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美國發動細菌戰
不能忘卻的197653 作者：行早的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東社1951年12月5日仰光電，讓中國人憤怒異常。
兩位拒絕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透露的消息稱，三個日本細菌專家奉李奇微總部之命，攜帶進行細菌戰的一切必要裝備，離開東京到達朝鮮，準備以朝中人民部隊的被俘人員作為細菌試驗對象，並且提出了在冬天進行細菌戰計劃的報告。
日本人又一次在朝鮮戰爭中登場了，這三名“細菌戰專家”為首的是著名的變態狂—前日本陸軍軍醫中將石井四郎。中國人民對這個惡魔非常熟知，石井四郎就是抗日戰爭時期，駐紮在中國東北、犯下無數禽獸不如罪行的“七三一防疫給水部隊”創始人兼指揮官。
與他同樣臭名昭著的還有獸醫少將若鬆次郎和北野正藏。
這三人都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在中國發動了多次細菌戰，是令人發指的戰犯，甚至連蘇聯人也對他們恨之入骨。他們是蘇聯提議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五個大戰犯中的三位。
為了研究不同人種對細菌的反應，石井四郎等人使用各種手段，用不少蘇聯人作為實驗對象，進行了“活體解剖”等殘忍試驗。隨著時間推移，連許多日本人也開始打破沉默，揭露美國為了利用“731部隊”的細菌戰經驗和成果，庇護了這些早該千刀萬剮的罪人，如石井四郎等人，甚至提供了優越的生活條件，令其安度晚年，石井四郎等人也自然投桃報李。
1952年1月27日晚8點，多架美軍戰機飛臨誌願軍第42軍第375團的陣地上空。誌願軍部隊迅速進入坑道，但沒有聽到往常的爆炸聲。
次日清晨，第42軍第375團戰士李廣福，在駐地金穀裏的雪地上，發現了大量的蒼蠅、跳蚤和蜘蛛等昆蟲，一夜之間，它們突然不合時令地，出現在金穀裏山坡，約200米長，100米寬的寒冷雪地上。
時任第42軍第125師，第375團的作戰參謀宋春林，第二天天快亮時，起床一看，雪地上到處亂爬的蒼蠅、跳蚤等昆蟲，就急忙讓部隊用掃把掃，用火燒。
隨後，第375團在外遠地，龍沼洞和龍水洞，也發現了大批昆蟲。形似虱子、黑蠅或蜘蛛，散布地帶長達6公裏。
第42軍在分析了有關情況後初步判斷，此蟲發生可疑，數地同時發生，較集中密集，可能是敵人散布的細菌蟲。但當時第42軍衛士技術設備，無法確認它們，到底帶有何種細菌。因此，立即采取措施，清理焚燒這些昆蟲。並在誌願軍司令部的指示下，將這些昆蟲標本，送往誌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
朝鮮北部的冬天天寒地凍，這些昆蟲的出現，明顯違背常理。
2月2日，誌願軍總部，又一次接到第42軍報告，彭老總對此高度重視。當即打電話，向第42軍軍長吳瑞林，詢問詳細情況。並指示，立即采取措施，消滅可疑昆蟲。誌司立即向各部，轉發第42軍的報告，要求各部嚴密注意，美軍飛機的投擲物。並及時上報異常情況。
此後，誌願軍部隊，誌願軍其他部隊，連續在朝鮮前方和後方，伊川、鐵原、金化等地，也接連發現了，密集的蒼蠅、蚊子、蜘蛛等，傳播病毒和細菌的昆蟲。密度最高的地方甚至達到，每平方米600隻，十分瘮人。
1952年2月11日下午14時，第39軍向誌司發來電報：第117師第351團陣地上發現美軍飛機投下的紙包和紙彈筒，裏麵裝有跳蚤、蜘蛛、蒼蠅等昆蟲。經檢驗確認，這些昆蟲攜帶有鼠疫杆菌。
隨後，誌司派出細菌專家魏曦與昆蟲專家何琦，前往39軍駐地進行實地調查。對標本重新進行檢驗後，發現報告有誤。有誤的原因是該軍化驗人員對細菌心存恐懼，在檢驗過程中畏首畏尾，操作失誤，導致結果出現誤差。
兩位專家當場否定了第39軍衛生部的檢驗結論，並提出建議：病菌的檢驗，應做到嚴格細致，報道時務必要格外謹慎，否則可能引發軍隊內部的恐慌，甚至在政治上陷入被動局麵。同時，他們指出，在冬季低溫環境下，各類昆蟲難以存活，敵方即使發動細菌戰，也不大可能通過昆蟲傳播，反而更有可能使用鼠疫細菌戰。
而誌願軍的工事和掩蔽部，正好為老鼠提供了不錯的寄生條件，很容易導致鼠疫的擴散，因此建議將檢驗工作的重點，放在鼠疫菌的檢測上。
2月17日，中朝軍隊聯合司令部發布指示，要求全軍保持高度警惕，防範敵人投放細菌昆蟲等陰險手段。一旦發現敵人投放的細菌昆蟲，或者其他的可疑物品，除收集並上報樣本外，還須立即采取嚴密的防疫措施，進行消毒和殺滅處理，同時提交詳細報告。
與此同時，誌司致電中央軍委，請求調集國內的鼠疫、霍亂、迴歸熱及腦膜炎疫苗，運送至朝鮮，分發給誌願軍和朝鮮的軍民。
2月22日，誌願軍衛生部經過多次檢驗，確認了魏曦和何琦兩位專家的結論。
隨後，誌願軍衛生部於2月22日和2月24日兩次致電誌願軍總部、總後勤部及中央軍委，提出建議：由於部分標本未能檢出細菌，對於敵方是否已經開展細菌戰，應保持謹慎態度。同時，已空運至朝鮮的疫苗和消毒藥品，暫時應由誌願軍衛生部控製，不要立即分發給部隊。
2月22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務相樸憲永發表聲明稱，在平壤北部地區發現了一枚由美國投下的細菌炸彈。該炸彈內裝滿了能夠在嚴寒條件下存活的蒼蠅，這些蒼蠅攜帶著美軍植入的高傳播性細菌和病毒。他指控美軍在朝鮮戰場上：
“動用了大量針對平民的細菌武器，犯下了人類曆史上最嚴重的罪行，野蠻地違反了所有關於戰爭的國際法規。”
唿籲全球人民共同行動，製止美軍的暴行，並追究細菌武器使用者和組織者的國際法律責任。
2月23日，誌司致電中央，內容如下：
“敵企圖以細菌殺傷我大量人員，以逼我屈服就範，甚為明顯。如其陰謀失敗，可能大量使用毒氣，應提起我們嚴重注意，預為準備。朝鮮氣候在三八度線以北，此刻夜晚還在零下五至十度，鼠疫、霍亂兩種病菌還不易迅速繁殖蔓延，但至三月半氣候轉暖，上述兩種病菌最易蔓延。”
2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達對朝鮮政府立場的支持，並指出：
“中國人民將和全世界人民一道，為製止美國政府這一瘋狂罪行而堅決鬥爭到底”。
2月25日，中央軍委向誌司發電：
“在組織有關人員全麵核實了來自各種途徑的報告和檢驗結果後，認為：許多事實都肯定地證明了敵人是在進行細菌戰。完全同意他對敵人進行細菌戰和可能使用毒氣的判斷。今仍不相信敵人進行細菌戰的觀點是極為錯誤的和有害的，若不迅速糾正，將來必誤大事。
