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問題既不是中國人過去，也不是他們現在或將來的癥結所在。在那兒有許多力量不是你我所能了解的。但是，至少我知道，對我們西方人來說，他們幾乎是不可理解的。不要讓那些所謂數字或事實把你們引入迷宮，讓你們去相信西方文明的行動能夠對中國人民有很深的影響這類說法。
這段話客觀地反映了羅斯福總統的中國觀，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中國內部的某些人寄望於羅斯福調整既往的對華政策是何其幼稚和一廂情願。這部分中國人忽略了一個常識性的大前提，即美國對外政策的製定毫無例外地基於美國國家或民族當時的切實利益。這類人自晚清時代以降就先後出現過幾批，他們既沉浸在被摻雜了大量想像的所謂美國在華的工商業利益的神話中，又進而不時嚐試著將這種被放大的美國在華利益轉換成一種對付內憂外患時可資利用的戰略財富。因此，他們經常因來自美國方麵的支持遠遠少於他們的期望值而迷惑和沮喪。這種落差源於中美兩方政治家們所遵循的不同的邏輯或價值取向。
實際上，在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中美兩個大國在對方的歷史中僅僅扮演了一個相當次要的角色。那種認為中美之間存在著"特殊的友好關係"或美國"在華擁有可觀權益"的觀念不過是一個具有極大遮蔽功能的神話。這個神話遮蔽了美國到底在中國有多大或多重要的權益這樣一個統計學意義上的事實，並進而遮蔽了美中相互之間僅存著極為有限、並且遠比美日相互之間要小得多的吸引力這樣一個事實。在30年代，美國在遠東的全部投資不過占它的全部國外投資的百分之五六，而其中有40％是在日本，僅有不到20％的直接投資在中國。也就是說，美國在中國的全部投資僅占它的全部國外投資的1％左右。同時，美國在華的金融投資隻占在華外資總額的極小部分，遠遠小於10％。在外貿方麵，30年代的美日貿易占美國外貿總額的百分之八九，而美中貿易（即使加上已淪陷的滿洲）還不足此數的一半。美國全部遠東外貿的2／5是同日本進行的，隻有不足此一半的數額是同中國進行的。另外，美國在華投資中尚有大約4000萬美元是教會方麵的。正因為上述事實，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歐洲總是占據最重要的位置，其次是拉美。在它的對亞洲的政策方麵，也總是美日關係擺在美中關係的前麵。美國在遠東實際利益的分布情況決定了這個序列的天經地義，決定了美國政府在製訂對外政策時所依據的是一種"近乎直覺的簡單反應"，決定了美國在中日爭端中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必然是傾向於美日關係正常化的"中立"。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遠東國家所呈現出來的不同發展景觀也影響了美國人民、國會和羅斯福對日中兩國的不同價值判斷，並進而影響了羅斯福政府對待中日糾紛時所持的標準和方式上的雙重性或不一致性。到了30年代，一般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仍不外是煙槍、纏小腳、洗衣鋪、異國情調的餐館或賽珍珠的暢銷書《大地》中描寫的淡泊寡慾的農民，那裏的政府野蠻、貪婪且草菅人命，所謂社會革命也不過是暴民登基的標記。這種中國觀在哈羅德·艾薩克斯的《我們覺得無足輕重的國家：美國人心中的中國和印度的形象》一書中得到了典型的反映。人口高達5億的中國人似乎總是與無休無止的匪亂、饑饉、貧窮、疾病、愚昧糾纏在一起，交織成沒有幾個美國人所了解的真實的中國。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他們頂多不過是我們覺得無足輕重的人們，其同情中帶有居高臨下般的賤視和厭惡。開國總統華盛頓直到1785年才了解到中國人不是白種人，並因此而驚異不已。據1942年的某次美國民意測驗，有60％的美國人不知道中國在地圖上的確切位置。而同樣是被堅船利炮轟開國門的日本，以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作為變革維新的契機。在短短30年間，就由一個連3000萬人口也養不活的疲弱的農業和手工業的封建國家，一躍而為遠東的強國，並漸次成為兼容東西文明特質並在生產方式和政治經濟體製方麵呈示出新的生態景觀的國家。並且，在國際交往的渠道、手段等方式上漸與歐美強國接軌的日本，在中日爭端中應對西方世界的反應時具有更多的靈敏度和便利。這種情勢使得美國人民在對待這個已成為歐美強國在亞洲的勁敵時，其反感和不滿還夾雜著模糊的認同和理解。
羅斯福政府把30年代中前期的國共爭戰視為落後國家典型的內部混爭。鑑於第一手情報的難得、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對待社會革命的病態，羅斯福政府不能夠在整體意義上理解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事業。相反地，有些器具真知灼見的報告材料因出自人微言輕者之手而未引起美國國務院的重視。譬如美國駐漢口的總領事沃爾特·亞當斯在1934年的一份報告中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並不完全受蘇聯的操縱，「更並非像許多美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是掩護土匪活動的招牌。恰恰相反，它是日益贏得人心的革命活動，並因其所處的環境和麵臨的困難而具有不可磨滅的中國特色。"埃德加·斯諾的一係列報導和出版於1937年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紀》）部分地改變了這種情形。斯諾衝破了蔣介石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封鎖，有助於澄清國內外的那些醜化中國共產黨的傳聞。《紅星照耀中國》雖然在美國第一版隻印了約1.5萬冊，但這卻是迄今為止在美國出版的關於遠東方麵非文學類著作的最高記錄。羅斯福總統閱讀了全書，並被其情節所吸引。
