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早的劉青遠老師指派大齡學生把咱抬進學校，到咱高中學涯完成學業，基本的學生簡曆是：
1965年7月—1971年6月在本村讀小學；
1971年7月—1974年6月在本公社聯辦中學讀初中；
1974年7月—1977年6月在本公社中學亦學亦工讀完高中！
上述三個“本”字，牢牢把咱囿於本鄉的狹小範圍內。並不是咱的學習成績差，而是那時候根本跳不出那麽一個濃烈的時代空間來……
早在1968年，毛主席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7；21”指示：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至1970年，一些高等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學生來源無需經過文化課考試，由當地人民政府和人民軍隊從工人、農民、解放軍中推薦上大學。被推薦人隻要根正苗紅就行，文化水平在其次，實際為“走後門”暗藏了通道。繼而，在1968年8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又刊發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農村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到1969年4月，在中共黨的“九大”上，正式確立全國的政治思想綱領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自此，“階級鬥爭是綱，一切綱舉目張”的政治理念浸透到祖國大陸的各個地區和行業……
在我還未上初中的時候，我母親家住進來一批青島下鄉知識青年，一色全是女的，有六七個。她們之所以被安排住到我母親家，是因為我父親在文革前蓋出的那間青色山牆的大房子裏壘有一鋪大炕。本來，村裏的幹部忌諱我家是“走資派”，不肯安排到我母親家的，但是為了女知青們的人身安全，上級要求這個“組戶”裏的所有女知青必需吃住到一塊兒。在我們這麽一個小村莊，根本沒有空閑的房子可以提供居住，找來尋去，大概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吧，就安排到我們家裏了。這可喜極了我的母親，她招待起人家來就像是對待自己的親閨女，又是燒水又是做飯，還伺候著一個個女知青洗衣服，把女知青們感動得一口一個“大姨”甜甜地叫個不停。女知青們的進住，大概讓母親一下子找迴到父親在任職村支部書記時，家裏客來人往的欣慰和尊嚴？或許是一個個長得又高挑又細嫩的城市姑娘，喜得一直沉悶壓抑的母親蕩開了心懷？反正，我母親像變了一個人，一天到晚跟女知青們嘻嘻哈哈說說笑笑，這大概也讓久離父母的女知青們找到了一處家的感覺，她們在我的母親麵前也變得特別地活躍。女知青們從插隊的詹家莊村遷住到我們家，是因為在我們村的東麵要開挖一個大口井式的揚水站。這個深井式的揚水站最終穿越大堤通往河道，就需先開挖一個斜坡式的平塘，從水底下直立著用石頭壘起一眼大井來。開挖的上口足有五個藍球場那麽大，那陡立的斜坡要四五個人才能拉上一小推車土來，其工程難度和女知青們的勞動強度可見一斑。這樣超常的重體力勞動，叫城市長大的女孩子們真切嚐到了挑筋剔骨般的勞累。她們個個手上打著血泡，肩膀及背部被繩索勒得青紫，即是這樣也除不掉她們作為城市人身上的氣質和痕跡。記得有一位嬌小的女知青，在上下工的時候，手中總也不離一本物理課本。我曾悄悄地翻看過她這本書，記不得是初幾還是高幾的課本了，在她的手上總也拋不開。當時別的女知青都還時不時地笑話她，說：都什麽時代啦，還學那個！如今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哩……看上去這個女知青與其她女知青很不合群，總是一個人隨在她們的後麵獨來獨往，在開挖工地上也不大怎麽受貧下中農帶工幹部們的表揚。在眾知青和我母親嘻鬧說笑的時候，她也總是躲到一邊默然無語，眼裏就隻有她手上的那本物理書。在我們家，好像我的母親也不是太喜歡她。而她的好學和她手中的那本物理書，卻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盼望著到什麽時候咱也能學到這本書上的知識，因為那書上的公式和圖案就像謎一樣。
到我上初中的時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勢開始發生了好轉，各級政府以“革委會”的名義進入到正常的運轉狀態，我村黑三他們的造反氣焰也日漸消頹下去。這時候，我的父親先是潛藏迴家，然後漸漸在村裏公開露麵了！真是個“記吃不記打的人”，大概這也是所有中國人的本性：父親在公社革委一名老幹部的支持下，竟然又出任我們西埠生產隊的小隊長。從村支書到小隊長，父親又昂頭挺胸樂此不疲！開始，這事遭到了我母親的強烈反對，堅決不讓父親再接什麽“狗屁生產隊長”了。用母親氣極的話說：“這輩子、下輩子、再下輩子……子子孫孫，永輩永世，不許再占上一根‘幹部毛’啦！”那時，我母親哭鬧停躺了三四天，連飯都不給父親和姐弟們做了，也終究未能阻止我父親“傷疤未好忘了疼”！父母家發生的這一切，好像對於我和大弟來說都不揪心，因為供養我們吃穿上學的一直都是我的爺爺和奶奶。這是造成我一生也拋不開的那個“奶奶情結”的要害所在……