目前在朝鮮的防疫工作，首先應是統一對敵人進行細菌戰的認識，克服各種右傾思想（大意麻痹、僥幸和不相信敵人會撒放細菌等）。各級領導幹部和機關，必須把防疫工作當作目前部隊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務。”
從1月28日首次發現疫情，到2月21日形成決策，中央、軍委以及誌願軍總部經過了20多天的觀察、驗證與分析，才得出敵方正在實施細菌戰的初步判斷，下了反細菌戰的決心。
在作出決策的過程中，不僅依據了誌願軍部隊的疫情報告，還綜合了來自各方渠道的各種情報和資料。
1952年2月19日，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和副總參謀長粟裕等人召開會議，討論反細菌戰的具體落實措施，確定：立即將現存的全部340萬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劑，和其他防疫用具連夜裝運，在三天內用飛機，全部運到安東（今丹東），轉送朝鮮前方部隊，並立即再趕製，1000萬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鮮。
第二天，根據中央指示，聶榮臻、粟裕等人，同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克拉索夫斯基，衛士顧問阿薩杜良，舉行緊急會議。向蘇聯通報了，美軍實施細菌戰的情況。
蘇聯顧問認為，美軍的目標，在於試探誌願軍，對細菌戰的防禦能力，和細菌戰的作用。如果誌願軍暴露出弱點，必將導致細菌武器，被美軍大量使用。
防疫戰迫在眉睫！一旦暴發疫情，將直接影響誌願軍作戰，並對戰爭的進程和結局，產生重大影響。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一場揭露、控訴美軍，細菌戰罪行，和進行戰場防疫的，反細菌戰行動展開了。
但是，如果觀察足夠仔細就會發現，雖然確實在很多地區發現了大量的異常昆蟲，通過化驗也證明了其確實帶菌，但是，始終沒有任何一份報告說明其攜帶的是哪些病毒、細菌，而是用了“xx病毒可能性為大”這種描述。
這時候，北朝鮮在沒有確鑿證據的前提下，就通過廣播在國際上公開指責美軍發起了“細菌戰”，這一舉動未免太過草率了。
這條廣播發布後，迅速被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廣播紛紛報道，指責美軍發動細菌戰並使用生化武器。
然而，美國在此事上展現了罕見的沉默。
根據美國戰後解密的資料顯示，美國情報部門當時的判斷是這樣的：
1951年夏季，朝鮮大範圍爆發了霍亂、傷寒和天花等疾病，但到了冬季，疫情有所緩解。然而，中朝方麵預計，隨著天氣轉暖，瘟疫有可能再次大規模爆發。為此，在1952年2月，中朝宣布美國發起了細菌戰，試圖將未來可能出現的疫情，歸咎於美國。
一個月後，平壤公布了消息，稱據不完全統計，美國飛機共計804次在平壤以北地區投放了各種細菌和病毒，擴大到朝鮮北部的7個道44個郡。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軍將細菌戰的範圍，擴大到中國東北地區。
時為北京電影製片廠新聞攝影隊攝影師 趙化說“一到沈陽的時候，沈陽街頭，好多女同誌都戴著口罩，拿個東西就撿，敵人飛機扔下來的蟲子。”
這份報告來自於，遼寧省寬甸縣第一區防疫委員會。記載了1952年3月，美軍的一次空襲。“農民親眼看到的，美帝國主義的飛機，扔下一個東西，炸開後，地麵上每平方米就出現了四五個毒蟲。”
後經國內外專家調查走訪，全縣有12個區46個村，遭到美軍細菌戰飛機入侵，投放的毒蟲有33種之多。這次暴行，後來被稱為“寬甸事件”，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概。
朝鮮和中國展開了大規模的防疫消毒衛生行動，中央軍委連續發布兩次指示：“各級領導和機關，必須將防疫工作視為當前部隊和居民事務中的首要任務。”
“無論是否有病員出現，都必須迅速果斷地開展防疫工作，絕不允許任何猶豫或動搖。”
這一特殊時期，防疫工作，成為反細菌戰的中心任務。
國內支援了很多的防疫藥品、防疫人員，深入部隊進行衛生防疫工作。國內先後向朝鮮前線，派出3批各學科專家，和百名防疫人員。誌願軍也加緊進行，防疫和防化培訓。
1952年3月1日，誌願軍成立以鄧華為主任的防疫委員會，領導全軍反細菌戰鬥爭。他們在誌願軍中，和駐區附近的朝鮮軍民中，廣泛展開防疫動員，和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工作。全軍上下一齊動員反細菌戰，那些沒有多少文化的中國農民士兵們，普遍接受了現代衛生防疫知識教育，連誌願軍駐地附近130萬朝鮮居民，也都注射了疫苗……
朝鮮老百姓，和朝鮮政府聯合起來，漫山遍野，清除、掩埋（被汙染的物品）。另外，有一些，水井、糧食、食物，這些都經過正規的方法，來進行處理。另外，每一個人都打了防疫針。
防疫人員拿出來一些藥品，專門對症、教會大家，怎麽樣消毒，怎麽樣注意。
在前線，誌願軍突擊建立了專門的傳染病醫院，或隔離室，收治被美軍投放病菌感染的病人。為確保戰士們的身體健康，至同年6月底，誌願軍部隊鼠疫疫苗接種兩次，霍亂、五聯疫苗接種一次，注射率達到100%。
主要交通線兩側，和防疫區內，共計450餘萬朝鮮人民，以及戰俘營中的“聯合國軍”戰俘，也接種了鼠疫疫苗。
戰士們趕製了大量捕打工具，捕滅帶菌昆蟲，有效的控製住了，前方疫情的發展。
李永哲，時任第40軍第118師炮兵營連長，曾親自參與了這一運動。他說“他們每個人手裏拿著紙袋子，拿著夾子到雪地裏，撿蒼蠅。”
在全球輿論的強烈譴責中，華盛頓終於打破沉默。
美國堅決否認曾經使用過細菌武器。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緊急電令李奇微，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堅決否認美軍使用過細菌武器，以防中朝方麵在板門店談判中，利用這一點進行討價還價。
為證明自身清白，美國國會向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主席發出邀請，歡迎國際紅十字會派遣調查組，對美軍是否在朝鮮使用過細菌武器展開全麵調查。
國際紅十字會應邀請求入境調查細菌戰情況，並向北朝鮮發出電報。然而，平壤方麵以該組織傾向於西方，調查結果無法確保公正為由，斷然拒絕了這一請求。
蘇聯隨即表示，可以由他們主導，邀請來自亞洲、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中立國家派遣相關人員前往朝鮮進行調查。
