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戶開放
享有平等待遇"這兩點主要內容。說穿了，保持中國的完整這個原則隻是一種策略，它用來防止像俄國那樣的其他國家攫取如滿洲這樣的中國領土而把美國排除在外，西奧多·羅斯福遠東政策的最主要的旨趣正在於此。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野心勃勃的擴張態勢引起美國對自己在遠東既得權益的擔憂，1908年的《魯特——高平協定》就預示著日美兩國在中國及整個遠東地區勢成水火的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利用歐美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擴張，並於1915年5月9日同袁世凱簽訂了《二十一條》。在此之前，威爾遜政府的首任國務卿威廉··布萊恩起j草了一份美國致日本駐美大使的照會，指出美國"對一個外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或經濟上對中國行使支配權力，不能漠不關心……美國有理由反對日本有關山東、南滿、蒙古東部的要求。"在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第3天，威爾遜政府以相同的辭令照會中日兩國政府，聲稱美國對於中日兩國政府之間"已經締結或行將締結的任何協定或約定，凡有損害美國及其在華公民的條約權利或中華之政治或領土完整或通稱門戶開放政策的國際對華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認。」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遠東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英日同盟為後盾的日本"繼續鬼祟而堅定不移地力謀遠東霸權"，日美矛盾上升。美國為了擺脫在遠東的不利局麵，召開了華盛頓會議，簽訂了《九國合約》和《四強條約》，拆散了英日同盟，重申了尊重中國的完整，並賦予"門戶開放"以條約形式。這次會議隻是起到了暫時協調各帝國主義在華權益和暫時遏製日本獨霸中國的效果。其致命的弱點在於，它沒有建立一種切實有效的機製以保證這些條約和協議的履行。
正值美國經歷著空前嚴重的經濟大蕭條時，日本軍國主義在1931年策動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次年，日本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宣告成立。這完全是對華盛頓會議所建立的條約體係的公開踐踏。它引起了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強烈反對。
在遠東太平洋地區具有相當可觀的權益的美國自然不會等閑視之。無奈此時美國的外交活動受到了諸多因素的製約：胡佛政府正被國內危機弄得焦頭爛額，疲於應付，根本無暇顧及外部世界的事務。令胡佛震驚的與其說是孱弱的中國的命運，還不如說是列強奪取新的勢力範圍以競相擺脫經濟危機的幽靈。同時，胡佛政府根本不具備直接幹預的手段或條件。當時絕大多數美國人對遙遠的東方發生的事件一無所知，並且這與他們的切身處境幾乎毫不相幹，故即令胡佛政府可以並且準備直接幹預，也必將遭到舉國上下的堅決反對。美國國會更不願在這時公開與日本發生對抗，許多高層人士認為，日本政府與日本軍部在侵略中國的問題上存在著重大的甚至原則性的分歧，他們寄厚望於東京的"溫和派"會在適當的時機重新占據上風。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美國"簡直就缺乏同日本在太平洋上對抗的決心或軍事手段"。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從自己本國家和本民族的實際利益出發，而不是從什麽抽象的高度道義標準出發的。美國在遠東的實際利益直接決定了美國在中日戰爭中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實際上，這三個方麵的因素緊密相連，互相作用於胡佛政府的外交活動，並且繼續製約著羅斯福政府的遠東外交政策。
因此，胡佛總統採取了"以高度道義標準為出發點的外交行動"。他除了對事態表示遺憾和憂慮之外，還竭力將他的國務卿享利·史汀生拉向與自己一樣的保守立場上來。他隻是口頭表示要與國際聯盟合作處理中日爭端，但當英國公使約翰·西蒙爵士要求美國保證與國際聯盟的製裁合作時，胡佛幾乎是出於本能地予以拒絕。他甚至在某些場合的發言中流露出了一些縱容日本侵略和"禍水北引"的思想。
史汀生則日益認識到所謂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的"和解外交"不過是虛妄的託詞而已。1931年10月，日機轟炸錦州，大有進犯關內之勢，11月占領齊齊哈爾，史汀生立即向日本外務省發出強硬聲明，公開指責日本違反《九國公約》和《凱洛格——白裏安公約》。並嚴正照會日本政府說，進攻錦州將被認為是"完全不正當的侵略行為"。11月底，他當麵要求胡佛總統重新考慮對日禁運或經濟製裁的問題，但是被拒絕了。1932年1月2日，日軍占領錦州，怒不可遏的史汀生在1月7日向日中兩國政府發出了照會，即著名的所謂"不承認主義"：「鑑於目前的局勢及在此局勢下美國本身的權利與責任，美國政府認為它有義務照會日本帝國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美國政府不能認可任何事實上的態勢的合法性，也不擬承認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間所締結的有損於美國或其在華公民的條約權利——包括關於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完整，或關於通稱為門戶開放政策的對華國際政策在內——的任何條約或協定；也不擬承認用違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為締約國的巴黎公約之條款與義務的合法而獲致的任何局勢、條約或協定。"1
-------------------
1《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美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1949年）第466—467頁。
