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劉老師莫名地逃跑以後，我們最初的學校就成了專用批鬥場。從批鬥還鄉團女兒、地主崽子“劉氏婆”開始，矛頭逐漸轉向了我的父親。先是村裏的幾個平民跳出來，組織起一幫“造反派”，執掌了我們村的大小權力，而堂堂正正的村支書我的父親沒經過任何會議和手續，就隻有靠邊站了。這讓我的父親十分地困惑和懼怕！記得運動開始時，我家中有一本“文革十六條”的小書冊，上麵有“有組織”、“自上而下”之類的規定，父親對“胡亂奪權”、“全麵‘走資派’”大惑不解，就不斷地悶在炕上翻看這本小冊子，總是感覺著有些不可思議，但人們那時懷揣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尤其是對毛主席和共產黨超乎尋常的真切信賴，都萬分、百萬分地相信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正確地、及時地，是要觸及到每一個人的靈魂呀，於是就有了“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口號……以“革命的名義”，成為那個時代一切革命者“革命”的旗幟！
大形勢上有了這樣的“革命”理由，就誰也無權阻攔誰起來“革命”。於是我們村的個別一向被認為不安分守己的人，還有自恃能耐得尋不到出頭之日的人，糾合起家族中的所有人，煽動起以往對我父親有些看法和意見者，隨應時代大潮，開始了隆隆烈烈的政治運動，那時他們被稱為“造反派”。中國農村的根基確是很有趣，跟現代西方的一些大移民國家根本上不同，所以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中國農村推行的時候，就遇到了大麻煩，被咱稱頌為“生吞‘民主’，強行‘改造’”。可以簡短地說，我國農村的所有問題都集中在“家族曆史”的文化沉澱中！就我村而言，因了大沽河自秦朝以來那莫名的“水衝西岸”的聖諭作用，雖是幾經搬遷分化，如今不過隻是一個百十多戶的小村，其家族的形象和影響仍然十分鮮明。從村居分布上看，習慣上叫東埠、西埠，中間以一座關帝廟為界，聚居明顯。由姓氏上來講，絕大部分都是同姓，除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三戶半（一個光棍）劉姓，另有六七戶李姓人家。而占據著同一個大姓的我們，細究起來就如一棵倒置著的大樹，枝枝葉葉看起來團聚茂密，一旦遇到重大事情可都枝節分明，脈絡清晰，毫不含糊，不管以往糾纏著什麽冤結什麽恩情也都是不在話下呀！故有“好死是人家，打死是自家”的警世訓示。可別小看了這個普遍的現象，它在深層的意義上捆綁了中國的曆史，大及帝王，小到百姓。我村東埠，有一宗雙胞兄弟七人的大家族，其老三曾在公社的糧食係統工作過，據說早年是因“糧食問題”被開除迴家的，在村裏一直不甘心當一名低頭賣力的種地人，平日裏表現老實，內心卻特黑，就被我們村裏人暗地叫做“黑三”。他家的七弟年青時曾因偷伐大沽河岸邊的護坡木樁被判過刑，後逃往東北謀生。六兄弟在村裏曾經沒人敢惹，我父親出任村支部書記後，啟用他們家比較老實忠厚的老四任大隊長（村長），關係相處的還不錯，出現了什麽衝撞都是老四隊長在家族中調停，在不得已時來我們家直接向我爺爺和我父親道歉，老四隊長就被全村公認是公正厚道識事務會辦事的人，我們家的人也都很信任他，一直在陪伴著我父親幹著大隊長，直到和我父親一起被奪權（準確的說，是我的父親被奪權，他這個大隊長就被擱置起來了）。同樣的“走資派”，因了他家的老三是我村的“造反派”一號頭頭，也因了他家族的人都是“造反派”，老四隊長就在整個“文革”中躲過了全部“運動”，受到了特別保護，這讓我們西埠的人怎麽也想不通，我父親是“走資派”，大隊長怎麽就會不是“走資派”呢？於是我們西埠的人自然又形成了一派，“造反派”誣稱這一派是“保皇派”，後來都有個頂頂革命的名字：那派叫“東方紅”，這派叫“井岡山”。“文革”結束後咱才弄明白，這兩個赫赫響亮的旗號原來出自全國的高等學府“北大”……
權力這東西時常會生出奇怪的現象。在生活極端困難時，我大伯顧及我大媽拖拉著一群孩子，毅然放棄了北京中央警衛局某部排長的官銜，迴到家鄉裏來工作。到這裏，該挑明我們家和大伯家的我們這輩人為什麽小名裏都要有一個“京”字了，京安，京勇，京波，我家有個大姐叫京旦，大伯家還有一個大哥幹脆叫“京京”。大伯在京城裏當軍官的時候，是我奶奶最為自豪的時光。奶奶到四鄉去開會，都要說道起我的大伯，與會人都很羨慕她。我奶奶當初是送大伯去抗美援朝的，不敢想還能活著迴來。想不到大伯軍訓開始時，朝鮮戰爭宣布結束了，他們這批年輕人就轉到了北京衛戍區。大伯頗有一些文化，迴鄉後非但沒有被追究擅自脫離部隊的問題，還先後被安排在公社裏擔任過掃盲輔導員、北部山區小學教員等職位。都怪大伯太戀家，竟然又一次辭職迴鄉，在村中幫著父親張羅起村中的事務來。那時，我父親在村中正開始辦窯廠，是不是大伯真的以為農村是一片廣闊的天地，自己在其中可以大有作為？我不得而知。但他迴歸家鄉的行為後來卻遭到了他的孩子們的一致埋怨，邏輯是如果您繼續在北京當軍官，我們現在會是這樣嗎？命運就是這樣捉弄人，大伯的“短期行為”不光害了自己，更貽誤了後代！“文革”開始後，在村中什麽職務也沒有的大伯，跟我父親一樣也被打成“走資派”，兄弟倆開始了空前的磨難遭遇，幾乎是家破人亡……