朝鮮隨即表示同意。
1952年3月3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從內部抽調成員，組建了“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和“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來到朝鮮，對美軍實施細菌戰的情況，進行實地調查，金日成在平壤會見了代表團。
這個協會成立於1946年10月，是一個國際性的法律工作者民間組織。其宗旨在於促進法律工作者之間的聯係與交流，增進彼此的理解與友誼；鼓勵法學和國際法的研究，支持維護和平與國際合作的民主原則；推動各國人民的獨立，反對種族歧視，倡導人權保障，並反對侵犯個人權利的行為。
需要指出的是，代表團的成員大多來自法律和國際關係領域，隻有一人曾接受過係統的生物學培訓。
代表團聽取了朝鮮醫務人員的各類檢驗報告，並且還檢查了朝鮮提供的細菌彈實物樣品以及帶菌昆蟲的標本。
3月31日和4月2日，調查團先後兩次公布了《朝鮮戰爭細菌戰調查報告》，確認美國在朝鮮實施了細菌戰。
“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辦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辦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此外，北朝鮮還帶來了兩名被俘的美軍飛行員，他們在聽證會上向代表團承認，曾多次執行投擲細菌彈的任務。美國第三師士兵馬漢·勃朗在證詞中表示：“我可以證明，美軍曾用細菌炮彈攻擊共軍……”
誌司指出：“敵人的這一罪行絕非偶然。早在去年1月，日本細菌戰犯石井四郎就曾到達漢城，目的是為在朝鮮實施這一反人類的卑劣陰謀做準備。然而，敵人為何選擇在此時使用細菌武器？事實已經十分清楚。
敵人曾狂妄地宣稱依靠飛機和大炮可以無所不能，企圖通過軍事力量征服朝鮮北部，並進一步向中國東北發動進攻。
但經過一年多的戰鬥，他們的計劃徹底破產，被迫進行朝鮮停戰談判。在談判期間，敵人發動了所謂的‘秋季攻勢’，但最終以失敗告終。敵人的所有卑劣行徑在遭到中朝人民軍的沉重打擊後，便轉而在朝鮮發動了大規模的細菌戰，妄圖借此威脅朝鮮人民和中朝軍隊。”
最後，誌司向李奇微發出嚴正警告：“我要明確告訴敵人，你們企圖用所謂‘意義重大的’細菌戰，來動搖中朝人民軍隊的堅強意誌，這條路注定行不通；你們的如意算盤，必將在全世界人民的正義聲討中遭到失敗。”
1952年3月8日，中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聲明，抗議美國政府，侵犯中國領空，並在中國東北使用細菌武器，唿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站起來，製止美國政府，這種瘋狂的罪惡行為。
同日，諾貝爾獎得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居裏夫人的女婿約裏奧-居裏，也憤怒的發表聲明：“從1月28日到2月中旬，美國軍用飛機在朝鮮前線及其後方投放了鼠疫、霍亂、傷寒等可怕的傳染病細菌。這種駭人聽聞的行動—頭腦清醒的人從來不會想到的行動——居然發生了。
這是繼用原子彈在幾秒鍾之內消滅廣島和長崎的幾十萬人民那種窮兇極惡的罪行之後的又一罪行。使用細菌武器顯然是違反國際法的，這種罪惡行為，直接違反世界和平大會華沙會議所通過的表示了全人類願望的要求禁止細菌武器、化學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毀滅人類的武器的決議。”
約裏奧-居裏直接向全人類憤怒疾唿：“五億男女擁護斯德哥爾摩宣言，要求禁止這種武器，這清楚地表明他們希望這種屠殺不會重現，今天，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麵臨的危險以及有人為了強迫他們俯首帖耳而采取的殘暴的恐怖辦法。輿論必須起來斥責這種罪行。”
3月14日，依照中央批示，和中央軍委決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開始協調全國的防疫工作。1952年三四月間，全國共組織了129個防疫大隊，在東北地區國境線、海港、交通要道，設立了66個檢疫站，在山海關設立防疫總指揮部，負責過往人員、車輛和物品的檢疫、消毒。
全國各地動員群眾清理垃圾、保護水源、疏通渠道、打掃衛生，滅蠅、滅蚊、滅蚤、滅虱、清穢，形成了載入新中國史冊的“愛國衛生運動”。中國的衛生防疫事業從此一舉邁進了世界先進行列，連中國的醫藥事業也隨著此次運動而前進了一大步。
4月1日，十九位全人類公認的文化科學界大師向全世界發表了《反對美國細菌戰告世界男女書》，直接要求全世界人民采取強有力的行動，把那些使用最卑鄙、最駭人聽聞武器的戰爭罪犯們繩之以法！
“我們仔細地研討了有關目前在中國和朝鮮進行細菌戰的文件後，深感焦慮和震驚……我們的第二個義務就是保衛所有人民，使之免於細菌戰的浩劫。我們認為：隻有美國，也就是大國中唯一的國家，才沒有批準1925年6月17日禁止使用毒氣和細菌戰武器的國際公約……我們同時要求采取強有力的行動，把那些使用最最卑鄙、最駭人聽聞武器的戰爭罪犯們作為戰犯歸案法辦。”
這份引起世界震動的聲明的最後一句話是：
“我們號召人類起來自衛！”
1952年4月8日，被誌願軍俘獲的，美國空軍領航員肯尼斯·伊諾克，發表名為《給中國人民誌願軍的一封公開信》，的廣播講話，揭露了美軍高層，企圖隱瞞細菌戰的事實。
他在這份長達8頁的供狀中寫道：“他（一名上級）告訴我們，我們飛機上的兩枚機翼炸彈是細菌彈，要以最高500英尺的高度和每小時200英裏的最高空速在朝鮮投下。”並被命令在任務報告中將細菌彈作為普通“啞彈”匯報，“以保持機密”。
隨後，25名被俘的美軍飛行員，在中朝軍隊寬待戰俘政策的感召下，詳細交代了他們參與細菌戰的全過程，這使得美國政府處境更加被動。
美軍戰俘保爾.肯尼斯說“洗澡可以洗幹淨我的身體，卻絕對洗不淨我的靈魂，在犯下這樣的罪行之後。”
美軍戰俘奧尼爾說“我的兒子問我，曾在朝鮮幹過些什麽？我怎能告訴他，說我曾到此地，向人們投過細菌彈，散布了死亡和毀滅。”
被俘美國飛行員的供詞證實，細菌戰的目標是，測試細菌武器，在不同條件下的效果。由美軍各型飛機，通過“啞彈”等可投擲的容器，將帶菌、帶毒的動物，投放到朝鮮戰場。
美軍戰俘伊納克說“（不爆炸的）炸彈，實際上是細菌彈。投擲帶菌的各種動物和昆蟲。”