我所上的初中學校，起初就是過去我們批鬥“小八一”時的那處完小，在我們上一級同學升學時才改成初級中學的。這處學校，原是公社駐地大地主“信豐”家的宅院，據說他們一家人都隨國民黨跑到台灣去了，可見這個學校的房屋之集中，院落之狹窄，加上院中的一棵三摟也抱不過來的大槐樹，學校都沒地方上體育課啊！當時我編在五級二班，我的堂弟京安編在五級三班。我的班主任姓遲，是我們前疃村人，是曾經教過我父親的老師。所以師生一到位，遲老師就指定我當班長，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在這個學校，咱和京安都是小村人，在公社上算是沒有見過世麵的，當班長咱就有一點打怵。但經過幾次考試，咱在班上拔得頭籌，同學們都對咱刮目相看，也就不大有不聽咱的話了。一到星期天，駐地村的一些同學還都騎上自行車，跑五六裏路到我家來找我一起玩，這讓我的爺爺奶奶特高興。有一天半夜，有兩個同學來敲我們家的門，叫上我到五裏外另一個同學家去，開始奶奶不肯放我半夜三更跟他們一起走，在同學的再三保證下，還是放我一起來到了駐地村一個同學家裏，媽呀！炕桌上早已擺著了兩大盆煮熟的狗肉，打這咱才知道了天下“冷狗肉，熱羊肉”——好吃。之後，這樣吃過許多次，咱才知曉原來是我們班上的這些大同學，夜裏騎上自行車到很遠很遠的外村去打來的。我曾多次問過同學打狗的辦法，他們總也不肯告訴咱，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謎。咱知道了死狗的來曆後，就不敢對爺爺奶奶隱瞞。從此，奶奶再也不讓咱夜裏跟這些“野路子”同學一起去吃狗肉了。那涼狗肉對於咱，隻能是以後饞肉的日子裏咽喉中迴嚼的美味了……
對於我們上學時的條件，是我的孩子們上初中時無法理解和接受的！在我的孩子長大後，也開始到我後來的中學上學的時候，對她們講起我們上學時候的種種情況，她們兩句話就給你頂迴來了，非但不理解還根本就不相信！這讓我們隻能很傷心地徘徊在過去的那一段訴說不明又難以釋懷的獨特歲月裏。那困境隻能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啊！——彼時上學，首先沒有任何交通工具，五六裏的學程，一天兩個來迴，唯有倚靠兩條腿。說真的，學校放了學肚子又餓，撒開腿一口氣就踅迴家來。春夏秋冬，刮風下雨，大雪封門，雷電交加，都是風雨無阻，所向無懼。那時哪有這麽筆直平坦的道路，上學走的是溝溝坎坎，因為溝坎上長滿草，踩著草走路不粘腳。有無數的同學，在春夏秋三季手提著兩隻鞋光著腳丫子來迴跑，省鞋呀！一拔一拔的同學，有的走在溝坎上，有的走在溝底下，還有的穿行在莊稼叢中，遇到結合處就有眾多的同學不知打哪兒冒出來聚在一起，放學時又分散開去。整日的聚聚散散，就有許多不在一個班級的同學也都認識了，熟悉了，成為了一生相識的同學……
自咱上學，真的從不遲到，直到高中畢業。有一次，是咱睡冒籠了，一覺醒來，覺得天已大亮，就埋怨奶奶不早喊咱起床，橫氣使性不吃早飯就衝到了學校，而學校的大門還沒有敞開呢。那天是公社駐地大集，課堂外很吵雜，上課到第二節的時候，有一隻提罐從南窗外遞了進來，弄得老師跟同學們都很奇怪。靠窗的同學站起接了過來，幾個同學悄悄傳給了我，咱才明白這是爺爺為咱送來的早飯。眾目睽睽，咱感到在全班同學和老師麵前太不好看了，既羞又愧，就沒有打開，便在課間把提罐掀開瞅了一眼，全是新煮的花生米！咱的心就一激愣：這是奶奶準備伺候家中來客的酒肴，總共不滿一平碗，怎麽就全煮了？中午放學後，我一個也沒好意思吃，硬餓著肚子又提迴家裏。原來，奶奶見咱沒吃早飯就上學了，忙把家裏存放的一點花生米煮熟，攆著我爺爺送到學校教室來。當時，爺爺在校外打探了許多時候，才弄準了我上課的教室窗口。自此，同學們就都知道了咱有兩位熱心腸的好奶奶和好爺爺，逢到星期天就有更多同學遠路風程愛到我們家來，喜得奶奶爺爺不得了……還有一次，早晨我準時起床，就見我奶奶和爺爺在灶間默然無語。等我洗罷臉要吃飯，奶奶才說：“好孫子，先上學去吧。我們今早起得晚啦，耽誤給你做飯了！是奶奶不好……”當時我一聽，就沒多想，背起書包賭著氣就去上學了。路上咱還納悶：分明您倆早起來了，怎麽說是起來晚啦？莫名其妙！到第三節課的課堂上，就又有我家裏熟悉的那個提罐從南窗口伸了進來，靠窗的同學們愣了一下，有一個同學站起來接著，緊接著傳遞過來了，這迴全是新煮的地瓜幹！等迴到家咱才徹底弄明白，是早晨家中沒有一點可以湊合著做給咱吃的東西啦！這地瓜幹是奶奶在我上學後逼著爺爺出外借了一點錢，到集市上現買了煮熟送到學校的……這一切，雖然我的孩子們無法明白和理解——她們總是奇怪地問：這麽多的好東西在那個時候都弄到哪裏去了呢？——但對於我，刻骨銘心，記憶猶新！在我以後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歲月裏，那一隻小小的提罐，就一直晃動在我的腦海裏，從人生課堂的南窗口上，時常忽悠悠忽悠悠飄到我的深層意識中來，至今揮之不去……
等到我上高中的時候，大多數遠村的同學都吃住在學校裏，每個同學背後都有一個籃子，每星期六迴家背迴一趟吃食。至於那背籃裏的東西，有瓜幹，有糠窩，還有野菜團……好歹我和京安這些同學距離學校還近一些，一日三餐迴家吃，吃的是什麽就誰也不知道了，反正從沒把現在說起來那些丟人顯眼的吃物拿到學校裏公開過。而在學校裏常年吃住的同學，都是習以為常啦，所以誰也不再笑話誰的吃食，便是這麽些十七八歲愛慕虛榮的俊男俏女們，也沒誰鄙視誰碗裏的殘菜剩湯。反而有個別家庭經濟條件寬裕的同學，許是父母把家裏好一點的吃食都省給了在校讀書的孩子吧，倒是時常受到眾多貧窮同學們的諷刺和嗤笑，什麽“嬌慣”啦、穿戴“洋相”啦、資產階級“小姐”啦等等。中國人笑富不笑貧的優秀文化傳統，大概是在這樣長期的群體困境裏集體孕育出來的吧？
