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三次戰役(10)美國人的外交圈套
不能忘卻的197653 作者：行早的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中朝雙方為是否繼續南下激辯之際，美國的軍政高層也在為接連失利後該如何脫困而苦思冥想。就在此時，麥克阿瑟再次對杜魯門施壓！
一封接一封的電報不斷從東京發往華盛頓，麥克阿瑟強烈要求擴大戰爭規模，甚至不惜引發世界大戰。他提議空襲中國東北，封鎖中國沿海，並動用國民黨軍隊入朝作戰，還計劃攻擊中國東南沿海。為此，他甚至秘密邀請了何應欽訪日，共同謀劃國民黨軍隊參戰朝鮮。
關於擴大戰爭是否會導致蘇聯人參戰，麥克阿瑟的態度簡單明了，隻要再給我四個師就足夠了。否則，如果不滿足他擴大戰爭的請求，那就從朝鮮撤退！到時候可別怪我，這可是你們拒絕了我的要求！
華盛頓的政壇老手，豈能看不出麥克阿瑟的那點小把戲。
國務卿艾奇遜揮舞著電報，一語道破麥克阿瑟的偽裝：“這如果同意了，將成為被後世評判的文件。麥克阿瑟為了在局勢失控時讓自己免於責任，向我們施壓，逼我們讓步，這個桀驁不馴的將軍已經無可救藥。”
五星上將、深沉穩重的國防部長馬歇爾，看到麥克阿瑟在電報中對部隊士氣低落的指責，不禁搖了搖頭：“當一位將軍開始抱怨他部隊士氣的時候，正是他該反思自己士氣的時候。”
杜魯門氣得兩眼發直，麥克阿瑟這個混賬，為了自己的麵子，竟然不惜讓美國卷入一場世界大戰。
1951年1月9日，在杜魯門總統的批準下，參聯會正式否決了麥克阿瑟建議對中國采取大規模報複行動的提議。同時，參聯會再次向麥克阿瑟下達指示：在“首先保障你部隊安全以及保護日本這一基本任務”的前提下，“堅守每個陣地”，並“盡可能重創朝鮮境內的敵軍”；“如果你判斷，為了避免重大人員傷亡和物資損失而撤退是必要的，你可以將部隊從朝鮮撤迴日本”。
麥克阿瑟認為，華盛頓的這一指令是個“陷阱”，因為它“懦弱地迴避”了承擔撤出朝鮮這一“棘手決定”的責任。他隨即發迴電報，提出了兩個質問：
首先，當美軍兵力不足以同時兼顧守住朝鮮和保護日本的任務時，究竟應將哪個作為優先重點？
第二，盡管華盛頓表示已授權他，在必要時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從朝鮮撤出，以避免嚴重損失，但對何種程度的損失可以被視為“重大損失”，並未做出明確界定。
很明顯，麥克阿瑟再次將“球”踢迴了華盛頓。
是否撤離朝鮮，應該由華盛頓來做出決定，而非他自己。無非有三種選擇：第一，繼續努力在朝鮮維持長期駐紮；第二，在有限的時間內暫時停留；第三，迅速撤出半島，盡量減少損失。他明確要求華盛頓給出明確答複，“從這三種選項中做出選擇”。
參聯會的迴複表示：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在當前條件下，加上中國軍隊的持續進攻，我們不得不認為，長期堅守朝鮮陣地已不再可能。”
與此同時，杜魯門以個人名義，耐心地給麥克阿瑟寫了一封冗長的私人電報，一方麵強調必須堅持在朝鮮作戰，另一方麵也坦承，軍事上可能會麵臨不得不撤出朝鮮的局麵。這封信由杜魯門派往南朝鮮實地考察的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和空軍參謀長範登堡專程送到東京，親手交給了麥克阿瑟。
在信中，杜魯門向麥克阿瑟表明了這樣一個“底線”：