1952年5月17日，被俘人員的交代材料和錄音，在北京和平壤公諸於世。一石激起千重浪，全世界輿論紛紛譴責，不人道的細菌戰。
1952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和美洲和平大會，分別通過決議，譴責美國進行細菌戰，要求立即停止細菌戰。1952年2月至4月，先後有13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發表聲明，反對美軍進行細菌戰。
在此期間，時任加拿大和平大會主席，曾在中國當過，22年傳教士的文幼章，親自在東北地區調查走訪。以他親眼所見的事實，於1952年4月25日，在英國倫敦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不但在朝鮮，而且，在中國進行了細菌戰。”他還說“每一個誠實，而富有正義感的人，都不能不為美國政府，這種野蠻暴行所震動。”
1952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國、意大利、巴西、蘇聯、中國等國，著名的科學家組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到中國和朝鮮，對美國細菌戰事實，進行實地調查。
9月16日，調查團簽署並發布，《國際科學委員會，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報告書》。指出，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這種遭各國人民一致譴責的，滅絕人性的手段，竟見諸施用。此為本委員會的委員們，過去所不易置信，現在本委員會迫於事實，必須下這些結論。
由於細菌戰，在美軍內部也屬於極機密，大多數士兵和軍官並不知情。在細菌戰剛剛開始的時候，一些戰俘並不相信，關於細菌戰的說法。
時任誌願軍第9兵團政治部，敵工部英文翻譯劉祿曾說“我告訴一個美軍戰俘，這是你們美帝國主義，搞下來的細菌彈。他不相信，抓了一個小螞蟻就吃了，結果就拉肚子，三天三夜拉得不行，趕快送醫院，把他救活了。然後他氣得不得了，寫了一個大字報，永遠不相信美帝國主義。”
到1952年12月8日，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在北京召開，誌願軍和國內開展的，大規模反細菌戰防疫工作，和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告一段落，曆時將近一年的，反細菌戰最終取得勝利。
經過將近一年的艱苦奮鬥，美軍的細菌戰最終被完全摧毀。
奇怪的是，中朝在談判中並未將美軍的細菌戰罪行擺上桌麵。對此，柴成文在後來的迴憶錄中揭示了其中的緣由：“杜魯門政府絕不會公開承認使用了細菌武器，而中朝方麵盡管心中憤怒，卻壓抑著沒有在談判會上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全世界的人民都期待談判能夠達成協議。如果將此問題提上談判桌，除了把對方逼到絕境、導致談判徹底破裂外，不會有其他結果。”
1952年12月6日，在朝鮮戰爭激烈進行之際，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弗蘭克·h·施瓦布爾（frank h. schwable) 寫下了一份震驚世界的證詞。
他說：“我說以下的話不是為任何人辯護，包括我自己。我隻是描述一個絕對直接的觀察：每一個軍官，當第一次被告知美國在朝鮮開展細菌戰時，都感到震驚和羞愧。”
《人性的瘟疫：日本細菌戰密史》一書的作者、美國作家丹尼爾·巴倫布萊特（daniel barentt）稱，那些承認參與了細菌戰、被遣返的朝鮮戰爭戰俘一迴到美國，就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密集審訊，並被威脅會以叛國罪上軍事法庭。
巴倫布萊特在《人性的瘟疫》一書揭露了美國在二戰後東京審判期間，以豁免侵華日軍731部隊戰犯戰爭責任為條件，獲得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細菌戰的大量數據資料。
現存於美國馬裏蘭州國家檔案館的一份1947年8月1日美國國務·陸軍·海軍三部協調委員會遠東小組委員會機要報告的“結論”部分顯示：“日本生物武器研究和作戰數據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具有極大價值，這遠遠超越了對‘戰爭罪行’起訴所產生的價值。”
1955年，伊諾克返迴美國，麵對美軍的鏡頭，他聲稱自己之前的供詞“都是假的”，說“他們（中國人）威脅我，一再威脅我，如果不合作，我就永遠沒法活著離開”。
而2010年，伊諾克在他德克薩斯州的家中接受了半島電視台英語頻道的采訪，當被問到中方有否以任何方式折磨他或試圖給他 “洗腦”時，85歲的他明確表示“完全沒有”。
“肯尼斯·伊諾克1952年供詞中描述的許多日期和地點後來都被證實是真實準確的”，節目的旁白說。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人類就開啟了，使用化學毒劑的“潘多拉魔盒”。戰爭結束後，雖然訂立了，禁止使用生物，和化學武器的國際公約，但是，各個強國都沒有停止，研究生物和化學武器。殘酷的戰場，時常成為這種，特殊武器的試驗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即設立專門機構，著手研究細菌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包庇日本石井四郎，和北野政藏等，一批罪大惡極的細菌戰戰犯，利用他們為美國，研究細菌武器服務。
朝鮮戰爭爆發，再次刺激了美國，對生化武器的研究。美軍的一份報紙，曾刊登過這樣一篇文章，指出“細菌、毒氣是最廉價的武器”。
《每日電訊報》在2010年的一次采訪中，日本靜岡縣大學教師森正孝稱，幾名731部隊的前成員告知他，朝鮮戰爭爆發後，石井四郎曾與兩名頂尖研究人員前往朝鮮戰場“對美進行戰略建議”。
1952年3月，日本《朝日新聞》重申了這一說法。
據《每日電訊報》報道，森正孝後來多次前往朝鮮研究這一課題，他還注意到“日本軍隊在中國使用的疾病和武器與據說美國針對朝鮮的目標所部署的武器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曆史將永遠銘刻下美國的這一無恥行徑。