初中時的地主大院，北屋是校長室和學校辦公室，故而前麵的那一麵牆上就赫然寫著這樣一幅大標語：階級鬥爭是綱，綱舉目張。字是紅色的，很大，也很端莊。很長時間，我們怎麽也搞不懂，什麽“綱、目、張”？同學們互相追問，就沒有個能弄明白的。問老師，老師中也沒有誰肯說出個所以然來。四級有一個中年老師姓祁，人很實在，卻好打學生。凡是調皮搗蛋的、學習不好的，他一概用拳頭說話，他所教兩個班的學習成績在當時就一直遙遙領先。此師好抓魚，節假日裏就有同學見他背著一擔網到大沽河裏去。有一次，我們五級的一個數學老師家裏有事，就請教四級數學的祁老師給代課。祁老師是公社駐地人，與我們班上一些學生一個村，就有愛逗他的同學站起來提問：“老師，北牆上的‘綱舉目張’是什麽意思？你敢解釋嗎？”祁老師先是看了看提問的同學，繼而列開大厚嘴唇衝同學們笑了笑，狡詰地說：“這不是個數學問題，你們去問教語文的班主任遲老師吧。他會給你們解答啊！”說著，祁老師卷起課本要走。一些同學就起哄，說：“遲老師不肯給我們解答。他說解釋了我們也不懂！”“那你們就去問校長！”祁老師繼續列著大嘴想迴避，就向教室外走。突然，他又孩子氣地返身迴來，比劃著對同學們說：“說說有何妨！打個簡單的比方吧。同學們見過摔網抓魚的沒有？那網有網口，網口中間有一條網綱吧。把網撒出去，靠什麽收迴無數的網口來呢？就是拴在手腕上攢著的這根網綱。你們看，綱收，網張，這麽一下一下地收著網綱，就可以……啊，這就叫‘綱舉目張’！就這麽個小意思，嘿嘿嘿嘿——都不明白！”得意地笑著，祁老師就下課向外走去。有的同學還在起哄：“老師，這個星期天還去‘綱舉目張’不？！”祁老師幽默地迴應道：“這要看我們的校長抓不抓‘階級鬥爭’啦？！”
學校抓階級鬥爭是經常的事。記得剛到學校不久，校長就組織過無數次的“破四舊”、遊街、大宣傳等政治革命活動。最有意思的一次，是讓我們的班主任遲老師裝扮成當時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我們五級一班一個長得高挑個兒、俊俏活潑的女學生，打扮成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聽說王的個子挺高）。在整個遊行活動中，扮相人都要不斷的做出各種醜惡的動作和神態，尤其是扮演王光美的女同學還要在胸前掛一雙破鞋，在圍觀的人群中擠眉弄眼地與遲老師打情罵俏。那時候，曾經教過我父親的遲老師，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到各處遊行一天下來，就已是癱坐在地上了。遲老師私下裏曾對我父親說：“沒人肯扮（劉少奇），隻有我扮！我有問題，是後備‘右派’嘛！年齡再大也得積極些，免得被人抓‘小尾巴’啊！”關於“後備右派”，父親曾告訴過我：那時候，遲老師在官辦的高崖村小學教語文，學校總共三名教師。我父親上下學的路上也要通過遲老師所居住的南疃村，與遲老師就很交好。錯劃右派的時候，三個教師隻有一個右派指標，當時學校負責人說：“遲老師，你我都發揚風格，把這第一個右派帽子讓給孫老師吧！孫老師人老實，我們倆可不能合夥欺負老實人啊。就等著下一個指標吧，暫時把你作為‘後備右派’報上去，好不好啊！”結果，反右擴大化，當時把孫老師打倒批臭後弄去掏廁所，最後開除迴家了。就這樣，遲老師僥幸地保留了下來，卻戴了頂無形地“後備右派”的小帽。一有政治運動，遲老師就膽顫心驚，於是說話、教學、做事都是非常非常地小心。遇到學校有政治活動，他自然就非常非常地積極，像要拚掉老命一樣獻身出來……至於後來，五級一班那個長得漂亮的女同學，在遊行結束後，像是真個“王光美”一樣，走到哪裏都會被人認出來，人們就把當時流傳的王光美的種種醜事數說批判一番，她聽著感覺人們分明就是在說她，從此她的頭就再也抬不起來了……
除了政治宣傳活動以外，就是支農勞動了。我們“支農”，是在公社駐地聯辦初中的幾個村子輪流幹活。到我們村來“支農”勞動的時候，正是我父親在幹西埠生產隊的小隊長。到生產隊幹得最多的農活是翻地、鋤苗、收麥、栽地瓜和割地瓜蔓。大多數“支農”勞動，都由“貧管代表”帶隊，在幹活前先由他講解一番幹活的要領和必須注意的事項，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一項重要內容之一。初中時的“貧管代表”，我說不出是個什麽人物，也就是個幹癟老頭曾經“苦大仇深”過，大字並不識一個。據說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參加校務會的曆次簽名還是我的一個生物老師代筆的。我的這個生物老師姓黃，筆頭子很硬，留在校長辦公室主要幹些秘書之類的工作，所以由他代簽也就順裏成章。可是，講起農村的時事來，“貧管代表”一套一套的，幾天幾夜都講不完。他說到激情處，唾沫星子滿天飛，連擴音話筒都撇到一邊去。因為他的聲音太激昂了，震得大喇叭轟轟響，還不如不用擴音設備清楚。隻要“貧管代表”的大嗓門在地頭上一響，我們這些初中生們就像籠子裏放出的小老虎，那場麵沒法形容，喜得生產隊長就隻有提供服務的份兒。我們翻地，最怕手上打泡和撅斷鍁柄啦！手打泡了，不敢拿筆寫字。把鍁柄給人家撅斷了，生產隊上要賠人家農戶鍁柄的。聽說也有占集體便易的農戶，就專從家裏拿出破鍁來給我們用，被我們弄壞了好賴隊集體賠呢。於是在幹活前，“貧管代表”都悄悄叮囑我們，用力時一定注意別把人家的工具給弄壞了，弄壞了就讓占小便易的人賺了呢！在農田裏鋤苗是我們這些男學生最不情願幹的活兒，這活急不得，幹起來還不帶勁。因為鋤得快了苗根處劃不到，鋤得慢了又活躍不起場麵來。然而女同學卻高興了，她們一邊慢騰騰地鋤著一邊嘮著嗑，有的鋤一會兒還照一照小圓鏡，攏一攏被風吹亂了的發絲，頗愜意舒暢。收割小麥是最讓人草雞的農活兒，無論是蹲在地裏割麥，還是捆麥、拉運、打場，都是不讓人的農活兒，再加上日毒天熱，汗、土、草粘滿全身兒，要多難堪有多難堪！遇到這樣的支農活兒，女同學就更打怵了，她們有的說頭疼，有的說不舒服，也有說是“那個的”，反正怎麽說的也有，竟然班主任老師都默認準假了，就時常弄得我們男同學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栽地瓜秧苗是個偷不得懶的農活兒，看上去輕鬆，幹起來卻不是那麽迴事：那一壟一壟的長趟，得由幾個人聯合起來，搗窩的，澆水的，撒苗的，封窩的，每個序列中幹起活來誰也不讓誰。