如果在朝鮮本土據守一個關鍵地區已不可能，而你又認為某些上述的重要目標是合理且切實可行的，那麽可以選擇在朝鮮沿海的各島嶼，尤其是濟州島，繼續進行抵抗，以支持這些目標。在最不利的情況下，如果不得不撤離朝鮮，必須向全世界明確表明，我們的這一行動是迫於軍事上的需要，除非侵略者的行為得到糾正，否則我們在政治或軍事上將不會承認撤離的結果。
艾奇遜評論說，這封信“措辭巧妙”，是“總統發揮想象力，為他的戰區指揮官寫的一封既親切又周到的信件”。然而，其他一些美國人則認為這封信是“虛與委蛇的典型”，充滿了“模糊和曖昧”。
實際上，杜魯門在信中明確表達了他的意圖：在不擴大戰爭的前提下，美國必須在朝鮮戰場上繼續作戰，因為這對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除非遇到軍事上無法承受的極端情況，否則美軍絕不能從朝鮮撤退。
對此，麥克阿瑟根據自己的理解表示：“我們必將竭盡全力去完成這一任務。”
同時告知他的下屬：
“諸位，我們關於是否撤離朝鮮的爭論終於有了結果：我們決定不撤退。”
然而，麥克阿瑟對這場戰爭的認知始終未能達到杜魯門的預期。不知為何，他堅信自己的立場與參聯會“完全一致”。這一點讓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極為不滿，甚至斥責他“厚顏無恥地扭曲我們的意圖，擅自發表意見”。
盡管麥克阿瑟聲稱“不會撤退”，但他的司令部仍然在為撤退進行計劃準備。按照麥克阿瑟的指示，遠東司令部的參謀們製定了詳細的撤退方案，內容涵蓋撤離地點、撤離所需的時間、撤離人數及其安置地點等，並明確了由哪支美軍部隊負責掩護最後的防禦圈。由此可見，無論是華盛頓的決策層，還是東京的遠東司令部，當時都將撤離朝鮮視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項。
然而在朝鮮戰場的指揮官李奇微看來，彼時並不存在，未來也不會出現那種迫使美軍撤出朝鮮的最糟糕局麵。
雖然中國軍隊發起了攻勢，李奇微本人進行了多次撤退部署，包括放棄漢江南岸陣地和撤離漢城等行動，但他從未真正考慮撤出朝鮮。他一直在尋求一條能夠讓美軍立足，並在稍作調整後再次反攻的防線。
起初，他規劃了一條從西南向東北延伸的斜線，連接水原、楊平和洪川，作為設想的防線。然而，很快他發現敵軍在洪川方向撕開了一個巨大缺口，於是不得不進一步後撤，基於沃克之前設定的“d線”重新劃定防線。
這條新防線從平澤-安城-長湖院裏-原州，向東延伸至海岸。李奇微安排美軍第1軍在平澤至安城的防線上布防，第9軍則在竹山裏至長湖院北側布防。他最終決定就在這條防線上抵禦中國軍隊的進攻。
讓李奇微感到意外的是，中國軍隊並沒有繼續向南推進，反而選擇與聯合國軍脫離接觸。憑借敏銳的戰場直覺，李奇微迅速意識到這一變化的深刻含義。他判斷，中國軍隊的攻勢可能已經達到了難以為繼的極限。
艾奇遜經過反複思考，運用他那法律人的思維，最終決定冒險設下一個外交陷阱。1951年1月13日，美國促使聯合國通過了一項先停火後談判的“五步建議”，並將其遞交給中國。
他推測中國必定不會接受這個提議，既然如此，美國不妨投讚成票，這樣既能顧及盟友的意見，又不會讓美國陷入必須接受不願意承擔的條件中。更為關鍵的是，這可以將拒絕和平的責任完全轉嫁給中國。不得不說，艾奇遜對中國的心理判斷非常準確，他設下的這個外交圈套果然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中國方麵從一開始就對聯合國“三人委員會”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
該委員會成立之際，中國便作出宣布：