縱觀全球，隻有兩個國家曾發動過大規模的細菌戰，一個是日本，另一個就是美國！在這方麵，他們甚至超越了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
兩位拒絕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透露的消息稱，三個日本細菌專家奉李奇微總部之命，攜帶進行細菌戰的一切必要裝備，離開東京到達朝鮮，準備以朝中人民部隊的被俘人員作為細菌試驗對象，並且提出了在冬天進行細菌戰計劃的報告。
日本人又一次在朝鮮戰爭中登場了，這三名“細菌戰專家”為首的是著名的變態狂—前日本陸軍軍醫中將石井四郎。中國人民對這個惡魔非常熟知，石井四郎就是抗日戰爭時期，駐紮在中國東北、犯下無數禽獸不如罪行的“七三一防疫給水部隊”創始人兼指揮官。
與他同樣臭名昭著的還有獸醫少將若鬆次郎和北野正藏。
這三人都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在中國發動了多次細菌戰，是令人發指的戰犯，甚至連蘇聯人也對他們恨之入骨。他們是蘇聯提議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五個大戰犯中的三位。
為了研究不同人種對細菌的反應，石井四郎等人使用各種手段，用不少蘇聯人作為實驗對象，進行了“活體解剖”等殘忍試驗。隨著時間推移，連許多日本人也開始打破沉默，揭露美國為了利用“731部隊”的細菌戰經驗和成果，庇護了這些早該千刀萬剮的罪人，如石井四郎等人，甚至提供了優越的生活條件，令其安度晚年，石井四郎等人也自然投桃報李。
1952年1月27日晚8點，多架美軍戰機飛臨誌願軍第42軍第375團的陣地上空。誌願軍部隊迅速進入坑道，但沒有聽到往常的爆炸聲。
次日清晨，第42軍第375團戰士李廣福，在駐地金穀裏的雪地上，發現了大量的蒼蠅、跳蚤和蜘蛛等昆蟲，一夜之間，它們突然不合時令地，出現在金穀裏山坡，約200米長，100米寬的寒冷雪地上。
時任第42軍第125師，第375團的作戰參謀宋春林，第二天天快亮時，起床一看，雪地上到處亂爬的蒼蠅、跳蚤等昆蟲，就急忙讓部隊用掃把掃，用火燒。
隨後，第375團在外遠地，龍沼洞和龍水洞，也發現了大批昆蟲。形似虱子、黑蠅或蜘蛛，散布地帶長達6公裏。
第42軍在分析了有關情況後初步判斷，此蟲發生可疑，數地同時發生，較集中密集，可能是敵人散布的細菌蟲。但當時第42軍衛士技術設備，無法確認它們，到底帶有何種細菌。因此，立即采取措施，清理焚燒這些昆蟲。並在誌願軍司令部的指示下，將這些昆蟲標本，送往誌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
朝鮮北部的冬天天寒地凍，這些昆蟲的出現，明顯違背常理。
2月2日，誌願軍總部，又一次接到第42軍報告，彭老總對此高度重視。當即打電話，向第42軍軍長吳瑞林，詢問詳細情況。並指示，立即采取措施，消滅可疑昆蟲。誌司立即向各部，轉發第42軍的報告，要求各部嚴密注意，美軍飛機的投擲物。並及時上報異常情況。
此後，誌願軍部隊，誌願軍其他部隊，連續在朝鮮前方和後方，伊川、鐵原、金化等地，也接連發現了，密集的蒼蠅、蚊子、蜘蛛等，傳播病毒和細菌的昆蟲。密度最高的地方甚至達到，每平方米600隻，十分瘮人。
1952年2月11日下午14時，第39軍向誌司發來電報：第117師第351團陣地上發現美軍飛機投下的紙包和紙彈筒，裏麵裝有跳蚤、蜘蛛、蒼蠅等昆蟲。經檢驗確認，這些昆蟲攜帶有鼠疫杆菌。
隨後，誌司派出細菌專家魏曦與昆蟲專家何琦，前往39軍駐地進行實地調查。對標本重新進行檢驗後，發現報告有誤。有誤的原因是該軍化驗人員對細菌心存恐懼，在檢驗過程中畏首畏尾，操作失誤，導致結果出現誤差。
兩位專家當場否定了第39軍衛生部的檢驗結論，並提出建議：病菌的檢驗，應做到嚴格細致，報道時務必要格外謹慎，否則可能引發軍隊內部的恐慌，甚至在政治上陷入被動局麵。同時，他們指出，在冬季低溫環境下，各類昆蟲難以存活，敵方即使發動細菌戰，也不大可能通過昆蟲傳播，反而更有可能使用鼠疫細菌戰。
而誌願軍的工事和掩蔽部，正好為老鼠提供了不錯的寄生條件，很容易導致鼠疫的擴散，因此建議將檢驗工作的重點，放在鼠疫菌的檢測上。
2月17日，中朝軍隊聯合司令部發布指示，要求全軍保持高度警惕，防範敵人投放細菌昆蟲等陰險手段。一旦發現敵人投放的細菌昆蟲，或者其他的可疑物品，除收集並上報樣本外，還須立即采取嚴密的防疫措施，進行消毒和殺滅處理，同時提交詳細報告。
與此同時，誌司致電中央軍委，請求調集國內的鼠疫、霍亂、迴歸熱及腦膜炎疫苗，運送至朝鮮，分發給誌願軍和朝鮮的軍民。
2月22日，誌願軍衛生部經過多次檢驗，確認了魏曦和何琦兩位專家的結論。
隨後，誌願軍衛生部於2月22日和2月24日兩次致電誌願軍總部、總後勤部及中央軍委，提出建議：由於部分標本未能檢出細菌，對於敵方是否已經開展細菌戰，應保持謹慎態度。同時，已空運至朝鮮的疫苗和消毒藥品，暫時應由誌願軍衛生部控製，不要立即分發給部隊。
2月22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務相樸憲永發表聲明稱，在平壤北部地區發現了一枚由美國投下的細菌炸彈。該炸彈內裝滿了能夠在嚴寒條件下存活的蒼蠅，這些蒼蠅攜帶著美軍植入的高傳播性細菌和病毒。他指控美軍在朝鮮戰場上：
“動用了大量針對平民的細菌武器，犯下了人類曆史上最嚴重的罪行，野蠻地違反了所有關於戰爭的國際法規。”
唿籲全球人民共同行動，製止美軍的暴行，並追究細菌武器使用者和組織者的國際法律責任。
2月23日，誌司致電中央，內容如下：
“敵企圖以細菌殺傷我大量人員，以逼我屈服就範，甚為明顯。如其陰謀失敗，可能大量使用毒氣，應提起我們嚴重注意，預為準備。朝鮮氣候在三八度線以北，此刻夜晚還在零下五至十度，鼠疫、霍亂兩種病菌還不易迅速繁殖蔓延，但至三月半氣候轉暖，上述兩種病菌最易蔓延。”
2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達對朝鮮政府立場的支持，並指出：
“中國人民將和全世界人民一道，為製止美國政府這一瘋狂罪行而堅決鬥爭到底”。
2月25日，中央軍委向誌司發電：
“在組織有關人員全麵核實了來自各種途徑的報告和檢驗結果後，認為：許多事實都肯定地證明了敵人是在進行細菌戰。完全同意他對敵人進行細菌戰和可能使用毒氣的判斷。今仍不相信敵人進行細菌戰的觀點是極為錯誤的和有害的，若不迅速糾正，將來必誤大事。
目前在朝鮮的防疫工作，首先應是統一對敵人進行細菌戰的認識，克服各種右傾思想（大意麻痹、僥幸和不相信敵人會撒放細菌等）。各級領導幹部和機關，必須把防疫工作當作目前部隊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務。”