黑三等人自個冒出來，就成了我們村的領導人。其實那個年代誰跳出來自稱是“造反派”，誰也就是個“領導人”，隻不過也有個大小級別。我公社東北鄉的河裏套有位出了名的“光棍”，長著一隻塌鼻梁，走起路來還舔著臉，一天闖進公社書記辦公室，對馬書記說：“你這個走資派靠邊站，這個書記就由我來當啦！”當時他還不是共產黨員呢，就這樣簡簡單單地成了全公社的領導人。因他在台上講話挺逗人，一隻塌鼻梁壓得鼻腔發出的聲音“哈哈哈”響，人稱“哈司令”。“司令”聽起來比“書記”響亮，還可以遮掩他不是共產黨員的缺憾，他也就欣然接受，樂得追隨者們一口一個“哈司令”，叫得他心裏滋癢癢。這“哈司令”是公社上的造反派，自然也就是我們村黑三的頂頭上司。那陣兒有點像“軍閥”時期，誰的旗號大，拉起的革命隊伍多，誰的官銜也就自然大。公社西南鄉某村有個叫李昌德的，他拉起的造反隊伍開始不叫井岡山，後來“哈司令”的隊伍叫“東方紅”，他也就對應地把自己的隊伍叫做“井岡山”，我們西埠被反對派稱為“保皇派”的造反派自然就屬於這一派了。每個派別都不乏追隨者，追隨越緊跳的越高也就越革命，那時候有個通俗的稱謂就叫“跳高”，意指“造反”。我村黑三的鐵杆追隨者主要有這麽幾個人：第一位是我們村被稱為“土棍”的孫子，至今我也弄不清“土棍”是個啥來由，但我們西埠的人當時都這樣稱唿他們家，而在劃分的階級論中顯然沒有這樣一個定性成份；第二位是個女性，她家無男孩，隻有姐妹三人，最能“跳高”的這位是大姐，西埠反對派給她起外號叫“野驢”，兩個妹妹依次被叫做“野馬”、“野騾子”，論模樣“野騾子”最漂亮；第三位是個剛從學校畢業的初中生，因善說會道，並且講起話來又急又快又響亮，人稱“呱打板”，造反行動中帶頭喊口號非他莫屬；第四位、第五位……就是黑三的親弟兄們了。不過，老四跟我父親搭伴當過村裏的大隊長，按當時的政治鬥爭當屬被打倒的“走資派”，也該在批鬥之列，因故避嫌他是從不出頭露麵的，這大概也是東埠造反派的親族保護策略。除了這些個造反派頭頭們，我村還有一些“貧下中農代表”，都是東埠“造反派”的人，顯然不能代表我們全村。代表中為首的是學校操場東麵刺槐樹下家裏出了個高材生的老頭子，論輩份我得叫他“二爺爺”，一家人以前特殷實，自打當上了“代表頭頭”像換了個人，用農村人的話說“熊得出頭”。關於這種奇怪的情況，在我以後的農村工作經曆中遇到不少，給我強烈的震撼是中國百姓老實的時候令人可憐甚至可悲，熊起來叫人可怕乃至可恨！我後來的一位從事宣傳和理論工作的“鐵哥”，在任職鄉鎮黨委書記真正與農民打過一些交道後，曾憤慨地在全鎮大小幹部會議上說過這樣一句相似的話：老百姓可愛可悲又可恨！怎麽會是這樣呢？我曾經多次跟些朋友打賭：中國再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照樣熱火朝天……這不能不叫人深層挖掘中國人的文化和政治根源！
記得“文革”在我們村開始的時候，我們村的“造反派”先拿“劉氏婆”開炮，在我們原來學校的教室裏開批鬥會，我們西埠的群眾也都參加。劉氏婆是外地人，拖一口外地腔，那年他男人到青島“跑腳”在大馬路上撿到她，拾“便宜”帶迴家作了老婆，就沒人知道她的來曆。十幾年後，她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突然有一年有一天，上麵來了四五個公安人員把她抓走了，我父親這才知道原來她是大地主家的女兒，一九四七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時，她隨瘋狂反撲的“還鄉團”組織在家鄉鎮壓過革命幹部和家屬。據說，她自己向政府交代：活埋革命者時她挖過坑，剪掉女革命者乳頭時她遞過剪子，對革命者用火刑時她拉過風箱……照實說，她隻是個從犯，並未親自動手殺過人，構不成死罪，但也罪惡不輕。可憐她的三個孩子，嚇得沒了哭聲，那天傍晌她的大兒子領著弟妹，從鄰居家借了幾毛錢，在公社駐地買了兩個玉米麵餅子，戰戰兢兢來看母親，公安人員就都很同情這三個年幼的孩子。我奶奶從我父親那裏得知了這些，火急地攆我父親到上級政府幫著說說情，要他們可憐可憐這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等孩子長大了再抓再判也行。其實，還鄉團迴鄉反撲的時候，我爺爺奶奶及家人也都在被殘殺之列，隻是還鄉團剛剛殺到南鎮，人民解放軍就打迴來了，我們一家人方才幸免，要不然哪有我們這些子子孫孫。十多年過去了，已事過境遷，加上劉氏婆在村中為人處世還不錯，人們的憐憫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我父親去到公社，找到公安助理員，在再三擔保的請求下，終於把劉氏婆放了迴來。因了這個緣故，在批鬥劉氏婆的時候，我的父親就把心吊起來了，那時候隻是驚懼牽扯到保護殺人犯的罪責，並沒有想到還會有其它別的罪名。這樣批鬥劉氏婆的陣勢越來越大，從在我們村晚飯後批，轉到了白天也批。從隻是我們村批鬥，上升到全公社召開萬人大會拉到大台子上批鬥，後來發展到用大汽車拉到各個村莊巡迴批鬥。每迴批鬥，都有極端革命者上台，掄著短棍無數次把被批鬥人打趴在地，再腳踢一番，然後拉起來再批鬥。每當看到這種情況，咱就遠遠地躲開了。有一次，我跟著爺爺趕集，看到遊鬥的隊伍中就有劉氏婆，她本來羅鍋著的腰都平了，脖子上的大紙牌子拖著地，兩邊都有一排人揮舞著棍子，雨點一樣落在她的脊梁上。其中有一位蛤蟆一樣跳起來，揮舞著木棍打向劉氏婆的，就是我們鄰村鍾家莊人，我認得他的，早就是個“尿泌”（無賴），像這樣的運動可瘋狂了。我很是驚憾，這人能頂住這麽打嗎？鄰近村子的人咋下得了這樣的重手呀？咱迴到家半天都不敢出門。到了傍晚，我跟爺爺去村外挑水，就看到劉氏婆像沒上午遊鬥那會事兒一樣，也到井上來挑水哩！咱驚心動魄目瞪口呆……一個人的軀體是多麽地堅毅呀！