中國代表既未參與聯合國成立該委員會的討論，也未表示讚同，因此該委員會是不合法的，中國政府不打算與其進行任何接觸。
這不僅讓人想起抗日戰爭結束時，美國曾派遣馬歇爾將軍組成“三人小組”調停國共衝突，結果卻導致國民黨全麵發動內戰的曆史教訓。
1月13日晚，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決定：關於朝鮮問題，可以通過談判解決，但我們的立場是先談後停，而非如美帝所願的“先停後談”。次日，起草了一份致朝鮮政府的備忘錄，向朝方闡明中國的立場：目前美國因在朝鮮的失利急於尋找出路，最好是實現“光榮停戰”，否則，將陷入“有限製的戰爭”。
然而，“光榮停戰”是我們無法接受的，而“有限的戰爭”卻讓英國、法國、印度等國感到恐懼。因此，直到1月11日，聯合國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才提出了先停戰後談判的提案。隻要先實現停戰，美國便能保存其實力，並幫助李承晚保留一定的地區和軍事力量，而談判則可能將停戰的時間無限期延長。
如果聯合國政治委員會通過該議案，我們在明確拒絕“先停戰，後談判”這一原則後，將主動提出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四項主張。
柴軍武將此備忘錄呈報給金日成，並作了說明：備忘錄的內容“已經得到蘇聯政府的同意並願意給予支持，中央非常希望了解金首相的看法”。與此同時，該備忘錄也送達了大將軍。
大將軍在表示讚同備忘錄所闡述的政策立場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若停戰期限延至三月底，不但不會影響朝鮮的戰事，反而有利於局勢發展，因為這將減少敵機的活動頻率，有利於各項準備工作的順利開展。”
顯而易見，大將軍對於停火的看法，與備忘錄中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作為前線的大軍統帥，他更加關注戰場的實際局勢。在此時停火，不僅僅是對美國有利，對迫切需要休整的誌願軍而言也是有利的，這可以為誌願軍爭取兩到三個月的準備和休整時間，對未來的作戰十分有利。然而，這一建議並未引起中央的重視，因為當時主導決策的仍然是政治方麵的考量。
2月1日，我國複電聯合國，明確表示中國政府無法接受先停火後談判的原則，實質上拒絕了聯合國已通過的三人委員會方案。
我國的這一反應，恰好符合了美國的預期。
艾奇遜在迴憶錄中寫道：“我們滿懷期待並確信，中國將會拒絕這項決議（事實也正是如此），從而促使我們的盟友迴歸較為理性的態度（這也果然發生了）”，從而“使美國在東西方世界都受益匪淺”。
艾奇遜精心策劃的外交陷阱取得了圓滿成功。
接下來，美國采取了一連串的舉措：
在聯合國中，策動聯大提出汙蔑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在歐洲，推動北約加速組建一體化軍事力量；在日本，積極策劃單獨與日本簽訂和約，並加快日本的重新武裝進程；在國內，強化實施擴軍備戰的各項措施，全方位提升繼續進行戰爭的力量基礎。
柯林斯、範登堡迴美國後，他們帶迴的消息讓華盛頓欣喜若狂——麥克阿瑟在放屁，戰局已經好轉。中國軍隊因運輸線延長，補給困難，已不能有效作戰。李奇微是個帥才，已經整頓得第八集團軍日見起色。不但如此，他決定馬上就要大反攻了！
美國政府立刻采取了強硬態度。與此同時，日夜奔波於前線的李奇微為第八集團軍補充了大量老兵，並將從元山撤迴的美十軍部署到前線，還調集了許多新型武器。在此期間，李奇微在朝鮮重整部隊的工作也取得了顯著進展。第八集團軍不僅穩固了現有陣地，還開始為反攻做好了準備。