埋苗的攆著撒苗的，撒苗的攆著澆水的，澆水的攆著搗窩的，搗窩的攆著挑水的——就數挑水的瀟灑，去時空著兩隻水桶，迴來時大步流星一步一個地瓜壟，真是肩挑如飛啊。隻是一會兒下來，兩個肩膀就紅腫起來了。到秋割地瓜蔓的時候很享福，一隻鐮刀唰唰唰割到地頭，想吃什麽樣好吃的地瓜就扒出來，拿手中的鐮刀剝去地瓜皮，有本事啃個肚兒圓，迴到家就給父母省下少說一頓飯……最讓我不能忘記的，是到一個村去幫助刨花生，這個村在全社乃至全縣都叫響，讓群眾躺著沒有敢站著的。在去支農集合時，校長和“貧管代表”輪流著好一頓強調：咱們是去幫助刨花生，任何同學都不許吃啊——一個也不能吃！這可是我們全公社在縣裏出了名的“毛澤東思想樣板村”，我們同學們可千萬不能為新時代的“毛澤東思想接班人”丟人！聽了訓示，我們互相看看，都覺得挺神秘的。到了支農現場，除了插在地頭上的幾十塊標語牌子，也看不出這個村跟別的村子有什麽不一樣來，那花生果也是長在地裏的呀！畢竟是農田裏出產的最好吃的作物啊，有膽大的同學癮不住口中的饞勁，低著頭偷偷地剝兩個花生米戳進口裏，閉緊嘴巴用後石牙慢慢嚼著，從喉眼裏悄悄咽下去，就有更多的同學默默地仿效……花生這東西，雖是長在地下，卻是偷吃不得的。隻要是吃過一個，不管咽下去了多長時間，隻要不刷牙就能檢測出來的。到收工的時候，這村的小隊幹部不知從哪裏準備下一桶清水和一隻舀勺，叫收工的人依次排起長隊，一個人一個人用清水漱一下口。這招很絕！凡是偷吃過哪怕僅是一個花生米的，在漱口時殘存在口腔裏的白渣，立馬就顯示在清水裏了。不管是老人還是孩子，漱出白渣來的都要被扣工分。很顯然，我們中的眾多同學也在幫助幹活時偷吃過了，明顯掉著圈子往後麵躲，怕被驗出來啊！……這樣排著長隊，天就黑下來了。這時，這村的黨支書來了，與校領導和“貧管代表”客套了一番，讓我們外村的同學不必經過漱口就放行了——真要是驗出來就是很難堪呢！卻把我們班上的幾個本村同學給留住了，大概是因為他們一旦被檢驗出來，可以從他們的家庭工本上扣工分吧……第二天，一個和我頂要好的同學對我說：我們班的同學昨天誰誰支農中偷吃花生米，漱口時果然就被檢驗出來了，他們家因此被扣去了多少多少工分，哪個同學迴到家還因此被父親好一頓揍呢！我抬頭望了望那位同學，卻是扒在課桌上沒有精神哩！接著，我這個同學壓低聲音得意地精明道：“淨些笨蛋！幹活時低緊頭你隻管大著膽吃，偷飽了裝著去解手，用河溝裏的清水提前把口裏漱個幹幹淨淨不就得啦！”我吃驚這個曾經屢次到外村去打夜狗吃的同學，他可真是有一些邪法子啊！讓你不得不口服心服……
念初二的時候，公社在駐地後新規劃了校區，我們這些本來就受“讀書無用論”影響的一代，就自然承擔了“義務小工”的重任。在一年半多的時間裏，同學們輪流當著建築小工，倒是跟一個個泥瓦匠師傅們混得滾熟，支農的事就少去了許多。有的村在農活兒忙時還主動到學校來聯係求助，校長抹不過情麵去才安排我們去支農一次。等把新校室修整擺理好了，我們搬進去還不到半年，就升到後麵緊挨著的高中學校了。那時初中升高中，並不看考試成績，也不組織什麽“中考”，而是看家庭出身，看一家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現。關鍵的一條，是要看你所在村的幹部讓不讓你繼續上高中。照說，按當初造反派們對我們家的定論，我和京安都不可能再上高中了。然而，風水輪流，時來運轉，不僅我父親現在當著小生產隊隊長，我的堂二伯還是村裏的黨支部書記呢，家族的力量又一次拯救了我和京安的高中生涯……
在讀初中的三年裏，有一個愛好在我的心中逐漸地滋生了，不自覺的將個人的興趣點向這方麵集中，這就是喜歡上了寫作！也僅僅是在那麽一個不講學習、不重知識的荒唐年代裏，咱的私底心誌的一點點小懵懂吧。後來，有無數的寫作機會證明，咱這一點小愛好是多麽地蒼白，多麽地低劣，多麽地不是那麽會子事兒！就一生的個人潛質來看，當時的這點“小愛好”恰恰是誤導了一生，浪費了一生，不可能有一點大的作為的一生！它與我的“奶奶情結”一起，拴住了我，捆綁了我，無悔了我！追想起這個“小愛好”的起源，最早大概是因為“二哥老師”的那“三本禁書”。接著，應是公社駐地的一個最早的書店，裏麵賣的全是連環畫，我們竭盡所能購買這些連環畫冊，對我的形象思維有過很大的啟蒙。在上初二時的那個寒假裏，咱就趴在炕沿上寫下了兩大本作文，開學後上交寒假作業，讓當時教我語文的李老師好一頓忙活。這個李老師就是我們鄰村斜子莊人，在放學時常常和我們在一起走。他講課很能說，說起話來咬鋼嚼鐵，人稱“李鐵嘴”。因了這些原故吧，他對我的兩大本作文不厭其長，認認真真地一頁頁一行行作過批改，對病句錯字都給予了改正，還拿到各個班把咱好好地表揚了一番，從此全學校就都知道了咱能寫啊！之後，學校每有集會發言就總是掉不了咱。那個時候，批判大會幾乎是月月開，有時半月就要召開一次，從最初的“鬥私批修”，到高一時的“批林（彪）批孔（子）”、“評法（家）批儒（家）”；從批判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到“評水滸批宋江”、“反擊右傾翻案風”；從悼念周總理的所謂“反革命”的“天安門事件”，到“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大大小小、自上而下、轟轟烈烈、波瀾壯闊，猶如六七月滾動的炸雷，真是電閃雷鳴，驚心動魄。這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集會，總是要有咱上台去發言表態，有幾次咱還發到了公社“革委會”召開的“萬人大會”上。這時，咱在台上信口雌黃，口若懸河的批判發言，就讓咱從心裏感念讀小學時劉青遠老師教咱領著他“三敬三祝”時候的口才訓練和信心培養，以至於無論咱在什麽場合，麵對什麽陣勢，都能口齒清楚，順暢激昂，還能邊念稿子邊抬起頭來睃巡一下會場和主席台上的領
