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以身作則，帶頭購買了第一張e類公債。他不獨唿籲國內人民要克製自己的生活，把省吃儉用的錢用來購買戰時公債，而且讓白宮首先符合這一要求。此後，極不講究且無甚特色的白宮膳食成了白宮的一大特色，使許多原先無事常來揩油的人望而卻步，也使得白宮勤雜人員和工作人員總在盼望英王或類似的貴賓駕到，因為那時白宮的生活要弄得豐盛和得體一些。榜樣的效應立竿見影，各地常出現這樣的情景：朔風中豎起衣領的人們排著長隊，等候公債銷售點開門營業。財政部為籌措戰費共出售了7次戰時公債和最後的勝利公債，共約1569億美元，其中1／3被個人認購。當時政府的宣傳工作也確實到家：有幅公債gg上畫著一個垂死的美國士兵，標題是：「他獻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過是把錢借給國家。"站在這樣的gg牌下，有誰還會不熱血沸騰呢？
羅斯福和他的政府在統製或駕馭戰時經濟體製方麵，也顯示出了獨特、果敢乃至高超的行政管理技巧。羅斯福利用戰時非常時期的情勢，利用國會兩度授予總統的戰時權力法，利用對這種權力法最充分最寬泛的解釋，利用戰時行政部門在管理行為上的直接性和近便性，打破了很多美國政治製度發展史上的成文規定或慣例，開創了許多時人聞所未聞的先例，尤其是他那羅斯福風格的管理方式更讓人眼花繚亂，嘆為觀止。而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羅斯福建立起來的戰時體製及其管理方法不僅有效地決定了戰爭目標的實現，而且深刻地變革了美國政治製度本身，它們中的許多內容固化為戰後美國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以至於美國國會在1945年，第一次對自身製度進行大規模的檢查後，認識到若想趕上權力膨脹、行為逼人的行政部門，就需要使自身機器和運行方法現代化以適應現代條件。
戰時，羅斯福要處理的事務既多又雜，其中突發性的居多。表麵上看，他應對這些事務時雜亂無章，且略顯被動。實際上，他不獨重視眼前的細節和具體的戰術，並且喜歡凡事從大處著手，高屋建瓴地概括出行動計劃的目標。爾後，他就讓屬下的人繪製精緻的組織圖表，但它往往在實施過程中很少發揮參考價值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許隻在於顯示總統對該事務和負責規劃的人的重視。他真正感興趣的是那些雷厲風行、忠實於他，並且效率很高的人，而這時這個人主管的機構則是次要的。在戰時，人們時常抱怨記不住羅斯福那層出不窮的代稱各種臨時機構的英文縮寫字母，這些機構出台的隨意性及其職責權限上的含混、重疊或交叉，也時常引起共和黨對手的抨擊。事實上，這正是羅斯福式的管理方式的有效和高明之處。
羅斯福本來似乎可以不必設那麽多管製戰時體製和處理戰時事務的臨時機構的，因為依政治傳統沿襲下來的華盛頓的那些政府各職能部門及其他常設機構，都有能力或餘地擔負起這些使命來，必要時把它們充實或調整一下就行。並且以前的總統們也正是這樣作的。但是，羅斯福從來就對固定組織所形成的框架結構不感興趣，他不願意過分強調一種嚴密而規範的行政節製係統，認為這將窒息他所喜愛的那種生機勃勃的局麵，並且認為依照機械原則建立的固定組織結構無法適應戰時變幻無常的事態，更無法預測和控製未來。相反，富於想像力的試驗和靈活的臨時機構恰能作到這一點，因為未來是從趨勢、可能性、偶發事件和機遇中產生的，它甚至是可以被影響的。
這樣，羅斯福就側重於從人而非物的角度來看待行政管理。這就決定了他授權的方式。情況往往是這樣進行的：理直氣壯地要求國會通過他提出的法令草案，這在戰時要平時容易的多；然後，依照法案的精神給將要設置的臨時機構規定一個框架性的職責和權限，隨即就任命經過他反覆篩選、再三斟酌甚至痛苦地取捨的人選，來全權負責該機構的工作。至於該機構的具體活動他一概不管，除非它們同羅斯福的情趣相關或者他極熟悉企業務（譬如海軍、船舶方麵的），這時他刻意展示其特長——對技術性細節的洞悉和枯躁數據的熟識——往往起到崇敬權威的轟動效應。他敢於放手領導，卻從不最終對他們許下諾言。他讓他們盡情盡興地發揮其個性特長，而以高度的自尊保持一種明確的超然態度，與這些事務保持一定的距離（如果需要的話，他又能迅速了解到其中有用的信息）。由於這些機構都直屬於總統管轄，他就很自然地在他們中間造成一種領袖的超凡魅力。並且使他們感到隻有總統才是所有不斷發展著的事態的中心。
羅斯福往往讓周圍人都知道了將有某個機構要設置，而自己則不動聲色地開始物色人選。過程中，他對誰都不明確許諾，也盡量掩飾自己的思想過程，但一般是霍普金斯除外。而有趣的是，總有幾個人認為自己就是當然的候選人。任命總在最後一刻宣布，他樂意較長時間地控製任免權，以此作為增強對總統向心力的工具。他曾經多次把個性、政見和才能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個機構裏，或者讓他們同做或先後做一件事。如他讓威廉·努森這個產業界巨子和西德尼·希爾曼這個工會領袖共同領導生產管理局，任務是配合總統推動和控製戰時生產。這樣做符合羅斯福的個性，他不喜歡完全信賴某一個人，即使對霍普金斯也是這樣。他喜歡自己是注意的中心，這套讓手下人互不相容、互相牽製的機製使他更安穩地居中操縱，並輕易地使自己成為每個官員必需的盟友和夥伴。同時，這也減少了臨時機構自我擴張或趨向衙門化的傾向，防止了任何聯合起來反對他的可能性。
