢中”（《通鑒》）。這些流民武裝在客觀上加劇了社會的動蕩。
在這種情況下，乞活軍也就應運而生。其中最活躍、曆時最久的便是燕王司馬騰（就是那個準備把石勒賣掉充軍餉的司馬騰）的部隊。西晉末年，“並州（今山西北部）饑饉，數為胡寇所掠”，饑荒加上兵亂，以至於“郡縣莫能自保”（《通鑒》）。無奈之下，州將田甄、李惲、薄盛等人，便將流民組織起來，“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跟隨司馬騰到冀州（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河南東北、山東西部）謀食，這支隊伍便被稱作乞活軍。
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將流民收編，使這些人有所依靠；二是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武裝，便於謀食。沒有財產住所，隻為活命乞食，這樣的部隊打起仗來無後顧之憂，十分勇敢強悍，成為司馬騰麾下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
乞活軍所進行的戰鬥，主要是和石勒展開的。八王之亂時，司馬騰鎮守鄴城，曾與成都王司馬穎互相攻伐。司馬穎死後，汲桑和石勒（曾在司馬穎舊部公師蕃的麾下效力，當時的石勒還沒有發跡）為司馬穎報仇，攻下鄴城，殺掉司馬騰，焚城而去。乞活軍又在田甄、田蘭等人的帶領下，替司馬騰報仇，在樂陵殺了汲桑。
其後乞活軍內部由於政見不合走向分裂：一部分在李惲、薄盛帶領下，投靠了東海王司馬越。司馬越死後，部眾分散，李惲率乞活軍逃至洧倉（河南許昌東），與石勒軍隊進行過多次征戰（此時的石勒已是前趙的大將），讓石勒吃了不少苦頭。如“石季龍（石虎）襲乞活王平於梁城（今河南方城縣境內），敗績而歸”（《晉書》）。但終究還是為石勒所滅。另一部乞活軍由田甄率領遠走上黨（今山西長治一帶），石勒付出很大代價才將其打敗，其中陳午一部投降石勒，後又反叛石勒南走江淮，投靠了東晉。
這支活躍在中國古戰場上的特殊部隊，輾轉存活了百餘年，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成為五胡亂華時期流民武裝的一個特例。為了糧食，為了生活，為了自保，不得不卷入到戰爭的行列，也體現出流民的困苦與無奈。一個“乞”字，一個“活”字，我們從中能讀出那個時代所有流民的悲慘與不幸。乞活軍的出現和存在，充分見證了那個曆史大動蕩時期的悲壯與淒涼。
冉閔、李農領導的軍隊，其實就是乞活軍中的一部。那些活不下去的漢人，是他們賴以起家立足的根本。褚裒北伐的時候，遇到的李農的部隊，其實就是投降了後趙的乞活軍，純粹由漢人組成的軍隊，那時，卻是羯人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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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武俠中，中原武林總會有這樣一個幫派組織存在，他們衣衫襤褸、食不果腹，卻有著扶危濟貧、心係天下的俠肝義膽。如果說，金庸老先生刻意塑造的郭靖是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那麽，這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組織也足以稱之為此了，而且，綽綽有餘！這個幫派組織就是號稱天下第一幫的“丐幫”！
在這裏我們要進行介紹的，是丐幫的前身，乞活軍！
就像丐幫有傳奇人物如喬峰、洪七公、黃蓉一樣，乞活軍也是一支不斷創造著奇跡的部隊，建立成漢帝國，誕生名將如冉閔、李農，著實轟轟烈烈，氣勢非凡。
然而乞活軍的起源與形成卻是一個格外沉重的話題，但在那段曆史中卻無法避免也必須提及。我們需要通過它來窺探一斑那個時代處於絕望中的廣大人民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掙紮與反抗。
乞活，乞求活命之意，沒有人願意死，於是，活不下去的時候，隻能去“乞活”。乞活的人多了，再經過他人有目的的組織、培訓，就成了軍隊——乞活軍。五胡十六國時期，在中國的北方戰場，乞活軍很特殊，也很活躍，幾經沉浮而不倒，屬於特定曆史時期的特殊產物。
乞活軍是由官方組織起來的流民集體，為自己乞活，被他人利用。同時兼具官方和民間組織兩種性質。所具有的共同的目標（乞活）讓乞活軍成為流民中最為團結、活動範圍最為廣泛、曆時最為持久的隊伍，當然，這也與那個時候廣大人民長期吃不飽飯有關。為了最基本的吃飯和生存的問題，乞活軍四處流動作戰，其足跡遍布大江南北，黃河兩岸，貫穿整個八王之亂，貫穿整個五胡亂華，甚至直至南北朝的對峙。
有天災，有人禍，就有乞活軍。
我們換個說法：吃飯的問題，才是乞活軍之所以存在的根源。
在五胡亂華時期，中國北方連年戰亂，各方勢力相繼登場和垮台，加上頻繁的瘟疫和自然災害，廣大勞動人民連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都不能得到保障。
晉惠帝永興二年（306年），“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以致“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通鑒》）；永嘉四年（310年），“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通鑒》）；可以說是見什麽吃什麽，蝗災過後，能留給人類的，恐怕也隻有光禿禿的土地和遍地骸骨了；永嘉六年（312年）“幽州大水，人不粒食”（《晉書》）。人不粒食的意思就是：人連一粒糧食都沒得吃。饑餓足以讓人精神崩潰而做出任何不可思議的事情，許多地區出現“易子而食”、“人相食”（《晉書》）的人間慘劇。