1965年7月—1971年6月在本村讀小學；
1971年7月—1974年6月在本公社聯辦中學讀初中；
1974年7月—1977年6月在本公社中學亦學亦工讀完高中！
上述三個“本”字，牢牢把咱囿於本鄉的狹小範圍內。並不是咱的學習成績差，而是那時候根本跳不出那麽一個濃烈的時代空間來……
早在1968年，毛主席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7；21”指示：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至1970年，一些高等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學生來源無需經過文化課考試，由當地人民政府和人民軍隊從工人、農民、解放軍中推薦上大學。被推薦人隻要根正苗紅就行，文化水平在其次，實際為“走後門”暗藏了通道。繼而，在1968年8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又刊發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農村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到1969年4月，在中共黨的“九大”上，正式確立全國的政治思想綱領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自此，“階級鬥爭是綱，一切綱舉目張”的政治理念浸透到祖國大陸的各個地區和行業……
在我還未上初中的時候，我母親家住進來一批青島下鄉知識青年，一色全是女的，有六七個。她們之所以被安排住到我母親家，是因為我父親在文革前蓋出的那間青色山牆的大房子裏壘有一鋪大炕。本來，村裏的幹部忌諱我家是“走資派”，不肯安排到我母親家的，但是為了女知青們的人身安全，上級要求這個“組戶”裏的所有女知青必需吃住到一塊兒。在我們這麽一個小村莊，根本沒有空閑的房子可以提供居住，找來尋去，大概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吧，就安排到我們家裏了。這可喜極了我的母親，她招待起人家來就像是對待自己的親閨女，又是燒水又是做飯，還伺候著一個個女知青洗衣服，把女知青們感動得一口一個“大姨”甜甜地叫個不停。女知青們的進住，大概讓母親一下子找迴到父親在任職村支部書記時，家裏客來人往的欣慰和尊嚴？或許是一個個長得又高挑又細嫩的城市姑娘，喜得一直沉悶壓抑的母親蕩開了心懷？反正，我母親像變了一個人，一天到晚跟女知青們嘻嘻哈哈說說笑笑，這大概也讓久離父母的女知青們找到了一處家的感覺，她們在我的母親麵前也變得特別地活躍。女知青們從插隊的詹家莊村遷住到我們家，是因為在我們村的東麵要開挖一個大口井式的揚水站。這個深井式的揚水站最終穿越大堤通往河道，就需先開挖一個斜坡式的平塘，從水底下直立著用石頭壘起一眼大井來。開挖的上口足有五個藍球場那麽大，那陡立的斜坡要四五個人才能拉上一小推車土來，其工程難度和女知青們的勞動強度可見一斑。這樣超常的重體力勞動，叫城市長大的女孩子們真切嚐到了挑筋剔骨般的勞累。她們個個手上打著血泡，肩膀及背部被繩索勒得青紫，即是這樣也除不掉她們作為城市人身上的氣質和痕跡。記得有一位嬌小的女知青，在上下工的時候，手中總也不離一本物理課本。我曾悄悄地翻看過她這本書，記不得是初幾還是高幾的課本了，在她的手上總也拋不開。當時別的女知青都還時不時地笑話她，說：都什麽時代啦，還學那個！如今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哩……看上去這個女知青與其她女知青很不合群，總是一個人隨在她們的後麵獨來獨往，在開挖工地上也不大怎麽受貧下中農帶工幹部們的表揚。在眾知青和我母親嘻鬧說笑的時候，她也總是躲到一邊默然無語，眼裏就隻有她手上的那本物理書。在我們家，好像我的母親也不是太喜歡她。而她的好學和她手中的那本物理書，卻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盼望著到什麽時候咱也能學到這本書上的知識，因為那書上的公式和圖案就像謎一樣。
到我上初中的時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勢開始發生了好轉，各級政府以“革委會”的名義進入到正常的運轉狀態，我村黑三他們的造反氣焰也日漸消頹下去。這時候，我的父親先是潛藏迴家，然後漸漸在村裏公開露麵了！真是個“記吃不記打的人”，大概這也是所有中國人的本性：父親在公社革委一名老幹部的支持下，竟然又出任我們西埠生產隊的小隊長。從村支書到小隊長，父親又昂頭挺胸樂此不疲！開始，這事遭到了我母親的強烈反對，堅決不讓父親再接什麽“狗屁生產隊長”了。用母親氣極的話說：“這輩子、下輩子、再下輩子……子子孫孫，永輩永世，不許再占上一根‘幹部毛’啦！”那時，我母親哭鬧停躺了三四天，連飯都不給父親和姐弟們做了，也終究未能阻止我父親“傷疤未好忘了疼”！父母家發生的這一切，好像對於我和大弟來說都不揪心，因為供養我們吃穿上學的一直都是我的爺爺和奶奶。這是造成我一生也拋不開的那個“奶奶情結”的要害所在……