此時，李奇微指揮的前線作戰部隊包括七個美軍師、八個南朝鮮師以及兩個英國旅，總兵力達到二十五萬。而誌願軍的一線作戰部隊僅有二十八萬，其中誌願軍僅有六個軍、約二十一萬人。盡管在兵力上稍占優勢，但火力上的差距卻是數倍之大，更不用說關鍵的後勤對比了。
由於外交應對不當，中國方麵因此遭遇了許多不利局麵。
其實，早在此之前，中央曾判斷“打過三八線好談”，然而，誌願軍在第三次戰役獲勝並越過三八線，占領漢城後，卻並未立刻按照這一判斷采取行動。不僅未能有效利用西方陣營的內部矛盾和民族主義國家的和平願望，給美國製造更大的外交困境，反而緩解了美國的外交危機，使自己陷入了某種程度的孤立。
從軍事角度來看，拒絕停火帶來的不利局麵更是迅速顯現。我們一再強調，先停火後談判將會讓美軍獲得喘息的機會，因此這是一個陰謀。然而，實際上，戰場上不僅是美軍急需喘息之機，幾乎已處於力竭氣衰、疲憊不堪的誌願軍，同樣亟需一個休整的機會。
第三次戰役結束後，地麵戰場由於雙方軍隊暫時脫離接觸而陷入短暫的平靜，然而美軍的空中打擊卻從未停歇。誌願軍在後方的運輸和部隊調動，每天都麵臨著巨大的威脅。在此情況下，若能實現停火，至少可以爭取到一個相對安全的時間進行休整和補給，這無疑有助於誌願軍為下一步的作戰做更充分的準備。
此次外交處理不當，根本原因在於誌願軍入朝後接連取得三次勝利所帶來的樂觀情緒。盡管誌司一再強調戰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但包括主要領導人在內的許多人，對形勢的認知仍然不夠到位。這種普遍存在的傾向，成為在停火問題上決策失誤的主觀原因。
美國軍事曆史作家約瑟夫·格登對此發表了以下評價：
對於中國人而言，反對停戰帶來了巨大的人為災難。他們自恃甚高，顯然確信聯合國多數成員會支持他們的主張，因此拒絕了一個比兩年半後他們最終接受的條件更為有利的結束戰爭的機會。
一封接一封的電報不斷從東京發往華盛頓，麥克阿瑟強烈要求擴大戰爭規模，甚至不惜引發世界大戰。他提議空襲中國東北，封鎖中國沿海，並動用國民黨軍隊入朝作戰，還計劃攻擊中國東南沿海。為此，他甚至秘密邀請了何應欽訪日，共同謀劃國民黨軍隊參戰朝鮮。
關於擴大戰爭是否會導致蘇聯人參戰，麥克阿瑟的態度簡單明了，隻要再給我四個師就足夠了。否則，如果不滿足他擴大戰爭的請求，那就從朝鮮撤退！到時候可別怪我，這可是你們拒絕了我的要求！
華盛頓的政壇老手，豈能看不出麥克阿瑟的那點小把戲。
國務卿艾奇遜揮舞著電報，一語道破麥克阿瑟的偽裝：“這如果同意了，將成為被後世評判的文件。麥克阿瑟為了在局勢失控時讓自己免於責任，向我們施壓，逼我們讓步，這個桀驁不馴的將軍已經無可救藥。”
五星上將、深沉穩重的國防部長馬歇爾，看到麥克阿瑟在電報中對部隊士氣低落的指責，不禁搖了搖頭：“當一位將軍開始抱怨他部隊士氣的時候，正是他該反思自己士氣的時候。”
杜魯門氣得兩眼發直，麥克阿瑟這個混賬，為了自己的麵子，竟然不惜讓美國卷入一場世界大戰。
1951年1月9日，在杜魯門總統的批準下，參聯會正式否決了麥克阿瑟建議對中國采取大規模報複行動的提議。同時，參聯會再次向麥克阿瑟下達指示：在“首先保障你部隊安全以及保護日本這一基本任務”的前提下，“堅守每個陣地”，並“盡可能重創朝鮮境內的敵軍”；“如果你判斷，為了避免重大人員傷亡和物資損失而撤退是必要的，你可以將部隊從朝鮮撤迴日本”。
麥克阿瑟認為，華盛頓的這一指令是個“陷阱”，因為它“懦弱地迴避”了承擔撤出朝鮮這一“棘手決定”的責任。他隨即發迴電報，提出了兩個質問：