在運動前期，大張旗鼓地批鬥“地、富、反、壞”分子隻是個前奏，是一處大戲剛剛拉開大幕。接著，就上演全麵挖掘潛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了，各級當權派自是首當其衝。我村的造反派頭頭號令起隊伍，由“呱打板”嘶啞著嗓門領著大家高唿著革命口號，將各種大字報貼到我家用村辦窯廠燒製的青磚壘成的那一麵山牆上，有幾幅不堪入目的漫畫，還被張貼到了門樓裏。那時候，我父親雖然怯膽，但還存有一點點鬥爭精神，畢竟當過多年黨的農村支部書記，懂得那麽一點防禦性進攻。一家人清楚，無論漫畫上什麽內容都是不敢揭去，父親就找到一幅毛主席與林副主席（林彪）的長條畫像鑲起來掛到門樓下，叫造反派們再也沒地方貼進門樓裏。這張掛像就如我家的守護神，一直掛在那兒好多年……有時候，人民的眼睛真是雪亮的。說起來可能有許多人不會相信，有一天，我村東埠李姓的一位叔叔，在我家門樓下端詳這幅掛像，他一再打量跟在主席身後，身穿綠軍裝，頭戴綠軍帽，笑得很燦爛的林彪，神秘地小聲對我說：“看這個人……是付奸相哩，笑裏藏著刀……毛主席啊！”我十分吃驚，問他：“怎麽會是奸相？”李二叔刹時打起哈哈，對我神奇地笑笑，囑咐說：“誰也別說！我什麽也沒說！你個小孩子……”就扭身甩著兩隻胳膊朝東灣沿走去了。那時，林彪緊跟著毛主席，胸前總是舉著紅寶書，火炭樣紅呢！他一個隻是喜歡看古書的莊戶漢子，怎麽就會在那時候看出林彪的不端來呢？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讓我非常驚異、非常震撼：果然，果然啊！看來古書鏡中識忠奸……
幾番大字報貼過之後，就公開請出我父親到學校教室開批鬥會了。說是“請”，有這樣三層意思：一是父親剛倒台，逼我父親去開批鬥會的人們還一時抹不過麵子（叫“孫”稱“侄”唿“叔”喊“哥”等等），故而說是“請”啊！二是大多數革命群眾都認為，我父親是走錯“路線”才被打成“走資派”的，現在還執迷不悟，硬去“洗腦”是大家夥在熱心幫助我父親悔過自新，真心“請”你上“台前”重新做人呢！（——普通中國人的鄉村政治都是這樣的風趣和絕妙啊！）三是因為我父親害怕批鬥蜷縮在炕上，誰來叫也不肯挪窩，母親就當著“好心”的造反派大罵我父親，也是順坡找台階，說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發動的革命運動，都是為著你們好呢，你咋就這樣沒出息？叫二爺爺三大爺四哥哥五兄弟這麽一大幫子人一遍遍跑腿磨舌地到家中來請你，不是自家親人誰來呀！誰管你啊！……是個男人你起來跟他們走，走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咱就誰也不怕啦！我母親滿腔蠻憤，話中有話，連諷帶刺，一張一弛，她那固有的潑辣性格就充分派上用場了。母親長得又高又壯，火性又大，造反派就拿我的母親毫無辦法。加上進得我們家來的都是一般的貧下中農代表，那些造反派頭頭們是不敢屈尊到我們家裏來的。
來“請”時客氣，去到會場可就不是那麽會兒事了。經常是不等我父親走進會場，跟在後麵的我就能聽到聲嘶力竭的喊打聲。他們的控訴令人心碎，有的說：她的孩子剛生下來，就被我父親帶著“當權崽子們”將全家唯一的一口飯鍋揭到大街上砸了，餓得她家的孩子如何嗷嗷地哭，一家人餓得如何如何；有的說：他爹那年病得起不來身，硬被我父親逼著去“大躍進”，一連十幾天都不能迴家，差一點死倒在工地上；還有的說：三年生活困難時，他家八口人餓死了五口，我們家怎麽就一個人都沒有餓死過，這是為什麽？要我父親交代我們家那年頭貪汙了多少糧食……更厲害的，還說我父親在村中欠下二十多條人命！（——這哪裏是“治‘病’救人”，分明是往死地裏整！）我趴在窗外，聽到革命群眾一聲一聲的血淚控訴，便不由地為父親揪著心，有時聽到動情處，便也產生過對我父親的埋怨和氣憤。但迴家問問爺爺和奶奶，就知道了這些事當時可都是上級領導布置的啊！了解到父親在會場挨鬥的情況，我奶奶就痛心地罵：“活該！誰叫那時不聽老的話，我和你爺爺都跟你爹說：別跟上級的精神太緊，什麽都按上級的指示辦，可得罪人啦！你爹他就是不聽，執行上級的指示從不過夜，上級豎根針他就引條線……”奶奶的數落不無道理，但卻讓我越發陷入更深的困惑：我爹始終聽毛主席和黨的號召，一直按上級的指示精神辦事怎麽會有錯呢？這些革命造反派是在控訴我爹還是在控訴黨和毛主席呢？我想不明白也不敢想下去，眼巴巴看著造反派對我父親的批鬥越發激烈。尤其是連我的大伯也被逼著跟我的父親一起挨鬥了，好像所有革命行動就隻是對準他兄弟倆！冤哉，我的大伯！他在我們村可是什麽職務都沒有啊！
父親和大伯挨鬥的情況不堪迴首。那陣子沒有村民外出打工這樣的渠道，家庭小手工業像“記圓鬥”、編筐簍、紮條帚等收入來源也被當成了“修正主義”尾巴割掉了，村民吃過了飯就是一件事：參加批鬥會。中國人本來就喜歡熱鬧，喜歡“窩裏鬥”，不鬥得歡快起來混身都癢癢，小日子過得就沒滋沒味，即便是一天三頓（有許多家庭也就隻能吃兩頓）扒著野菜啃著壞地瓜喝飽一肚子玉米稀飯，也必要更加強烈的精神支撐和神經刺激，把思想領域高高超越在生活之上——這大概最早出自孔子的治國理念，這樣骨子裏才舒坦，社會才能夠穩定發展。因而，那時踴躍參加批鬥大會是我村農民生活的主要部分，是革命指數的激情表演，是防止“複辟”資本主義使自己不再遭受二遍罪、再受二遍苦（我至今也搞不清“第一遍罪”“第一遍苦”是在指哪個時段！）的自身挽救行動。不批深批透，不將我父親這樣又搞“大鍋飯”又辦窯廠的“走資派”徹底打倒，再踏上一萬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我們就連這樣的野菜、地瓜、玉米稀飯就都喝不上了！於是，村民們是越批越來勁，越鬥越有精神！越鬥越批也就越覺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激情幸福！在這樣非常的政治生活中，可憐我的父親和大伯，可憐我的兩個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災難之中，煎熬之中。微感幸運的是，我們家上幾輩都是窮光蛋，有可能給我們帶來不幸的是外祖父家，又被我的不幸的姥爺早已折騰個淨光，從而給我們家帶來了不幸中的大幸！這就是我奶奶在運動中一而再、再而三給我們數落的那句話：“天呀！多虧你姥爺把個家底折騰光了，要不然……”要不然，加上曆史上的“汙點”（比如地主、富農出身），我們的家庭就徹底完蛋了！這要感激我的窮光蛋祖宗，感激我的癡呆膘子姥爺，更要感激我的母親，不是她根正苗紅，性情剛烈，大膽潑辣，體魄強健，我的家庭也許早就家破人忘兩不知了……
