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生焉，必居其窩，人們叫它“屋”。
我家的屋是當時全村最好的房子。開始有三間，一色的青磚瓦房，且窗台以下裏外全是青磚的，那時的牆不是24公分厚，而是40公分厚，中間用碎磚碎石填塞起來，隔熱撐涼，房子看上去也很座壯。令人驚異的是，三間屋的檁條全是杉木，筆直筆直的，一樣粗細，這在偏遠的農村是難以見到的。我曾無數次的躺在炕上，仰臉盯著黑屋脊出神，怎麽會是這麽清一色的杉木呢？這可是東北大森林裏生長的玩藝兒，從畫片上看遮天避日的，怎麽運過來的呢？
奶奶說，這屋不是咱祖上人蓋的，咱家就沒出過這麽有本事的人。
我出生的村莊叫鍾家埠，隻有百十戶人家，是鍾家祖上四大支之一支人家，在被大沽河水追趕著二次搬遷時獨立出來的。就是這麽一個行政村莊，還分東埠、西埠，中間隔著一座關帝廟，廟中供著兇神惡煞的關公父子。記得廟前廟後都是空閑地，地前有一個很大的水灣，積水多時便經淺灣往南流淌，流經處還有一座很小的土地廟。村雖小，天地大，中間這個地帶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空域，而是說不清道不白的分界。我家那座最好的房子就在灣的西沿，大門朝東，衝著灣北沿，正是民間傳說的“前朱雀”是也！
看來，蓋房人是很有些講究的。奶奶說，就是衝著這個，我們家是花了大價錢買下這幢房子的。奶奶沒有說花掉了多少錢糧，也沒有說具體終究是誰家的房子，隻說是咱村在青島混得很是人樣的一個人物，他的小老婆都開著大妓院呢！可在這村，我並沒有看到這個人物的後代人和親近人，有的隻是些麵黃肌瘦衣衫襤褸的普通人。
村子雖小，卻有許多的樹木密不透光遮天避日，像杏樹、棗樹、梨樹、柿子樹等等，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們尤其是我們孩子們的奢望和享樂了！開春時節，要不是逢上極饑餓的年頭，比如象咱出生那幾年連河東也隻剩下一棵大樹頭的年代，村內村外的果樹是沒誰家舍得采摘綠葉裹腹的，除了平時偶遇的死豬死狗死貓死老鼠之類的牙際，果實成熟的前後就是我們孩子們乃至一家人的盛宴了。我家還有兩棵據說當時已是百年以上的大栗子樹，雖在我的童年時光中搖動著許許多多的樂趣，我卻不肯輕易談起了，它曾經決定過我小妹妹的生命，叫人終生難以釋懷。
因樹多茂密的緣故，我出生的莊子從村外看上去很大，少說有四五百戶的樣子，而進了村卻是“拉不開腔”的。有外地一位賒小雞的，挑著擔子一進村頭就撇著腔喊“賒——嘍——喂——小——雞——嘍——”，一個“雞”字剛一脫口，就不覺著又出了我們的村莊了。
其實，把屋俗稱為“窩”雖不雅，在那時還是極其準確的。幼時的農舍又窄又矮，房頂大都是用麥草鋪頂，極少人家是像我們家那樣全瓦房的屋頂。有幾戶蓋瓦的，也隻在屋簷下鋪就三行瓦，專為防風揭頂而鋪。無論春夏秋冬，隻要大風刮來，那用麥草披的屋頂一旦揭開邊兒，滿天的麥草就像放紙片，十幾個人上去趴著也壓不住，隻剩個光禿禿的屋頂，等風停下來隻能重鋪——所以，麥草在那時就像麥粒一樣珍重！
在麥收時節，人們總是把長得壯盛的麥秸格外割出來，拉到打麥場上一把一把梳秸甩粒——這是個苦熱活，多數時候都是婆娘們坐在炎炎烈日下，一舉一撲地撲打，直把麥穗撲打幹淨了，再把麥秸上的幹葉摘掉，捆起來曬幹，儲存起來就可以用來披屋了。用麥秸披屋，確是有一些技巧的，不是隨便誰都能披好的。披的不好，看上去坑坑窪窪難看不說，還漏雨，還不抗大風。披屋的高手，不僅能把麥草擺弄得踏實平整，而且決不漏雨，雨水又順淌的快，一滴滴雨水沿著鍘得齊刷刷的麥草橫斷麵像滾細珠一樣，從屋頂滾落到簷下，有時候一陣雨過去，還在紛紛滾落著的雨珠就像水銀一樣滿屋頂閃亮，人們自然稱讚這家當初找的披屋匠可真是個高手啊！
屋頂披的好，就不浸雨水，橫斷麵下的麥草是幹的，麥草就不爛，這層披草的壽命就長。但是，這樣的高手並不是太多，所以披屋時的“工夫飯”是不一樣的，有的農戶還專給披屋匠格外吃“小灶”。我們那有一位這樣的披屋高手，人稱“披一斤”，一般人家請不動他，因為他嗜酒，光吃好喝不好他是不給出力幹活的，非得有一斤白酒不可。據說，他喝了酒披起屋來帶勁著哪，得好幾個人伺候著，和泥的，遞草的，扯線的，隻要他的一把“見證”（一根找水平的長板條）往哪一擱，就見他手中的“拍耙”拍得麥草唰唰唰地響，如小河流水十分悅耳，披出來的麥秸根根見眼（麥秸孔），平滑光亮，賞心悅目，他自個也就越幹越得意，越幹越漂亮。傳說有一戶人家痛惜酒量，在特意為他準備的酒中兌了些水，中午吃飯時他一上嘴就喝出酒勁來了，卻一聲沒吭。而屋披完後每逢下雨，這家的室內就有幾處漏雨的地方，主人幾次爬上屋頂查看，都找不出原因來，就去找那“披一斤”，想請他來再給整一整。這高手坐在家中喝著小酒說：“別再往酒中兌水啦！上去找到翹著的三根草，伸長手指捏住‘褲褲’拔出來吧。”原來，捆麥草時都帶有一根高粱頂端的“褲褲”（外皮），這高手就在下午順手掐了三根，豎藏在麥草裏，雨水就從“褲褲”裏漏下來。——這故事裏有多少真實性我說不準，但在我們那地流傳很廣，還因了這故事大大地提高了披屋匠的“工夫飯”待遇……
支撐著草披屋頂的是一色的土打牆，有夯打牆，也有板打牆，還有土坯牆。家庭條件稍好些的，用磚石鋪層地基，壘個窗座、門座，就是一家人為男孩子娶媳婦的辛苦奢求了。窗是棱子窗，那時沒有鍾表，平日就靠棱子窗上的影子判斷時晌。因故，再貧困的農戶，那時的棱子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家中連棱子窗都裝不起的，那就是太窮底鼻了，在當時很讓人瞧不起的，有時無時會成為村人們嗤笑的談資。我的鄰村就叫“斜子莊”，所有的房子都是向陽的，因祖祖輩輩都是依靠著棱子窗上的影子過日子，這個村的人吃過了午飯，再梳洗打扮一番，趕到我們村正好趕飯吃的。所以，在我們那有個口頭諺：斜子莊人出門（走親戚）——總是趕早！