首先，當美軍兵力不足以同時兼顧守住朝鮮和保護日本的任務時，究竟應將哪個作為優先重點？
第二，盡管華盛頓表示已授權他，在必要時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從朝鮮撤出，以避免嚴重損失，但對何種程度的損失可以被視為“重大損失”，並未做出明確界定。
很明顯，麥克阿瑟再次將“球”踢迴了華盛頓。
是否撤離朝鮮，應該由華盛頓來做出決定，而非他自己。無非有三種選擇：第一，繼續努力在朝鮮維持長期駐紮；第二，在有限的時間內暫時停留；第三，迅速撤出半島，盡量減少損失。他明確要求華盛頓給出明確答複，“從這三種選項中做出選擇”。
參聯會的迴複表示：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在當前條件下，加上中國軍隊的持續進攻，我們不得不認為，長期堅守朝鮮陣地已不再可能。”
與此同時，杜魯門以個人名義，耐心地給麥克阿瑟寫了一封冗長的私人電報，一方麵強調必須堅持在朝鮮作戰，另一方麵也坦承，軍事上可能會麵臨不得不撤出朝鮮的局麵。這封信由杜魯門派往南朝鮮實地考察的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和空軍參謀長範登堡專程送到東京，親手交給了麥克阿瑟。
在信中，杜魯門向麥克阿瑟表明了這樣一個“底線”：
如果在朝鮮本土據守一個關鍵地區已不可能，而你又認為某些上述的重要目標是合理且切實可行的，那麽可以選擇在朝鮮沿海的各島嶼，尤其是濟州島，繼續進行抵抗，以支持這些目標。在最不利的情況下，如果不得不撤離朝鮮，必須向全世界明確表明，我們的這一行動是迫於軍事上的需要，除非侵略者的行為得到糾正，否則我們在政治或軍事上將不會承認撤離的結果。
艾奇遜評論說，這封信“措辭巧妙”，是“總統發揮想象力，為他的戰區指揮官寫的一封既親切又周到的信件”。然而，其他一些美國人則認為這封信是“虛與委蛇的典型”，充滿了“模糊和曖昧”。
實際上，杜魯門在信中明確表達了他的意圖：在不擴大戰爭的前提下，美國必須在朝鮮戰場上繼續作戰，因為這對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除非遇到軍事上無法承受的極端情況，否則美軍絕不能從朝鮮撤退。
對此，麥克阿瑟根據自己的理解表示：“我們必將竭盡全力去完成這一任務。”
同時告知他的下屬：
“諸位，我們關於是否撤離朝鮮的爭論終於有了結果：我們決定不撤退。”
然而，麥克阿瑟對這場戰爭的認知始終未能達到杜魯門的預期。不知為何，他堅信自己的立場與參聯會“完全一致”。這一點讓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極為不滿，甚至斥責他“厚顏無恥地扭曲我們的意圖，擅自發表意見”。
盡管麥克阿瑟聲稱“不會撤退”，但他的司令部仍然在為撤退進行計劃準備。按照麥克阿瑟的指示，遠東司令部的參謀們製定了詳細的撤退方案，內容涵蓋撤離地點、撤離所需的時間、撤離人數及其安置地點等，並明確了由哪支美軍部隊負責掩護最後的防禦圈。由此可見，無論是華盛頓的決策層，還是東京的遠東司令部，當時都將撤離朝鮮視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項。
然而在朝鮮戰場的指揮官李奇微看來，彼時並不存在，未來也不會出現那種迫使美軍撤出朝鮮的最糟糕局麵。
雖然中國軍隊發起了攻勢，李奇微本人進行了多次撤退部署，包括放棄漢江南岸陣地和撤離漢城等行動，但他從未真正考慮撤出朝鮮。他一直在尋求一條能夠讓美軍立足，並在稍作調整後再次反攻的防線。