還好啊！由於祖輩的貧窮，由於我們一家三個革命黨人，無論“造反派”怎樣揭批，像誣蔑我的父親欠下我村二十多條人命（三年生活困難時貧病窮困而死的），都不能被上麵所確認，因而對我父親的定性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在當時屬於教育挽救的對象。那是怎麽樣的教育呢？曠日持久的批鬥，無疑徹底整垮了我父親和我大伯的身體和精神。每次批鬥會上，除了罰站就是彎腰（叫做“低頭認罪”），揭批到憤怒時有的把腚下坐熱的磚頭擲向父親和大伯，有的上去愣頭愣腦踢打我父親和我大伯一頓，打趴下了就是一片高唿：“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誰妄想複辟資本主義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再踏上一萬隻腳……”然後就一齊竭斯底裏地胡亂吆喝著，命令我父親和我的大伯自己站起來，再繼續接受批鬥。有一次，我顫顫兢兢地扒在批鬥場窗外，聽裏麵的人批鬥我父親和我的大伯，沉靜了一大氣兒，突然裏麵亂噪噪地喊起來，喊聲越來越急促，我掂起腳尖極力探身往裏張望，看到裏麵站起來圍住我父親和大伯的人頭上麵遞過一條窄窄的長條凳，一齊喊著要我的父親和大伯“跪板凳”……圍觀的人們擋住了我的視線，我不知道“跪板凳”究竟是怎麽一會事兒？是讓人懸空著跪在窄窄的板凳麵上，還是逼著讓我的父親和大伯頭對頭跪在倒立著的板凳腿上，反正我立馬意識到這是對我的父親和大伯最為嚴厲的折磨！當時不容我多想，也不容我看明白“跪板凳”那會事兒，我馬上撒腿往家跑去，一口氣跑到了家，氣喘籲籲對我的母親說：“娘，他們逼著我爹在那‘跪板凳’……”還沒等我把話說完，母親就壯起身板朝會場衝去，我緊忙跟在後麵。我母親走得很快，就像刮旋風，迅猛地闖進批鬥場，用她極有力氣的大手撥拉開革命群眾，不由分說上去就對正在跪板凳的兄弟倆一頓拳腳。我母親一邊撲騰一邊大罵：“毛主席說不是要‘文鬥’不要‘武鬥’嘛？！你們這兩個熊蛋，幹麽不好好交代問題？不向革命派‘低頭認罪’？！非要逼著革命群眾動‘武’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你們都敢不聽？！他媽的你們聽誰的？我叫你們不聽？！叫你們這兩個混蛋不好好交代問題……”母親打著罵著，一時讓幾個造反派頭頭們手腳失措，眾人就都擁上來拉我的母親，那時三五個人哪拉得住力大如牛的母親，就把我可憐巴巴的父親和大伯擋在了牆角兒，母親這才被拉扯著往外走，到了門外她又要衝迴去。人們都拖住她，母親大罵著、大喊著：“媽的你兩個聽好了！再叫造反派動‘武’的，看我不剝了你倆的皮！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你們都敢不聽了，可真反了天啦！他媽的……”母親喊著罵著被革命群眾拖拉迴家，有好心的就留下來勸母親：“運動嘛！想開些……”這時候，我母親就“哇——”地大嚎起來……
這一次，誰都知道我母親在罵誰，我們西埠參加批鬥會的革命群眾都暗暗稱讚我母親罵得好，罵得妙，既救了當時受罪的父親和大伯，又打擊了造反派一手遮天的囂張氣焰。當我迴到北屋將這一實情說給奶奶，我奶奶長出一口氣說：“這下好啦！我琢磨著造反派再也不敢折騰你的爹和你大伯了。也就你的母親敢這麽做啊！天呀，多虧你姥爺把個家底折騰光了，要不然……”奶奶沒有說出口來的下文是：要不然母親就要和劉氏婆一樣被揪鬥啊！——被鬥上那麽幾夥，母親還會這樣敢闖敢罵嗎？根正苗紅在那時就是這樣的有氣魄！
經母親這一鬧騰，造反派果然在一段時間對我的父親和大伯軟乎了一些，就不再實行罰跪、駝磚等“土法”了。他們轉到了更惡毒的誣蔑陷害上，不知怎麽他們就能發動起二十幾個婦女，有一天夜裏都集中到批鬥場，其中帶頭打衝鋒的還不是已婚婆娘，而是還未定親的三個大姑娘，她們就是後來被我們西埠派誣稱為“野驢”“野馬”“野騾子”的“野氏三姐妹”，眾口一詞都汙蔑我父親和大伯對她們進行過流氓行為。開始我的父親和大伯怎麽也不認帳，因為在當時這的確是一個要命的犯罪問題啊！可是怎架得住一群婆娘的無恥攻擊。到了下半夜，我的父親和我的大伯就都抗不住了，被迫一一認可了他們編造出來的真實故事。第二天，造反派破例沒有“請”我的父親和大伯參加批鬥會，出人意料地讓我父親和大伯難得地大休了一天。到了晚上，從東埠造反派內部偷偷傳過來的情況是：造反派頭頭們召開了一天的革命骨幹群眾總結分析會。在這次的“革命重大成果”分析總結大會上，黑三等人竭力地表揚了“野氏姐妹”，最為年青漂亮的“野騾子”在當場說了這樣幾句革命的豪言壯語：“隻要能把‘走資派’徹底消滅掉，讓我脫光褲衩汙個遍也情願！——生為革命人，死為革命鬼！寧做革命將，不作封建女！”據說當時感動得“呱打板”領著在場的群眾骨幹群情激昂的高唿了一陣子革命口號。是啊！她“革命”精神何等無畏，何等徹骨，誰置身其中，都會深深地被感動，被激勵啊！在三姐妹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感召帶動下，部分一時顧忌名聲有些動搖的婆娘們也都“赤腚”上陣，不顧自家男人的私下反對，表示要把昨夜我父親和我大伯已經都認定的“受害事實”堅守到底。有一位曾經在野台子上唱過大戲的中年媳婦壯懷激烈地號令道：“連姑娘大妹子們都能毫不在乎自己的名節啦，我們一個半老婆娘還在乎什麽呢？！隻要革命需要我們，脫光了褲子一齊上啊——姐妹們！”戲婆子跳了起來，就等著脫光衣褲赤身上陣
