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幾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促使羅斯福政府在1939年春季以後加大了幹預中日戰爭的力度。霍恩貝克在這方麵帶了頭，他的備忘錄讓美國政府更加明晰地認識到：中國和東南亞對美國的經濟安全都是絕對重要的地位，而中國對東南亞來說又是真正的關鍵地區，因為它是在戰略上控製整個區域的基地。由於重要的原料如石油、橡膠和錫大量集中在東南亞，美國必將同"任何可能會切斷我們同世界這一部分的貿易線的國家"進行戰鬥。霍恩貝克的觀點有些類似於多米諾骨牌理論，保持西方對亞洲資源的控製以及阻止日本步步為營地挺進這個雙重目標構成了其理論基礎。在此之前，他已經多次強烈要求美國的公司和銀行停止與日本的貿易。這年春夏兩季的民意測驗都表明，絕大多數美國人贊成對日本實行武器禁運並抵製日貨。政府當局行動的遲緩已遭到抨擊。國會也已被迫提出若幹決議案，迫使總統限製與破壞《九國公約》的國家進行貿易。在這樣的情勢下，羅斯福終於在7月26日決定通知日本：美國將在6個月後廢除1911年《美日通商條約》。
羅斯福擔心突然的經濟製裁會導致日美間的直接對抗，而以提前6個月給予通知的方式，將給可能繃緊的雙邊關係來一個緩衝。此舉還可以減輕人們由於擱置修改中立法而形成的一種觀念，即華盛頓無力就國際問題採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果然，羅斯福此舉收到了預期效果：它促使英國對日本的態度由不久前的軟弱而變得強硬起來；它提高了中國方麵繼續抗戰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公眾要求反對日本的鼎沸唿聲，並贏得各界人士的廣泛好評；它也在日本國內造成了一定震動，日本商務省和外務省的官員們對條約廢止可能產生的後果憂心忡忡，日本國民則對當局緊逼美國的作法焦慮不安。但是，羅斯福和赫爾仍然不願在夏季批準新的對華援助。赫爾害怕此舉會刺激日本，羅斯福則抱怨說，國會內的孤立主義分子會利用這一點大做文章。
1939年9月，歐戰爆發。無暇東顧的英法為保護自己在遠東的地位，準備犧牲中國利益而同日本妥協。這時，美國國務院向英駐美大使洛德·洛西恩指出，美國政府不能也不願做任何對中國施加壓力的事情，要它締結一項不公平的或給予日本在中國優先地位的和平條約。赫爾表示美國政府不能考慮日本吞併整個中國的擴張政策，美國政府同時也不願背離自日本開始征服亞洲以來它所捍衛的立場和原則。這種表態帶有很大的含糊性和彈性，它隻是表明了與英法的差異而已。總的來說，此後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裏，由於歐洲形勢吃緊，美國的備戰又需要一個過程。美國因而對日本採取的是一種拖延的、態度模糊的政策：既避免採用會觸發日美戰爭的製裁手段，又不就美國今後的行動向日本提出任何保證。而對中國，既沒有如蔣介石等政權所期望的那樣，在羅斯福第二任"期滿以前來壓製日本"，也沒有對蔣介石政權的求助置若罔聞，而是有條件有保留地選擇關鍵的場次給予援助——以保證蔣介石政權既不致被日本擊潰或瓦解、而又能拖住日軍於中國戰場為限度。實際上，在具體運作中要微妙地把握住這種平衡是很困難的。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召開偽中央政治會議，成立了親日的傀儡政權，汪隻任代理主席，並空出幾個部長席位，以引誘蔣介石等入夥。這顯然是日本強大的政治誘降攻勢的奏效使然。這種變故令羅斯福和赫爾擔心重慶政權出現動搖，而摩根索則已經行動起來了，3月7日，他給予中國2000萬美元的貸款，這筆貸款將來用中國運往美國的錫償還，整個過程由中國政府的代理機構——環球貿易公司承辦。
可德國的節節勝利又使美國重新謀求與日本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羅斯福於1940年5月底對摩根索說，他"願意同日本打打交道，想辦法締結一種聯合公約以維護太平洋的和平。"同時，赫爾要求他的遠東問題專家們"拿出篦子和顯微鏡，從頭到尾仔細地把同日本的關係史重新檢查一遍，看看在人力所及的範圍內，能不能找到一種可以對付他們的辦法，並說服他們不要騎著野馬到處橫衝直撞。"6月份，根據美國的提議，雙方在東京舉行會談。此刻，法屬印度支那已危在旦夕，法國要求華盛頓反對日本並向印度支那提供武器，中國方麵也敦促華盛頓發表維護印度支那現狀的聲明，英國則建議華盛頓要麽對日本實行禁運，要麽派一支艦隊到新加坡。然而這些請求或建議都沒有打動羅斯福和赫爾。他們認為，採取強硬措施將惹起太平洋危機，而採取懷柔的安撫政策又會慫恿日本進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因而他們拒絕改變既定的對日政策。其實美國此時已麵臨著嚴峻的需要作出抉擇的關頭，因為日本的魔掌已經伸到中國疆土以外，並且正直接危及英國通往新加坡、馬來亞、印度以及荷屬東印度的殖民地生命線。中國的補給生命線即滇緬公路，直接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如果日本控製了東南亞的富饒資源，它將最終真正在經濟上不必再依賴美國，並且將清除美國打算發動的經濟戰策略的全部效果。美國的優柔寡斷加深了英國的失望，倫敦認為沒有美國的直接支持就無力抵製日本的要求，於是便在7月答應日本封閉滇緬公路。這給中國抗戰帶來了困難。