我所上的初中學校，起初就是過去我們批鬥“小八一”時的那處完小，在我們上一級同學升學時才改成初級中學的。這處學校，原是公社駐地大地主“信豐”家的宅院，據說他們一家人都隨國民黨跑到台灣去了，可見這個學校的房屋之集中，院落之狹窄，加上院中的一棵三摟也抱不過來的大槐樹，學校都沒地方上體育課啊！當時我編在五級二班，我的堂弟京安編在五級三班。我的班主任姓遲，是我們前疃村人，是曾經教過我父親的老師。所以師生一到位，遲老師就指定我當班長，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在這個學校，咱和京安都是小村人，在公社上算是沒有見過世麵的，當班長咱就有一點打怵。但經過幾次考試，咱在班上拔得頭籌，同學們都對咱刮目相看，也就不大有不聽咱的話了。一到星期天，駐地村的一些同學還都騎上自行車，跑五六裏路到我家來找我一起玩，這讓我的爺爺奶奶特高興。有一天半夜，有兩個同學來敲我們家的門，叫上我到五裏外另一個同學家去，開始奶奶不肯放我半夜三更跟他們一起走，在同學的再三保證下，還是放我一起來到了駐地村一個同學家裏，媽呀！炕桌上早已擺著了兩大盆煮熟的狗肉，打這咱才知道了天下“冷狗肉，熱羊肉”——好吃。之後，這樣吃過許多次，咱才知曉原來是我們班上的這些大同學，夜裏騎上自行車到很遠很遠的外村去打來的。我曾多次問過同學打狗的辦法，他們總也不肯告訴咱，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謎。咱知道了死狗的來曆後，就不敢對爺爺奶奶隱瞞。從此，奶奶再也不讓咱夜裏跟這些“野路子”同學一起去吃狗肉了。那涼狗肉對於咱，隻能是以後饞肉的日子裏咽喉中迴嚼的美味了……
對於我們上學時的條件，是我的孩子們上初中時無法理解和接受的！在我的孩子長大後，也開始到我後來的中學上學的時候，對她們講起我們上學時候的種種情況，她們兩句話就給你頂迴來了，非但不理解還根本就不相信！這讓我們隻能很傷心地徘徊在過去的那一段訴說不明又難以釋懷的獨特歲月裏。那困境隻能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啊！——彼時上學，首先沒有任何交通工具，五六裏的學程，一天兩個來迴，唯有倚靠兩條腿。說真的，學校放了學肚子又餓，撒開腿一口氣就踅迴家來。春夏秋冬，刮風下雨，大雪封門，雷電交加，都是風雨無阻，所向無懼。那時哪有這麽筆直平坦的道路，上學走的是溝溝坎坎，因為溝坎上長滿草，踩著草走路不粘腳。有無數的同學，在春夏秋三季手提著兩隻鞋光著腳丫子來迴跑，省鞋呀！一拔一拔的同學，有的走在溝坎上，有的走在溝底下，還有的穿行在莊稼叢中，遇到結合處就有眾多的同學不知打哪兒冒出來聚在一起，放學時又分散開去。整日的聚聚散散，就有許多不在一個班級的同學也都認識了，熟悉了，成為了一生相識的同學……
自咱上學，真的從不遲到，直到高中畢業。有一次，是咱睡冒籠了，一覺醒來，覺得天已大亮，就埋怨奶奶不早喊咱起床，橫氣使性不吃早飯就衝到了學校，而學校的大門還沒有敞開呢。那天是公社駐地大集，課堂外很吵雜，上課到第二節的時候，有一隻提罐從南窗外遞了進來，弄得老師跟同學們都很奇怪。靠窗的同學站起接了過來，幾個同學悄悄傳給了我，咱才明白這是爺爺為咱送來的早飯。眾目睽睽，咱感到在全班同學和老師麵前太不好看了，既羞又愧，就沒有打開，便在課間把提罐掀開瞅了一眼，全是新煮的花生米！咱的心就一激愣：這是奶奶準備伺候家中來客的酒肴，總共不滿一平碗，怎麽就全煮了？中午放學後，我一個也沒好意思吃，硬餓著肚子又提迴家裏。原來，奶奶見咱沒吃早飯就上學了，忙把家裏存放的一點花生米煮熟，攆著我爺爺送到學校教室來。當時，爺爺在校外打探了許多時候，才弄準了我上課的教室窗口。自此，同學們就都知道了咱有兩位熱心腸的好奶奶和好爺爺，逢到星期天就有更多同學遠路風程愛到我們家來，喜得奶奶爺爺不得了……還有一次，早晨我準時起床，就見我奶奶和爺爺在灶間默然無語。等我洗罷臉要吃飯，奶奶才說：“好孫子，先上學去吧。我們今早起得晚啦，耽誤給你做飯了！是奶奶不好……”當時我一聽，就沒多想，背起書包賭著氣就去上學了。路上咱還納悶：分明您倆早起來了，怎麽說是起來晚啦？莫名其妙！到第三節課的課堂上，就又有我家裏熟悉的那個提罐從南窗口伸了進來，靠窗的同學們愣了一下，有一個同學站起來接著，緊接著傳遞過來了，這迴全是新煮的地瓜幹！等迴到家咱才徹底弄明白，是早晨家中沒有一點可以湊合著做給咱吃的東西啦！這地瓜幹是奶奶在我上學後逼著爺爺出外借了一點錢，到集市上現買了煮熟送到學校的……這一切，雖然我的孩子們無法明白和理解——她們總是奇怪地問：這麽多的好東西在那個時候都弄到哪裏去了呢？——但對於我，刻骨銘心，記憶猶新！在我以後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歲月裏，那一隻小小的提罐，就一直晃動在我的腦海裏，從人生課堂的南窗口上，時常忽悠悠忽悠悠飄到我的深層意識中來，至今揮之不去……
等到我上高中的時候，大多數遠村的同學都吃住在學校裏，每個同學背後都有一個籃子，每星期六迴家背迴一趟吃食。至於那背籃裏的東西，有瓜幹，有糠窩，還有野菜團……好歹我和京安這些同學距離學校還近一些，一日三餐迴家吃，吃的是什麽就誰也不知道了，反正從沒把現在說起來那些丟人顯眼的吃物拿到學校裏公開過。而在學校裏常年吃住的同學，都是習以為常啦，所以誰也不再笑話誰的吃食，便是這麽些十七八歲愛慕虛榮的俊男俏女們，也沒誰鄙視誰碗裏的殘菜剩湯。反而有個別家庭經濟條件寬裕的同學，許是父母把家裏好一點的吃食都省給了在校讀書的孩子吧，倒是時常受到眾多貧窮同學們的諷刺和嗤笑，什麽“嬌慣”啦、穿戴“洋相”啦、資產階級“小姐”啦等等。中國人笑富不笑貧的優秀文化傳統，大概是在這樣長期的群體困境裏集體孕育出來的吧？
