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的美國歷史學家基於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史料的重新發掘與研究，認為一戰是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卑鄙爭奪，並與軍火的製造和貿易息息相關。新聞界人士聲稱，美國及僕人民在1917年是被"發戰爭財的人和協約國宣傳"兩種勢力氣進了一場毫無價值的戰鬥事業中去的。輿論界的一些領袖甚至公開為他們在1917年把美國帶進戰爭感到內疚，並決心永遠不再濫用美國人民對他們的信任。歷史學家還論證說，一戰和南北戰爭一樣，是個悲劇性的大錯。修正論者認為，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他們因此把布賴恩推崇為一戰前外交活動的英傑。他們認為威爾遜發表的那些理想主義的聲明，掩蓋了謀取暴利者們惡劣的貪慾，而且全國都受到協約國巧妙宣傳的擺布。參議員威廉·博拉等人則深信國際聯盟"不過是歐洲軍事機其中的一個齒輪"。還有不少人認為：如果要避免戰爭，就應當遷就希特勒，他要求生存似乎並非無理，他想把所有德國人聯合在一麵旗幟之下，在一些人看來，似乎是實行民族自決原則，做得比威爾遜在凡爾賽所做到的還要忠實。
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美國人民普遍地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深感失望。一場以牧師、婦女和大學生為主力軍的和平主義運動在30年代得到了大發展。各級教科書極力貶低尚武的英雄人物，軍事史幾乎被取消，兒童們被勸告不要去作打仗的遊戲。每年的五一勞動節都有數十萬大中學生為和平而罷課、遊行。不少知名的宗教界領袖加入了反省自己一戰"罪行"的行列，他們紛紛在公眾麵前痛切地懺悔自己曾在某種意義上對一戰的支持，並"毫無保留地答應永不重犯那種錯誤"。有一位評論家指出：所謂"永遠不再"的誓言成為30年代的一種風氣，恰如宣布禁酒之前人們紛紛發誓戒酒一樣。
國內孤立派對新上任的羅斯福總統戒心極重，因為他們對羅斯福的成長史、背景、從政經歷、言論等了如指掌。他們在羅斯福上任不久，就進行了一次有關武器貿易及其在世界政治中有害影響的調查。1934年4月，參議院又成立了以著名孤立派北達科他州共和黨人傑拉爾德·奈為首的調查軍火工業的特別委員會。調查對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火製造商和銀行家。如此重提陳年老帳，目的在於給羅斯福來個"敲山震虎"。該調查委員會得出了令國民震驚的結論：美國在1917年參加歐洲戰爭既非保衛本國的利益；又非捍衛民主製以拯救世界，而是那些軍火利益集團和金融家們施展陰謀詭計而招致的結果。該委員會同時發掘了不少聳人聽聞的證據材料，以支持、佐證上述結論。這就使美國公眾輕易地得出結論，即認為華爾街為牟取暴利而需要戰爭。《芝加哥論壇報》、赫斯特報係以及一些歷史學家和作家順勢推波助瀾，使很大一部分公眾輿論變成一種極其天真的意見，認為美國上次被慫恿著捲入戰爭，為的隻是讓"死亡商人"發財，我們若再幹預任何未來的歐洲戰爭就等於犯罪。
由於受到如此強烈的掣肘，更由於國內大蕭條的深重局麵等待收拾、整頓，羅斯福在第一個任期內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沒有多大的自主性或可供他發揮的餘地。更深一層的原因是：羅斯福1932年競選勝利所付的部分代價——即無條件地反對美國同國際聯盟的集體安全努力進行合作和奉行建立在不捲入國外糾紛基礎上的謹慎的中立政策——使他很難立即在當選後迴歸到真實的自我，充其量隻能做一個遮遮掩掩的"私下的國際主義者"。而在表麵上，他隻能身不由己地隨著1932年的慣性下滑。這是一種"在一個沒有門的牆上去找一扇門"的景況。於是，在很多公共場合，他合著孤立主義者的調門泛泛而談美國的外交政策。他甚至擔心，值此政策氣候下，外交上的輕舉妄動將會損害他那來之不易的政治上所受的擁戴和他那心愛而又優先的國內政策綱領。因此，他對於1933年倫敦經濟會議的冷漠和打擊、他對於胡佛的國聯和戰爭貸款政策的繼續貫徹，以及他聽任國會通過空前的高額保護關稅，都是善於見風使舵的羅斯福總統權衡利弊後不得己而為之的一種結果。從傾向性上看，它們是一種從原有的國際主義立場上的退卻。總之，這一切，都可概稱為"羅斯福的現實主義"。