大形勢上有了這樣的“革命”理由，就誰也無權阻攔誰起來“革命”。於是我們村的個別一向被認為不安分守己的人，還有自恃能耐得尋不到出頭之日的人，糾合起家族中的所有人，煽動起以往對我父親有些看法和意見者，隨應時代大潮，開始了隆隆烈烈的政治運動，那時他們被稱為“造反派”。中國農村的根基確是很有趣，跟現代西方的一些大移民國家根本上不同，所以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中國農村推行的時候，就遇到了大麻煩，被咱稱頌為“生吞‘民主’，強行‘改造’”。可以簡短地說，我國農村的所有問題都集中在“家族曆史”的文化沉澱中！就我村而言，因了大沽河自秦朝以來那莫名的“水衝西岸”的聖諭作用，雖是幾經搬遷分化，如今不過隻是一個百十多戶的小村，其家族的形象和影響仍然十分鮮明。從村居分布上看，習慣上叫東埠、西埠，中間以一座關帝廟為界，聚居明顯。由姓氏上來講，絕大部分都是同姓，除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三戶半（一個光棍）劉姓，另有六七戶李姓人家。而占據著同一個大姓的我們，細究起來就如一棵倒置著的大樹，枝枝葉葉看起來團聚茂密，一旦遇到重大事情可都枝節分明，脈絡清晰，毫不含糊，不管以往糾纏著什麽冤結什麽恩情也都是不在話下呀！故有“好死是人家，打死是自家”的警世訓示。可別小看了這個普遍的現象，它在深層的意義上捆綁了中國的曆史，大及帝王，小到百姓。我村東埠，有一宗雙胞兄弟七人的大家族，其老三曾在公社的糧食係統工作過，據說早年是因“糧食問題”被開除迴家的，在村裏一直不甘心當一名低頭賣力的種地人，平日裏表現老實，內心卻特黑，就被我們村裏人暗地叫做“黑三”。他家的七弟年青時曾因偷伐大沽河岸邊的護坡木樁被判過刑，後逃往東北謀生。六兄弟在村裏曾經沒人敢惹，我父親出任村支部書記後，啟用他們家比較老實忠厚的老四任大隊長（村長），關係相處的還不錯，出現了什麽衝撞都是老四隊長在家族中調停，在不得已時來我們家直接向我爺爺和我父親道歉，老四隊長就被全村公認是公正厚道識事務會辦事的人，我們家的人也都很信任他，一直在陪伴著我父親幹著大隊長，直到和我父親一起被奪權（準確的說，是我的父親被奪權，他這個大隊長就被擱置起來了）。同樣的“走資派”，因了他家的老三是我村的“造反派”一號頭頭，也因了他家族的人都是“造反派”，老四隊長就在整個“文革”中躲過了全部“運動”，受到了特別保護，這讓我們西埠的人怎麽也想不通，我父親是“走資派”，大隊長怎麽就會不是“走資派”呢？於是我們西埠的人自然又形成了一派，“造反派”誣稱這一派是“保皇派”，後來都有個頂頂革命的名字：那派叫“東方紅”，這派叫“井岡山”。“文革”結束後咱才弄明白，這兩個赫赫響亮的旗號原來出自全國的高等學府“北大”……
權力這東西時常會生出奇怪的現象。在生活極端困難時，我大伯顧及我大媽拖拉著一群孩子，毅然放棄了北京中央警衛局某部排長的官銜，迴到家鄉裏來工作。到這裏，該挑明我們家和大伯家的我們這輩人為什麽小名裏都要有一個“京”字了，京安，京勇，京波，我家有個大姐叫京旦，大伯家還有一個大哥幹脆叫“京京”。大伯在京城裏當軍官的時候，是我奶奶最為自豪的時光。奶奶到四鄉去開會，都要說道起我的大伯，與會人都很羨慕她。我奶奶當初是送大伯去抗美援朝的，不敢想還能活著迴來。想不到大伯軍訓開始時，朝鮮戰爭宣布結束了，他們這批年輕人就轉到了北京衛戍區。大伯頗有一些文化，迴鄉後非但沒有被追究擅自脫離部隊的問題，還先後被安排在公社裏擔任過掃盲輔導員、北部山區小學教員等職位。都怪大伯太戀家，竟然又一次辭職迴鄉，在村中幫著父親張羅起村中的事務來。那時，我父親在村中正開始辦窯廠，是不是大伯真的以為農村是一片廣闊的天地，自己在其中可以大有作為？我不得而知。但他迴歸家鄉的行為後來卻遭到了他的孩子們的一致埋怨，邏輯是如果您繼續在北京當軍官，我們現在會是這樣嗎？命運就是這樣捉弄人，大伯的“短期行為”不光害了自己，更貽誤了後代！“文革”開始後，在村中什麽職務也沒有的大伯，跟我父親一樣也被打成“走資派”，兄弟倆開始了空前的磨難遭遇，幾乎是家破人亡……
黑三等人自個冒出來，就成了我們村的領導人。其實那個年代誰跳出來自稱是“造反派”，誰也就是個“領導人”，隻不過也有個大小級別。我公社東北鄉的河裏套有位出了名的“光棍”，長著一隻塌鼻梁，走起路來還舔著臉，一天闖進公社書記辦公室，對馬書記說：“你這個走資派靠邊站，這個書記就由我來當啦！”當時他還不是共產黨員呢，就這樣簡簡單單地成了全公社的領導人。因他在台上講話挺逗人，一隻塌鼻梁壓得鼻腔發出的聲音“哈哈哈”響，人稱“哈司令”。“司令”聽起來比“書記”響亮，還可以遮掩他不是共產黨員的缺憾，他也就欣然接受，樂得追隨者們一口一個“哈司令”，叫得他心裏滋癢癢。這“哈司令”是公社上的造反派，自然也就是我們村黑三的頂頭上司。那陣兒有點像“軍閥”時期，誰的旗號大，拉起的革命隊伍多，誰的官銜也就自然大。公社西南鄉某村有個叫李昌德的，他拉起的造反隊伍開始不叫井岡山，後來“哈司令”的隊伍叫“東方紅”，他也就對應地把自己的隊伍叫做“井岡山”，我們西埠被反對派稱為“保皇派”的造反派自然就屬於這一派了。