從1月28日首次發現疫情，到2月21日形成決策，中央、軍委以及誌願軍總部經過了20多天的觀察、驗證與分析，才得出敵方正在實施細菌戰的初步判斷，下了反細菌戰的決心。
在作出決策的過程中，不僅依據了誌願軍部隊的疫情報告，還綜合了來自各方渠道的各種情報和資料。
1952年2月19日，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和副總參謀長粟裕等人召開會議，討論反細菌戰的具體落實措施，確定：立即將現存的全部340萬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劑，和其他防疫用具連夜裝運，在三天內用飛機，全部運到安東（今丹東），轉送朝鮮前方部隊，並立即再趕製，1000萬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鮮。
第二天，根據中央指示，聶榮臻、粟裕等人，同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克拉索夫斯基，衛士顧問阿薩杜良，舉行緊急會議。向蘇聯通報了，美軍實施細菌戰的情況。
蘇聯顧問認為，美軍的目標，在於試探誌願軍，對細菌戰的防禦能力，和細菌戰的作用。如果誌願軍暴露出弱點，必將導致細菌武器，被美軍大量使用。
防疫戰迫在眉睫！一旦暴發疫情，將直接影響誌願軍作戰，並對戰爭的進程和結局，產生重大影響。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一場揭露、控訴美軍，細菌戰罪行，和進行戰場防疫的，反細菌戰行動展開了。
但是，如果觀察足夠仔細就會發現，雖然確實在很多地區發現了大量的異常昆蟲，通過化驗也證明了其確實帶菌，但是，始終沒有任何一份報告說明其攜帶的是哪些病毒、細菌，而是用了“xx病毒可能性為大”這種描述。
這時候，北朝鮮在沒有確鑿證據的前提下，就通過廣播在國際上公開指責美軍發起了“細菌戰”，這一舉動未免太過草率了。
這條廣播發布後，迅速被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廣播紛紛報道，指責美軍發動細菌戰並使用生化武器。
然而，美國在此事上展現了罕見的沉默。
根據美國戰後解密的資料顯示，美國情報部門當時的判斷是這樣的：
1951年夏季，朝鮮大範圍爆發了霍亂、傷寒和天花等疾病，但到了冬季，疫情有所緩解。然而，中朝方麵預計，隨著天氣轉暖，瘟疫有可能再次大規模爆發。為此，在1952年2月，中朝宣布美國發起了細菌戰，試圖將未來可能出現的疫情，歸咎於美國。
一個月後，平壤公布了消息，稱據不完全統計，美國飛機共計804次在平壤以北地區投放了各種細菌和病毒，擴大到朝鮮北部的7個道44個郡。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軍將細菌戰的範圍，擴大到中國東北地區。
時為北京電影製片廠新聞攝影隊攝影師 趙化說“一到沈陽的時候，沈陽街頭，好多女同誌都戴著口罩，拿個東西就撿，敵人飛機扔下來的蟲子。”
這份報告來自於，遼寧省寬甸縣第一區防疫委員會。記載了1952年3月，美軍的一次空襲。“農民親眼看到的，美帝國主義的飛機，扔下一個東西，炸開後，地麵上每平方米就出現了四五個毒蟲。”
後經國內外專家調查走訪，全縣有12個區46個村，遭到美軍細菌戰飛機入侵，投放的毒蟲有33種之多。這次暴行，後來被稱為“寬甸事件”，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概。
朝鮮和中國展開了大規模的防疫消毒衛生行動，中央軍委連續發布兩次指示：“各級領導和機關，必須將防疫工作視為當前部隊和居民事務中的首要任務。”
“無論是否有病員出現，都必須迅速果斷地開展防疫工作，絕不允許任何猶豫或動搖。”
這一特殊時期，防疫工作，成為反細菌戰的中心任務。
國內支援了很多的防疫藥品、防疫人員，深入部隊進行衛生防疫工作。國內先後向朝鮮前線，派出3批各學科專家，和百名防疫人員。誌願軍也加緊進行，防疫和防化培訓。
1952年3月1日，誌願軍成立以鄧華為主任的防疫委員會，領導全軍反細菌戰鬥爭。他們在誌願軍中，和駐區附近的朝鮮軍民中，廣泛展開防疫動員，和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工作。全軍上下一齊動員反細菌戰，那些沒有多少文化的中國農民士兵們，普遍接受了現代衛生防疫知識教育，連誌願軍駐地附近130萬朝鮮居民，也都注射了疫苗……
朝鮮老百姓，和朝鮮政府聯合起來，漫山遍野，清除、掩埋（被汙染的物品）。另外，有一些，水井、糧食、食物，這些都經過正規的方法，來進行處理。另外，每一個人都打了防疫針。
防疫人員拿出來一些藥品，專門對症、教會大家，怎麽樣消毒，怎麽樣注意。
在前線，誌願軍突擊建立了專門的傳染病醫院，或隔離室，收治被美軍投放病菌感染的病人。為確保戰士們的身體健康，至同年6月底，誌願軍部隊鼠疫疫苗接種兩次，霍亂、五聯疫苗接種一次，注射率達到100%。
主要交通線兩側，和防疫區內，共計450餘萬朝鮮人民，以及戰俘營中的“聯合國軍”戰俘，也接種了鼠疫疫苗。
戰士們趕製了大量捕打工具，捕滅帶菌昆蟲，有效的控製住了，前方疫情的發展。
李永哲，時任第40軍第118師炮兵營連長，曾親自參與了這一運動。他說“他們每個人手裏拿著紙袋子，拿著夾子到雪地裏，撿蒼蠅。”
在全球輿論的強烈譴責中，華盛頓終於打破沉默。
美國堅決否認曾經使用過細菌武器。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緊急電令李奇微，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堅決否認美軍使用過細菌武器，以防中朝方麵在板門店談判中，利用這一點進行討價還價。
為證明自身清白，美國國會向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主席發出邀請，歡迎國際紅十字會派遣調查組，對美軍是否在朝鮮使用過細菌武器展開全麵調查。
國際紅十字會應邀請求入境調查細菌戰情況，並向北朝鮮發出電報。然而，平壤方麵以該組織傾向於西方，調查結果無法確保公正為由，斷然拒絕了這一請求。
蘇聯隨即表示，可以由他們主導，邀請來自亞洲、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中立國家派遣相關人員前往朝鮮進行調查。
朝鮮隨即表示同意。