彼時的歲月，就被定格在棱子窗上了！
屋子的後窗就簡單多了。安全起見，多數人家隻挖人頭大小的一個洞，防止什麽人爬進來作惡。到了冬天，有條件的用青磚或土坯從後麵把後窗堵上泥好，嚴防冷風嗖嗖的鑽進來。連這個條件也沒有的，隻能捆一個草蛋從後麵塞上，略擋風寒。
——這樣的農舍連成一片，也就隻能是“草窩”了。因故，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警句：“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用以教化同窩中人。
對我們村的住房改觀有過大的突破的，應歸功於我的父親。“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剛過，父親在當時的公社“一把手”馬書記的支持下，在全社最先發展起經濟產業，就在我家的灣東沿建起了磚瓦窯廠，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隆隆的機器聲！當時，咱納悶兩件事：一是鋼鐵可以結構運動，壓出瓦坯來。二是生坯裝進窯裏，就能燒出堅硬的磚塊和瓦片來。神奇啊！就這兩件事，老是拴著咱的心，直到上學的年紀，咱也拒不上學，以至鬧出一番笑話來，非要跟著燒窯的爺爺弄個明白，整天在窯廠跑來跑去，長時間地站到那唯一一台壓瓦的機器旁癡癡地出神，直眼盯著有節奏運動的齒輪，一站就是大半天。村人們都說：這孩子聰明，會琢磨竅門呢！——不上學會聰明啊？
磚瓦窯廠坐落在村當中，小鍾家埠村就熱鬧紅火起來了，來我家的上級領導走馬觀燈似的來來往往不說，尤其是父親也在全社成了大紅人，村人們敬，上麵人捧，我的父親可真是應接不暇春風得意啊！這時候，我家那全村最好的三間大瓦房的東麵有一個空頭，正好能接上一間屋，村中的磚瓦又便利，於是我們村出現了第一座全部用青磚堆砌起來的山牆，接著我的大伯在北麵和堂二伯在南麵，與我家並列齊基砌起了相同的山牆，三堵青色山牆齊刷刷排列著，迎著東升的太陽，確實耀眼奪目。我那時弄不清這三堵山牆實際用磚數和向村窯廠裏終究支付了多少錢，不過在後來的“一打三反”等政治運動中，唯獨沒人攻擊這三堵山牆，許是與父親辦起磚瓦窯廠後，對村人實行了優惠政策和對困難戶施行賒賬政策的因果吧。反正在幾年時間裏，我村大都翻蓋起磚座瓦頂的牢固住房，令十裏八疃的人們刮目相看，頌讚不已。
那時候的父親，除了好勝氣盛，大概顧慮不到其它的什麽，當然也就意識不到政治權力的極端和負效。除了聽話，還是聽話，聽話是那個時代的政治覺悟和政治表現！上麵號召大煉鋼鐵，上午剛開了個會，父親迴到村就先把我們家的鐵鍋提溜到大街口，舉起來興高采烈地摔碎了。然後，父親帶領全村的大小幹部挨家挨戶揭鍋，摔鍋，一連幾頓，全村人都隻能吃生飯——好歹地瓜蘿卜是可以生著吃的！父親到地區裏開會，當時剛開始試行結育手術，上級一般性的發動宣傳，父親被一鼓動，竟然背著全家人走上了手術台，是全縣最先一個做了男性結紮手術的人！後來，政府強行推行計劃生育，對結紮者實行各種各樣的獎勵政策，而我的父親當時不但未獲分文，連一頓哺養餐也未吃上，還為此受過奶奶和母親的許多埋怨和責備……
在中國的底層，聽話乃至順從，是一個時代的驕傲還是悲哀？是福還是禍？我恍然了許多年，困惑了許多年，求索了許多年！
在父親結紮前，我家已添了二弟京波，短命的小妹妹還沒有出生呢。一家祖孫三代八口人，雖然餓不著，但也十分拮據。有一次，大街上過來一位賣“梧桐花”魚的，奶奶隻買了平小碗，我饞著要吃，奶奶不肯，非要留著等全家人一起來吃，為此，咱大大哭鬧了一場，奶奶仍然不給做吃。到了夜裏，咱就發起高燒，奶奶心疼得急忙做了魚來，咱又吃不進去了，讓奶奶難受了許多天。還有一次，村裏人上坡抓到一隻受傷的斑鳩，咱許久沒吃到肉了，就饞，哭著非要那斑鳩吃不可，奶奶哄不住咱隻有找上門去，將那斑鳩從人家嘴邊要了過來。——咱絮叨這些沒味的，是要說明咱那時的生活還可以，比比街上那些比我大也有比我小的“綠肚皮”們，咱還是幸運者也！
在這樣的貧困生活中，老少三代八口之家，難免磕磕碰碰，再加上母親性情剛烈，怒火上來蠻不講理還非要賺個情理，父親就和母親時常打架，打起來爺爺和奶奶又不好拉架，就隻能眼瞪瞪看著父親母親打下去。有一次，父親又和母親扭打到了一起，咱看不過眼，撈過門板後的條帚就朝父親舉了起來，嘴上喊著：“我叫你打俺娘！叫你打俺娘！……”把父親打了不過兩三下，爺爺奶奶忍不住笑響了，父親和母親也停住撕打不由得都笑了！
人啊，小時候難分青紅皂白，總要偏向到濃情的母親一邊。等長大了，懂事了，才能夠理性起來呀。人的成長過程是多麽的短暫，而社會的進步與成長卻是何其地漫長啊！