每個派別都不乏追隨者，追隨越緊跳的越高也就越革命，那時候有個通俗的稱謂就叫“跳高”，意指“造反”。我村黑三的鐵杆追隨者主要有這麽幾個人：第一位是我們村被稱為“土棍”的孫子，至今我也弄不清“土棍”是個啥來由，但我們西埠的人當時都這樣稱唿他們家，而在劃分的階級論中顯然沒有這樣一個定性成份；第二位是個女性，她家無男孩，隻有姐妹三人，最能“跳高”的這位是大姐，西埠反對派給她起外號叫“野驢”，兩個妹妹依次被叫做“野馬”、“野騾子”，論模樣“野騾子”最漂亮；第三位是個剛從學校畢業的初中生，因善說會道，並且講起話來又急又快又響亮，人稱“呱打板”，造反行動中帶頭喊口號非他莫屬；第四位、第五位……就是黑三的親弟兄們了。不過，老四跟我父親搭伴當過村裏的大隊長，按當時的政治鬥爭當屬被打倒的“走資派”，也該在批鬥之列，因故避嫌他是從不出頭露麵的，這大概也是東埠造反派的親族保護策略。除了這些個造反派頭頭們，我村還有一些“貧下中農代表”，都是東埠“造反派”的人，顯然不能代表我們全村。代表中為首的是學校操場東麵刺槐樹下家裏出了個高材生的老頭子，論輩份我得叫他“二爺爺”，一家人以前特殷實，自打當上了“代表頭頭”像換了個人，用農村人的話說“熊得出頭”。關於這種奇怪的情況，在我以後的農村工作經曆中遇到不少，給我強烈的震撼是中國百姓老實的時候令人可憐甚至可悲，熊起來叫人可怕乃至可恨！我後來的一位從事宣傳和理論工作的“鐵哥”，在任職鄉鎮黨委書記真正與農民打過一些交道後，曾憤慨地在全鎮大小幹部會議上說過這樣一句相似的話：老百姓可愛可悲又可恨！怎麽會是這樣呢？我曾經多次跟些朋友打賭：中國再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照樣熱火朝天……這不能不叫人深層挖掘中國人的文化和政治根源！
記得“文革”在我們村開始的時候，我們村的“造反派”先拿“劉氏婆”開炮，在我們原來學校的教室裏開批鬥會，我們西埠的群眾也都參加。劉氏婆是外地人，拖一口外地腔，那年他男人到青島“跑腳”在大馬路上撿到她，拾“便宜”帶迴家作了老婆，就沒人知道她的來曆。十幾年後，她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突然有一年有一天，上麵來了四五個公安人員把她抓走了，我父親這才知道原來她是大地主家的女兒，一九四七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時，她隨瘋狂反撲的“還鄉團”組織在家鄉鎮壓過革命幹部和家屬。據說，她自己向政府交代：活埋革命者時她挖過坑，剪掉女革命者乳頭時她遞過剪子，對革命者用火刑時她拉過風箱……照實說，她隻是個從犯，並未親自動手殺過人，構不成死罪，但也罪惡不輕。可憐她的三個孩子，嚇得沒了哭聲，那天傍晌她的大兒子領著弟妹，從鄰居家借了幾毛錢，在公社駐地買了兩個玉米麵餅子，戰戰兢兢來看母親，公安人員就都很同情這三個年幼的孩子。我奶奶從我父親那裏得知了這些，火急地攆我父親到上級政府幫著說說情，要他們可憐可憐這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等孩子長大了再抓再判也行。其實，還鄉團迴鄉反撲的時候，我爺爺奶奶及家人也都在被殘殺之列，隻是還鄉團剛剛殺到南鎮，人民解放軍就打迴來了，我們一家人方才幸免，要不然哪有我們這些子子孫孫。十多年過去了，已事過境遷，加上劉氏婆在村中為人處世還不錯，人們的憐憫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我父親去到公社，找到公安助理員，在再三擔保的請求下，終於把劉氏婆放了迴來。因了這個緣故，在批鬥劉氏婆的時候，我的父親就把心吊起來了，那時候隻是驚懼牽扯到保護殺人犯的罪責，並沒有想到還會有其它別的罪名。這樣批鬥劉氏婆的陣勢越來越大，從在我們村晚飯後批，轉到了白天也批。從隻是我們村批鬥，上升到全公社召開萬人大會拉到大台子上批鬥，後來發展到用大汽車拉到各個村莊巡迴批鬥。每迴批鬥，都有極端革命者上台，掄著短棍無數次把被批鬥人打趴在地，再腳踢一番，然後拉起來再批鬥。每當看到這種情況，咱就遠遠地躲開了。有一次，我跟著爺爺趕集，看到遊鬥的隊伍中就有劉氏婆，她本來羅鍋著的腰都平了，脖子上的大紙牌子拖著地，兩邊都有一排人揮舞著棍子，雨點一樣落在她的脊梁上。其中有一位蛤蟆一樣跳起來，揮舞著木棍打向劉氏婆的，就是我們鄰村鍾家莊人，我認得他的，早就是個“尿泌”（無賴），像這樣的運動可瘋狂了。我很是驚憾，這人能頂住這麽打嗎？鄰近村子的人咋下得了這樣的重手呀？咱迴到家半天都不敢出門。到了傍晚，我跟爺爺去村外挑水，就看到劉氏婆像沒上午遊鬥那會事兒一樣，也到井上來挑水哩！咱驚心動魄目瞪口呆……一個人的軀體是多麽地堅毅呀！
在運動前期，大張旗鼓地批鬥“地、富、反、壞”分子隻是個前奏，是一處大戲剛剛拉開大幕。接著，就上演全麵挖掘潛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了，各級當權派自是首當其衝。我村的造反派頭頭號令起隊伍，由“呱打板”嘶啞著嗓門領著大家高唿著革命口號，將各種大字報貼到我家用村辦窯廠燒製的青磚壘成的那一麵山牆上，有幾幅不堪入目的漫畫，還被張貼到了門樓裏。那時候，我父親雖然怯膽，但還存有一點點鬥爭精神，畢竟當過多年黨的農村支部書記，懂得那麽一點防禦性進攻。一家人清楚，無論漫畫上什麽內容都是不敢揭去，父親就找到一幅毛主席與林副主席（林彪）的長條畫像鑲起來掛到門樓下，叫造反派們再也沒地方貼進門樓裏。這張掛像就如我家的守護神，一直掛在那兒好多年……有時候，人民的眼睛真是雪亮的。說起來可能有許多人不會相信，有一天，我村東埠李姓的一位叔叔，在我家門樓下端詳這幅掛像，他一再打量跟在主席身後，身穿綠軍裝，頭戴綠軍帽，笑得很燦爛的林彪，神秘地小聲對我說：“看這個人……是付奸相哩，笑裏藏著刀……毛主席啊！”我十分吃驚，問他：“怎麽會是奸相？”李二叔刹時打起哈哈，對我神奇地笑笑，囑咐說：“誰也別說！我什麽也沒說！你個小孩子……”就扭身甩著兩隻胳膊朝東灣沿走去了。那時，林彪緊跟著毛主席，胸前總是舉著紅寶書，火炭樣紅呢！他一個隻是喜歡看古書的莊戶漢子，怎麽就會在那時候看出林彪的不端來呢？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讓我非常驚異、非常震撼：果然，果然啊！看來古書鏡中識忠奸……