1952年3月3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從內部抽調成員，組建了“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和“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來到朝鮮，對美軍實施細菌戰的情況，進行實地調查，金日成在平壤會見了代表團。
這個協會成立於1946年10月，是一個國際性的法律工作者民間組織。其宗旨在於促進法律工作者之間的聯係與交流，增進彼此的理解與友誼；鼓勵法學和國際法的研究，支持維護和平與國際合作的民主原則；推動各國人民的獨立，反對種族歧視，倡導人權保障，並反對侵犯個人權利的行為。
需要指出的是，代表團的成員大多來自法律和國際關係領域，隻有一人曾接受過係統的生物學培訓。
代表團聽取了朝鮮醫務人員的各類檢驗報告，並且還檢查了朝鮮提供的細菌彈實物樣品以及帶菌昆蟲的標本。
3月31日和4月2日，調查團先後兩次公布了《朝鮮戰爭細菌戰調查報告》，確認美國在朝鮮實施了細菌戰。
“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辦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辦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此外，北朝鮮還帶來了兩名被俘的美軍飛行員，他們在聽證會上向代表團承認，曾多次執行投擲細菌彈的任務。美國第三師士兵馬漢·勃朗在證詞中表示：“我可以證明，美軍曾用細菌炮彈攻擊共軍……”
誌司指出：“敵人的這一罪行絕非偶然。早在去年1月，日本細菌戰犯石井四郎就曾到達漢城，目的是為在朝鮮實施這一反人類的卑劣陰謀做準備。然而，敵人為何選擇在此時使用細菌武器？事實已經十分清楚。
敵人曾狂妄地宣稱依靠飛機和大炮可以無所不能，企圖通過軍事力量征服朝鮮北部，並進一步向中國東北發動進攻。
但經過一年多的戰鬥，他們的計劃徹底破產，被迫進行朝鮮停戰談判。在談判期間，敵人發動了所謂的‘秋季攻勢’，但最終以失敗告終。敵人的所有卑劣行徑在遭到中朝人民軍的沉重打擊後，便轉而在朝鮮發動了大規模的細菌戰，妄圖借此威脅朝鮮人民和中朝軍隊。”
最後，誌司向李奇微發出嚴正警告：“我要明確告訴敵人，你們企圖用所謂‘意義重大的’細菌戰，來動搖中朝人民軍隊的堅強意誌，這條路注定行不通；你們的如意算盤，必將在全世界人民的正義聲討中遭到失敗。”
1952年3月8日，中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聲明，抗議美國政府，侵犯中國領空，並在中國東北使用細菌武器，唿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站起來，製止美國政府，這種瘋狂的罪惡行為。
同日，諾貝爾獎得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居裏夫人的女婿約裏奧-居裏，也憤怒的發表聲明：“從1月28日到2月中旬，美國軍用飛機在朝鮮前線及其後方投放了鼠疫、霍亂、傷寒等可怕的傳染病細菌。這種駭人聽聞的行動—頭腦清醒的人從來不會想到的行動——居然發生了。
這是繼用原子彈在幾秒鍾之內消滅廣島和長崎的幾十萬人民那種窮兇極惡的罪行之後的又一罪行。使用細菌武器顯然是違反國際法的，這種罪惡行為，直接違反世界和平大會華沙會議所通過的表示了全人類願望的要求禁止細菌武器、化學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毀滅人類的武器的決議。”
約裏奧-居裏直接向全人類憤怒疾唿：“五億男女擁護斯德哥爾摩宣言，要求禁止這種武器，這清楚地表明他們希望這種屠殺不會重現，今天，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麵臨的危險以及有人為了強迫他們俯首帖耳而采取的殘暴的恐怖辦法。輿論必須起來斥責這種罪行。”
3月14日，依照中央批示，和中央軍委決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開始協調全國的防疫工作。1952年三四月間，全國共組織了129個防疫大隊，在東北地區國境線、海港、交通要道，設立了66個檢疫站，在山海關設立防疫總指揮部，負責過往人員、車輛和物品的檢疫、消毒。
全國各地動員群眾清理垃圾、保護水源、疏通渠道、打掃衛生，滅蠅、滅蚊、滅蚤、滅虱、清穢，形成了載入新中國史冊的“愛國衛生運動”。中國的衛生防疫事業從此一舉邁進了世界先進行列，連中國的醫藥事業也隨著此次運動而前進了一大步。
4月1日，十九位全人類公認的文化科學界大師向全世界發表了《反對美國細菌戰告世界男女書》，直接要求全世界人民采取強有力的行動，把那些使用最卑鄙、最駭人聽聞武器的戰爭罪犯們繩之以法！
“我們仔細地研討了有關目前在中國和朝鮮進行細菌戰的文件後，深感焦慮和震驚……我們的第二個義務就是保衛所有人民，使之免於細菌戰的浩劫。我們認為：隻有美國，也就是大國中唯一的國家，才沒有批準1925年6月17日禁止使用毒氣和細菌戰武器的國際公約……我們同時要求采取強有力的行動，把那些使用最最卑鄙、最駭人聽聞武器的戰爭罪犯們作為戰犯歸案法辦。”
這份引起世界震動的聲明的最後一句話是：
“我們號召人類起來自衛！”
1952年4月8日，被誌願軍俘獲的，美國空軍領航員肯尼斯·伊諾克，發表名為《給中國人民誌願軍的一封公開信》，的廣播講話，揭露了美軍高層，企圖隱瞞細菌戰的事實。
他在這份長達8頁的供狀中寫道：“他（一名上級）告訴我們，我們飛機上的兩枚機翼炸彈是細菌彈，要以最高500英尺的高度和每小時200英裏的最高空速在朝鮮投下。”並被命令在任務報告中將細菌彈作為普通“啞彈”匯報，“以保持機密”。
隨後，25名被俘的美軍飛行員，在中朝軍隊寬待戰俘政策的感召下，詳細交代了他們參與細菌戰的全過程，這使得美國政府處境更加被動。
美軍戰俘保爾.肯尼斯說“洗澡可以洗幹淨我的身體，卻絕對洗不淨我的靈魂，在犯下這樣的罪行之後。”
美軍戰俘奧尼爾說“我的兒子問我，曾在朝鮮幹過些什麽？我怎能告訴他，說我曾到此地，向人們投過細菌彈，散布了死亡和毀滅。”
被俘美國飛行員的供詞證實，細菌戰的目標是，測試細菌武器，在不同條件下的效果。由美軍各型飛機，通過“啞彈”等可投擲的容器，將帶菌、帶毒的動物，投放到朝鮮戰場。
美軍戰俘伊納克說“（不爆炸的）炸彈，實際上是細菌彈。投擲帶菌的各種動物和昆蟲。”
1952年5月17日，被俘人員的交代材料和錄音，在北京和平壤公諸於世。一石激起千重浪，全世界輿論紛紛譴責，不人道的細菌戰。
