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與我父親挺不錯的公社“一把手”馬書記的官運不錯，文革後期升任副縣長。他的婚姻卻是有一些大不幸，先後故去了兩任妻子。在他任職副縣長的時候，他又娶了一位大姑娘，比他小許多許多歲呢，這樣他就姻親了又一位小舅子，據說也不是太親近的，姓仲，是個青年教師，個兒不高，人長得秀氣，說起話來朝氣蓬勃。他來校時我們已上高二了，因我在四班，他來後不久擔任高二的班主任，任一、二兩個班的化學老師，也並未給我們三、四班上過課，與他也就沒有直接的接觸，甚至見了麵都很少打過招唿。可是沒想到的是，在我們高中畢業時，他竟是單單推薦我到公社“革委”工作。當時，他是公社“革委”(革命委員會)的代理秘書，主辦文密宣傳等具體工作。在我之前，我們鄰村鍾家莊的一位比我還小一輩的青年人在“革委”擔任通訊報道員，兩年前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上學去了。我到公社革委時的工作，就是接任他的職位從事新聞宣傳報道，時間是在1977年8月。這事最先給咱透露消息的，是當時革委辦的交通員，他是大我一級的同學，人長得小，心眼卻不少，咱顯然比不了人家。在校時咱和他並沒有過多的交誼，隻是在上下學的路上打個照麵。深層的淵源是他的父親和我的父親都是文革時的“走資派”，同時擔任過村裏的黨支部書記，也許處於一種共同的時代壓抑、感應和心氣，他就不由地偏向著咱們。中國人是最容易同病相憐、同境相惜、同氣相通、同難相助、唇亡齒寒、拉幫結派的，這種莫名其妙就捆綁到一起的文化底蘊神秘莫測詭異多端！終於，在我的仲老師和這位上一級同學的極力推薦下，我就糊裏糊塗地來到當時很森嚴很莊重的公社革委會上班了，真沒想到畢業才一個月沒怎麽的就比咱的全部同學們高出半頭兒。——在那個時候，能夠擺脫繁重的生產隊農活兒，就是一件讓眾多人羨慕的事兒，莫說是在機關蹲辦公室哩，要想去公社“農建兵團”出大力，也是難以盼望到普通百姓頭上的啊！那時的“農建兵團”幹的都是挖溝修橋的活兒，拚死拚活是特累，但有大白饅頭和豬肉炒菜呀，既管飽還有最高的工分值，外加一月四十幾元的生活補貼，所以一些村莊強行規定這四十幾元必須向生產隊每月交足二十幾元錢才給記高工分呀！可見當時外出工作的難度和極限，這種處境在當時限製和約束了無數的農民闖蕩天下。我在以後的農村工作中，就發現許許多多有才能有智慧有魄力的老農，原本他們是可以出人頭地出類拔萃做出一番大事業來的，就是因了那時的原故，一生都被牢牢地捆綁在家鄉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做了一輩子莊稼人，看著讓人惋惜和悲歎！
我到公社革委工作後，一月的工資是四十六元，交生產隊二十四元，再由隊裏給咱記著高值工分，這樣終於實現了奶奶盼望多年的“平均糧”以上，也就是我奶奶當年信心百倍所說的“老鼠拉木鍁”。每月剩出來的這二十二元，讓我的奶奶和爺爺足足高興了小半年。我覺得有能力養活著兩位老人的時候，勸說奶奶終於同意讓大弟京勇再次迴到母親家裏去，與我們家脫離了實質的家庭關係。那時大弟還在念書，供養他仍有十分沉重的負擔。爺爺和奶奶逐漸年邁，咱就想獨撐家境盡心扶老，以減輕兩位老人的家庭負擔。對於自己的個人抱負和前途，那時候並沒有多想，也不抱什麽誌向。曾經，走在駐地上學的路上，同學們看到一個一個公社裏的人，進進出出在我們初中語文老師寫的“團結嚴肅”、“緊張活潑”兩扇大門間，端著小鐵碗，邁起小快步，敲打小饅頭，數著小票子（工資），就讓我們十分眼饞和羨慕、猜想與向往。現在咱也夾雜在他們中間，看上去似乎也像他們一個樣子了，其實大不然，其中叫咱感受最多的是猥瑣、低下和尷尬，原來這裏是一個有著更多比量更多顯要更多心眼的奮鬥場！一天到晚，咱吃著爺爺拿家裏涼曬的精白地瓜幹從糧所給咱轉換出來的白麵饅頭和玉米麵餅子，既有壓力，又不自在，加上父親和大伯在文革中的所謂“經濟問題”在公社裏的壞影響，就讓咱怎麽也抖擻不起來。當時，我住在公社大門前的廣播站大院內，和廣播站長住在一間屋裏。這站長姓戴，是個部隊複員軍人。他能當上公社廣播站的站長，就是因了他在“文革”後期整人兇狠，奉迎賣力，圓滑精幹，受到上任公社“革委”書記的賞識，才轉為正式職工的。在全國“一打三反”運動時，他就曾到我們村落實造反派硬是強加給我爺爺的那三百七十元貪汙款，當時我爺爺據實表白，把造反派怎麽硬逼著算出來的這個貪汙款原原本本訴說了一遍，他嫌我爺爺一味抵賴，認罪態度極其不老實`，就不時動手動腳拳打腳踢起來，打得我爺爺差點爬下……在我與他剛住到一起的那個晚上，他樂嗬嗬地向我打聽這個人時，咱脫口說：那是我爺爺。戴站長的臉倏地沒了笑容，轉而丟丟搭搭說些別的事，說得相當不自然，咱也不明就裏。大集上，爺爺來看咱，就與戴站長碰了麵，他極其尷尬地給我爺爺賠著笑臉，我的爺爺並不在意，和顏悅色對他挑明道：那都是過去的事兒，大形勢啊，誰也躲不過，怨不得你戴站長！這樣咱才知曉了那事兒，對咱觸動很大。咱就想：在農村都是鄉鄰鄉親的，工作中千萬別耍橫，別與人家過不去，得饒人處且饒人，好幫人時且幫人！——這一點信念的不經意生成，沒成想給咱以後的工作形成了一定的心理製衡，在許許多多項農村工作中，咱不由自主地一直與許多領導產生著某些抵觸，這些抵觸具有意義的都是圍繞著對農村工作的製約力度和懲罰程度而展開的……