幾番大字報貼過之後，就公開請出我父親到學校教室開批鬥會了。說是“請”，有這樣三層意思：一是父親剛倒台，逼我父親去開批鬥會的人們還一時抹不過麵子（叫“孫”稱“侄”唿“叔”喊“哥”等等），故而說是“請”啊！二是大多數革命群眾都認為，我父親是走錯“路線”才被打成“走資派”的，現在還執迷不悟，硬去“洗腦”是大家夥在熱心幫助我父親悔過自新，真心“請”你上“台前”重新做人呢！（——普通中國人的鄉村政治都是這樣的風趣和絕妙啊！）三是因為我父親害怕批鬥蜷縮在炕上，誰來叫也不肯挪窩，母親就當著“好心”的造反派大罵我父親，也是順坡找台階，說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發動的革命運動，都是為著你們好呢，你咋就這樣沒出息？叫二爺爺三大爺四哥哥五兄弟這麽一大幫子人一遍遍跑腿磨舌地到家中來請你，不是自家親人誰來呀！誰管你啊！……是個男人你起來跟他們走，走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咱就誰也不怕啦！我母親滿腔蠻憤，話中有話，連諷帶刺，一張一弛，她那固有的潑辣性格就充分派上用場了。母親長得又高又壯，火性又大，造反派就拿我的母親毫無辦法。加上進得我們家來的都是一般的貧下中農代表，那些造反派頭頭們是不敢屈尊到我們家裏來的。
來“請”時客氣，去到會場可就不是那麽會兒事了。經常是不等我父親走進會場，跟在後麵的我就能聽到聲嘶力竭的喊打聲。他們的控訴令人心碎，有的說：她的孩子剛生下來，就被我父親帶著“當權崽子們”將全家唯一的一口飯鍋揭到大街上砸了，餓得她家的孩子如何嗷嗷地哭，一家人餓得如何如何；有的說：他爹那年病得起不來身，硬被我父親逼著去“大躍進”，一連十幾天都不能迴家，差一點死倒在工地上；還有的說：三年生活困難時，他家八口人餓死了五口，我們家怎麽就一個人都沒有餓死過，這是為什麽？要我父親交代我們家那年頭貪汙了多少糧食……更厲害的，還說我父親在村中欠下二十多條人命！（——這哪裏是“治‘病’救人”，分明是往死地裏整！）我趴在窗外，聽到革命群眾一聲一聲的血淚控訴，便不由地為父親揪著心，有時聽到動情處，便也產生過對我父親的埋怨和氣憤。但迴家問問爺爺和奶奶，就知道了這些事當時可都是上級領導布置的啊！了解到父親在會場挨鬥的情況，我奶奶就痛心地罵：“活該！誰叫那時不聽老的話，我和你爺爺都跟你爹說：別跟上級的精神太緊，什麽都按上級的指示辦，可得罪人啦！你爹他就是不聽，執行上級的指示從不過夜，上級豎根針他就引條線……”奶奶的數落不無道理，但卻讓我越發陷入更深的困惑：我爹始終聽毛主席和黨的號召，一直按上級的指示精神辦事怎麽會有錯呢？這些革命造反派是在控訴我爹還是在控訴黨和毛主席呢？我想不明白也不敢想下去，眼巴巴看著造反派對我父親的批鬥越發激烈。尤其是連我的大伯也被逼著跟我的父親一起挨鬥了，好像所有革命行動就隻是對準他兄弟倆！冤哉，我的大伯！他在我們村可是什麽職務都沒有啊！
父親和大伯挨鬥的情況不堪迴首。那陣子沒有村民外出打工這樣的渠道，家庭小手工業像“記圓鬥”、編筐簍、紮條帚等收入來源也被當成了“修正主義”尾巴割掉了，村民吃過了飯就是一件事：參加批鬥會。中國人本來就喜歡熱鬧，喜歡“窩裏鬥”，不鬥得歡快起來混身都癢癢，小日子過得就沒滋沒味，即便是一天三頓（有許多家庭也就隻能吃兩頓）扒著野菜啃著壞地瓜喝飽一肚子玉米稀飯，也必要更加強烈的精神支撐和神經刺激，把思想領域高高超越在生活之上——這大概最早出自孔子的治國理念，這樣骨子裏才舒坦，社會才能夠穩定發展。因而，那時踴躍參加批鬥大會是我村農民生活的主要部分，是革命指數的激情表演，是防止“複辟”資本主義使自己不再遭受二遍罪、再受二遍苦（我至今也搞不清“第一遍罪”“第一遍苦”是在指哪個時段！）的自身挽救行動。不批深批透，不將我父親這樣又搞“大鍋飯”又辦窯廠的“走資派”徹底打倒，再踏上一萬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我們就連這樣的野菜、地瓜、玉米稀飯就都喝不上了！於是，村民們是越批越來勁，越鬥越有精神！越鬥越批也就越覺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激情幸福！在這樣非常的政治生活中，可憐我的父親和大伯，可憐我的兩個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災難之中，煎熬之中。微感幸運的是，我們家上幾輩都是窮光蛋，有可能給我們帶來不幸的是外祖父家，又被我的不幸的姥爺早已折騰個淨光，從而給我們家帶來了不幸中的大幸！這就是我奶奶在運動中一而再、再而三給我們數落的那句話：“天呀！多虧你姥爺把個家底折騰光了，要不然……”要不然，加上曆史上的“汙點”（比如地主、富農出身），我們的家庭就徹底完蛋了！這要感激我的窮光蛋祖宗，感激我的癡呆膘子姥爺，更要感激我的母親，不是她根正苗紅，性情剛烈，大膽潑辣，體魄強健，我的家庭也許早就家破人忘兩不知了……
