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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皇帝偷看心聲日誌後 作者：三傻二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好用的工具人總是很難找的, 所以皇帝都難免有了些躊躇，想著要不要在將來調整調整職分，設法延長閆東樓的使用期限。但所幸天書及時響起, 打消了這實在沒有必要的憐憫：
【當然, 我們列舉這諸多數字，並不是要誇耀閆東樓在東瀛的豐功偉績；事實上來講, 在東瀛的這九年也不過隻是閆氏輝煌職業生涯的起點而已。在跟隨儒望學習了第五年後，中西呂宋之戰爆發, 閆東樓兼任西班牙賠款事務；第六年，中荷海戰爆發，閆東樓又兼任荷蘭賠款事務；到第九年他辭去東瀛的職分時，已經負責了西班牙荷蘭葡萄牙英吉利法蘭西五國的賠款事務，成為實際上的外務大臣。
——甚而言之，閆東樓之所以辭去東瀛的職務，也並非是因為工作上的問題；而是中樞考慮全局，認為實際上的外務大臣居然還領著對倭事務的俸祿，未免太過於抬高東瀛的檔次，而損傷了國際關係的格局；而以外務大臣的身份統領各國賠款事務，才能發揮閆氏的專長。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甲寅變法開展後財政收入驚人的增長——雖然大安朝廷的官方史書堅稱，它暴漲的收入純粹是因為對外貿易的大獲成功；但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歷史學家都明白，即使沿海的紡織廠煉鐵爐將機器幹出煙來，也是幹不出來一年上千萬兩白銀的；關於這匪夷所思的增長，還是英吉利銀行提供的文件更為可信，它直截了當的指出：僅僅在閆東樓上任外務大臣之後的五年時間裏，朝廷從各個賠款條約中搜刮到的淨收入，就高達四千五百萬兩以上，占據了當時朝廷收入的一半。
所以，也就無怪乎當時的內閣被稱為「賠款內閣」了。農稅地稅商稅都各有開支，隻有賠款的收入是意外之財，完全受皇帝與內閣的支配。錢在哪裏，權力也就在哪裏，隨著中樞變法派直接掌握的財政份額迅速擴張，皇帝及內閣的權力也在迅速擴張，最終臻至大安一朝難以想像的巔峰。
當然，這裏的「權力」並不是指詭詐權謀中所謂謀劃人心的權術。如果論君主專製中如何生殺予奪放縱慾望，那大安的歷代皇帝都是相當精通的；但封建時代的弔詭就在這裏——皇權如果想殺人整人，那基本是隨心所欲不受任何限製；但如果皇權真正想辦事，卻立刻就是舉步維艱，往往一件也辦不成。
關於這一點，大安歷朝皇帝（尤其是擺宗），應該是深有體會的。
】
作為大安歷朝皇帝之一，飛玄真君麵無表情的哼了一聲。曾經雄心萬丈，如今癱在床上，真君與朝野百官糾纏如此之久，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在真君還很有人樣的時候，他也不是沒有嚐試過積極有為的舉止。但一切的努力與心血終究都在朝廷這架油膩老舊滑不溜丟的國家機器中消磨為了烏有；於是雄心磨損殆盡，成了現在這幅模樣。而今聽來，不能不有所觸動。
不過，這觸動一閃而過，真正令皇帝迷惑的卻是最後一句話：
「擺宗」？到底是哪個腦殼進了水的不肖子孫，居然給先帝上這種奇葩廟號？
【
但在甲寅變法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甲寅變法的主持者有什麽獨特的人格魅力。實際上，除了張、海等寥寥數人之外，穆祺閆東樓等在當時士人中的風評都相當之不咋地（想想他們在野史中的作風，你恐怕也很難期待有什麽好評）。事實也證明，貫徹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而是錢。
自甲寅變法第三年之後，因為賠款收入暴增，海路暢通後糧食充足，內閣免去了九邊及陝甘百分之五十的稅賦、寬免了江南各省上繳漕糧的義務，為雲貴駐紮的軍戶補發了積欠十餘年的稅負；自第五年開始，朝廷則進入了後世稱之為「敗家子財政」的階段：該年各省上繳稅負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萬兩有餘，朝廷撥給各地的投資俸祿及各賑災款項則高達兩千九百萬兩；國庫超支一千一百萬兩有餘，全部靠賠款與海貿調配。到第九年後，事情則進入到匪夷所思的階段——各省的財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著中央撥款，自己的稅收居然還不足三成！
至此，「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終於形成了：歷朝歷代都是地方供養中央，現在一轉攻勢，居然變成了中央供養地方；往常地方掌握財源，還有能力與中央博弈一二，現在中樞朝廷握著所有省份的輸血管，誰還能抵禦內閣的意誌？
政治就是財政，財政就是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掌握了錢袋子就掌握了一切。當中央財源空前膨脹之後，內閣的意誌便不再受任何掣肘。至此，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兩千年來中央集權主義者最夢寐以求的理想終於降臨了——沒有地域之分，沒有門戶之見，中樞可以隨心所欲調配一切資源，藉助大一統的製度發揮出無可思議的優勢；合六千萬人之心為一心，天下還有誰是中土的對手？
也正因為如此，甲寅變法才被稱為中華近代化的開端、新時代隱約的迴響；宋元之後皇權不下縣，封建時代封閉而又保守，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落到實際或許隻有一二成；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脈絡之後，內閣用盡渾身解數，卻可以勉強將中央的意誌落實三到四成——不要小看這區區一二成的進步；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中原之所以能後來居上，恰恰是因為每次變革中這一二成的優勢。