我到公社革委上班後，遇到的第一項艱巨的工作是“三秋大會戰”。關於“三秋”，我至今也記不確切指的是哪“三秋”，隻知道其中的兩項內容是：秋收和秋種，另一項可能是指秋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也想不準了。當時，在我采寫的所有宣傳鼓動的稿件中，通稱“三秋大會戰”。“三秋”開始時，公社革委在駐地村後的戰備公路一側，紮起一個葦席子遮擋的指揮部，頂棚子上插滿紅旗，兩邊寫有一副大紅對聯，記得上聯是：打贏三秋大會戰，下聯是：敢叫日月換新天！我在指揮部的工作是開著擴音器，寫著（準確的說叫“吹”）小稿子，對著空曠的田野作宣傳。那時，擴音大喇叭傳出的聲音很響很遠，遇到刮北風，五六裏外的俺村都能聽清是我的聲音，讓我的奶奶和爺爺在村人們麵前特別高興和自豪。到了夜晚，四處燈火通亮，看去繁星點點，這是參加大會戰的群眾挑燈夜戰的景象，這時指揮部裏隻剩下我一個人了。一連十多天，咱都是吃住在這片空曠裏，當時也沒覺得害怕，也沒跟誰叫過苦喊過累。就在咱的不知不覺中，一場圍繞著咱的勾鬥卻在革委機關裏悄悄地進行著……有一天，咱的那個四級同學捎過信來，叫我快到張書記的辦公室去。當時張書記主持革委機關的工作，我自然歸他管。咱去了後，張書記還算是態度和藹地問我：累不累？我說不累！適應不適應？我說還能適應。他就批評我說：你有什麽事直接向我說，別與其他人叨叨，在機關裏工作有機關裏的規矩曰曰。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也不明白他批些什麽，完了就又迴到“三秋”指揮部。到了下午，我的那個四級同學騎著自行車來了，他裝著在找哪位領導的樣子，見指揮部裏就我一個人，才對我說：咱都是一樣的人，出來幹不容易，要緊少說話。要不是仲老師，你哪撈得著出來幹這個呀！我說：是！但還是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兒，就問他：怎麽張書記叫我到他的辦公室？他說：張書記沒跟你說？我說：說了，叫我好好幹！他說：啊呀，你以後千萬別對別人亂講什麽啦，領導們因為這個都鬧翻臉了，弄得仲老師挺難堪的，他現在不過還是個代理秘書呀！我說怎麽啦？我說過什麽了嗎？他低聲說：聽仲秘書說，在前幾天一次革委擴大會上，婦聯隋主任提出來說，不能把小鍾一個人扔在指揮部裏，滿坡的青莊稼，人家還是個孩子，怎麽能吃得這個苦啊！他這一說，會上就吵起來了，圍繞著指揮部怎麽指揮、怎麽安排人員、怎麽搞好“三秋”大會戰的宣傳報道，一連串的事兒，反正鬧得不可開交，連主持會議的“一把手”房書記都拍桌子發火了！這事鬧大了，你還不知道？！我說：我哪知道啊？再說，我也從沒和婦聯主任說過什麽呀，怎麽就扯到我頭上了？！他說：你沒跟隋主任說過累呀怕呀的？我說：我哪說過！她隻是來過指揮部幾次，我哪敢跟她說些這個呀，再說我也不怕累呀！他說：那麽隋主任怎麽……他迴去後，大概跟仲老師匯報了這些情況，也不知仲老師是怎麽向隋主任核實的。過了幾天，隋主任又來到指揮部，罵咧咧地衝我說：小鍾，你受委屈了吧？媽拉個x的，我隻是看你還是個孩子，沒成想惹出這麽大事兒，這熊工作！下輩子高低不讓兒子踏進這地兒……我才明白了，原來是她出於母愛心疼咱，擔心咱一個人害怕才提出來說一說的。這事當時讓咱挺疑惑的，覺得隋主任一片好心，怎麽就扯出這麽多事兒，而且有這麽多領導都攪和進來了，真是不可思議！
這件事平靜後，有一天張書記又讓我迴到廣播站，對我說：小鍾，你把鋪蓋搬迴廣播站來吧，夜裏不要睡在指揮部裏了，隻你一個孩子是那個……是那個什麽？他沒明白地說出來，我想也就是隋主任好心幫咱提出來的那個意思吧。張書記對我說的時候，戴站長和廣播站上的職工老於正在高空安裝著三個大高音喇叭，三個大喇叭對腚朝向三個方向，向八方傳播出去的聲音就很遼遠，整個公社駐地周邊四五裏外都聽得響亮啊！老於在高空接完線後，老戴站長就拿起我寫的一篇稿子到廣播室裏念起來，他在室內念，張書記和我就在外麵聽。念完一遍，戴站長樂嗬嗬地顛到張書記跟前，點頭哈腰地征詢意見，那意思是這樣行吧？咱看出來了，張書記偏偏不滿意。戴站長就又返迴廣播室，卯足勁又念了一遍，如此反複了五六遍，張書記仍是不滿意，就說：你叫小鍾試一試。咱接過稿子，進到廣播室，由老於給咱調好話筒角度，張口就念了起來——這功夫，從咱跟著劉老師“三敬三祝”，到咱曆次在學校裏的大批判發言，早就是“小菜一碟”，不能說誰也比不了，至少在我們學校算是出類拔萃！想一想，有哪一次全校開學或批判大會上漏掉過咱……咱自自然然地把這功夫使出來，張書記一下裂嘴笑了，對戴站長說：這事就交給小鍾吧，他一個人邊寫稿子邊廣播，念起來嘴順。又轉身對我說：寫出來的稿子先由老戴看，再交小仲秘書政治上把把關，有什麽問題再找我……張書記說著就走出了廣播站，戴站長跟著那個樂兒那個顛兒呀，就像一片雞毛要飄起來。從此，上午咱下鄉采訪，中午迴來寫出稿子，下午咱送給我的仲老師審閱，晚上一直等到縣裏的廣播節目結束時，再接上廣播我寫出的稿子，那個宣傳節目的名堂就叫“三秋大會戰專題廣播”。一天三次，咱那根本不具備普通話味兒的當地口音，就響遍了全社。尤其是在早晨，人們還都在朦朧中，咱的聲音就響起來了。那時候，全社戶戶都有一個有線的廣播小喇叭，沙啞啞的挺響亮。於是，再有一些女同學見到咱，就變著聲調學咱“現在是三秋大會戰專題廣播……”搞得咱挺不好意思的。