我六七歲的時候，奶奶終於提出要和父母分開來過。要分家沒房子，我們家就在奶奶頂名過繼給遠房佬的舊房場上蓋了三間屋，這就是後來我結婚的老新房。當時，房場兩麵都有舊屋，東麵住的是本家的大伯，西麵住的是堂大伯，檁條接到兩麵山牆上保護了兩家屋山，他們都很樂意，我家的屋也蓋得忒是省利，隻壘前後兩麵牆，用土打起來，蓋上屋頂開上窗子支起鍋灶就可以進住了。許是奶奶急於躲開三天兩頭不斷吵鬧的父母，奶奶對新蓋的房子沒有太高的要求，隻要能住就行，因此這棟屋從地基到屋頂沒有一塊磚一片瓦，除了土、木頭就是草——麥草披的屋頂，標準的“土窩”。後來才知道，這麥草還是借的！沒等屋內幹透，奶奶就找人分家了，條件很簡單：鍋碗瓢盆油鹽碗筷能開火就行，而姐、我、大弟、二弟四個孩子她要養兩個——我和大弟京勇！奶奶這一生，沒生過女孩，隻生過三個兒子。大兒在十多歲的時候就病死了，二兒（即京安的父親）正式過繼給她的二妯娌——我的二奶奶，三兒——就是我的父親……現在想來，奶奶在那時候就要撫養我們兄弟倆是個“長心思”，她的這個“長心思”捆綁了我一生，可以說讓我自豪了一生，惋惜了一生，無悔了一生！
不過，爺爺和奶奶撫養我們兄弟倆真不容易。人民公社時期，憑掙工分吃飯，以生產隊為單位，我們家根本吃不上“平均糧”，而父母家後來加上我姐姐是三個勞動力，拉扯著我小弟一個人，都吃上了“上遊糧”。父親曾悄悄讓小隊會計從他家分配賬上撥一些工分給我們，想叫我們能夠攤上“平均糧”。奶奶知道了，硬是逼著會計將父親撥過來的工分再撥迴去。人們勸說：“四嬤嬤（即四奶奶），你這是何必呢？”奶奶不屑地說：“不就是現在吃不上個‘平均’嘛！我的兩個孫子還能不長大了？！現在吃不上（平均糧），總會吃上的！老鼠拉木鍁（意指“大頭在後邊”）你們等著瞧……”那時候，爺爺總是拿壯老力的工分，奶奶也總是到生產隊搶活幹，為的就是能翹腳夠上“平均糧”。再就是，攢肥。到了夏天，爺爺總是領著我推著獨輪小車到村外的道旁鏟草坪，推迴家扔到圈裏積綠肥，一圈肥能掙二十多個工分呢。就是在平時，爺爺和奶奶也都鼓勵我們兄弟倆往家多囤土，囤足了土早晚往圈裏扔一陣兒，既長身體又攢土糞掙工分哩。從春到秋，我和大弟在放學迴家後，第一件事就是一個往缸裏挑水一個往家推土。開始推不動，隻能推個小半筐，推車歪倒了，逢人幫著再扶起來，將倒出的土鏟進去。而每推一次土，奶奶總是在家忙著攤一次煎餅給我吃。時間一長，咱推的土囤起老高，竟將南牆板打了起來。打起院牆後，咱還挖了一棵小槐樹苗栽在門裏，褪下褲子撒了泡尿澆了澆，它竟然活了！直到咱結婚的時候，這棵槐樹還在長著哩，咱栽它的故事也在長著哩，它跟差一點藥死我全家的那棵梧桐樹一起經曆著歲月變遷……
無論怎麽忙活，我們家也總是夠不上“平均糧”。工分！一張窄窄的，小小的，有時隻蓋著生產隊長指頭頂大小的章，有時也冒出生產隊小會計歪歪扭扭的簽名，就像老農民兜裏卷煙紙一樣的小紙條，就是工分，就是當時人生活的命根子。為了得到它，每到晚上，人們都不顧一天的勞累，擠到生產隊黑乎乎的小場院屋裏，等著領取一天的辛勞和渴望。有時遇到個庸碌或惰性的會計，或是會計的老婆邋遢得總是做晚飯，大半宿都領不到這一天的報酬。沒辦法，你隻有等，耐心地等，打著瞌睡等，蹲到牆角不急不燥地抽著老旱煙袋，抽得滿屋煙霧籠罩咳嗽聲連綿不斷。要是困極了，你隻管睡，睡迷糊了，聽到人們還在嚷嚷呢。在我與爺爺奶奶一塊過日子以後，擠在生產隊小場院屋那豆粒亮的煤油燈下等著拿到爺爺或奶奶一天的工票，是我除了挑水、攢糞之外的第三樣大事。咱自小好困，真的熬不過人家，不耐性就迴家了，爺爺再從炕上崴下來，到場院屋去等著領工票。爺爺幹過一整天的累活，再去熬眼，第二天就沒精氣神。這事不情願一大陣子後，咱就懂事了，知事理了。吃過了晚飯，再不用爺爺奶奶催促，咱就到那場院屋等著去，經常是滿屋人就我一個小孩子。等了大半天，發工票的會計才姍姍來到。咱就想：等咱念好書也會幹上這麽個小會計吧！有這麽多人等著圍著求著嚷著……
場院屋的來曆，是因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管理耕作與收獲，在村邊上總要留出一塊大空地，夏秋兩季用來收獲和打場。當時，每個生產隊都有這樣一個場院。有場院就需要有看管人，有生產隊就要有杈笆掃帚揚場鍁耙犁套子牛馬騾，就需要有飼養員的住所，這就是“場院屋”。場院屋裏除了晚上等著記工分的人們和一旁排列著的牲口，再多者就數老鼠了。因為喂牲口需要料，那料有時有饞人的豆子和生餅，都是在農活繁重的時候特別添加給牲口們的精飼料——這東西，那時人都吃不上呢！
而對於牲口，吃得最好的時候正是最出力最遭罪最難熬的時候！
無疑，場院屋是一個生產隊的物料重地。重地中的飼養員是一個生產隊中最難選最難幹最不情願幹的角兒。在我剛開始懂事的時候，我爺爺曾經幹過這個角兒，後來在“史無前例”中差點被整個半死，直到咱到鎮上管事兒的時候，才將這檔子事兒一筆抹去！據爺爺講，飼養員難幹有幾點：一是工夫長，白黑靠在那兒，空點兒離不開，纏人。二是責任重大，二三百人的家產都在這兒，那怕是少了個把物什，也是擔當不起的。三是經年忙碌，雖說活兒輕些，卻是個累活，早晚整夜都得身子輕腿兒勤，鍘草拌料起圈墊土飲水喂料一整套營生兒，棒小夥兒是幹不來的。四是人多嘴雜，就沒個幹好的時候——這活根本就沒個標準兒，牲口怎樣算喂好了，牲口圈幾天推出一遍去就算幹淨了？誰也說不出來！五是難……難幹！在那沒吃沒喝饑腸轆轆的年代，家家幾乎揭不開鍋了，伺候牲口的那點好東西有誰不垂涎呐。心裏掂念著牲口比人還重要的，強忍著饑餓留給牲口們——等著它們耕地打糧呢。顧著自個肚子的，那管那麽多啊，誰見了都想偷偷地吞一點兒，這飼養員管是不管呢？管吧，不近人情還得罪人，不管吧，這牲口咋有膘力幹活哩！尤其是頂著個小官帽的來了，那就更不好說了——當初，就是為堵住這個，父親派可靠的我爺爺去場院屋，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別讓好吃的牲口料外流！我爺爺管住了，而自個後來卻慘了……關於信任與用人、用人與績效，在我以後的農村經曆中，我實踐體會了許多次。在搭配多個農村班子時，這個問題總是在困繞著我，讓我不能不對中國的文化沉澱進行顛覆性的思考！