天災無法避免，人禍也時有經常。以並州（今山西北部）為例，“寇賊縱橫，道路斷塞”（《通鑒》），到處是強盜和兵亂，根本無安全可言。“府寺焚毀，邑野蕭條”（《通鑒》），本該熱鬧的市井，頗有生機的鄉村，處處殘敗如人間地獄。
生存受到威脅，人們不得不四處流浪和遷徙，以尋求能帶來一口吃食和片刻安寧的避難之所。然而，五胡亂世，安寧隻能是相對而言，世上本沒有“世外桃源”，即使是有，也不足以容納天下百姓，多數人都過著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
四處奔走“乞活”的那些人們，就是流民，而乞活軍的形成就是源於這樣的流民的泛濫。流民，在中國曆朝曆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過。因為戰亂或饑荒，百姓無法生活，於是成群結隊的遷往他鄉。流民不同於移民，移民輾轉遷徙後會定居下來，有最終的目的地；也不同於徙民，徙民是官方有組織的遷徙，到了地兒，說不準還有安家費可以拿。流民在形式上表現得更為鬆散，居無定所，四處漂泊，哪裏有糧食，哪裏就是他們的家，吃完了，再去找下一家。在中國的曆史上，最為龐大的流民活動是李自成等人的農民起義，其實就是流民進行的武裝乞活運動，經村過縣，如蝗蟲一般，席卷走所有能帶走的一切。包括那些本不是流民的人們，也因為流民的到來而成為流民。
事情總是在相輔相成中成長，即使它是一棵毒瘤。亂世出流民，因為沒有飯吃；流民擾亂世，更亂的亂世讓大家都沒有飯吃，然後都去做流民。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的那些日子，各方霸主相繼逐鹿，地方政府朝不保夕，在惶惶中求以終日，根本無暇顧及泛濫而起的流民，所謂遣送安置更是無從談起。在當時，流民之多、遍布之廣，達到了曠世空前的境況（人口基數雖少，但流民的比例卻高）。
有誰願意接納那些成千上萬的流民呢？沒有人，相反，流民所到之處都會受到排斥，無論哪裏都缺糧食，有糧食也不願意給他們吃。但流民自然不想因為文明禮貌而被餓死，於是，衝突也就在所難免。“司、冀、並、兗州流人數萬戶在於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晉書》），還有“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通鑒》）”，這就是當時情形的真實寫照。為防止流民哄搶，各地紛紛組織武裝防範，而流民受到攻擊，就要自衛，也逐漸自發地形成了自己的武裝。如“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流民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在譙，為塢主”（《晉書》），“秦州流民鄧定、訇氐等據成固，寇掠漢中”（《通鑒》）。這些流民武裝在客觀上加劇了社會的動蕩。
在這種情況下，乞活軍也就應運而生。其中最活躍、曆時最久的便是燕王司馬騰（就是那個準備把石勒賣掉充軍餉的司馬騰）的部隊。西晉末年，“並州（今山西北部）饑饉，數為胡寇所掠”，饑荒加上兵亂，以至於“郡縣莫能自保”（《通鑒》）。無奈之下，州將田甄、李惲、薄盛等人，便將流民組織起來，“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跟隨司馬騰到冀州（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河南東北、山東西部）謀食，這支隊伍便被稱作乞活軍。
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將流民收編，使這些人有所依靠；二是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武裝，便於謀食。沒有財產住所，隻為活命乞食，這樣的部隊打起仗來無後顧之憂，十分勇敢強悍，成為司馬騰麾下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
乞活軍所進行的戰鬥，主要是和石勒展開的。八王之亂時，司馬騰鎮守鄴城，曾與成都王司馬穎互相攻伐。司馬穎死後，汲桑和石勒（曾在司馬穎舊部公師蕃的麾下效力，當時的石勒還沒有發跡）為司馬穎報仇，攻下鄴城，殺掉司馬騰，焚城而去。乞活軍又在田甄、田蘭等人的帶領下，替司馬騰報仇，在樂陵殺了汲桑。
其後乞活軍內部由於政見不合走向分裂：一部分在李惲、薄盛帶領下，投靠了東海王司馬越。司馬越死後，部眾分散，李惲率乞活軍逃至洧倉（河南許昌東），與石勒軍隊進行過多次征戰（此時的石勒已是前趙的大將），讓石勒吃了不少苦頭。如“石季龍（石虎）襲乞活王平於梁城（今河南方城縣境內），敗績而歸”（《晉書》）。但終究還是為石勒所滅。另一部乞活軍由田甄率領遠走上黨（今山西長治一帶），石勒付出很大代價才將其打敗，其中陳午一部投降石勒，後又反叛石勒南走江淮，投靠了東晉。
這支活躍在中國古戰場上的特殊部隊，輾轉存活了百餘年，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成為五胡亂華時期流民武裝的一個特例。為了糧食，為了生活，為了自保，不得不卷入到戰爭的行列，也體現出流民的困苦與無奈。一個“乞”字，一個“活”字，我們從中能讀出那個時代所有流民的悲慘與不幸。乞活軍的出現和存在，充分見證了那個曆史大動蕩時期的悲壯與淒涼。
冉閔、李農領導的軍隊，其實就是乞活軍中的一部。那些活不下去的漢人，是他們賴以起家立足的根本。褚裒北伐的時候，遇到的李農的部隊，其實就是投降了後趙的乞活軍，純粹由漢人組成的軍隊，那時，卻是羯人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