當時我的工作，還有一項任務是給縣上的廣播站投稿。這是咱走上新聞宣傳道路的開端。那時，咱也不懂得什麽是新聞，新聞稿件都有些什麽要素。咱沒考進過大學，更不知道新聞是多大的一門學問，隻是憑著在學校的那一點寫作愛好，咱一篇又一篇地向縣廣播站投稿，可總也不被采用。於是，咱就虛心拜師求教。公社裏農技站有一位姓張的，腦門有些禿，學習很用功，隻不過是小學文化，婚後已有幾個孩子，在公社裏當時還頗受重用，經常給“一把手”房書記和住機關的張書記等領導寫個簡短的講話稿什麽的，有時也向縣裏的廣播站投稿，偶爾也有被廣播出來的，咱就尊稱他為“老宣傳”。咱跟他學習新聞寫作時，他也是不懂新聞竅門，直到咱參軍後經過部隊的正規培訓才對新聞有所了解，才知道原來咱崇拜的也是個“門外漢”。不過，老宣傳很賣力氣，幹啥都是一副認真較勁的架勢，不僅字寫得一筆一劃板板正正，而且幹起工作來也是一頭“老黃牛”。這年冬天，他帶咱到社東村蹲點，就憑著一股牛勁，把逼死人命的造反派頭頭“皮癩”好一頓死整，他這樣潑幹工作的勁頭確實叫咱佩服，也對咱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我拜他為師時，他從不在嘴上認可為師，要我以哥或兄相稱，卻是一副師道尊嚴，對我說話一副傲慢口氣，自覺他寫出的東西了不得，尤其是別人改不得，誰要改他都與你紅臉，跟你爭得麵紅耳赤。後來有一位黨委秘書，哄他給寫文字材料，無論他寫得怎樣，這秘書總是給予奉承誇讚，高興得他不亦樂乎，就有使不盡的腦汁沒白沒黑地幫助秘書寫文章。其實，這秘書把他寫出的文章拿到背地裏修改，隻是不再叫老宣傳看見經人修改過，讓他那極強的自尊心得到明顯的激勵！——讓咱敬佩的不是老宣傳，而是那位偷懶的秘書啊！用人竟然用到了這個份上，叫你如何評說好呢？這種事情，當時讓咱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困惑不解……就這樣，跟著老宣傳月數有餘，許是咱太笨，也許真的跟他學不到真本事，咱投到縣廣播站的稿子就是廣播不出來，讓推薦我的仲老師很失望很著急，他幾次找我去談話，頓促我這樣寫那樣寫，人家誰誰怎樣怎樣，弄得我焦頭爛額寢食不安。咱翻弄著投出去的厚厚一疊底稿，心裏暗暗納悶：怎麽就不見采用呢？
不久，從我們公社廣播站調出去的一位站長，在鄰鄉的公社廣播站因為經濟問題，被縣站停職檢查。在縣廣播站徹底審查後，指派他到北部山區參與架設廣播線路。在勞動改造期間，他可能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和人格虐待，在任務完成後迴到縣廣播站時，趁夜裏沒人吊死在縣廣播樓的西廳室裏，這事在當時是被稱作“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縣廣播站的領導和帶隊施工的頭頭都不需要承擔任何連帶責任。但是，這位吊死的站長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媳婦，還撇下了三個幼小的孩子，需要縣站裏的領導給予安置。這樣，我就接觸到了縣廣播站的站長，當麵請求他教我怎樣寫好新聞稿件。他先是把我早已投給縣站上的底稿瀏覽了幾篇，然後在我的一篇不錯的稿子上劃拉改寫了一遍，叫我抄出來給他。咱抄完一看，不過隻有大半張紙，怎麽把我原來三四頁的文字幾乎全劃掉了？稿件交他帶走後，在縣廣播站第三天早晨的新聞上就廣播了，這讓我的仲老師以及公社革委的領導們都很高興，見了我大都愛喊一聲“小鍾”啦！而我的心裏卻更是緊張啊，因為這篇稿子從根本上看不能算是我寫的，接著再發不出來怎麽辦呀？在這時候，我打心裏感謝曾經打過我爺爺的戴站長，他不僅沒在任何一位公社領導麵前揭穿我的這篇稿子，相反還在各位領導跟前樂嗬嗬地迎和說：“小鍾這就上道了，就出成績啦，磨練磨練會是把好手啊！”我摸不準他這樣說出於什麽心境，是真心維護還是敷衍領導？是對踢打我爺爺的歉疚還是在著意地提攜我？或是他臉上也跟著有光？畢竟，他興高采烈的迎和拓展了咱出息的空間與希望！
接著，縣廣播站的站長又帶人來過幾次，還把那位“自絕站長”的媳婦叫到站上來，談妥了撫養他三個孩子的全部條件。這媳婦嘴皮上玲牙利齒，看上去搖頭晃腦挺厲害，卻還是識文斷字，通情達理，並沒有胡攪蠻纏，這讓縣站上的領導處理得很順利。於是，他們在我們站就有更多空餘時間談別的，咱瞅緊這個機會不斷地向他們請教，讓他們給咱講授新聞寫作上的事，我逐漸聽明白了：新聞就是用簡短的語言把新近發生的實情說明白，並不需要長篇大論，也不需要發表政論觀點，中間有幾句當時最最革命的豪言壯語就行了。這樣，咱就算是摸上門道了，再寫起來既省事又省力，投出的稿件也就具有一定的命中率，接連在縣站上廣播過咱的好幾篇稿件……隨著縣站領導一來二去，關於那位“自絕站長”的死因，咱多少聽懂了一些，有關他的“經濟問題”咱也知道了一些。大體情況是：他在我們公社廣播站擔任站長時，總在烤火煤和柴油上做文章，那時全縣還沒有供電條件，廣播站靠一台12馬力的柴油機發電，在戴站長夜裏迴家後，咱就經常替他早晚值班，主要就是搖動起站上的那台柴油機，看電流表指示針穩定後打開所有的擴音設備轉播上級的廣播節目。這樣柴油機天天需要喝油，烤火煤卻隻在冬天才給提供千數斤。就是這麽點小利益，竟然被縣站上的領導模模糊糊知道了，於是把他調到鄰鄉任一般工作人員，不知怎麽又在鄰鄉被進一步檢舉揭發，縣站再次重視起來，又把他提往縣站審查。