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軍繼續向中國內陸進犯時，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就開始積極地與其他閣員謀求對華貸款的實現。他認為羅斯福總統需要有人在後麵大力推動，才能促使他在外交事務上冒些風險，而赫爾未免怯懦了些。他雄辯地質問羅斯福："難道還能有比出現一個統一的中國更大的爭取和平的力量嗎？"他的努力終於促成了美國政府對中國2500萬美元的貸款。斯坦利·霍恩貝克在致總統的備忘錄中說，這筆給予中國的緊急信貸是對日本"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的當頭一棒。對即將作出的決定不應該僅僅根據它眼前的意義來判斷，也不應該僅僅根據它當前對中國的影響來判斷。這批信貸的批準，應該"以美國政府的這樣一種決定為依據，即它將主動地盡最大努力，發揮我國的全部力量，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徑。"也許是這些非凡的見識進一步地啟發了羅斯福，總統也表示認為，維護中國的抗日具有美國第一線的作用。
日本指責美國此舉既幹涉了中國的事務，又損害了日美關係。日本反對貸款本身，更反對貸款所選擇的時間。這是中日全麵開戰以來美國政府的第一筆貸款，盡管數額有限，但意義深遠。它終於開始顯示美國要在實質上真正對中國抗戰承擔起相應的義務，「確實表明美國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羅斯福的顧問們主張利用中國作為遏製日本的工具，他贊成這種意見。維護一個獨立的中國政權，這對總統來說總算有了真實的意義，而不像歷來侈談門戶開放政策時那樣毫無意義了。"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認為，這筆貸款在支持蔣介石控製國民黨方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12月中旬的國民黨《中央日報》連日推出專欄文章，宣揚美國對中國的援助的意義。該報甚至認為此舉標誌著美國對日姑息政策的結束。在華盛頓的一位中國談判代表給財政部長孔祥熙發了封機密信，信中稱這筆政治性貸款僅僅是開始，"美國已經明確地投身進來，不能打退堂鼓了。同情我國的華府當局尚有兩年任期，也可能是6年。現在我們的政治前途更加光明了。」
蔣介石政府也對中日戰爭和國際形勢的冷暖變化作出了重要的判斷。它認為中日戰爭將長期化，日本不可能吞併中國，中國單憑一己之力也難以戰勝日本。同時，國際局勢的日趨緊迫和軍事均勢的重構，將使歐美列強一定會加大力度地介入遠東。而在可能向中國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有實力、而且有可能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採取重大行動的國家。至於英、法、蘇等國，其大部分力量已受到在歐洲崛起的法西斯德國的牽製，難以在亞洲有所作為。據此判斷，蔣介石政府製訂了戰時對美政策，其第一個目標就是"運用英美之力，以解決中日問題"；為此，須維護抗戰局麵，等待國際變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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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黨史概要》，第三冊，中華台北，中華文物供應社，1979年版，第9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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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說，蔣介石政府的判斷大體沒錯。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中國戰場在美國總體戰略中的價值將日益提高，羅斯福此前的那種對由一批沒有代表性的"殿堂上的收銀機們"控製的政權的厭惡之情，讓位於對日本威脅中國獨立完整的更為急迫的關心。但羅斯福政府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日本可能向北推進，直趨西伯利亞，而不會繼續南進，所以，羅斯福政府在維持棘手的平衡外交時，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避免因實行援華政策而引起與日本的戰爭。歸根到底，援助中國的一個基本理由是要確實抑製日本的軍事擴張，但任何可能導致戰爭的行動都要加以避免。這種通盤考慮就造成了美國遠東政策的一個自相矛盾的現象：對日實施嚴厲的製裁與有限援助中國這兩件事情長期脫節，而從邏輯上講，兩者是理應統一起來的。
中國初期的全民族抗戰有力地阻止或滯遲了日軍的北進戰略。日軍占領南京後，在華兵力相當於其陸軍總兵力的2／3，平原計劃用於對付蘇聯的兵力卻投入了中國戰場。關東軍得不到充實，反而還陸續地調進關內。這樣使得日關東軍在數量上少於蘇聯遠東軍。1938年5月，日本新任陸相板垣征四郎說：「……中日事變已使日本陷入全麵戰爭泥潭，而北方的蘇聯已完成了幾個五年計劃，國力有了飛躍增長，在遠東的軍備大大充實，威脅著日軍的背後。"1938年7月，日軍在第一次北進嚐試——張鼓峰事件中，被優勢蘇軍擊敗。這樣，日本參謀本部在製訂1938年至1939年度對蘇作戰計劃時，就已經感到力不從心，喪失了信心。1939年夏，日蘇軍隊在中蒙邊境的諾門坎再次衝突。日軍損失慘重。第二次北進受挫後，南進政策上升為主要地位。1939年2月，日軍占領了海南島。3月，占領南沙群島，奪取了南中國海的製空權和製海權，對法屬印度支那和美屬菲律賓構成了嚴重威脅。不久，日軍狂炸重慶。