起初，他規劃了一條從西南向東北延伸的斜線，連接水原、楊平和洪川，作為設想的防線。然而，很快他發現敵軍在洪川方向撕開了一個巨大缺口，於是不得不進一步後撤，基於沃克之前設定的“d線”重新劃定防線。
這條新防線從平澤-安城-長湖院裏-原州，向東延伸至海岸。李奇微安排美軍第1軍在平澤至安城的防線上布防，第9軍則在竹山裏至長湖院北側布防。他最終決定就在這條防線上抵禦中國軍隊的進攻。
讓李奇微感到意外的是，中國軍隊並沒有繼續向南推進，反而選擇與聯合國軍脫離接觸。憑借敏銳的戰場直覺，李奇微迅速意識到這一變化的深刻含義。他判斷，中國軍隊的攻勢可能已經達到了難以為繼的極限。
艾奇遜經過反複思考，運用他那法律人的思維，最終決定冒險設下一個外交陷阱。1951年1月13日，美國促使聯合國通過了一項先停火後談判的“五步建議”，並將其遞交給中國。
他推測中國必定不會接受這個提議，既然如此，美國不妨投讚成票，這樣既能顧及盟友的意見，又不會讓美國陷入必須接受不願意承擔的條件中。更為關鍵的是，這可以將拒絕和平的責任完全轉嫁給中國。不得不說，艾奇遜對中國的心理判斷非常準確，他設下的這個外交圈套果然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中國方麵從一開始就對聯合國“三人委員會”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
該委員會成立之際，中國便作出宣布：
中國代表既未參與聯合國成立該委員會的討論，也未表示讚同，因此該委員會是不合法的，中國政府不打算與其進行任何接觸。
這不僅讓人想起抗日戰爭結束時，美國曾派遣馬歇爾將軍組成“三人小組”調停國共衝突，結果卻導致國民黨全麵發動內戰的曆史教訓。
1月13日晚，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決定：關於朝鮮問題，可以通過談判解決，但我們的立場是先談後停，而非如美帝所願的“先停後談”。次日，起草了一份致朝鮮政府的備忘錄，向朝方闡明中國的立場：目前美國因在朝鮮的失利急於尋找出路，最好是實現“光榮停戰”，否則，將陷入“有限製的戰爭”。
然而，“光榮停戰”是我們無法接受的，而“有限的戰爭”卻讓英國、法國、印度等國感到恐懼。因此，直到1月11日，聯合國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才提出了先停戰後談判的提案。隻要先實現停戰，美國便能保存其實力，並幫助李承晚保留一定的地區和軍事力量，而談判則可能將停戰的時間無限期延長。
如果聯合國政治委員會通過該議案，我們在明確拒絕“先停戰，後談判”這一原則後，將主動提出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四項主張。
柴軍武將此備忘錄呈報給金日成，並作了說明：備忘錄的內容“已經得到蘇聯政府的同意並願意給予支持，中央非常希望了解金首相的看法”。與此同時，該備忘錄也送達了大將軍。
大將軍在表示讚同備忘錄所闡述的政策立場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若停戰期限延至三月底，不但不會影響朝鮮的戰事，反而有利於局勢發展，因為這將減少敵機的活動頻率，有利於各項準備工作的順利開展。”
顯而易見，大將軍對於停火的看法，與備忘錄中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作為前線的大軍統帥，他更加關注戰場的實際局勢。在此時停火，不僅僅是對美國有利，對迫切需要休整的誌願軍而言也是有利的，這可以為誌願軍爭取兩到三個月的準備和休整時間，對未來的作戰十分有利。然而，這一建議並未引起中央的重視，因為當時主導決策的仍然是政治方麵的考量。