據當時抽調到縣站搞工程的我處老於透露，審查他的結果不足三百元錢，於是就在縣上被懸掛起來，後被派往山區工地幫助施工。在那個時代，遇有這樣的貪汙問題，在眾人的眼裏等同於“反動分子”，是沒誰敢與其搭訕或交流的，更別說關心和關懷啦！而且，人們當時處於對反動分子一貫實行勞動改造的心理意識，總是攤派最重最險最髒的活讓他去幹，有誰心疼或是近乎什麽的，那就有同流合汙的嫌疑，輕則挨批，重則要受到深層牽連。那樣的政治生活環境，難免在他的心理和人格上造成極大的創傷，於是他選擇了上吊……一段時間，老於作為知情人時常挺著高個頭擺動著腦袋評論說：吊死時他的舌頭伸出來老長老長，挺嚇人的！不過，他也未免太傻啦！在山區施工時有那麽多的山澗，站在那麽高的線杆上一跟頭栽下來，說不定還能賺個好名譽，給老婆和孩子們爭個好名聲，這樣“自絕”真是不值得！——咱就佩服老於的觀點。是啊，不知縣站上要怎樣處理他的時候就輕生了，實在是可惜至極。這也讓咱不寒而栗，父親和大伯在挨批時不是有無數次都要自殺……
在老於的無數次敘說中，咱有一個問題在心裏一直憋悶：就是這麽點“經濟問題”，是誰反映和告發的呢？一天晚上，和老於在站上一起值班，咱就禁不住問他，他神神秘秘地表白說，當時他還沒來站上，決不會是他吧？那會是誰？會是誰呀？小鍾……我的心裏忽然打了一個響雷！他又掩飾地說：是誰他也不知道，這種事怎麽會有別人知道啊！整人的事，都是背後下絆子呀……在當時，這個問題始終讓咱得不到明確的解答。不過，以後的閱曆豐富了咱對這類問題的猜測和判斷能力！
到了十月份，張書記把咱找去，說是經過革委會研究，決定有我接任公社文管員，要咱明天到縣文化館報名接任，並囑咐說這是個由上麵給發工資的正式差事，大有幹頭哩。第二天，咱來到縣文化館，就有一位四十多歲的輔導老師接待了咱，先是讓咱填了張登記表，接著讓我簽字支取了當月的工資，正好和在公社裏一樣也是四十六元錢。迴到公社後，咱誰也沒打招唿，就主動把當月在公社領取的那份工資悄悄退迴去。當時咱想，縣裏又給發了一份工資，這個月咱就不應該享受雙份的報酬，要叫哪個領導知道追著要迴去就不好看了。沒想到，這事讓公社大院的會計給傳揚了出來，許多的領導就對咱頗有好感，也有平時蔑視咱的領導跟著誇獎說：比他的老子強，不貪！——那時候，上上下下的人們都真心實意地痛恨“走資派”及其一切的反動現象，還有無數“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家庭直係成員與其徹底劃清革命界限的，他們純真的無產階級革命情感是絲毫不容質疑的。因此，我在公社裏工作時，父親和伯父就是咱的最大心理包袱，咱是處處小心翼翼，時時勤快謹慎幹事。這事被我的仲老師和四級同學知道後，都有埋怨我的成分，說我應該和他們打一聲招唿，沒必要再退迴去啦！我那好同學還在私底下給我支招說：你不說上麵給你發了工資，有誰知道啊！我知道他們是好心為咱，但咱不想在公社裏落什麽是非……後來，咱才明確，當時讓咱接手的文管員，就是鄉鎮文化站長，是國家文化部設在農村最基層的文化單位！人啊，有時候就是逃脫不了命運的安排，十年後咱又迴到了這個崗位上，有一年為連續工齡咱還把當初簽字支款的單據查找複印出來……
那時候，咱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發展目標，也弄不明白究竟應該怎樣做出一番成就來，傻乎乎地隻是領導叫幹啥就幹啥，竭盡自己的努力而已，也並沒有幹得十分出色。換句話說：隻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撞響撞不響連自己也不知道啊！就在這時候，公社裏開始征兵，京安在村裏幹夠了農活兒，就一心想著當兵。當兵是一件非常非常光榮的事兒！但是，因為大伯家是九口之家，一人當兵了全家都得跟著吃上“平均糧”，村裏讓京安去的可能性就不大。於是，我與京安策劃，由我們兩個人都去報名，如果我倆都合格了，我就讓給京安去。體檢結束後，我們村應征的三個人都符合基本條件。——上麵說過，要出去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兒，首先村一級是一大關卡，村支書就是皇帝老兒（人稱“農村土皇帝”），無論是誰，他不想讓你出去就一定出不去。真有不少農村小青年，在這一關上被終生卡死在莊戶地裏。究其原因，主要有這麽幾點影響因素：一是村裏人祖輩都是農民，農民的孩子長大後天生就應該是種地的材料，當農民那是天經地義，凡有不想在莊戶地裏埋頭幹活一輩子的，不是懶漢就是混蛋，在那時連個正經姑娘也娶不到，哪像現在大街上那些又饞又橫的小痞子，不缺漂亮的女孩子跟著好吃好喝好威風。真是一個時代一層天：過去找老實厚道人家圖惜過日子，現在卻說找老實人家遭欺負受窩囊發財難！——不同的時代觀念，影響和製約著不同的人生道路。二是狹隘的思想意識作怪。因為轉悠出去的本事人，總也擺脫不了家庭和家族的影響，一旦村裏祖群之間發生什麽衝突和摩擦，外麵有本事有關係的總是沾著大便宜，甚至平時在村裏也沒有敢惹敢欺負的，正是老百姓常說的“有人有世界，無人無世界”，隻要誰家有在外麵“混事的”，在村裏自然就高出別人一等來，甚至紅遍周邊村莊。由此，無論誰在村裏說了算，都不願誰家因故比別人高出多少來，有心無心地都要死死卡住你，讓全村人祖祖輩輩死心踏地當些最底層的農民！三是極強的漠視嫉妒心理的支配。