初中時的地主大院，北屋是校長室和學校辦公室，故而前麵的那一麵牆上就赫然寫著這樣一幅大標語：階級鬥爭是綱，綱舉目張。字是紅色的，很大，也很端莊。很長時間，我們怎麽也搞不懂，什麽“綱、目、張”？同學們互相追問，就沒有個能弄明白的。問老師，老師中也沒有誰肯說出個所以然來。四級有一個中年老師姓祁，人很實在，卻好打學生。凡是調皮搗蛋的、學習不好的，他一概用拳頭說話，他所教兩個班的學習成績在當時就一直遙遙領先。此師好抓魚，節假日裏就有同學見他背著一擔網到大沽河裏去。有一次，我們五級的一個數學老師家裏有事，就請教四級數學的祁老師給代課。祁老師是公社駐地人，與我們班上一些學生一個村，就有愛逗他的同學站起來提問：“老師，北牆上的‘綱舉目張’是什麽意思？你敢解釋嗎？”祁老師先是看了看提問的同學，繼而列開大厚嘴唇衝同學們笑了笑，狡詰地說：“這不是個數學問題，你們去問教語文的班主任遲老師吧。他會給你們解答啊！”說著，祁老師卷起課本要走。一些同學就起哄，說：“遲老師不肯給我們解答。他說解釋了我們也不懂！”“那你們就去問校長！”祁老師繼續列著大嘴想迴避，就向教室外走。突然，他又孩子氣地返身迴來，比劃著對同學們說：“說說有何妨！打個簡單的比方吧。同學們見過摔網抓魚的沒有？那網有網口，網口中間有一條網綱吧。把網撒出去，靠什麽收迴無數的網口來呢？就是拴在手腕上攢著的這根網綱。你們看，綱收，網張，這麽一下一下地收著網綱，就可以……啊，這就叫‘綱舉目張’！就這麽個小意思，嘿嘿嘿嘿——都不明白！”得意地笑著，祁老師就下課向外走去。有的同學還在起哄：“老師，這個星期天還去‘綱舉目張’不？！”祁老師幽默地迴應道：“這要看我們的校長抓不抓‘階級鬥爭’啦？！”
學校抓階級鬥爭是經常的事。記得剛到學校不久，校長就組織過無數次的“破四舊”、遊街、大宣傳等政治革命活動。最有意思的一次，是讓我們的班主任遲老師裝扮成當時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我們五級一班一個長得高挑個兒、俊俏活潑的女學生，打扮成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聽說王的個子挺高）。在整個遊行活動中，扮相人都要不斷的做出各種醜惡的動作和神態，尤其是扮演王光美的女同學還要在胸前掛一雙破鞋，在圍觀的人群中擠眉弄眼地與遲老師打情罵俏。那時候，曾經教過我父親的遲老師，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到各處遊行一天下來，就已是癱坐在地上了。遲老師私下裏曾對我父親說：“沒人肯扮（劉少奇），隻有我扮！我有問題，是後備‘右派’嘛！年齡再大也得積極些，免得被人抓‘小尾巴’啊！”關於“後備右派”，父親曾告訴過我：那時候，遲老師在官辦的高崖村小學教語文，學校總共三名教師。我父親上下學的路上也要通過遲老師所居住的南疃村，與遲老師就很交好。錯劃右派的時候，三個教師隻有一個右派指標，當時學校負責人說：“遲老師，你我都發揚風格，把這第一個右派帽子讓給孫老師吧！孫老師人老實，我們倆可不能合夥欺負老實人啊。就等著下一個指標吧，暫時把你作為‘後備右派’報上去，好不好啊！”結果，反右擴大化，當時把孫老師打倒批臭後弄去掏廁所，最後開除迴家了。就這樣，遲老師僥幸地保留了下來，卻戴了頂無形地“後備右派”的小帽。一有政治運動，遲老師就膽顫心驚，於是說話、教學、做事都是非常非常地小心。遇到學校有政治活動，他自然就非常非常地積極，像要拚掉老命一樣獻身出來……至於後來，五級一班那個長得漂亮的女同學，在遊行結束後，像是真個“王光美”一樣，走到哪裏都會被人認出來，人們就把當時流傳的王光美的種種醜事數說批判一番，她聽著感覺人們分明就是在說她，從此她的頭就再也抬不起來了……
除了政治宣傳活動以外，就是支農勞動了。我們“支農”，是在公社駐地聯辦初中的幾個村子輪流幹活。到我們村來“支農”勞動的時候，正是我父親在幹西埠生產隊的小隊長。到生產隊幹得最多的農活是翻地、鋤苗、收麥、栽地瓜和割地瓜蔓。大多數“支農”勞動，都由“貧管代表”帶隊，在幹活前先由他講解一番幹活的要領和必須注意的事項，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一項重要內容之一。初中時的“貧管代表”，我說不出是個什麽人物，也就是個幹癟老頭曾經“苦大仇深”過，大字並不識一個。據說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參加校務會的曆次簽名還是我的一個生物老師代筆的。我的這個生物老師姓黃，筆頭子很硬，留在校長辦公室主要幹些秘書之類的工作，所以由他代簽也就順裏成章。可是，講起農村的時事來，“貧管代表”一套一套的，幾天幾夜都講不完。他說到激情處，唾沫星子滿天飛，連擴音話筒都撇到一邊去。因為他的聲音太激昂了，震得大喇叭轟轟響，還不如不用擴音設備清楚。隻要“貧管代表”的大嗓門在地頭上一響，我們這些初中生們就像籠子裏放出的小老虎，那場麵沒法形容，喜得生產隊長就隻有提供服務的份兒。我們翻地，最怕手上打泡和撅斷鍁柄啦！手打泡了，不敢拿筆寫字。把鍁柄給人家撅斷了，生產隊上要賠人家農戶鍁柄的。聽說也有占集體便易的農戶，就專從家裏拿出破鍁來給我們用，被我們弄壞了好賴隊集體賠呢。於是在幹活前，“貧管代表”都悄悄叮囑我們，用力時一定注意別把人家的工具給弄壞了，弄壞了就讓占小便易的人賺了呢！在農田裏鋤苗是我們這些男學生最不情願幹的活兒，這活急不得，幹起來還不帶勁。因為鋤得快了苗根處劃不到，鋤得慢了又活躍不起場麵來。然而女同學卻高興了，她們一邊慢騰騰地鋤著一邊嘮著嗑，有的鋤一會兒還照一照小圓鏡，攏一攏被風吹亂了的發絲，頗愜意舒暢。收割小麥是最讓人草雞的農活兒，無論是蹲在地裏割麥，還是捆麥、拉運、打場，都是不讓人的農活兒，再加上日毒天熱，汗、土、草粘滿全身兒，要多難堪有多難堪！遇到這樣的支農活兒，女同學就更打怵了，她們有的說頭疼，有的說不舒服，也有說是“那個的”，反正怎麽說的也有，竟然班主任老師都默認準假了，就時常弄得我們男同學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栽地瓜秧苗是個偷不得懶的農活兒，看上去輕鬆，幹起來卻不是那麽迴事：那一壟一壟的長趟，得由幾個人聯合起來，搗窩的，澆水的，撒苗的，封窩的，每個序列中幹起活來誰也不讓誰。