2月1日，我國複電聯合國，明確表示中國政府無法接受先停火後談判的原則，實質上拒絕了聯合國已通過的三人委員會方案。
我國的這一反應，恰好符合了美國的預期。
艾奇遜在迴憶錄中寫道：“我們滿懷期待並確信，中國將會拒絕這項決議（事實也正是如此），從而促使我們的盟友迴歸較為理性的態度（這也果然發生了）”，從而“使美國在東西方世界都受益匪淺”。
艾奇遜精心策劃的外交陷阱取得了圓滿成功。
接下來，美國采取了一連串的舉措：
在聯合國中，策動聯大提出汙蔑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在歐洲，推動北約加速組建一體化軍事力量；在日本，積極策劃單獨與日本簽訂和約，並加快日本的重新武裝進程；在國內，強化實施擴軍備戰的各項措施，全方位提升繼續進行戰爭的力量基礎。
柯林斯、範登堡迴美國後，他們帶迴的消息讓華盛頓欣喜若狂——麥克阿瑟在放屁，戰局已經好轉。中國軍隊因運輸線延長，補給困難，已不能有效作戰。李奇微是個帥才，已經整頓得第八集團軍日見起色。不但如此，他決定馬上就要大反攻了！
美國政府立刻采取了強硬態度。與此同時，日夜奔波於前線的李奇微為第八集團軍補充了大量老兵，並將從元山撤迴的美十軍部署到前線，還調集了許多新型武器。在此期間，李奇微在朝鮮重整部隊的工作也取得了顯著進展。第八集團軍不僅穩固了現有陣地，還開始為反攻做好了準備。
此時，李奇微指揮的前線作戰部隊包括七個美軍師、八個南朝鮮師以及兩個英國旅，總兵力達到二十五萬。而誌願軍的一線作戰部隊僅有二十八萬，其中誌願軍僅有六個軍、約二十一萬人。盡管在兵力上稍占優勢，但火力上的差距卻是數倍之大，更不用說關鍵的後勤對比了。
由於外交應對不當，中國方麵因此遭遇了許多不利局麵。
其實，早在此之前，中央曾判斷“打過三八線好談”，然而，誌願軍在第三次戰役獲勝並越過三八線，占領漢城後，卻並未立刻按照這一判斷采取行動。不僅未能有效利用西方陣營的內部矛盾和民族主義國家的和平願望，給美國製造更大的外交困境，反而緩解了美國的外交危機，使自己陷入了某種程度的孤立。
從軍事角度來看，拒絕停火帶來的不利局麵更是迅速顯現。我們一再強調，先停火後談判將會讓美軍獲得喘息的機會，因此這是一個陰謀。然而，實際上，戰場上不僅是美軍急需喘息之機，幾乎已處於力竭氣衰、疲憊不堪的誌願軍，同樣亟需一個休整的機會。
第三次戰役結束後，地麵戰場由於雙方軍隊暫時脫離接觸而陷入短暫的平靜，然而美軍的空中打擊卻從未停歇。誌願軍在後方的運輸和部隊調動，每天都麵臨著巨大的威脅。在此情況下，若能實現停火，至少可以爭取到一個相對安全的時間進行休整和補給，這無疑有助於誌願軍為下一步的作戰做更充分的準備。
此次外交處理不當，根本原因在於誌願軍入朝後接連取得三次勝利所帶來的樂觀情緒。盡管誌司一再強調戰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但包括主要領導人在內的許多人，對形勢的認知仍然不夠到位。這種普遍存在的傾向，成為在停火問題上決策失誤的主觀原因。
美國軍事曆史作家約瑟夫·格登對此發表了以下評價：
對於中國人而言，反對停戰帶來了巨大的人為災難。他們自恃甚高，顯然確信聯合國多數成員會支持他們的主張，因此拒絕了一個比兩年半後他們最終接受的條件更為有利的結束戰爭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