雖說同一個村子裏大都是同姓同根，但中國人骨子裏的惡劣心態從來就沒有消失過淡漠過。同胞兄弟之間，誰家過得好或是出了一個兩個有點出息的人，親兄弟、親妯娌們的心理也不平衡啊。同族人之間，同村同鄉之間，是你真心盼著我好，還是我實心望著你好？我們的國人很怪，當你果真遭難了，會有無數人出來同情你幫助你，感同身受齊心協力驚天地泣鬼神！而當你過好了混順了的時候，又會冒出來無數仇視你的人、鬧哄你的人、甚至與你勢不兩立的人，搞得你不知所措暈頭轉向狼狽不堪！想想原因，不外乎“嫉妒”和“仇視”兩意。——台灣學者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揭露得更全麵更深刻更邪乎！我們這個不到百戶的小村子，也在不斷地上演著這樣的鬧劇。一位有一定社會背景又有一定村級權力的“老幹部”，總是把自己的孩子通過各種關係一個接一個地往外送，而對於別人家的孩子有機會外出混事從來就沒有痛快過，不是設卡就是刁難，分明是看著別人家的孩子會有一點小出息而害氣，而嫉妒！國人自己給自己不知壓抑毀掉過多少人才……
不久，公社武裝部的初步定兵工作開始了，我們村的村支書上報的果然是他的一個堂弟。問題是他的那個堂弟已超齡，村支書公然給弄虛作假少報了一歲，還就是不同意我們兩個有任何一
我到公社革委工作後，一月的工資是四十六元，交生產隊二十四元，再由隊裏給咱記著高值工分，這樣終於實現了奶奶盼望多年的“平均糧”以上，也就是我奶奶當年信心百倍所說的“老鼠拉木鍁”。每月剩出來的這二十二元，讓我的奶奶和爺爺足足高興了小半年。我覺得有能力養活著兩位老人的時候，勸說奶奶終於同意讓大弟京勇再次迴到母親家裏去，與我們家脫離了實質的家庭關係。那時大弟還在念書，供養他仍有十分沉重的負擔。爺爺和奶奶逐漸年邁，咱就想獨撐家境盡心扶老，以減輕兩位老人的家庭負擔。對於自己的個人抱負和前途，那時候並沒有多想，也不抱什麽誌向。曾經，走在駐地上學的路上，同學們看到一個一個公社裏的人，進進出出在我們初中語文老師寫的“團結嚴肅”、“緊張活潑”兩扇大門間，端著小鐵碗，邁起小快步，敲打小饅頭，數著小票子（工資），就讓我們十分眼饞和羨慕、猜想與向往。現在咱也夾雜在他們中間，看上去似乎也像他們一個樣子了，其實大不然，其中叫咱感受最多的是猥瑣、低下和尷尬，原來這裏是一個有著更多比量更多顯要更多心眼的奮鬥場！一天到晚，咱吃著爺爺拿家裏涼曬的精白地瓜幹從糧所給咱轉換出來的白麵饅頭和玉米麵餅子，既有壓力，又不自在，加上父親和大伯在文革中的所謂“經濟問題”在公社裏的壞影響，就讓咱怎麽也抖擻不起來。當時，我住在公社大門前的廣播站大院內，和廣播站長住在一間屋裏。這站長姓戴，是個部隊複員軍人。他能當上公社廣播站的站長，就是因了他在“文革”後期整人兇狠，奉迎賣力，圓滑精幹，受到上任公社“革委”書記的賞識，才轉為正式職工的。在全國“一打三反”運動時，他就曾到我們村落實造反派硬是強加給我爺爺的那三百七十元貪汙款，當時我爺爺據實表白，把造反派怎麽硬逼著算出來的這個貪汙款原原本本訴說了一遍，他嫌我爺爺一味抵賴，認罪態度極其不老實`，就不時動手動腳拳打腳踢起來，打得我爺爺差點爬下……在我與他剛住到一起的那個晚上，他樂嗬嗬地向我打聽這個人時，咱脫口說：那是我爺爺。戴站長的臉倏地沒了笑容，轉而丟丟搭搭說些別的事，說得相當不自然，咱也不明就裏。大集上，爺爺來看咱，就與戴站長碰了麵，他極其尷尬地給我爺爺賠著笑臉，我的爺爺並不在意，和顏悅色對他挑明道：那都是過去的事兒，大形勢啊，誰也躲不過，怨不得你戴站長！這樣咱才知曉了那事兒，對咱觸動很大。咱就想：在農村都是鄉鄰鄉親的，工作中千萬別耍橫，別與人家過不去，得饒人處且饒人，好幫人時且幫人！——這一點信念的不經意生成，沒成想給咱以後的工作形成了一定的心理製衡，在許許多多項農村工作中，咱不由自主地一直與許多領導產生著某些抵觸，這些抵觸具有意義的都是圍繞著對農村工作的製約力度和懲罰程度而展開的……
我到公社革委上班後，遇到的第一項艱巨的工作是“三秋大會戰”。關於“三秋”，我至今也記不確切指的是哪“三秋”，隻知道其中的兩項內容是：秋收和秋種，另一項可能是指秋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也想不準了。當時，在我采寫的所有宣傳鼓動的稿件中，通稱“三秋大會戰”。“三秋”開始時，公社革委在駐地村後的戰備公路一側，紮起一個葦席子遮擋的指揮部，頂棚子上插滿紅旗，兩邊寫有一副大紅對聯，記得上聯是：打贏三秋大會戰，下聯是：敢叫日月換新天！我在指揮部的工作是開著擴音器，寫著（準確的說叫“吹”）小稿子，對著空曠的田野作宣傳。那時，擴音大喇叭傳出的聲音很響很遠，遇到刮北風，五六裏外的俺村都能聽清是我的聲音，讓我的奶奶和爺爺在村人們麵前特別高興和自豪。到了夜晚，四處燈火通亮，看去繁星點點，這是參加大會戰的群眾挑燈夜戰的景象，這時指揮部裏隻剩下我一個人了。一連十多天，咱都是吃住在這片空曠裏，當時也沒覺得害怕，也沒跟誰叫過苦喊過累。就在咱的不知不覺中，一場圍繞著咱的勾鬥卻在革委機關裏悄悄地進行著……有一天，咱的那個四級同學捎過信來，叫我快到張書記的辦公室去。當時張書記主持革委機關的工作，我自然歸他管。咱去了後，張書記還算是態度和藹地問我：累不累？我說不累！適應不適應？我說還能適應。他就批評我說：你有什麽事直接向我說，別與其他人叨叨，在機關裏工作有機關裏的規矩曰曰。