爺爺管理了幾年場院屋的工作後退了出來，飼養員的人事就不斷地變來變去，原因不外乎上麵的那四五條。但不管換成誰幹、幹了多久，人心上還是有杆秤的。在我的記憶裏，不少在生產隊裏上點年紀的大都幹過這個角兒，大家共認：數劉老大幹得稱職。劉姓在我們村隻有四五戶，劉老大與我爺爺是“鐵哥”，不過論街坊輩份卻要叫我爺爺叔。在我爺爺管理場院屋的時候，咱常去那屋，卻從不敢動那牲口料。在我的印象裏，豆餅之類能即吃的東西很稀見，有的多是些豆子地瓜幹之類，還不是很精細，豆子裏雜有許多小豆秸和老鼠屎。咱老實聽話，在這種管理嚴格的地方，凡大人不叫拿的東西咱從不伸手，連摸一摸也不會，用農村人的話叫“不賺討人嫌”。有時喜歡咱的人偷偷塞一點好吃的，咱更是不要。堂弟京安比咱調皮，他不管什麽場合，見什麽動什麽，什麽好吃搶什麽，就不如咱討人喜歡。許多的時候，大人們把咱留在場院屋裏玩，卻攆京安走，他總也不肯走，摽著咱。更有村中的孩子根本就不準蹭到場院的邊緣……
場院屋留給我最美最香甜的記憶是老鼠。咱對牲口精料絲毫不敢吃，卻管不住老鼠吃，個個胖得跑不動，就有滿村滿坡的老鼠都集中到場院屋來了。爺爺在閑雜時做了許多滅鼠的鐵夾，有的老鼠個大，夜裏能帶著鐵夾拖跑了，不僅逮不到，還把鐵夾賠上了，爺爺就用一根細鐵絲溜著夾子，夜裏在夾銷上栓上個花生米，一夜多時能夾到七八隻老鼠，趕明兒就是咱的美餐嘍——將那老鼠燒熟，把肚裏扒出來，擇著肉吃那個香啊，是這一生最值得迴味的美味了！這一美餐，在我爺爺離開場院屋後，有劉老大給我繼續捕捉著，一是滅鼠除害，二是保料護畜，隻是他家也有一大群的孩子，卻偏偏將美味送於我，衝著跟我爺爺鐵呢，還是別的什麽？
場院屋留給我們全村的孩子們普遍值得迴憶的美餐是牲口骨頭。那時候，我們孩子們最大的奢望是盼著生產隊裏多死牲畜——這卻是大人們最擔心最避諱的。那時候，一頭牛比人的一條命還值錢，無故喂死一頭牛，上級就要追查政治責任，別說偷殺一頭牛了，自古犯重罪，據說有判實刑的。有一次，我們幾個夥伴在大場院邊上玩，生產隊長挺著胸膛走了過來，有一個孩子就跑上去問：咱們隊上的牛怎麽還沒有一頭死了啊？這生產隊長上去就是一耳光子，罵道：“死你媽！”霎時，這夥伴鼻子口裏都出血了，我們都好怕，就躲得遠遠的。他爸媽聞訊來了，問清了原委，非但不埋怨隊長，還拉過他的孩子又一番踢打，直到隊長軟下來勸下才罷。那年代，場院屋死牲畜，是我們這些孩子們最最盼望發生的事情了。死了的那頭牲畜，拖到場院屋前，全村的人就都圍過來。免不了有的婦人婆子唏噓落淚，就如村中又死去了一個什麽重要的人物，而我們卻都興高采烈，一直圍著死畜不肯迴家，都忘記了吃飯，自始至終看隊上的人如何扒皮，如何開膛，如何拾掇肚裏，如何招唿周圍村的人把肉賣光。也有本村人攢著小鋼蹦撚著幾毛錢來割肉的，窮孩子們就饞得要死，逗引起更多的孩子迴家哭著要買肉，於是孩子哭，男人罵，婆娘顛，雞飛狗叫，整個村子就因為一頭死畜鬧哄熱鬧起來。最誘惑人的是晚上！肉賣光了，骨頭剩下來了，場院屋裏平常溫牲口料的那口大鍋，就派上用場了。滿蕩蕩一鍋水，竄著油星向上直冒泡泡。圍在大鍋周圍的孩子們垂涎三尺，個個大瞪眼硬撐著眼皮，再餓再困也會堅持下去！可是，那鍋中的骨頭翻來複去總也煮不熟，眼巴巴地看著煮骨頭的生產隊幹部撈出一塊來啃著償著，心中那個饞啊！卻是越饞越是看著大鍋裏翻弄著的骨頭煮不熟……說實話，咱易困，生產隊曾經死過幾頭大牲畜，在這難熟的火候上咱都沒能等到底，也就從未見過那些骨頭上都有多少熟肉，是怎麽分配被人啃光的。這些骨頭，按理說是全隊人的，卻總成慣例地在場院屋被人煮熟了，啃光了，敲碎了，吸淨了。趕天明兒，奶奶才把咱數落起來：“昨夜全村的孩子都在啃牛骨頭呢，就你知道睡覺！快起來看看去，打掃著啃一點去！”等咱來到場院屋，仍有一群孩子圍在那堆不知已被多少人啃過的骨頭邊，你撈過來啃一陣兒，我搶過來摳一會兒，整堆骨頭都已是光溜溜的了，有更懂行的就拿一塊磚頭砸骨頭裏的骨髓吸吮著……這時候，咱是從不肯下嘴的。已經都啃光了，還下嘴啃什麽呢？咱還是迴家等著吃肉吧。每逢死畜，奶奶多少總要買一點給我們兄弟倆解一次饞的，每次解得肚皮都鼓漲起來。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除了生產隊的場院屋，還有一種屋，是我們村的男人們在冬季裏大都離不開的。在整個冬天裏，除了迴家喝水吃飯睡老婆，男人們絕大多數時間就是在這種又暗又擠又潮濕的大屋子裏忙碌著度過的。待冬天過去，春天變暖了，人們就將它拆散平掉了。到了來年秋後，村人們再搿合到一起，重新踩點挖土搭架蓋屋，就又是一個忙忙碌碌的暖冬。這種季節性的大屋，通常人們叫它“地窨”，又大又深，還挖著一個幾米長的通道，地窨中心留著天窗，幾十隻大旱煙袋吞吐出的嗆人的煙霧，就由這窗口抽出去。搭地窨的材料，都是各家主動湊的，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在那貧窮的時候，反倒沒誰家計較。成材的料是誰家的，到來春還是誰家的，折斷損壞了也不用誰賠。挖土蓋窨的力氣活，基本上都是年青人幹的，上些年紀的在一旁隻管抽著老旱煙指點評說今年的地窨怎麽怎麽樣，村中那夥人的地窨怎麽怎麽樣，反正是他們的地窨不如今年咱們這夥人的。與生產隊相比，這是個既鬆散又和諧的大家庭，沒有誰領導誰，也沒有誰催促誰，更沒有誰笑話誰，有的隻是各人對家中婆娘的議論評說。這是一個男人的季節，男人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凡是一天到晚隻字不提起自家女人的，大都是這家的女人不值得一提，