【當然, 我們列舉這諸多數字，並不是要誇耀閆東樓在東瀛的豐功偉績；事實上來講, 在東瀛的這九年也不過隻是閆氏輝煌職業生涯的起點而已。在跟隨儒望學習了第五年後，中西呂宋之戰爆發, 閆東樓兼任西班牙賠款事務；第六年，中荷海戰爆發，閆東樓又兼任荷蘭賠款事務；到第九年他辭去東瀛的職分時，已經負責了西班牙荷蘭葡萄牙英吉利法蘭西五國的賠款事務，成為實際上的外務大臣。
——甚而言之，閆東樓之所以辭去東瀛的職務，也並非是因為工作上的問題；而是中樞考慮全局，認為實際上的外務大臣居然還領著對倭事務的俸祿，未免太過於抬高東瀛的檔次，而損傷了國際關係的格局；而以外務大臣的身份統領各國賠款事務，才能發揮閆氏的專長。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甲寅變法開展後財政收入驚人的增長——雖然大安朝廷的官方史書堅稱，它暴漲的收入純粹是因為對外貿易的大獲成功；但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歷史學家都明白，即使沿海的紡織廠煉鐵爐將機器幹出煙來，也是幹不出來一年上千萬兩白銀的；關於這匪夷所思的增長，還是英吉利銀行提供的文件更為可信，它直截了當的指出：僅僅在閆東樓上任外務大臣之後的五年時間裏，朝廷從各個賠款條約中搜刮到的淨收入，就高達四千五百萬兩以上，占據了當時朝廷收入的一半。
所以，也就無怪乎當時的內閣被稱為「賠款內閣」了。農稅地稅商稅都各有開支，隻有賠款的收入是意外之財，完全受皇帝與內閣的支配。錢在哪裏，權力也就在哪裏，隨著中樞變法派直接掌握的財政份額迅速擴張，皇帝及內閣的權力也在迅速擴張，最終臻至大安一朝難以想像的巔峰。
當然，這裏的「權力」並不是指詭詐權謀中所謂謀劃人心的權術。如果論君主專製中如何生殺予奪放縱慾望，那大安的歷代皇帝都是相當精通的；但封建時代的弔詭就在這裏——皇權如果想殺人整人，那基本是隨心所欲不受任何限製；但如果皇權真正想辦事，卻立刻就是舉步維艱，往往一件也辦不成。
關於這一點，大安歷朝皇帝（尤其是擺宗），應該是深有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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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安歷朝皇帝之一，飛玄真君麵無表情的哼了一聲。曾經雄心萬丈，如今癱在床上，真君與朝野百官糾纏如此之久，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在真君還很有人樣的時候，他也不是沒有嚐試過積極有為的舉止。但一切的努力與心血終究都在朝廷這架油膩老舊滑不溜丟的國家機器中消磨為了烏有；於是雄心磨損殆盡，成了現在這幅模樣。而今聽來，不能不有所觸動。
不過，這觸動一閃而過，真正令皇帝迷惑的卻是最後一句話：
「擺宗」？到底是哪個腦殼進了水的不肖子孫，居然給先帝上這種奇葩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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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甲寅變法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甲寅變法的主持者有什麽獨特的人格魅力。實際上，除了張、海等寥寥數人之外，穆祺閆東樓等在當時士人中的風評都相當之不咋地（想想他們在野史中的作風，你恐怕也很難期待有什麽好評）。事實也證明，貫徹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而是錢。
自甲寅變法第三年之後，因為賠款收入暴增，海路暢通後糧食充足，內閣免去了九邊及陝甘百分之五十的稅賦、寬免了江南各省上繳漕糧的義務，為雲貴駐紮的軍戶補發了積欠十餘年的稅負；自第五年開始，朝廷則進入了後世稱之為「敗家子財政」的階段：該年各省上繳稅負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萬兩有餘，朝廷撥給各地的投資俸祿及各賑災款項則高達兩千九百萬兩；國庫超支一千一百萬兩有餘，全部靠賠款與海貿調配。到第九年後，事情則進入到匪夷所思的階段——各省的財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著中央撥款，自己的稅收居然還不足三成！
至此，「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終於形成了：歷朝歷代都是地方供養中央，現在一轉攻勢，居然變成了中央供養地方；往常地方掌握財源，還有能力與中央博弈一二，現在中樞朝廷握著所有省份的輸血管，誰還能抵禦內閣的意誌？
政治就是財政，財政就是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掌握了錢袋子就掌握了一切。當中央財源空前膨脹之後，內閣的意誌便不再受任何掣肘。至此，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兩千年來中央集權主義者最夢寐以求的理想終於降臨了——沒有地域之分，沒有門戶之見，中樞可以隨心所欲調配一切資源，藉助大一統的製度發揮出無可思議的優勢；合六千萬人之心為一心，天下還有誰是中土的對手？
也正因為如此，甲寅變法才被稱為中華近代化的開端、新時代隱約的迴響；宋元之後皇權不下縣，封建時代封閉而又保守，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落到實際或許隻有一二成；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脈絡之後，內閣用盡渾身解數，卻可以勉強將中央的意誌落實三到四成——不要小看這區區一二成的進步；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中原之所以能後來居上，恰恰是因為每次變革中這一二成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