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也不明白他批些什麽，完了就又迴到“三秋”指揮部。到了下午，我的那個四級同學騎著自行車來了，他裝著在找哪位領導的樣子，見指揮部裏就我一個人，才對我說：咱都是一樣的人，出來幹不容易，要緊少說話。要不是仲老師，你哪撈得著出來幹這個呀！我說：是！但還是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兒，就問他：怎麽張書記叫我到他的辦公室？他說：張書記沒跟你說？我說：說了，叫我好好幹！他說：啊呀，你以後千萬別對別人亂講什麽啦，領導們因為這個都鬧翻臉了，弄得仲老師挺難堪的，他現在不過還是個代理秘書呀！我說怎麽啦？我說過什麽了嗎？他低聲說：聽仲秘書說，在前幾天一次革委擴大會上，婦聯隋主任提出來說，不能把小鍾一個人扔在指揮部裏，滿坡的青莊稼，人家還是個孩子，怎麽能吃得這個苦啊！他這一說，會上就吵起來了，圍繞著指揮部怎麽指揮、怎麽安排人員、怎麽搞好“三秋”大會戰的宣傳報道，一連串的事兒，反正鬧得不可開交，連主持會議的“一把手”房書記都拍桌子發火了！這事鬧大了，你還不知道？！我說：我哪知道啊？再說，我也從沒和婦聯主任說過什麽呀，怎麽就扯到我頭上了？！他說：你沒跟隋主任說過累呀怕呀的？我說：我哪說過！她隻是來過指揮部幾次，我哪敢跟她說些這個呀，再說我也不怕累呀！他說：那麽隋主任怎麽……他迴去後，大概跟仲老師匯報了這些情況，也不知仲老師是怎麽向隋主任核實的。過了幾天，隋主任又來到指揮部，罵咧咧地衝我說：小鍾，你受委屈了吧？媽拉個x的，我隻是看你還是個孩子，沒成想惹出這麽大事兒，這熊工作！下輩子高低不讓兒子踏進這地兒……我才明白了，原來是她出於母愛心疼咱，擔心咱一個人害怕才提出來說一說的。這事當時讓咱挺疑惑的，覺得隋主任一片好心，怎麽就扯出這麽多事兒，而且有這麽多領導都攪和進來了，真是不可思議！
這件事平靜後，有一天張書記又讓我迴到廣播站，對我說：小鍾，你把鋪蓋搬迴廣播站來吧，夜裏不要睡在指揮部裏了，隻你一個孩子是那個……是那個什麽？他沒明白地說出來，我想也就是隋主任好心幫咱提出來的那個意思吧。張書記對我說的時候，戴站長和廣播站上的職工老於正在高空安裝著三個大高音喇叭，三個大喇叭對腚朝向三個方向，向八方傳播出去的聲音就很遼遠，整個公社駐地周邊四五裏外都聽得響亮啊！老於在高空接完線後，老戴站長就拿起我寫的一篇稿子到廣播室裏念起來，他在室內念，張書記和我就在外麵聽。念完一遍，戴站長樂嗬嗬地顛到張書記跟前，點頭哈腰地征詢意見，那意思是這樣行吧？咱看出來了，張書記偏偏不滿意。戴站長就又返迴廣播室，卯足勁又念了一遍，如此反複了五六遍，張書記仍是不滿意，就說：你叫小鍾試一試。咱接過稿子，進到廣播室，由老於給咱調好話筒角度，張口就念了起來——這功夫，從咱跟著劉老師“三敬三祝”，到咱曆次在學校裏的大批判發言，早就是“小菜一碟”，不能說誰也比不了，至少在我們學校算是出類拔萃！想一想，有哪一次全校開學或批判大會上漏掉過咱……咱自自然然地把這功夫使出來，張書記一下裂嘴笑了，對戴站長說：這事就交給小鍾吧，他一個人邊寫稿子邊廣播，念起來嘴順。又轉身對我說：寫出來的稿子先由老戴看，再交小仲秘書政治上把把關，有什麽問題再找我……張書記說著就走出了廣播站，戴站長跟著那個樂兒那個顛兒呀，就像一片雞毛要飄起來。從此，上午咱下鄉采訪，中午迴來寫出稿子，下午咱送給我的仲老師審閱，晚上一直等到縣裏的廣播節目結束時，再接上廣播我寫出的稿子，那個宣傳節目的名堂就叫“三秋大會戰專題廣播”。一天三次，咱那根本不具備普通話味兒的當地口音，就響遍了全社。尤其是在早晨，人們還都在朦朧中，咱的聲音就響起來了。那時候，全社戶戶都有一個有線的廣播小喇叭，沙啞啞的挺響亮。於是，再有一些女同學見到咱，就變著聲調學咱“現在是三秋大會戰專題廣播……”搞得咱挺不好意思的。
當時我的工作，還有一項任務是給縣上的廣播站投稿。這是咱走上新聞宣傳道路的開端。那時，咱也不懂得什麽是新聞，新聞稿件都有些什麽要素。咱沒考進過大學，更不知道新聞是多大的一門學問，隻是憑著在學校的那一點寫作愛好，咱一篇又一篇地向縣廣播站投稿，可總也不被采用。於是，咱就虛心拜師求教。公社裏農技站有一位姓張的，腦門有些禿，學習很用功，隻不過是小學文化，婚後已有幾個孩子，在公社裏當時還頗受重用，經常給“一把手”房書記和住機關的張書記等領導寫個簡短的講話稿什麽的，有時也向縣裏的廣播站投稿，偶爾也有被廣播出來的，咱就尊稱他為“老宣傳”。咱跟他學習新聞寫作時，他也是不懂新聞竅門，直到咱參軍後經過部隊的正規培訓才對新聞有所了解，才知道原來咱崇拜的也是個“門外漢”。不過，老宣傳很賣力氣，幹啥都是一副認真較勁的架勢，不僅字寫得一筆一劃板板正正，而且幹起工作來也是一頭“老黃牛”。這年冬天，他帶咱到社東村蹲點，就憑著一股牛勁，把逼死人命的造反派頭頭“皮癩”好一頓死整，他這樣潑幹工作的勁頭確實叫咱佩服，也對咱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我拜他為師時，他從不在嘴上認可為師，要我以哥或兄相稱，卻是一副師道尊嚴，對我說話一副傲慢口氣，自覺他寫出的東西了不得，尤其是別人改不得，誰要改他都與你紅臉，跟你爭得麵紅耳赤。