埋苗的攆著撒苗的，撒苗的攆著澆水的，澆水的攆著搗窩的，搗窩的攆著挑水的——就數挑水的瀟灑，去時空著兩隻水桶，迴來時大步流星一步一個地瓜壟，真是肩挑如飛啊。隻是一會兒下來，兩個肩膀就紅腫起來了。到秋割地瓜蔓的時候很享福，一隻鐮刀唰唰唰割到地頭，想吃什麽樣好吃的地瓜就扒出來，拿手中的鐮刀剝去地瓜皮，有本事啃個肚兒圓，迴到家就給父母省下少說一頓飯……最讓我不能忘記的，是到一個村去幫助刨花生，這個村在全社乃至全縣都叫響，讓群眾躺著沒有敢站著的。在去支農集合時，校長和“貧管代表”輪流著好一頓強調：咱們是去幫助刨花生，任何同學都不許吃啊——一個也不能吃！這可是我們全公社在縣裏出了名的“毛澤東思想樣板村”，我們同學們可千萬不能為新時代的“毛澤東思想接班人”丟人！聽了訓示，我們互相看看，都覺得挺神秘的。到了支農現場，除了插在地頭上的幾十塊標語牌子，也看不出這個村跟別的村子有什麽不一樣來，那花生果也是長在地裏的呀！畢竟是農田裏出產的最好吃的作物啊，有膽大的同學癮不住口中的饞勁，低著頭偷偷地剝兩個花生米戳進口裏，閉緊嘴巴用後石牙慢慢嚼著，從喉眼裏悄悄咽下去，就有更多的同學默默地仿效……花生這東西，雖是長在地下，卻是偷吃不得的。隻要是吃過一個，不管咽下去了多長時間，隻要不刷牙就能檢測出來的。到收工的時候，這村的小隊幹部不知從哪裏準備下一桶清水和一隻舀勺，叫收工的人依次排起長隊，一個人一個人用清水漱一下口。這招很絕！凡是偷吃過哪怕僅是一個花生米的，在漱口時殘存在口腔裏的白渣，立馬就顯示在清水裏了。不管是老人還是孩子，漱出白渣來的都要被扣工分。很顯然，我們中的眾多同學也在幫助幹活時偷吃過了，明顯掉著圈子往後麵躲，怕被驗出來啊！……這樣排著長隊，天就黑下來了。這時，這村的黨支書來了，與校領導和“貧管代表”客套了一番，讓我們外村的同學不必經過漱口就放行了——真要是驗出來就是很難堪呢！卻把我們班上的幾個本村同學給留住了，大概是因為他們一旦被檢驗出來，可以從他們的家庭工本上扣工分吧……第二天，一個和我頂要好的同學對我說：我們班的同學昨天誰誰支農中偷吃花生米，漱口時果然就被檢驗出來了，他們家因此被扣去了多少多少工分，哪個同學迴到家還因此被父親好一頓揍呢！我抬頭望了望那位同學，卻是扒在課桌上沒有精神哩！接著，我這個同學壓低聲音得意地精明道：“淨些笨蛋！幹活時低緊頭你隻管大著膽吃，偷飽了裝著去解手，用河溝裏的清水提前把口裏漱個幹幹淨淨不就得啦！”我吃驚這個曾經屢次到外村去打夜狗吃的同學，他可真是有一些邪法子啊！讓你不得不口服心服……
念初二的時候，公社在駐地後新規劃了校區，我們這些本來就受“讀書無用論”影響的一代，就自然承擔了“義務小工”的重任。在一年半多的時間裏，同學們輪流當著建築小工，倒是跟一個個泥瓦匠師傅們混得滾熟，支農的事就少去了許多。有的村在農活兒忙時還主動到學校來聯係求助，校長抹不過情麵去才安排我們去支農一次。等把新校室修整擺理好了，我們搬進去還不到半年，就升到後麵緊挨著的高中學校了。那時初中升高中，並不看考試成績，也不組織什麽“中考”，而是看家庭出身，看一家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現。關鍵的一條，是要看你所在村的幹部讓不讓你繼續上高中。照說，按當初造反派們對我們家的定論，我和京安都不可能再上高中了。然而，風水輪流，時來運轉，不僅我父親現在當著小生產隊隊長，我的堂二伯還是村裏的黨支部書記呢，家族的力量又一次拯救了我和京安的高中生涯……
在讀初中的三年裏，有一個愛好在我的心中逐漸地滋生了，不自覺的將個人的興趣點向這方麵集中，這就是喜歡上了寫作！也僅僅是在那麽一個不講學習、不重知識的荒唐年代裏，咱的私底心誌的一點點小懵懂吧。後來，有無數的寫作機會證明，咱這一點小愛好是多麽地蒼白，多麽地低劣，多麽地不是那麽會子事兒！就一生的個人潛質來看，當時的這點“小愛好”恰恰是誤導了一生，浪費了一生，不可能有一點大的作為的一生！它與我的“奶奶情結”一起，拴住了我，捆綁了我，無悔了我！追想起這個“小愛好”的起源，最早大概是因為“二哥老師”的那“三本禁書”。接著，應是公社駐地的一個最早的書店，裏麵賣的全是連環畫，我們竭盡所能購買這些連環畫冊，對我的形象思維有過很大的啟蒙。在上初二時的那個寒假裏，咱就趴在炕沿上寫下了兩大本作文，開學後上交寒假作業，讓當時教我語文的李老師好一頓忙活。這個李老師就是我們鄰村斜子莊人，在放學時常常和我們在一起走。他講課很能說，說起話來咬鋼嚼鐵，人稱“李鐵嘴”。因了這些原故吧，他對我的兩大本作文不厭其長，認認真真地一頁頁一行行作過批改，對病句錯字都給予了改正，還拿到各個班把咱好好地表揚了一番，從此全學校就都知道了咱能寫啊！之後，學校每有集會發言就總是掉不了咱。那個時候，批判大會幾乎是月月開，有時半月就要召開一次，從最初的“鬥私批修”，到高一時的“批林（彪）批孔（子）”、“評法（家）批儒（家）”；從批判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到“評水滸批宋江”、“反擊右傾翻案風”；從悼念周總理的所謂“反革命”的“天安門事件”，到“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大大小小、自上而下、轟轟烈烈、波瀾壯闊，猶如六七月滾動的炸雷，真是電閃雷鳴，驚心動魄。這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集會，總是要有咱上台去發言表態，有幾次咱還發到了公社“革委會”召開的“萬人大會”上。這時，咱在台上信口雌黃，口若懸河的批判發言，就讓咱從心裏感念讀小學時劉青遠老師教咱領著他“三敬三祝”時候的口才訓練和信心培養，以至於無論咱在什麽場合，麵對什麽陣勢，都能口齒清楚，順暢激昂，還能邊念稿子邊抬起頭來睃巡一下會場和主席台上的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