美國國內對日本的不滿和敵視情緒也日益增長。1938年6月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公眾中有84％的人反對繼續向日本出口軍用物資，一些諸如"反對幹預日本侵略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則敦促政府採取經濟製裁措施。另外，日本侵華政策的調整也引起羅斯福政府的高度警覺，並進而擔心蔣介石政府屈辱地接受日本的政治誘降。
日本指責美國此舉既幹涉了中國的事務，又損害了日美關係。日本反對貸款本身，更反對貸款所選擇的時間。這是中日全麵開戰以來美國政府的第一筆貸款，盡管數額有限，但意義深遠。它終於開始顯示美國要在實質上真正對中國抗戰承擔起相應的義務，「確實表明美國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羅斯福的顧問們主張利用中國作為遏製日本的工具，他贊成這種意見。維護一個獨立的中國政權，這對總統來說總算有了真實的意義，而不像歷來侈談門戶開放政策時那樣毫無意義了。"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認為，這筆貸款在支持蔣介石控製國民黨方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12月中旬的國民黨《中央日報》連日推出專欄文章，宣揚美國對中國的援助的意義。該報甚至認為此舉標誌著美國對日姑息政策的結束。在華盛頓的一位中國談判代表給財政部長孔祥熙發了封機密信，信中稱這筆政治性貸款僅僅是開始，"美國已經明確地投身進來，不能打退堂鼓了。同情我國的華府當局尚有兩年任期，也可能是6年。現在我們的政治前途更加光明了。」
蔣介石政府也對中日戰爭和國際形勢的冷暖變化作出了重要的判斷。它認為中日戰爭將長期化，日本不可能吞併中國，中國單憑一己之力也難以戰勝日本。同時，國際局勢的日趨緊迫和軍事均勢的重構，將使歐美列強一定會加大力度地介入遠東。而在可能向中國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有實力、而且有可能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採取重大行動的國家。至於英、法、蘇等國，其大部分力量已受到在歐洲崛起的法西斯德國的牽製，難以在亞洲有所作為。據此判斷，蔣介石政府製訂了戰時對美政策，其第一個目標就是"運用英美之力，以解決中日問題"；為此，須維護抗戰局麵，等待國際變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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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黨史概要》，第三冊，中華台北，中華文物供應社，1979年版，第9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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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說，蔣介石政府的判斷大體沒錯。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中國戰場在美國總體戰略中的價值將日益提高，羅斯福此前的那種對由一批沒有代表性的"殿堂上的收銀機們"控製的政權的厭惡之情，讓位於對日本威脅中國獨立完整的更為急迫的關心。但羅斯福政府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日本可能向北推進，直趨西伯利亞，而不會繼續南進，所以，羅斯福政府在維持棘手的平衡外交時，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避免因實行援華政策而引起與日本的戰爭。歸根到底，援助中國的一個基本理由是要確實抑製日本的軍事擴張，但任何可能導致戰爭的行動都要加以避免。這種通盤考慮就造成了美國遠東政策的一個自相矛盾的現象：對日實施嚴厲的製裁與有限援助中國這兩件事情長期脫節，而從邏輯上講，兩者是理應統一起來的。
中國初期的全民族抗戰有力地阻止或滯遲了日軍的北進戰略。日軍占領南京後，在華兵力相當於其陸軍總兵力的2／3，平原計劃用於對付蘇聯的兵力卻投入了中國戰場。關東軍得不到充實，反而還陸續地調進關內。這樣使得日關東軍在數量上少於蘇聯遠東軍。1938年5月，日本新任陸相板垣征四郎說：「……中日事變已使日本陷入全麵戰爭泥潭，而北方的蘇聯已完成了幾個五年計劃，國力有了飛躍增長，在遠東的軍備大大充實，威脅著日軍的背後。"1938年7月，日軍在第一次北進嚐試——張鼓峰事件中，被優勢蘇軍擊敗。這樣，日本參謀本部在製訂1938年至1939年度對蘇作戰計劃時，就已經感到力不從心，喪失了信心。1939年夏，日蘇軍隊在中蒙邊境的諾門坎再次衝突。日軍損失慘重。第二次北進受挫後，南進政策上升為主要地位。1939年2月，日軍占領了海南島。3月，占領南沙群島，奪取了南中國海的製空權和製海權，對法屬印度支那和美屬菲律賓構成了嚴重威脅。不久，日軍狂炸重慶。
美國國內對日本的不滿和敵視情緒也日益增長。1938年6月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公眾中有84％的人反對繼續向日本出口軍用物資，一些諸如"反對幹預日本侵略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則敦促政府採取經濟製裁措施。另外，日本侵華政策的調整也引起羅斯福政府的高度警覺，並進而擔心蔣介石政府屈辱地接受日本的政治誘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