後來有一位黨委秘書，哄他給寫文字材料，無論他寫得怎樣，這秘書總是給予奉承誇讚，高興得他不亦樂乎，就有使不盡的腦汁沒白沒黑地幫助秘書寫文章。其實，這秘書把他寫出的文章拿到背地裏修改，隻是不再叫老宣傳看見經人修改過，讓他那極強的自尊心得到明顯的激勵！——讓咱敬佩的不是老宣傳，而是那位偷懶的秘書啊！用人竟然用到了這個份上，叫你如何評說好呢？這種事情，當時讓咱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困惑不解……就這樣，跟著老宣傳月數有餘，許是咱太笨，也許真的跟他學不到真本事，咱投到縣廣播站的稿子就是廣播不出來，讓推薦我的仲老師很失望很著急，他幾次找我去談話，頓促我這樣寫那樣寫，人家誰誰怎樣怎樣，弄得我焦頭爛額寢食不安。咱翻弄著投出去的厚厚一疊底稿，心裏暗暗納悶：怎麽就不見采用呢？
不久，從我們公社廣播站調出去的一位站長，在鄰鄉的公社廣播站因為經濟問題，被縣站停職檢查。在縣廣播站徹底審查後，指派他到北部山區參與架設廣播線路。在勞動改造期間，他可能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和人格虐待，在任務完成後迴到縣廣播站時，趁夜裏沒人吊死在縣廣播樓的西廳室裏，這事在當時是被稱作“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縣廣播站的領導和帶隊施工的頭頭都不需要承擔任何連帶責任。但是，這位吊死的站長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媳婦，還撇下了三個幼小的孩子，需要縣站裏的領導給予安置。這樣，我就接觸到了縣廣播站的站長，當麵請求他教我怎樣寫好新聞稿件。他先是把我早已投給縣站上的底稿瀏覽了幾篇，然後在我的一篇不錯的稿子上劃拉改寫了一遍，叫我抄出來給他。咱抄完一看，不過隻有大半張紙，怎麽把我原來三四頁的文字幾乎全劃掉了？稿件交他帶走後，在縣廣播站第三天早晨的新聞上就廣播了，這讓我的仲老師以及公社革委的領導們都很高興，見了我大都愛喊一聲“小鍾”啦！而我的心裏卻更是緊張啊，因為這篇稿子從根本上看不能算是我寫的，接著再發不出來怎麽辦呀？在這時候，我打心裏感謝曾經打過我爺爺的戴站長，他不僅沒在任何一位公社領導麵前揭穿我的這篇稿子，相反還在各位領導跟前樂嗬嗬地迎和說：“小鍾這就上道了，就出成績啦，磨練磨練會是把好手啊！”我摸不準他這樣說出於什麽心境，是真心維護還是敷衍領導？是對踢打我爺爺的歉疚還是在著意地提攜我？或是他臉上也跟著有光？畢竟，他興高采烈的迎和拓展了咱出息的空間與希望！
接著，縣廣播站的站長又帶人來過幾次，還把那位“自絕站長”的媳婦叫到站上來，談妥了撫養他三個孩子的全部條件。這媳婦嘴皮上玲牙利齒，看上去搖頭晃腦挺厲害，卻還是識文斷字，通情達理，並沒有胡攪蠻纏，這讓縣站上的領導處理得很順利。於是，他們在我們站就有更多空餘時間談別的，咱瞅緊這個機會不斷地向他們請教，讓他們給咱講授新聞寫作上的事，我逐漸聽明白了：新聞就是用簡短的語言把新近發生的實情說明白，並不需要長篇大論，也不需要發表政論觀點，中間有幾句當時最最革命的豪言壯語就行了。這樣，咱就算是摸上門道了，再寫起來既省事又省力，投出的稿件也就具有一定的命中率，接連在縣站上廣播過咱的好幾篇稿件……隨著縣站領導一來二去，關於那位“自絕站長”的死因，咱多少聽懂了一些，有關他的“經濟問題”咱也知道了一些。大體情況是：他在我們公社廣播站擔任站長時，總在烤火煤和柴油上做文章，那時全縣還沒有供電條件，廣播站靠一台12馬力的柴油機發電，在戴站長夜裏迴家後，咱就經常替他早晚值班，主要就是搖動起站上的那台柴油機，看電流表指示針穩定後打開所有的擴音設備轉播上級的廣播節目。這樣柴油機天天需要喝油，烤火煤卻隻在冬天才給提供千數斤。就是這麽點小利益，竟然被縣站上的領導模模糊糊知道了，於是把他調到鄰鄉任一般工作人員，不知怎麽又在鄰鄉被進一步檢舉揭發，縣站再次重視起來，又把他提往縣站審查。據當時抽調到縣站搞工程的我處老於透露，審查他的結果不足三百元錢，於是就在縣上被懸掛起來，後被派往山區工地幫助施工。在那個時代，遇有這樣的貪汙問題，在眾人的眼裏等同於“反動分子”，是沒誰敢與其搭訕或交流的，更別說關心和關懷啦！而且，人們當時處於對反動分子一貫實行勞動改造的心理意識，總是攤派最重最險最髒的活讓他去幹，有誰心疼或是近乎什麽的，那就有同流合汙的嫌疑，輕則挨批，重則要受到深層牽連。那樣的政治生活環境，難免在他的心理和人格上造成極大的創傷，於是他選擇了上吊……一段時間，老於作為知情人時常挺著高個頭擺動著腦袋評論說：吊死時他的舌頭伸出來老長老長，挺嚇人的！不過，他也未免太傻啦！在山區施工時有那麽多的山澗，站在那麽高的線杆上一跟頭栽下來，說不定還能賺個好名譽，給老婆和孩子們爭個好名聲，這樣“自絕”真是不值得！——咱就佩服老於的觀點。是啊，不知縣站上要怎樣處理他的時候就輕生了，實在是可惜至極。這也讓咱不寒而栗，父親和大伯在挨批時不是有無數次都要自殺……
在老於的無數次敘說中，咱有一個問題在心裏一直憋悶：就是這麽點“經濟問題”，是誰反映和告發的呢？一天晚上，和老於在站上一起值班，咱就禁不住問他，他神神秘秘地表白說，當時他還沒來站上，決不會是他吧？那會是誰？會是誰呀？小鍾……我的心裏忽然打了一個響雷！他又掩飾地說：是誰他也不知道，這種事怎麽會有別人知道啊！整人的事，都是背後下絆子呀……在當時，這個問題始終讓咱得不到明確的解答。不過，以後的閱曆豐富了咱對這類問題的猜測和判斷能力！