羅斯福擔心突然的經濟製裁會導致日美間的直接對抗，而以提前6個月給予通知的方式，將給可能繃緊的雙邊關係來一個緩衝。此舉還可以減輕人們由於擱置修改中立法而形成的一種觀念，即華盛頓無力就國際問題採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果然，羅斯福此舉收到了預期效果：它促使英國對日本的態度由不久前的軟弱而變得強硬起來；它提高了中國方麵繼續抗戰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公眾要求反對日本的鼎沸唿聲，並贏得各界人士的廣泛好評；它也在日本國內造成了一定震動，日本商務省和外務省的官員們對條約廢止可能產生的後果憂心忡忡，日本國民則對當局緊逼美國的作法焦慮不安。但是，羅斯福和赫爾仍然不願在夏季批準新的對華援助。赫爾害怕此舉會刺激日本，羅斯福則抱怨說，國會內的孤立主義分子會利用這一點大做文章。
1939年9月，歐戰爆發。無暇東顧的英法為保護自己在遠東的地位，準備犧牲中國利益而同日本妥協。這時，美國國務院向英駐美大使洛德·洛西恩指出，美國政府不能也不願做任何對中國施加壓力的事情，要它締結一項不公平的或給予日本在中國優先地位的和平條約。赫爾表示美國政府不能考慮日本吞併整個中國的擴張政策，美國政府同時也不願背離自日本開始征服亞洲以來它所捍衛的立場和原則。這種表態帶有很大的含糊性和彈性，它隻是表明了與英法的差異而已。總的來說，此後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裏，由於歐洲形勢吃緊，美國的備戰又需要一個過程。美國因而對日本採取的是一種拖延的、態度模糊的政策：既避免採用會觸發日美戰爭的製裁手段，又不就美國今後的行動向日本提出任何保證。而對中國，既沒有如蔣介石等政權所期望的那樣，在羅斯福第二任"期滿以前來壓製日本"，也沒有對蔣介石政權的求助置若罔聞，而是有條件有保留地選擇關鍵的場次給予援助——以保證蔣介石政權既不致被日本擊潰或瓦解、而又能拖住日軍於中國戰場為限度。實際上，在具體運作中要微妙地把握住這種平衡是很困難的。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召開偽中央政治會議，成立了親日的傀儡政權，汪隻任代理主席，並空出幾個部長席位，以引誘蔣介石等入夥。這顯然是日本強大的政治誘降攻勢的奏效使然。這種變故令羅斯福和赫爾擔心重慶政權出現動搖，而摩根索則已經行動起來了，3月7日，他給予中國2000萬美元的貸款，這筆貸款將來用中國運往美國的錫償還，整個過程由中國政府的代理機構——環球貿易公司承辦。
可德國的節節勝利又使美國重新謀求與日本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羅斯福於1940年5月底對摩根索說，他"願意同日本打打交道，想辦法締結一種聯合公約以維護太平洋的和平。"同時，赫爾要求他的遠東問題專家們"拿出篦子和顯微鏡，從頭到尾仔細地把同日本的關係史重新檢查一遍，看看在人力所及的範圍內，能不能找到一種可以對付他們的辦法，並說服他們不要騎著野馬到處橫衝直撞。"6月份，根據美國的提議，雙方在東京舉行會談。此刻，法屬印度支那已危在旦夕，法國要求華盛頓反對日本並向印度支那提供武器，中國方麵也敦促華盛頓發表維護印度支那現狀的聲明，英國則建議華盛頓要麽對日本實行禁運，要麽派一支艦隊到新加坡。然而這些請求或建議都沒有打動羅斯福和赫爾。他們認為，採取強硬措施將惹起太平洋危機，而採取懷柔的安撫政策又會慫恿日本進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因而他們拒絕改變既定的對日政策。其實美國此時已麵臨著嚴峻的需要作出抉擇的關頭，因為日本的魔掌已經伸到中國疆土以外，並且正直接危及英國通往新加坡、馬來亞、印度以及荷屬東印度的殖民地生命線。中國的補給生命線即滇緬公路，直接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如果日本控製了東南亞的富饒資源，它將最終真正在經濟上不必再依賴美國，並且將清除美國打算發動的經濟戰策略的全部效果。美國的優柔寡斷加深了英國的失望，倫敦認為沒有美國的直接支持就無力抵製日本的要求，於是便在7月答應日本封閉滇緬公路。這給中國抗戰帶來了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