我家的屋是當時全村最好的房子。開始有三間，一色的青磚瓦房，且窗台以下裏外全是青磚的，那時的牆不是24公分厚，而是40公分厚，中間用碎磚碎石填塞起來，隔熱撐涼，房子看上去也很座壯。令人驚異的是，三間屋的檁條全是杉木，筆直筆直的，一樣粗細，這在偏遠的農村是難以見到的。我曾無數次的躺在炕上，仰臉盯著黑屋脊出神，怎麽會是這麽清一色的杉木呢？這可是東北大森林裏生長的玩藝兒，從畫片上看遮天避日的，怎麽運過來的呢？
奶奶說，這屋不是咱祖上人蓋的，咱家就沒出過這麽有本事的人。
我出生的村莊叫鍾家埠，隻有百十戶人家，是鍾家祖上四大支之一支人家，在被大沽河水追趕著二次搬遷時獨立出來的。就是這麽一個行政村莊，還分東埠、西埠，中間隔著一座關帝廟，廟中供著兇神惡煞的關公父子。記得廟前廟後都是空閑地，地前有一個很大的水灣，積水多時便經淺灣往南流淌，流經處還有一座很小的土地廟。村雖小，天地大，中間這個地帶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空域，而是說不清道不白的分界。我家那座最好的房子就在灣的西沿，大門朝東，衝著灣北沿，正是民間傳說的“前朱雀”是也！
看來，蓋房人是很有些講究的。奶奶說，就是衝著這個，我們家是花了大價錢買下這幢房子的。奶奶沒有說花掉了多少錢糧，也沒有說具體終究是誰家的房子，隻說是咱村在青島混得很是人樣的一個人物，他的小老婆都開著大妓院呢！可在這村，我並沒有看到這個人物的後代人和親近人，有的隻是些麵黃肌瘦衣衫襤褸的普通人。
村子雖小，卻有許多的樹木密不透光遮天避日，像杏樹、棗樹、梨樹、柿子樹等等，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們尤其是我們孩子們的奢望和享樂了！開春時節，要不是逢上極饑餓的年頭，比如象咱出生那幾年連河東也隻剩下一棵大樹頭的年代，村內村外的果樹是沒誰家舍得采摘綠葉裹腹的，除了平時偶遇的死豬死狗死貓死老鼠之類的牙際，果實成熟的前後就是我們孩子們乃至一家人的盛宴了。我家還有兩棵據說當時已是百年以上的大栗子樹，雖在我的童年時光中搖動著許許多多的樂趣，我卻不肯輕易談起了，它曾經決定過我小妹妹的生命，叫人終生難以釋懷。
因樹多茂密的緣故，我出生的莊子從村外看上去很大，少說有四五百戶的樣子，而進了村卻是“拉不開腔”的。有外地一位賒小雞的，挑著擔子一進村頭就撇著腔喊“賒——嘍——喂——小——雞——嘍——”，一個“雞”字剛一脫口，就不覺著又出了我們的村莊了。
其實，把屋俗稱為“窩”雖不雅，在那時還是極其準確的。幼時的農舍又窄又矮，房頂大都是用麥草鋪頂，極少人家是像我們家那樣全瓦房的屋頂。有幾戶蓋瓦的，也隻在屋簷下鋪就三行瓦，專為防風揭頂而鋪。無論春夏秋冬，隻要大風刮來，那用麥草披的屋頂一旦揭開邊兒，滿天的麥草就像放紙片，十幾個人上去趴著也壓不住，隻剩個光禿禿的屋頂，等風停下來隻能重鋪——所以，麥草在那時就像麥粒一樣珍重！
在麥收時節，人們總是把長得壯盛的麥秸格外割出來，拉到打麥場上一把一把梳秸甩粒——這是個苦熱活，多數時候都是婆娘們坐在炎炎烈日下，一舉一撲地撲打，直把麥穗撲打幹淨了，再把麥秸上的幹葉摘掉，捆起來曬幹，儲存起來就可以用來披屋了。用麥秸披屋，確是有一些技巧的，不是隨便誰都能披好的。披的不好，看上去坑坑窪窪難看不說，還漏雨，還不抗大風。披屋的高手，不僅能把麥草擺弄得踏實平整，而且決不漏雨，雨水又順淌的快，一滴滴雨水沿著鍘得齊刷刷的麥草橫斷麵像滾細珠一樣，從屋頂滾落到簷下，有時候一陣雨過去，還在紛紛滾落著的雨珠就像水銀一樣滿屋頂閃亮，人們自然稱讚這家當初找的披屋匠可真是個高手啊！
屋頂披的好，就不浸雨水，橫斷麵下的麥草是幹的，麥草就不爛，這層披草的壽命就長。但是，這樣的高手並不是太多，所以披屋時的“工夫飯”是不一樣的，有的農戶還專給披屋匠格外吃“小灶”。我們那有一位這樣的披屋高手，人稱“披一斤”，一般人家請不動他，因為他嗜酒，光吃好喝不好他是不給出力幹活的，非得有一斤白酒不可。據說，他喝了酒披起屋來帶勁著哪，得好幾個人伺候著，和泥的，遞草的，扯線的，隻要他的一把“見證”（一根找水平的長板條）往哪一擱，就見他手中的“拍耙”拍得麥草唰唰唰地響，如小河流水十分悅耳，披出來的麥秸根根見眼（麥秸孔），平滑光亮，賞心悅目，他自個也就越幹越得意，越幹越漂亮。傳說有一戶人家痛惜酒量，在特意為他準備的酒中兌了些水，中午吃飯時他一上嘴就喝出酒勁來了，卻一聲沒吭。而屋披完後每逢下雨，這家的室內就有幾處漏雨的地方，主人幾次爬上屋頂查看，都找不出原因來，就去找那“披一斤”，想請他來再給整一整。這高手坐在家中喝著小酒說：“別再往酒中兌水啦！上去找到翹著的三根草，伸長手指捏住‘褲褲’拔出來吧。”原來，捆麥草時都帶有一根高粱頂端的“褲褲”（外皮），這高手就在下午順手掐了三根，豎藏在麥草裏，雨水就從“褲褲”裏漏下來。——這故事裏有多少真實性我說不準，但在我們那地流傳很廣，還因了這故事大大地提高了披屋匠的“工夫飯”待遇……
支撐著草披屋頂的是一色的土打牆，有夯打牆，也有板打牆，還有土坯牆。家庭條件稍好些的，用磚石鋪層地基，壘個窗座、門座，就是一家人為男孩子娶媳婦的辛苦奢求了。窗是棱子窗，那時沒有鍾表，平日就靠棱子窗上的影子判斷時晌。因故，再貧困的農戶，那時的棱子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家中連棱子窗都裝不起的，那就是太窮底鼻了，在當時很讓人瞧不起的，有時無時會成為村人們嗤笑的談資。我的鄰村就叫“斜子莊”，所有的房子都是向陽的，因祖祖輩輩都是依靠著棱子窗上的影子過日子，這個村的人吃過了午飯，再梳洗打扮一番，趕到我們村正好趕飯吃的。所以，在我們那有個口頭諺：斜子莊人出門（走親戚）——總是趕早！