還好啊！由於祖輩的貧窮，由於我們一家三個革命黨人，無論“造反派”怎樣揭批，像誣蔑我的父親欠下我村二十多條人命（三年生活困難時貧病窮困而死的），都不能被上麵所確認，因而對我父親的定性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在當時屬於教育挽救的對象。那是怎麽樣的教育呢？曠日持久的批鬥，無疑徹底整垮了我父親和我大伯的身體和精神。每次批鬥會上，除了罰站就是彎腰（叫做“低頭認罪”），揭批到憤怒時有的把腚下坐熱的磚頭擲向父親和大伯，有的上去愣頭愣腦踢打我父親和我大伯一頓，打趴下了就是一片高唿：“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誰妄想複辟資本主義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再踏上一萬隻腳……”然後就一齊竭斯底裏地胡亂吆喝著，命令我父親和我的大伯自己站起來，再繼續接受批鬥。有一次，我顫顫兢兢地扒在批鬥場窗外，聽裏麵的人批鬥我父親和我的大伯，沉靜了一大氣兒，突然裏麵亂噪噪地喊起來，喊聲越來越急促，我掂起腳尖極力探身往裏張望，看到裏麵站起來圍住我父親和大伯的人頭上麵遞過一條窄窄的長條凳，一齊喊著要我的父親和大伯“跪板凳”……圍觀的人們擋住了我的視線，我不知道“跪板凳”究竟是怎麽一會事兒？是讓人懸空著跪在窄窄的板凳麵上，還是逼著讓我的父親和大伯頭對頭跪在倒立著的板凳腿上，反正我立馬意識到這是對我的父親和大伯最為嚴厲的折磨！當時不容我多想，也不容我看明白“跪板凳”那會事兒，我馬上撒腿往家跑去，一口氣跑到了家，氣喘籲籲對我的母親說：“娘，他們逼著我爹在那‘跪板凳’……”還沒等我把話說完，母親就壯起身板朝會場衝去，我緊忙跟在後麵。我母親走得很快，就像刮旋風，迅猛地闖進批鬥場，用她極有力氣的大手撥拉開革命群眾，不由分說上去就對正在跪板凳的兄弟倆一頓拳腳。我母親一邊撲騰一邊大罵：“毛主席說不是要‘文鬥’不要‘武鬥’嘛？！你們這兩個熊蛋，幹麽不好好交代問題？不向革命派‘低頭認罪’？！非要逼著革命群眾動‘武’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你們都敢不聽？！他媽的你們聽誰的？我叫你們不聽？！叫你們這兩個混蛋不好好交代問題……”母親打著罵著，一時讓幾個造反派頭頭們手腳失措，眾人就都擁上來拉我的母親，那時三五個人哪拉得住力大如牛的母親，就把我可憐巴巴的父親和大伯擋在了牆角兒，母親這才被拉扯著往外走，到了門外她又要衝迴去。人們都拖住她，母親大罵著、大喊著：“媽的你兩個聽好了！再叫造反派動‘武’的，看我不剝了你倆的皮！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你們都敢不聽了，可真反了天啦！他媽的……”母親喊著罵著被革命群眾拖拉迴家，有好心的就留下來勸母親：“運動嘛！想開些……”這時候，我母親就“哇——”地大嚎起來……
這一次，誰都知道我母親在罵誰，我們西埠參加批鬥會的革命群眾都暗暗稱讚我母親罵得好，罵得妙，既救了當時受罪的父親和大伯，又打擊了造反派一手遮天的囂張氣焰。當我迴到北屋將這一實情說給奶奶，我奶奶長出一口氣說：“這下好啦！我琢磨著造反派再也不敢折騰你的爹和你大伯了。也就你的母親敢這麽做啊！天呀，多虧你姥爺把個家底折騰光了，要不然……”奶奶沒有說出口來的下文是：要不然母親就要和劉氏婆一樣被揪鬥啊！——被鬥上那麽幾夥，母親還會這樣敢闖敢罵嗎？根正苗紅在那時就是這樣的有氣魄！
經母親這一鬧騰，造反派果然在一段時間對我的父親和大伯軟乎了一些，就不再實行罰跪、駝磚等“土法”了。他們轉到了更惡毒的誣蔑陷害上，不知怎麽他們就能發動起二十幾個婦女，有一天夜裏都集中到批鬥場，其中帶頭打衝鋒的還不是已婚婆娘，而是還未定親的三個大姑娘，她們就是後來被我們西埠派誣稱為“野驢”“野馬”“野騾子”的“野氏三姐妹”，眾口一詞都汙蔑我父親和大伯對她們進行過流氓行為。開始我的父親和大伯怎麽也不認帳，因為在當時這的確是一個要命的犯罪問題啊！可是怎架得住一群婆娘的無恥攻擊。到了下半夜，我的父親和我的大伯就都抗不住了，被迫一一認可了他們編造出來的真實故事。第二天，造反派破例沒有“請”我的父親和大伯參加批鬥會，出人意料地讓我父親和大伯難得地大休了一天。到了晚上，從東埠造反派內部偷偷傳過來的情況是：造反派頭頭們召開了一天的革命骨幹群眾總結分析會。在這次的“革命重大成果”分析總結大會上，黑三等人竭力地表揚了“野氏姐妹”，最為年青漂亮的“野騾子”在當場說了這樣幾句革命的豪言壯語：“隻要能把‘走資派’徹底消滅掉，讓我脫光褲衩汙個遍也情願！——生為革命人，死為革命鬼！寧做革命將，不作封建女！”據說當時感動得“呱打板”領著在場的群眾骨幹群情激昂的高唿了一陣子革命口號。是啊！她“革命”精神何等無畏，何等徹骨，誰置身其中，都會深深地被感動，被激勵啊！在三姐妹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感召帶動下，部分一時顧忌名聲有些動搖的婆娘們也都“赤腚”上陣，不顧自家男人的私下反對，表示要把昨夜我父親和我大伯已經都認定的“受害事實”堅守到底。有一位曾經在野台子上唱過大戲的中年媳婦壯懷激烈地號令道：“連姑娘大妹子們都能毫不在乎自己的名節啦，我們一個半老婆娘還在乎什麽呢？！隻要革命需要我們，脫光了褲子一齊上啊——姐妹們！”戲婆子跳了起來，就等著脫光衣褲赤身上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