1952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和美洲和平大會，分別通過決議，譴責美國進行細菌戰，要求立即停止細菌戰。1952年2月至4月，先後有13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發表聲明，反對美軍進行細菌戰。
在此期間，時任加拿大和平大會主席，曾在中國當過，22年傳教士的文幼章，親自在東北地區調查走訪。以他親眼所見的事實，於1952年4月25日，在英國倫敦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不但在朝鮮，而且，在中國進行了細菌戰。”他還說“每一個誠實，而富有正義感的人，都不能不為美國政府，這種野蠻暴行所震動。”
1952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國、意大利、巴西、蘇聯、中國等國，著名的科學家組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到中國和朝鮮，對美國細菌戰事實，進行實地調查。
9月16日，調查團簽署並發布，《國際科學委員會，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報告書》。指出，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這種遭各國人民一致譴責的，滅絕人性的手段，竟見諸施用。此為本委員會的委員們，過去所不易置信，現在本委員會迫於事實，必須下這些結論。
由於細菌戰，在美軍內部也屬於極機密，大多數士兵和軍官並不知情。在細菌戰剛剛開始的時候，一些戰俘並不相信，關於細菌戰的說法。
時任誌願軍第9兵團政治部，敵工部英文翻譯劉祿曾說“我告訴一個美軍戰俘，這是你們美帝國主義，搞下來的細菌彈。他不相信，抓了一個小螞蟻就吃了，結果就拉肚子，三天三夜拉得不行，趕快送醫院，把他救活了。然後他氣得不得了，寫了一個大字報，永遠不相信美帝國主義。”
到1952年12月8日，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在北京召開，誌願軍和國內開展的，大規模反細菌戰防疫工作，和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告一段落，曆時將近一年的，反細菌戰最終取得勝利。
經過將近一年的艱苦奮鬥，美軍的細菌戰最終被完全摧毀。
奇怪的是，中朝在談判中並未將美軍的細菌戰罪行擺上桌麵。對此，柴成文在後來的迴憶錄中揭示了其中的緣由：“杜魯門政府絕不會公開承認使用了細菌武器，而中朝方麵盡管心中憤怒，卻壓抑著沒有在談判會上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全世界的人民都期待談判能夠達成協議。如果將此問題提上談判桌，除了把對方逼到絕境、導致談判徹底破裂外，不會有其他結果。”
1952年12月6日，在朝鮮戰爭激烈進行之際，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弗蘭克·h·施瓦布爾（frank h. schwable) 寫下了一份震驚世界的證詞。
他說：“我說以下的話不是為任何人辯護，包括我自己。我隻是描述一個絕對直接的觀察：每一個軍官，當第一次被告知美國在朝鮮開展細菌戰時，都感到震驚和羞愧。”
《人性的瘟疫：日本細菌戰密史》一書的作者、美國作家丹尼爾·巴倫布萊特（daniel barentt）稱，那些承認參與了細菌戰、被遣返的朝鮮戰爭戰俘一迴到美國，就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密集審訊，並被威脅會以叛國罪上軍事法庭。
巴倫布萊特在《人性的瘟疫》一書揭露了美國在二戰後東京審判期間，以豁免侵華日軍731部隊戰犯戰爭責任為條件，獲得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細菌戰的大量數據資料。
現存於美國馬裏蘭州國家檔案館的一份1947年8月1日美國國務·陸軍·海軍三部協調委員會遠東小組委員會機要報告的“結論”部分顯示：“日本生物武器研究和作戰數據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具有極大價值，這遠遠超越了對‘戰爭罪行’起訴所產生的價值。”
1955年，伊諾克返迴美國，麵對美軍的鏡頭，他聲稱自己之前的供詞“都是假的”，說“他們（中國人）威脅我，一再威脅我，如果不合作，我就永遠沒法活著離開”。
而2010年，伊諾克在他德克薩斯州的家中接受了半島電視台英語頻道的采訪，當被問到中方有否以任何方式折磨他或試圖給他 “洗腦”時，85歲的他明確表示“完全沒有”。
“肯尼斯·伊諾克1952年供詞中描述的許多日期和地點後來都被證實是真實準確的”，節目的旁白說。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人類就開啟了，使用化學毒劑的“潘多拉魔盒”。戰爭結束後，雖然訂立了，禁止使用生物，和化學武器的國際公約，但是，各個強國都沒有停止，研究生物和化學武器。殘酷的戰場，時常成為這種，特殊武器的試驗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即設立專門機構，著手研究細菌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包庇日本石井四郎，和北野政藏等，一批罪大惡極的細菌戰戰犯，利用他們為美國，研究細菌武器服務。
朝鮮戰爭爆發，再次刺激了美國，對生化武器的研究。美軍的一份報紙，曾刊登過這樣一篇文章，指出“細菌、毒氣是最廉價的武器”。
《每日電訊報》在2010年的一次采訪中，日本靜岡縣大學教師森正孝稱，幾名731部隊的前成員告知他，朝鮮戰爭爆發後，石井四郎曾與兩名頂尖研究人員前往朝鮮戰場“對美進行戰略建議”。
1952年3月，日本《朝日新聞》重申了這一說法。
據《每日電訊報》報道，森正孝後來多次前往朝鮮研究這一課題，他還注意到“日本軍隊在中國使用的疾病和武器與據說美國針對朝鮮的目標所部署的武器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曆史將永遠銘刻下美國的這一無恥行徑。
縱觀全球，隻有兩個國家曾發動過大規模的細菌戰，一個是日本，另一個就是美國！在這方麵，他們甚至超越了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