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與華北駐屯軍商定在中國"華北地區製造自治政權"，使華北5省"脫離南京政府"，"建立一個在日本領導下同滿洲國有密切關係的特殊區域"。10月，日本內閣會議又通過了"鼓勵華北自治案"。自此，日本策動華北自治以肢解中國的活動進入了高潮。1936年1月，日本正式向中國方麵提出廣田三原則：中國取締一切排日活動；承認"滿洲國"，建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中日共同防止和鎮壓亞洲的共產主義。對此，赫爾國務卿發表聲明，表示對事態"嚴重關切"。但當英國要求美國與它一起對日本施加壓力時，羅斯福又一次拒絕了。
1936年底中國發生了"西安事變"。美國擔心因此而引發的中國的混亂或分裂將極其有利於日本的擴張，「在蔣介石身上體現出來的團結和權力必然會在亞洲建立和平與美國影響的堡壘。"為此，羅斯福親自審批了國務院致美駐華使館的函電。在致詹森大使的指示中說，這個形勢不僅關係到中國，"而且關係到全世界"，蔣的生存是保全岌岌可危的亞洲和平的"關鍵因素"。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在中國擁有更多權益的英國日益陷入歐洲危機之中。英國的參謀長和觀察家們警告政府說，要同時與3個敵手作戰是不可能的，應通過外交途徑來減少可能產生的敵對因素。這時，新的經濟衰退使英國無法採取任何製裁日本的行動，而且這種衰退使尋求與德國和解的願望更為強烈，因為與德國的和解似乎可以孤立日本。因此，英國一方麵希望與日本達成某種妥協以保全自己的權益或避免遠東戰事擴大化，一方麵希望美國能夠主動地與英國攜手致力於遠東和平。盡管英國一直對美國的遠東政策感到失望，但張伯倫這次還是認為在遠東進行英美合作的可能性也許比在歐洲大，因為遠東更直接地牽涉到美國的利益。外交大臣艾登也認為如果華盛頓和倫敦之間不能協調一致，東京是不會理會"緩和的忠告"的。基於這種考慮，英國向羅斯福政府提議，由兩國一起去做日本和中國的工作，唿籲它們暫停部隊的調動並表示願意為解決爭端提供協助。但是，羅斯福政府又一次拒絕合作。
羅斯福自然時刻關注著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權益及日本對它們的威脅程度。但他擔心以任何形式出現的英美統一陣線都會在日本激起支持軍方"極端分子"的輿論，從而危及和平，並使日本重建文官製度的任務複雜化。另外，羅斯福也擔心與英國採取任何形式的聯合行動，都會為孤立主義者提供一個激起美國輿論的口實。當時由於他提出的欠妥的司法改革計劃加強了反對他的共和黨與民主黨保守派的聯盟，而他對待勞工運動的作法又疏遠了原來支持"新政"的中等收入者階層，這樣他就不願意再在外交問題上與國會引起新的爭論。他甚至擔心人們會輕易地斷言，英美在遠東的合作將使美國政府變成自私自利的大英帝國在該地區的工具。因此，"外務和內務兩方麵的因素結合在一起，使美國不得不十分謹慎。"這樣，謹慎的羅斯福讓赫爾在7月16日發表了一個溫和的聲明，聲明宣稱世界上任何嚴重敵對行為無不以不同方式影響著美國的利益、權利和義務，並勸告中日雙方為了世界和平而"自製"。
7月底，中國戰場上戰局急轉直下，平津失陷後，日軍又向察哈爾和山西進犯。8月13日，日軍進犯上海，其吞併整個中國的野心大白於天下，國民黨最高領導層這時也不得不改弦更張。次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嚴正聲明：「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至此，全民族的中國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這種局勢使得力主避免事態擴大化的英國政府大失所望，張伯倫甚至指責正是美國的謹小慎微、瞻前顧後構成了中日敵對行動蔓延的原因。