有一個插曲似乎說明羅斯福並未甘心一味地退卻。當他根據一份詳細的調查得知，將有大約2／3以上的議員贊成美國參加國際法庭時，他立即在1935年1月要求參議院批準該法案。可是，他的要求在全社會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以庫格林神父和赫斯特報係為首的孤立主義勢力大造輿論攻勢，把國際法庭說成是與國際聯盟一樣的可怕的組織，是國際銀行家和財閥的罪惡工具，恪守傳統準則的美國萬萬不可進入這間房子。這種煽動立竿見影，全國各地的抗議信件、電報如同雪片般飛向國會，郵差用手推車把它們不斷地送到參議院辦公室。同時，強大的院外集團成員在為反對此法案通過而四處活動。這樣，參議員中的反對派由最初的10名增加到36名。羅斯福的情報失靈了。該法案以7票之差未獲2／3多數。羅斯福又一次地領教了孤立主義勢力的厲害。這使他更清醒地認識到，作為總統，他在外交事務中暫時還不能隨意行動。他隻能在斡旋中等待，或者在適宜的時候進行解釋和引導。
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美國人民普遍地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深感失望。一場以牧師、婦女和大學生為主力軍的和平主義運動在30年代得到了大發展。各級教科書極力貶低尚武的英雄人物，軍事史幾乎被取消，兒童們被勸告不要去作打仗的遊戲。每年的五一勞動節都有數十萬大中學生為和平而罷課、遊行。不少知名的宗教界領袖加入了反省自己一戰"罪行"的行列，他們紛紛在公眾麵前痛切地懺悔自己曾在某種意義上對一戰的支持，並"毫無保留地答應永不重犯那種錯誤"。有一位評論家指出：所謂"永遠不再"的誓言成為30年代的一種風氣，恰如宣布禁酒之前人們紛紛發誓戒酒一樣。
國內孤立派對新上任的羅斯福總統戒心極重，因為他們對羅斯福的成長史、背景、從政經歷、言論等了如指掌。他們在羅斯福上任不久，就進行了一次有關武器貿易及其在世界政治中有害影響的調查。1934年4月，參議院又成立了以著名孤立派北達科他州共和黨人傑拉爾德·奈為首的調查軍火工業的特別委員會。調查對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火製造商和銀行家。如此重提陳年老帳，目的在於給羅斯福來個"敲山震虎"。該調查委員會得出了令國民震驚的結論：美國在1917年參加歐洲戰爭既非保衛本國的利益；又非捍衛民主製以拯救世界，而是那些軍火利益集團和金融家們施展陰謀詭計而招致的結果。該委員會同時發掘了不少聳人聽聞的證據材料，以支持、佐證上述結論。這就使美國公眾輕易地得出結論，即認為華爾街為牟取暴利而需要戰爭。《芝加哥論壇報》、赫斯特報係以及一些歷史學家和作家順勢推波助瀾，使很大一部分公眾輿論變成一種極其天真的意見，認為美國上次被慫恿著捲入戰爭，為的隻是讓"死亡商人"發財，我們若再幹預任何未來的歐洲戰爭就等於犯罪。
由於受到如此強烈的掣肘，更由於國內大蕭條的深重局麵等待收拾、整頓，羅斯福在第一個任期內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沒有多大的自主性或可供他發揮的餘地。更深一層的原因是：羅斯福1932年競選勝利所付的部分代價——即無條件地反對美國同國際聯盟的集體安全努力進行合作和奉行建立在不捲入國外糾紛基礎上的謹慎的中立政策——使他很難立即在當選後迴歸到真實的自我，充其量隻能做一個遮遮掩掩的"私下的國際主義者"。而在表麵上，他隻能身不由己地隨著1932年的慣性下滑。這是一種"在一個沒有門的牆上去找一扇門"的景況。於是，在很多公共場合，他合著孤立主義者的調門泛泛而談美國的外交政策。他甚至擔心，值此政策氣候下，外交上的輕舉妄動將會損害他那來之不易的政治上所受的擁戴和他那心愛而又優先的國內政策綱領。因此，他對於1933年倫敦經濟會議的冷漠和打擊、他對於胡佛的國聯和戰爭貸款政策的繼續貫徹，以及他聽任國會通過空前的高額保護關稅，都是善於見風使舵的羅斯福總統權衡利弊後不得己而為之的一種結果。從傾向性上看，它們是一種從原有的國際主義立場上的退卻。總之，這一切，都可概稱為"羅斯福的現實主義"。
有一個插曲似乎說明羅斯福並未甘心一味地退卻。當他根據一份詳細的調查得知，將有大約2／3以上的議員贊成美國參加國際法庭時，他立即在1935年1月要求參議院批準該法案。可是，他的要求在全社會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以庫格林神父和赫斯特報係為首的孤立主義勢力大造輿論攻勢，把國際法庭說成是與國際聯盟一樣的可怕的組織，是國際銀行家和財閥的罪惡工具，恪守傳統準則的美國萬萬不可進入這間房子。這種煽動立竿見影，全國各地的抗議信件、電報如同雪片般飛向國會，郵差用手推車把它們不斷地送到參議院辦公室。同時，強大的院外集團成員在為反對此法案通過而四處活動。這樣，參議員中的反對派由最初的10名增加到36名。羅斯福的情報失靈了。該法案以7票之差未獲2／3多數。羅斯福又一次地領教了孤立主義勢力的厲害。這使他更清醒地認識到，作為總統，他在外交事務中暫時還不能隨意行動。他隻能在斡旋中等待，或者在適宜的時候進行解釋和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