羅斯福和他的政府在統製或駕馭戰時經濟體製方麵，也顯示出了獨特、果敢乃至高超的行政管理技巧。羅斯福利用戰時非常時期的情勢，利用國會兩度授予總統的戰時權力法，利用對這種權力法最充分最寬泛的解釋，利用戰時行政部門在管理行為上的直接性和近便性，打破了很多美國政治製度發展史上的成文規定或慣例，開創了許多時人聞所未聞的先例，尤其是他那羅斯福風格的管理方式更讓人眼花繚亂，嘆為觀止。而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羅斯福建立起來的戰時體製及其管理方法不僅有效地決定了戰爭目標的實現，而且深刻地變革了美國政治製度本身，它們中的許多內容固化為戰後美國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以至於美國國會在1945年，第一次對自身製度進行大規模的檢查後，認識到若想趕上權力膨脹、行為逼人的行政部門，就需要使自身機器和運行方法現代化以適應現代條件。
戰時，羅斯福要處理的事務既多又雜，其中突發性的居多。表麵上看，他應對這些事務時雜亂無章，且略顯被動。實際上，他不獨重視眼前的細節和具體的戰術，並且喜歡凡事從大處著手，高屋建瓴地概括出行動計劃的目標。爾後，他就讓屬下的人繪製精緻的組織圖表，但它往往在實施過程中很少發揮參考價值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許隻在於顯示總統對該事務和負責規劃的人的重視。他真正感興趣的是那些雷厲風行、忠實於他，並且效率很高的人，而這時這個人主管的機構則是次要的。在戰時，人們時常抱怨記不住羅斯福那層出不窮的代稱各種臨時機構的英文縮寫字母，這些機構出台的隨意性及其職責權限上的含混、重疊或交叉，也時常引起共和黨對手的抨擊。事實上，這正是羅斯福式的管理方式的有效和高明之處。
羅斯福本來似乎可以不必設那麽多管製戰時體製和處理戰時事務的臨時機構的，因為依政治傳統沿襲下來的華盛頓的那些政府各職能部門及其他常設機構，都有能力或餘地擔負起這些使命來，必要時把它們充實或調整一下就行。並且以前的總統們也正是這樣作的。但是，羅斯福從來就對固定組織所形成的框架結構不感興趣，他不願意過分強調一種嚴密而規範的行政節製係統，認為這將窒息他所喜愛的那種生機勃勃的局麵，並且認為依照機械原則建立的固定組織結構無法適應戰時變幻無常的事態，更無法預測和控製未來。相反，富於想像力的試驗和靈活的臨時機構恰能作到這一點，因為未來是從趨勢、可能性、偶發事件和機遇中產生的，它甚至是可以被影響的。
這樣，羅斯福就側重於從人而非物的角度來看待行政管理。這就決定了他授權的方式。情況往往是這樣進行的：理直氣壯地要求國會通過他提出的法令草案，這在戰時要平時容易的多；然後，依照法案的精神給將要設置的臨時機構規定一個框架性的職責和權限，隨即就任命經過他反覆篩選、再三斟酌甚至痛苦地取捨的人選，來全權負責該機構的工作。至於該機構的具體活動他一概不管，除非它們同羅斯福的情趣相關或者他極熟悉企業務（譬如海軍、船舶方麵的），這時他刻意展示其特長——對技術性細節的洞悉和枯躁數據的熟識——往往起到崇敬權威的轟動效應。他敢於放手領導，卻從不最終對他們許下諾言。他讓他們盡情盡興地發揮其個性特長，而以高度的自尊保持一種明確的超然態度，與這些事務保持一定的距離（如果需要的話，他又能迅速了解到其中有用的信息）。由於這些機構都直屬於總統管轄，他就很自然地在他們中間造成一種領袖的超凡魅力。並且使他們感到隻有總統才是所有不斷發展著的事態的中心。
羅斯福往往讓周圍人都知道了將有某個機構要設置，而自己則不動聲色地開始物色人選。過程中，他對誰都不明確許諾，也盡量掩飾自己的思想過程，但一般是霍普金斯除外。而有趣的是，總有幾個人認為自己就是當然的候選人。任命總在最後一刻宣布，他樂意較長時間地控製任免權，以此作為增強對總統向心力的工具。他曾經多次把個性、政見和才能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個機構裏，或者讓他們同做或先後做一件事。如他讓威廉·努森這個產業界巨子和西德尼·希爾曼這個工會領袖共同領導生產管理局，任務是配合總統推動和控製戰時生產。這樣做符合羅斯福的個性，他不喜歡完全信賴某一個人，即使對霍普金斯也是這樣。他喜歡自己是注意的中心，這套讓手下人互不相容、互相牽製的機製使他更安穩地居中操縱，並輕易地使自己成為每個官員必需的盟友和夥伴。同時，這也減少了臨時機構自我擴張或趨向衙門化的傾向，防止了任何聯合起來反對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