享有平等待遇"這兩點主要內容。說穿了，保持中國的完整這個原則隻是一種策略，它用來防止像俄國那樣的其他國家攫取如滿洲這樣的中國領土而把美國排除在外，西奧多·羅斯福遠東政策的最主要的旨趣正在於此。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野心勃勃的擴張態勢引起美國對自己在遠東既得權益的擔憂，1908年的《魯特——高平協定》就預示著日美兩國在中國及整個遠東地區勢成水火的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利用歐美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擴張，並於1915年5月9日同袁世凱簽訂了《二十一條》。在此之前，威爾遜政府的首任國務卿威廉··布萊恩起j草了一份美國致日本駐美大使的照會，指出美國"對一個外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或經濟上對中國行使支配權力，不能漠不關心……美國有理由反對日本有關山東、南滿、蒙古東部的要求。"在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第3天，威爾遜政府以相同的辭令照會中日兩國政府，聲稱美國對於中日兩國政府之間"已經締結或行將締結的任何協定或約定，凡有損害美國及其在華公民的條約權利或中華之政治或領土完整或通稱門戶開放政策的國際對華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認。」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遠東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英日同盟為後盾的日本"繼續鬼祟而堅定不移地力謀遠東霸權"，日美矛盾上升。美國為了擺脫在遠東的不利局麵，召開了華盛頓會議，簽訂了《九國合約》和《四強條約》，拆散了英日同盟，重申了尊重中國的完整，並賦予"門戶開放"以條約形式。這次會議隻是起到了暫時協調各帝國主義在華權益和暫時遏製日本獨霸中國的效果。其致命的弱點在於，它沒有建立一種切實有效的機製以保證這些條約和協議的履行。
正值美國經歷著空前嚴重的經濟大蕭條時，日本軍國主義在1931年策動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次年，日本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宣告成立。這完全是對華盛頓會議所建立的條約體係的公開踐踏。它引起了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強烈反對。
在遠東太平洋地區具有相當可觀的權益的美國自然不會等閑視之。無奈此時美國的外交活動受到了諸多因素的製約：胡佛政府正被國內危機弄得焦頭爛額，疲於應付，根本無暇顧及外部世界的事務。令胡佛震驚的與其說是孱弱的中國的命運，還不如說是列強奪取新的勢力範圍以競相擺脫經濟危機的幽靈。同時，胡佛政府根本不具備直接幹預的手段或條件。當時絕大多數美國人對遙遠的東方發生的事件一無所知，並且這與他們的切身處境幾乎毫不相幹，故即令胡佛政府可以並且準備直接幹預，也必將遭到舉國上下的堅決反對。美國國會更不願在這時公開與日本發生對抗，許多高層人士認為，日本政府與日本軍部在侵略中國的問題上存在著重大的甚至原則性的分歧，他們寄厚望於東京的"溫和派"會在適當的時機重新占據上風。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美國"簡直就缺乏同日本在太平洋上對抗的決心或軍事手段"。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從自己本國家和本民族的實際利益出發，而不是從什麽抽象的高度道義標準出發的。美國在遠東的實際利益直接決定了美國在中日戰爭中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實際上，這三個方麵的因素緊密相連，互相作用於胡佛政府的外交活動，並且繼續製約著羅斯福政府的遠東外交政策。
因此，胡佛總統採取了"以高度道義標準為出發點的外交行動"。他除了對事態表示遺憾和憂慮之外，還竭力將他的國務卿享利·史汀生拉向與自己一樣的保守立場上來。他隻是口頭表示要與國際聯盟合作處理中日爭端，但當英國公使約翰·西蒙爵士要求美國保證與國際聯盟的製裁合作時，胡佛幾乎是出於本能地予以拒絕。他甚至在某些場合的發言中流露出了一些縱容日本侵略和"禍水北引"的思想。
史汀生則日益認識到所謂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的"和解外交"不過是虛妄的託詞而已。1931年10月，日機轟炸錦州，大有進犯關內之勢，11月占領齊齊哈爾，史汀生立即向日本外務省發出強硬聲明，公開指責日本違反《九國公約》和《凱洛格——白裏安公約》。並嚴正照會日本政府說，進攻錦州將被認為是"完全不正當的侵略行為"。11月底，他當麵要求胡佛總統重新考慮對日禁運或經濟製裁的問題，但是被拒絕了。1932年1月2日，日軍占領錦州，怒不可遏的史汀生在1月7日向日中兩國政府發出了照會，即著名的所謂"不承認主義"：「鑑於目前的局勢及在此局勢下美國本身的權利與責任，美國政府認為它有義務照會日本帝國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美國政府不能認可任何事實上的態勢的合法性，也不擬承認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間所締結的有損於美國或其在華公民的條約權利——包括關於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完整，或關於通稱為門戶開放政策的對華國際政策在內——的任何條約或協定；也不擬承認用違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為締約國的巴黎公約之條款與義務的合法而獲致的任何局勢、條約或協定。"1
-------------------
1《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美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1949年）第466—4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