1937年8月29日，他說：「在美國人成為世界事務中有用的夥伴之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曾竭力在日本和中國的問題上讓美國人參與進來，可是他們已經被自己的人民嚇破了膽——盡管我認為，如果他們願意發揮作用，他們是完全有可能製止那兒的戰事的。"羅斯福對上海"八·一三事件"所作的反應也不過是增派1200名海軍陸戰隊到上海保護美僑，但馬上又在孤立主義勢力的壓力下號召在華美國人撤離，否則後果自負。鑑於日本侵略中國是不宣而戰，羅斯福認為實施中立法對無力現購自運的中國不利。他說：「如果對中日戰爭運用中立法，吃虧的是中國，占便宜的是日本。"9月5日，日本宣布封鎖中國海岸，以切斷中國與歐美國家的一切貿易來往。這使得中國購自美國的19架飛機無法由美國政府貨船運迴。這件秘密泄露後，孤立主義者與和平團體公開要求實施中立法。迫於壓力，羅斯福於9月14日發表聲明，禁止美國官方船隻向中國輸送武器、軍需品和戰略物質，其他美國船隻不限，但需自擔風險。此舉等於實際上對中國實施了中立法，而對於有能力現購自運的日本有利。
在美國政界和輿論界，有一批人主張對日本施加壓力，作為對世界各地"極端分子"發出的一種警告，讓他們知道武力擴張將遭到抵抗。溫和的國際主義者赫爾這時則主張動用世界輿論對東京"實施道義上的製裁"。他相信所有國家的公眾輿論都渴望和平，並希望能鼓動這種情緒來反對侵略國政府。他希望能公開發出謀求遠東和平的唿籲並要求其他國家支持這種唿籲，以便世界人民同仇敵愾反對戰爭，不僅在日本把狂熱的軍部孤立起來，而且把德國和義大利的"極端分子"也孤立起來。這些極端分子是不敢置覺悟了的人民於不顧的。因此，通過純粹的道義力量就可能把在中國進行的這場戰爭轉化成為實現世界和平的手段。對赫爾的這種想法作出直言不諱的批評的是國務院的亞洲事務專家斯坦利·霍恩貝克，他認為赫爾的主張簡直是異想天開，因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任何歐洲大國都是不相信空話的，如果羅斯福"不願意談論行動，它們就不會太認真地對待華盛頓提出的任何東西。"另外，日本也同樣不相信空話。
1936年底中國發生了"西安事變"。美國擔心因此而引發的中國的混亂或分裂將極其有利於日本的擴張，「在蔣介石身上體現出來的團結和權力必然會在亞洲建立和平與美國影響的堡壘。"為此，羅斯福親自審批了國務院致美駐華使館的函電。在致詹森大使的指示中說，這個形勢不僅關係到中國，"而且關係到全世界"，蔣的生存是保全岌岌可危的亞洲和平的"關鍵因素"。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在中國擁有更多權益的英國日益陷入歐洲危機之中。英國的參謀長和觀察家們警告政府說，要同時與3個敵手作戰是不可能的，應通過外交途徑來減少可能產生的敵對因素。這時，新的經濟衰退使英國無法採取任何製裁日本的行動，而且這種衰退使尋求與德國和解的願望更為強烈，因為與德國的和解似乎可以孤立日本。因此，英國一方麵希望與日本達成某種妥協以保全自己的權益或避免遠東戰事擴大化，一方麵希望美國能夠主動地與英國攜手致力於遠東和平。盡管英國一直對美國的遠東政策感到失望，但張伯倫這次還是認為在遠東進行英美合作的可能性也許比在歐洲大，因為遠東更直接地牽涉到美國的利益。外交大臣艾登也認為如果華盛頓和倫敦之間不能協調一致，東京是不會理會"緩和的忠告"的。基於這種考慮，英國向羅斯福政府提議，由兩國一起去做日本和中國的工作，唿籲它們暫停部隊的調動並表示願意為解決爭端提供協助。但是，羅斯福政府又一次拒絕合作。