這段話客觀地反映了羅斯福總統的中國觀，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中國內部的某些人寄望於羅斯福調整既往的對華政策是何其幼稚和一廂情願。這部分中國人忽略了一個常識性的大前提，即美國對外政策的製定毫無例外地基於美國國家或民族當時的切實利益。這類人自晚清時代以降就先後出現過幾批，他們既沉浸在被摻雜了大量想像的所謂美國在華的工商業利益的神話中，又進而不時嚐試著將這種被放大的美國在華利益轉換成一種對付內憂外患時可資利用的戰略財富。因此，他們經常因來自美國方麵的支持遠遠少於他們的期望值而迷惑和沮喪。這種落差源於中美兩方政治家們所遵循的不同的邏輯或價值取向。
實際上，在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中美兩個大國在對方的歷史中僅僅扮演了一個相當次要的角色。那種認為中美之間存在著"特殊的友好關係"或美國"在華擁有可觀權益"的觀念不過是一個具有極大遮蔽功能的神話。這個神話遮蔽了美國到底在中國有多大或多重要的權益這樣一個統計學意義上的事實，並進而遮蔽了美中相互之間僅存著極為有限、並且遠比美日相互之間要小得多的吸引力這樣一個事實。在30年代，美國在遠東的全部投資不過占它的全部國外投資的百分之五六，而其中有40％是在日本，僅有不到20％的直接投資在中國。也就是說，美國在中國的全部投資僅占它的全部國外投資的1％左右。同時，美國在華的金融投資隻占在華外資總額的極小部分，遠遠小於10％。在外貿方麵，30年代的美日貿易占美國外貿總額的百分之八九，而美中貿易（即使加上已淪陷的滿洲）還不足此數的一半。美國全部遠東外貿的2／5是同日本進行的，隻有不足此一半的數額是同中國進行的。另外，美國在華投資中尚有大約4000萬美元是教會方麵的。正因為上述事實，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歐洲總是占據最重要的位置，其次是拉美。在它的對亞洲的政策方麵，也總是美日關係擺在美中關係的前麵。美國在遠東實際利益的分布情況決定了這個序列的天經地義，決定了美國政府在製訂對外政策時所依據的是一種"近乎直覺的簡單反應"，決定了美國在中日爭端中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必然是傾向於美日關係正常化的"中立"。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遠東國家所呈現出來的不同發展景觀也影響了美國人民、國會和羅斯福對日中兩國的不同價值判斷，並進而影響了羅斯福政府對待中日糾紛時所持的標準和方式上的雙重性或不一致性。到了30年代，一般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仍不外是煙槍、纏小腳、洗衣鋪、異國情調的餐館或賽珍珠的暢銷書《大地》中描寫的淡泊寡慾的農民，那裏的政府野蠻、貪婪且草菅人命，所謂社會革命也不過是暴民登基的標記。這種中國觀在哈羅德·艾薩克斯的《我們覺得無足輕重的國家：美國人心中的中國和印度的形象》一書中得到了典型的反映。人口高達5億的中國人似乎總是與無休無止的匪亂、饑饉、貧窮、疾病、愚昧糾纏在一起，交織成沒有幾個美國人所了解的真實的中國。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他們頂多不過是我們覺得無足輕重的人們，其同情中帶有居高臨下般的賤視和厭惡。開國總統華盛頓直到1785年才了解到中國人不是白種人，並因此而驚異不已。據1942年的某次美國民意測驗，有60％的美國人不知道中國在地圖上的確切位置。而同樣是被堅船利炮轟開國門的日本，以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作為變革維新的契機。在短短30年間，就由一個連3000萬人口也養不活的疲弱的農業和手工業的封建國家，一躍而為遠東的強國，並漸次成為兼容東西文明特質並在生產方式和政治經濟體製方麵呈示出新的生態景觀的國家。並且，在國際交往的渠道、手段等方式上漸與歐美強國接軌的日本，在中日爭端中應對西方世界的反應時具有更多的靈敏度和便利。這種情勢使得美國人民在對待這個已成為歐美強國在亞洲的勁敵時，其反感和不滿還夾雜著模糊的認同和理解。
羅斯福政府把30年代中前期的國共爭戰視為落後國家典型的內部混爭。鑑於第一手情報的難得、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對待社會革命的病態，羅斯福政府不能夠在整體意義上理解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事業。相反地，有些器具真知灼見的報告材料因出自人微言輕者之手而未引起美國國務院的重視。譬如美國駐漢口的總領事沃爾特·亞當斯在1934年的一份報告中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並不完全受蘇聯的操縱，「更並非像許多美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是掩護土匪活動的招牌。恰恰相反，它是日益贏得人心的革命活動，並因其所處的環境和麵臨的困難而具有不可磨滅的中國特色。"埃德加·斯諾的一係列報導和出版於1937年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紀》）部分地改變了這種情形。斯諾衝破了蔣介石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封鎖，有助於澄清國內外的那些醜化中國共產黨的傳聞。《紅星照耀中國》雖然在美國第一版隻印了約1.5萬冊，但這卻是迄今為止在美國出版的關於遠東方麵非文學類著作的最高記錄。羅斯福總統閱讀了全書，並被其情節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