到了十月份，張書記把咱找去，說是經過革委會研究，決定有我接任公社文管員，要咱明天到縣文化館報名接任，並囑咐說這是個由上麵給發工資的正式差事，大有幹頭哩。第二天，咱來到縣文化館，就有一位四十多歲的輔導老師接待了咱，先是讓咱填了張登記表，接著讓我簽字支取了當月的工資，正好和在公社裏一樣也是四十六元錢。迴到公社後，咱誰也沒打招唿，就主動把當月在公社領取的那份工資悄悄退迴去。當時咱想，縣裏又給發了一份工資，這個月咱就不應該享受雙份的報酬，要叫哪個領導知道追著要迴去就不好看了。沒想到，這事讓公社大院的會計給傳揚了出來，許多的領導就對咱頗有好感，也有平時蔑視咱的領導跟著誇獎說：比他的老子強，不貪！——那時候，上上下下的人們都真心實意地痛恨“走資派”及其一切的反動現象，還有無數“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家庭直係成員與其徹底劃清革命界限的，他們純真的無產階級革命情感是絲毫不容質疑的。因此，我在公社裏工作時，父親和伯父就是咱的最大心理包袱，咱是處處小心翼翼，時時勤快謹慎幹事。這事被我的仲老師和四級同學知道後，都有埋怨我的成分，說我應該和他們打一聲招唿，沒必要再退迴去啦！我那好同學還在私底下給我支招說：你不說上麵給你發了工資，有誰知道啊！我知道他們是好心為咱，但咱不想在公社裏落什麽是非……後來，咱才明確，當時讓咱接手的文管員，就是鄉鎮文化站長，是國家文化部設在農村最基層的文化單位！人啊，有時候就是逃脫不了命運的安排，十年後咱又迴到了這個崗位上，有一年為連續工齡咱還把當初簽字支款的單據查找複印出來……
那時候，咱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發展目標，也弄不明白究竟應該怎樣做出一番成就來，傻乎乎地隻是領導叫幹啥就幹啥，竭盡自己的努力而已，也並沒有幹得十分出色。換句話說：隻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撞響撞不響連自己也不知道啊！就在這時候，公社裏開始征兵，京安在村裏幹夠了農活兒，就一心想著當兵。當兵是一件非常非常光榮的事兒！但是，因為大伯家是九口之家，一人當兵了全家都得跟著吃上“平均糧”，村裏讓京安去的可能性就不大。於是，我與京安策劃，由我們兩個人都去報名，如果我倆都合格了，我就讓給京安去。體檢結束後，我們村應征的三個人都符合基本條件。——上麵說過，要出去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兒，首先村一級是一大關卡，村支書就是皇帝老兒（人稱“農村土皇帝”），無論是誰，他不想讓你出去就一定出不去。真有不少農村小青年，在這一關上被終生卡死在莊戶地裏。究其原因，主要有這麽幾點影響因素：一是村裏人祖輩都是農民，農民的孩子長大後天生就應該是種地的材料，當農民那是天經地義，凡有不想在莊戶地裏埋頭幹活一輩子的，不是懶漢就是混蛋，在那時連個正經姑娘也娶不到，哪像現在大街上那些又饞又橫的小痞子，不缺漂亮的女孩子跟著好吃好喝好威風。真是一個時代一層天：過去找老實厚道人家圖惜過日子，現在卻說找老實人家遭欺負受窩囊發財難！——不同的時代觀念，影響和製約著不同的人生道路。二是狹隘的思想意識作怪。因為轉悠出去的本事人，總也擺脫不了家庭和家族的影響，一旦村裏祖群之間發生什麽衝突和摩擦，外麵有本事有關係的總是沾著大便宜，甚至平時在村裏也沒有敢惹敢欺負的，正是老百姓常說的“有人有世界，無人無世界”，隻要誰家有在外麵“混事的”，在村裏自然就高出別人一等來，甚至紅遍周邊村莊。由此，無論誰在村裏說了算，都不願誰家因故比別人高出多少來，有心無心地都要死死卡住你，讓全村人祖祖輩輩死心踏地當些最底層的農民！三是極強的漠視嫉妒心理的支配。雖說同一個村子裏大都是同姓同根，但中國人骨子裏的惡劣心態從來就沒有消失過淡漠過。同胞兄弟之間，誰家過得好或是出了一個兩個有點出息的人，親兄弟、親妯娌們的心理也不平衡啊。同族人之間，同村同鄉之間，是你真心盼著我好，還是我實心望著你好？我們的國人很怪，當你果真遭難了，會有無數人出來同情你幫助你，感同身受齊心協力驚天地泣鬼神！而當你過好了混順了的時候，又會冒出來無數仇視你的人、鬧哄你的人、甚至與你勢不兩立的人，搞得你不知所措暈頭轉向狼狽不堪！想想原因，不外乎“嫉妒”和“仇視”兩意。——台灣學者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揭露得更全麵更深刻更邪乎！我們這個不到百戶的小村子，也在不斷地上演著這樣的鬧劇。一位有一定社會背景又有一定村級權力的“老幹部”，總是把自己的孩子通過各種關係一個接一個地往外送，而對於別人家的孩子有機會外出混事從來就沒有痛快過，不是設卡就是刁難，分明是看著別人家的孩子會有一點小出息而害氣，而嫉妒！國人自己給自己不知壓抑毀掉過多少人才……
不久，公社武裝部的初步定兵工作開始了，我們村的村支書上報的果然是他的一個堂弟。問題是他的那個堂弟已超齡，村支書公然給弄虛作假少報了一歲，還就是不同意我們兩個有任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