羅斯福自然時刻關注著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權益及日本對它們的威脅程度。但他擔心以任何形式出現的英美統一陣線都會在日本激起支持軍方"極端分子"的輿論，從而危及和平，並使日本重建文官製度的任務複雜化。另外，羅斯福也擔心與英國採取任何形式的聯合行動，都會為孤立主義者提供一個激起美國輿論的口實。當時由於他提出的欠妥的司法改革計劃加強了反對他的共和黨與民主黨保守派的聯盟，而他對待勞工運動的作法又疏遠了原來支持"新政"的中等收入者階層，這樣他就不願意再在外交問題上與國會引起新的爭論。他甚至擔心人們會輕易地斷言，英美在遠東的合作將使美國政府變成自私自利的大英帝國在該地區的工具。因此，"外務和內務兩方麵的因素結合在一起，使美國不得不十分謹慎。"這樣，謹慎的羅斯福讓赫爾在7月16日發表了一個溫和的聲明，聲明宣稱世界上任何嚴重敵對行為無不以不同方式影響著美國的利益、權利和義務，並勸告中日雙方為了世界和平而"自製"。
7月底，中國戰場上戰局急轉直下，平津失陷後，日軍又向察哈爾和山西進犯。8月13日，日軍進犯上海，其吞併整個中國的野心大白於天下，國民黨最高領導層這時也不得不改弦更張。次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嚴正聲明：「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至此，全民族的中國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這種局勢使得力主避免事態擴大化的英國政府大失所望，張伯倫甚至指責正是美國的謹小慎微、瞻前顧後構成了中日敵對行動蔓延的原因。1937年8月29日，他說：「在美國人成為世界事務中有用的夥伴之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曾竭力在日本和中國的問題上讓美國人參與進來，可是他們已經被自己的人民嚇破了膽——盡管我認為，如果他們願意發揮作用，他們是完全有可能製止那兒的戰事的。"羅斯福對上海"八·一三事件"所作的反應也不過是增派1200名海軍陸戰隊到上海保護美僑，但馬上又在孤立主義勢力的壓力下號召在華美國人撤離，否則後果自負。鑑於日本侵略中國是不宣而戰，羅斯福認為實施中立法對無力現購自運的中國不利。他說：「如果對中日戰爭運用中立法，吃虧的是中國，占便宜的是日本。"9月5日，日本宣布封鎖中國海岸，以切斷中國與歐美國家的一切貿易來往。這使得中國購自美國的19架飛機無法由美國政府貨船運迴。這件秘密泄露後，孤立主義者與和平團體公開要求實施中立法。迫於壓力，羅斯福於9月14日發表聲明，禁止美國官方船隻向中國輸送武器、軍需品和戰略物質，其他美國船隻不限，但需自擔風險。此舉等於實際上對中國實施了中立法，而對於有能力現購自運的日本有利。
在美國政界和輿論界，有一批人主張對日本施加壓力，作為對世界各地"極端分子"發出的一種警告，讓他們知道武力擴張將遭到抵抗。溫和的國際主義者赫爾這時則主張動用世界輿論對東京"實施道義上的製裁"。他相信所有國家的公眾輿論都渴望和平，並希望能鼓動這種情緒來反對侵略國政府。他希望能公開發出謀求遠東和平的唿籲並要求其他國家支持這種唿籲，以便世界人民同仇敵愾反對戰爭，不僅在日本把狂熱的軍部孤立起來，而且把德國和義大利的"極端分子"也孤立起來。這些極端分子是不敢置覺悟了的人民於不顧的。因此，通過純粹的道義力量就可能把在中國進行的這場戰爭轉化成為實現世界和平的手段。對赫爾的這種想法作出直言不諱的批評的是國務院的亞洲事務專家斯坦利·霍恩貝克，他認為赫爾的主張簡直是異想天開，因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任何歐洲大國都是不相信空話的，如果羅斯福"不願意談論行動，它們就不會太認真地對待華盛頓提出的任何東西。"另外，日本也同樣不相信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