彼時的歲月，就被定格在棱子窗上了！
屋子的後窗就簡單多了。安全起見，多數人家隻挖人頭大小的一個洞，防止什麽人爬進來作惡。到了冬天，有條件的用青磚或土坯從後麵把後窗堵上泥好，嚴防冷風嗖嗖的鑽進來。連這個條件也沒有的，隻能捆一個草蛋從後麵塞上，略擋風寒。
——這樣的農舍連成一片，也就隻能是“草窩”了。因故，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警句：“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用以教化同窩中人。
對我們村的住房改觀有過大的突破的，應歸功於我的父親。“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剛過，父親在當時的公社“一把手”馬書記的支持下，在全社最先發展起經濟產業，就在我家的灣東沿建起了磚瓦窯廠，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隆隆的機器聲！當時，咱納悶兩件事：一是鋼鐵可以結構運動，壓出瓦坯來。二是生坯裝進窯裏，就能燒出堅硬的磚塊和瓦片來。神奇啊！就這兩件事，老是拴著咱的心，直到上學的年紀，咱也拒不上學，以至鬧出一番笑話來，非要跟著燒窯的爺爺弄個明白，整天在窯廠跑來跑去，長時間地站到那唯一一台壓瓦的機器旁癡癡地出神，直眼盯著有節奏運動的齒輪，一站就是大半天。村人們都說：這孩子聰明，會琢磨竅門呢！——不上學會聰明啊？
磚瓦窯廠坐落在村當中，小鍾家埠村就熱鬧紅火起來了，來我家的上級領導走馬觀燈似的來來往往不說，尤其是父親也在全社成了大紅人，村人們敬，上麵人捧，我的父親可真是應接不暇春風得意啊！這時候，我家那全村最好的三間大瓦房的東麵有一個空頭，正好能接上一間屋，村中的磚瓦又便利，於是我們村出現了第一座全部用青磚堆砌起來的山牆，接著我的大伯在北麵和堂二伯在南麵，與我家並列齊基砌起了相同的山牆，三堵青色山牆齊刷刷排列著，迎著東升的太陽，確實耀眼奪目。我那時弄不清這三堵山牆實際用磚數和向村窯廠裏終究支付了多少錢，不過在後來的“一打三反”等政治運動中，唯獨沒人攻擊這三堵山牆，許是與父親辦起磚瓦窯廠後，對村人實行了優惠政策和對困難戶施行賒賬政策的因果吧。反正在幾年時間裏，我村大都翻蓋起磚座瓦頂的牢固住房，令十裏八疃的人們刮目相看，頌讚不已。
那時候的父親，除了好勝氣盛，大概顧慮不到其它的什麽，當然也就意識不到政治權力的極端和負效。除了聽話，還是聽話，聽話是那個時代的政治覺悟和政治表現！上麵號召大煉鋼鐵，上午剛開了個會，父親迴到村就先把我們家的鐵鍋提溜到大街口，舉起來興高采烈地摔碎了。然後，父親帶領全村的大小幹部挨家挨戶揭鍋，摔鍋，一連幾頓，全村人都隻能吃生飯——好歹地瓜蘿卜是可以生著吃的！父親到地區裏開會，當時剛開始試行結育手術，上級一般性的發動宣傳，父親被一鼓動，竟然背著全家人走上了手術台，是全縣最先一個做了男性結紮手術的人！後來，政府強行推行計劃生育，對結紮者實行各種各樣的獎勵政策，而我的父親當時不但未獲分文，連一頓哺養餐也未吃上，還為此受過奶奶和母親的許多埋怨和責備……
在中國的底層，聽話乃至順從，是一個時代的驕傲還是悲哀？是福還是禍？我恍然了許多年，困惑了許多年，求索了許多年！
在父親結紮前，我家已添了二弟京波，短命的小妹妹還沒有出生呢。一家祖孫三代八口人，雖然餓不著，但也十分拮據。有一次，大街上過來一位賣“梧桐花”魚的，奶奶隻買了平小碗，我饞著要吃，奶奶不肯，非要留著等全家人一起來吃，為此，咱大大哭鬧了一場，奶奶仍然不給做吃。到了夜裏，咱就發起高燒，奶奶心疼得急忙做了魚來，咱又吃不進去了，讓奶奶難受了許多天。還有一次，村裏人上坡抓到一隻受傷的斑鳩，咱許久沒吃到肉了，就饞，哭著非要那斑鳩吃不可，奶奶哄不住咱隻有找上門去，將那斑鳩從人家嘴邊要了過來。——咱絮叨這些沒味的，是要說明咱那時的生活還可以，比比街上那些比我大也有比我小的“綠肚皮”們，咱還是幸運者也！
在這樣的貧困生活中，老少三代八口之家，難免磕磕碰碰，再加上母親性情剛烈，怒火上來蠻不講理還非要賺個情理，父親就和母親時常打架，打起來爺爺和奶奶又不好拉架，就隻能眼瞪瞪看著父親母親打下去。有一次，父親又和母親扭打到了一起，咱看不過眼，撈過門板後的條帚就朝父親舉了起來，嘴上喊著：“我叫你打俺娘！叫你打俺娘！……”把父親打了不過兩三下，爺爺奶奶忍不住笑響了，父親和母親也停住撕打不由得都笑了！
人啊，小時候難分青紅皂白，總要偏向到濃情的母親一邊。等長大了，懂事了，才能夠理性起來呀。人的成長過程是多麽的短暫，而社會的進步與成長卻是何其地漫長啊！
我六七歲的時候，奶奶終於提出要和父母分開來過。要分家沒房子，我們家就在奶奶頂名過繼給遠房佬的舊房場上蓋了三間屋，這就是後來我結婚的老新房。當時，房場兩麵都有舊屋，東麵住的是本家的大伯，西麵住的是堂大伯，檁條接到兩麵山牆上保護了兩家屋山，他們都很樂意，我家的屋也蓋得忒是省利，隻壘前後兩麵牆，用土打起來，蓋上屋頂開上窗子支起鍋灶就可以進住了。許是奶奶急於躲開三天兩頭不斷吵鬧的父母，奶奶對新蓋的房子沒有太高的要求，隻要能住就行，因此這棟屋從地基到屋頂沒有一塊磚一片瓦，除了土、木頭就是草——麥草披的屋頂，標準的“土窩”。後來才知道，這麥草還是借的！沒等屋內幹透，奶奶就找人分家了，條件很簡單：鍋碗瓢盆油鹽碗筷能開火就行，而姐、我、大弟、二弟四個孩子她要養兩個——我和大弟京勇！奶奶這一生，沒生過女孩，隻生過三個兒子。大兒在十多歲的時候就病死了，二兒（即京安的父親）正式過繼給她的二妯娌——我的二奶奶，三兒——就是我的父親……現在想來，奶奶在那時候就要撫養我們兄弟倆是個“長心思”，她的這個“長心思”捆綁了我一生，可以說讓我自豪了一生，惋惜了一生，無悔了一生！
不過，爺爺和奶奶撫養我們兄弟倆真不容易。人民公社時期，憑掙工分吃飯，以生產隊為單位，我們家根本吃不上“平均糧”，而父母家後來加上我姐姐是三個勞動力，拉扯著我小弟一個人，都吃上了“上遊糧”。父親曾悄悄讓小隊會計從他家分配賬上撥一些工分給我們，想叫我們能夠攤上“平均糧”。奶奶知道了，硬是逼著會計將父親撥過來的工分再撥迴去。人們勸說：“四嬤嬤（即四奶奶），你這是何必呢？”奶奶不屑地說：“不就是現在吃不上個‘平均’嘛！我的兩個孫子還能不長大了？！現在吃不上（平均糧），總會吃上的！老鼠拉木鍁（意指“大頭在後邊”）你們等著瞧……”那時候，爺爺總是拿壯老力的工分，奶奶也總是到生產隊搶活幹，為的就是能翹腳夠上“平均糧”。再就是，攢肥。到了夏天，爺爺總是領著我推著獨輪小車到村外的道旁鏟草坪，推迴家扔到圈裏積綠肥，一圈肥能掙二十多個工分呢。就是在平時，爺爺和奶奶也都鼓勵我們兄弟倆往家多囤土，囤足了土早晚往圈裏扔一陣兒，既長身體又攢土糞掙工分哩。從春到秋，我和大弟在放學迴家後，第一件事就是一個往缸裏挑水一個往家推土。開始推不動，隻能推個小半筐，推車歪倒了，逢人幫著再扶起來，將倒出的土鏟進去。而每推一次土，奶奶總是在家忙著攤一次煎餅給我吃。時間一長，咱推的土囤起老高，竟將南牆板打了起來。打起院牆後，咱還挖了一棵小槐樹苗栽在門裏，褪下褲子撒了泡尿澆了澆，它竟然活了！直到咱結婚的時候，這棵槐樹還在長著哩，咱栽它的故事也在長著哩，它跟差一點藥死我全家的那棵梧桐樹一起經曆著歲月變遷……
無論怎麽忙活，我們家也總是夠不上“平均糧”。工分！一張窄窄的，小小的，有時隻蓋著生產隊長指頭頂大小的章，有時也冒出生產隊小會計歪歪扭扭的簽名，就像老農民兜裏卷煙紙一樣的小紙條，就是工分，就是當時人生活的命根子。為了得到它，每到晚上，人們都不顧一天的勞累，擠到生產隊黑乎乎的小場院屋裏，等著領取一天的辛勞和渴望。有時遇到個庸碌或惰性的會計，或是會計的老婆邋遢得總是做晚飯，大半宿都領不到這一天的報酬。沒辦法，你隻有等，耐心地等，打著瞌睡等，蹲到牆角不急不燥地抽著老旱煙袋，抽得滿屋煙霧籠罩咳嗽聲連綿不斷。要是困極了，你隻管睡，睡迷糊了，聽到人們還在嚷嚷呢。在我與爺爺奶奶一塊過日子以後，擠在生產隊小場院屋那豆粒亮的煤油燈下等著拿到爺爺或奶奶一天的工票，是我除了挑水、攢糞之外的第三樣大事。咱自小好困，真的熬不過人家，不耐性就迴家了，爺爺再從炕上崴下來，到場院屋去等著領工票。爺爺幹過一整天的累活，再去熬眼，第二天就沒精氣神。這事不情願一大陣子後，咱就懂事了，知事理了。吃過了晚飯，再不用爺爺奶奶催促，咱就到那場院屋等著去，經常是滿屋人就我一個小孩子。等了大半天，發工票的會計才姍姍來到。咱就想：等咱念好書也會幹上這麽個小會計吧！有這麽多人等著圍著求著嚷著……
場院屋的來曆，是因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管理耕作與收獲，在村邊上總要留出一塊大空地，夏秋兩季用來收獲和打場。當時，每個生產隊都有這樣一個場院。有場院就需要有看管人，有生產隊就要有杈笆掃帚揚場鍁耙犁套子牛馬騾，就需要有飼養員的住所，這就是“場院屋”。場院屋裏除了晚上等著記工分的人們和一旁排列著的牲口，再多者就數老鼠了。因為喂牲口需要料，那料有時有饞人的豆子和生餅，都是在農活繁重的時候特別添加給牲口們的精飼料——這東西，那時人都吃不上呢！
而對於牲口，吃得最好的時候正是最出力最遭罪最難熬的時候！
無疑，場院屋是一個生產隊的物料重地。重地中的飼養員是一個生產隊中最難選最難幹最不情願幹的角兒。在我剛開始懂事的時候，我爺爺曾經幹過這個角兒，後來在“史無前例”中差點被整個半死，直到咱到鎮上管事兒的時候，才將這檔子事兒一筆抹去！據爺爺講，飼養員難幹有幾點：一是工夫長，白黑靠在那兒，空點兒離不開，纏人。二是責任重大，二三百人的家產都在這兒，那怕是少了個把物什，也是擔當不起的。三是經年忙碌，雖說活兒輕些，卻是個累活，早晚整夜都得身子輕腿兒勤，鍘草拌料起圈墊土飲水喂料一整套營生兒，棒小夥兒是幹不來的。四是人多嘴雜，就沒個幹好的時候——這活根本就沒個標準兒，牲口怎樣算喂好了，牲口圈幾天推出一遍去就算幹淨了？誰也說不出來！五是難……難幹！在那沒吃沒喝饑腸轆轆的年代，家家幾乎揭不開鍋了，伺候牲口的那點好東西有誰不垂涎呐。心裏掂念著牲口比人還重要的，強忍著饑餓留給牲口們——等著它們耕地打糧呢。顧著自個肚子的，那管那麽多啊，誰見了都想偷偷地吞一點兒，這飼養員管是不管呢？管吧，不近人情還得罪人，不管吧，這牲口咋有膘力幹活哩！尤其是頂著個小官帽的來了，那就更不好說了——當初，就是為堵住這個，父親派可靠的我爺爺去場院屋，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別讓好吃的牲口料外流！我爺爺管住了，而自個後來卻慘了……關於信任與用人、用人與績效，在我以後的農村經曆中，我實踐體會了許多次。在搭配多個農村班子時，這個問題總是在困繞著我，讓我不能不對中國的文化沉澱進行顛覆性的思考！
爺爺管理了幾年場院屋的工作後退了出來，飼養員的人事就不斷地變來變去，原因不外乎上麵的那四五條。但不管換成誰幹、幹了多久，人心上還是有杆秤的。在我的記憶裏，不少在生產隊裏上點年紀的大都幹過這個角兒，大家共認：數劉老大幹得稱職。劉姓在我們村隻有四五戶，劉老大與我爺爺是“鐵哥”，不過論街坊輩份卻要叫我爺爺叔。在我爺爺管理場院屋的時候，咱常去那屋，卻從不敢動那牲口料。在我的印象裏，豆餅之類能即吃的東西很稀見，有的多是些豆子地瓜幹之類，還不是很精細，豆子裏雜有許多小豆秸和老鼠屎。咱老實聽話，在這種管理嚴格的地方，凡大人不叫拿的東西咱從不伸手，連摸一摸也不會，用農村人的話叫“不賺討人嫌”。有時喜歡咱的人偷偷塞一點好吃的，咱更是不要。堂弟京安比咱調皮，他不管什麽場合，見什麽動什麽，什麽好吃搶什麽，就不如咱討人喜歡。許多的時候，大人們把咱留在場院屋裏玩，卻攆京安走，他總也不肯走，摽著咱。更有村中的孩子根本就不準蹭到場院的邊緣……
場院屋留給我最美最香甜的記憶是老鼠。咱對牲口精料絲毫不敢吃，卻管不住老鼠吃，個個胖得跑不動，就有滿村滿坡的老鼠都集中到場院屋來了。爺爺在閑雜時做了許多滅鼠的鐵夾，有的老鼠個大，夜裏能帶著鐵夾拖跑了，不僅逮不到，還把鐵夾賠上了，爺爺就用一根細鐵絲溜著夾子，夜裏在夾銷上栓上個花生米，一夜多時能夾到七八隻老鼠，趕明兒就是咱的美餐嘍——將那老鼠燒熟，把肚裏扒出來，擇著肉吃那個香啊，是這一生最值得迴味的美味了！這一美餐，在我爺爺離開場院屋後，有劉老大給我繼續捕捉著，一是滅鼠除害，二是保料護畜，隻是他家也有一大群的孩子，卻偏偏將美味送於我，衝著跟我爺爺鐵呢，還是別的什麽？
場院屋留給我們全村的孩子們普遍值得迴憶的美餐是牲口骨頭。那時候，我們孩子們最大的奢望是盼著生產隊裏多死牲畜——這卻是大人們最擔心最避諱的。那時候，一頭牛比人的一條命還值錢，無故喂死一頭牛，上級就要追查政治責任，別說偷殺一頭牛了，自古犯重罪，據說有判實刑的。有一次，我們幾個夥伴在大場院邊上玩，生產隊長挺著胸膛走了過來，有一個孩子就跑上去問：咱們隊上的牛怎麽還沒有一頭死了啊？這生產隊長上去就是一耳光子，罵道：“死你媽！”霎時，這夥伴鼻子口裏都出血了，我們都好怕，就躲得遠遠的。他爸媽聞訊來了，問清了原委，非但不埋怨隊長，還拉過他的孩子又一番踢打，直到隊長軟下來勸下才罷。那年代，場院屋死牲畜，是我們這些孩子們最最盼望發生的事情了。死了的那頭牲畜，拖到場院屋前，全村的人就都圍過來。免不了有的婦人婆子唏噓落淚，就如村中又死去了一個什麽重要的人物，而我們卻都興高采烈，一直圍著死畜不肯迴家，都忘記了吃飯，自始至終看隊上的人如何扒皮，如何開膛，如何拾掇肚裏，如何招唿周圍村的人把肉賣光。也有本村人攢著小鋼蹦撚著幾毛錢來割肉的，窮孩子們就饞得要死，逗引起更多的孩子迴家哭著要買肉，於是孩子哭，男人罵，婆娘顛，雞飛狗叫，整個村子就因為一頭死畜鬧哄熱鬧起來。最誘惑人的是晚上！肉賣光了，骨頭剩下來了，場院屋裏平常溫牲口料的那口大鍋，就派上用場了。滿蕩蕩一鍋水，竄著油星向上直冒泡泡。圍在大鍋周圍的孩子們垂涎三尺，個個大瞪眼硬撐著眼皮，再餓再困也會堅持下去！可是，那鍋中的骨頭翻來複去總也煮不熟，眼巴巴地看著煮骨頭的生產隊幹部撈出一塊來啃著償著，心中那個饞啊！卻是越饞越是看著大鍋裏翻弄著的骨頭煮不熟……說實話，咱易困，生產隊曾經死過幾頭大牲畜，在這難熟的火候上咱都沒能等到底，也就從未見過那些骨頭上都有多少熟肉，是怎麽分配被人啃光的。這些骨頭，按理說是全隊人的，卻總成慣例地在場院屋被人煮熟了，啃光了，敲碎了，吸淨了。趕天明兒，奶奶才把咱數落起來：“昨夜全村的孩子都在啃牛骨頭呢，就你知道睡覺！快起來看看去，打掃著啃一點去！”等咱來到場院屋，仍有一群孩子圍在那堆不知已被多少人啃過的骨頭邊，你撈過來啃一陣兒，我搶過來摳一會兒，整堆骨頭都已是光溜溜的了，有更懂行的就拿一塊磚頭砸骨頭裏的骨髓吸吮著……這時候，咱是從不肯下嘴的。已經都啃光了，還下嘴啃什麽呢？咱還是迴家等著吃肉吧。每逢死畜，奶奶多少總要買一點給我們兄弟倆解一次饞的，每次解得肚皮都鼓漲起來。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除了生產隊的場院屋，還有一種屋，是我們村的男人們在冬季裏大都離不開的。在整個冬天裏，除了迴家喝水吃飯睡老婆，男人們絕大多數時間就是在這種又暗又擠又潮濕的大屋子裏忙碌著度過的。待冬天過去，春天變暖了，人們就將它拆散平掉了。到了來年秋後，村人們再搿合到一起，重新踩點挖土搭架蓋屋，就又是一個忙忙碌碌的暖冬。這種季節性的大屋，通常人們叫它“地窨”，又大又深，還挖著一個幾米長的通道，地窨中心留著天窗，幾十隻大旱煙袋吞吐出的嗆人的煙霧，就由這窗口抽出去。搭地窨的材料，都是各家主動湊的，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在那貧窮的時候，反倒沒誰家計較。成材的料是誰家的，到來春還是誰家的，折斷損壞了也不用誰賠。挖土蓋窨的力氣活，基本上都是年青人幹的，上些年紀的在一旁隻管抽著老旱煙指點評說今年的地窨怎麽怎麽樣，村中那夥人的地窨怎麽怎麽樣，反正是他們的地窨不如今年咱們這夥人的。與生產隊相比，這是個既鬆散又和諧的大家庭，沒有誰領導誰，也沒有誰催促誰，更沒有誰笑話誰，有的隻是各人對家中婆娘的議論評說。這是一個男人的季節，男人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凡是一天到晚隻字不提起自家女人的，大都是這家的女人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