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的教養、政治理念、從政經驗（尤其是一戰中的經歷）和稟性都決定了他對國際事務的基本態度。此外，他還具有這樣一種情結，即長期縈懷於心而又揮之不去的威爾遜式的國際主義。他在1928年以後的4年裏，一直設法避談對外關係問題，主要是因為麵對國內強大的孤立主義勢力，為了著眼於1932年的大選，他必須要模糊自己的立場。1932年大選期間，窮追不捨的孤立主義分子赫斯特一度將羅斯福弄得窘豈不堪。當時羅斯福勉強應付過關，已使國際主義分子大為沮喪。亨利·普林格爾在《民族》雜誌上寫道：「羅斯福扯下了他過去高舉的旗幟，但卻沒有樹立新的旗幟。"對此，羅斯福有口難言。
最具權威的羅斯福傳記作者弗蘭克林·弗雷德爾以其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關於羅斯福的外交思想，"從他任總統期間總是把美國利益放在首位來看，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從他相信美國的幸福有賴於其他各國的政治穩定與經濟保障來看，他是一個國際主義者。」
事實上，在競選運動勝利結束以後，羅斯福就立即拋離了他那發表於1932年2月2日、旨在迴復赫斯特的演說中的一些觀點和主張。他在對外關係問題上的一度沉默並不反映他的真實思想。就職前，他兩次拒絕同胡佛公開合作以協力解決戰債、裁軍與召開世界經濟會議等外交問題，不是因為他對外交政策漠不關心，而是出於一種要將新政府同胡佛政府劃清界線的個人考慮。他任命了主張自由貿易、反對經濟戰的科德爾·赫爾為國務卿，國際主義者威廉·菲利普斯為副國務卿，並同威爾遜總統的首席財政顧問和副國務卿、一位著名的國際主義者諾曼·戴維斯多次商討解決上述國際問題的辦法，隨後任命他為出席日內瓦裁軍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團長。羅斯福讓戴維斯在1933年5月25日向裁軍會議代表們聲明：倘若和平受到威脅，美國將同其他國家共同商討對策；一旦出現事實上的侵略，美國將製止企圖破壞集體努力的任何行動，以懲罰美國及其他國家一致公認的侵略者。"這項聲明在4個星期內使人強烈地感到，羅斯福已經成為一心為促進國際和睦的世界領袖。在國內外人民的心目中，他已成為世界經濟會議的主要倡導者，也是日內瓦談判的核心人物。"此外，上任伊始的羅斯福還致力於將睦鄰政策落到實處，以改變美國長期以來在拉美國家中醜陋的帝國主義形象。他主張推行"集體責任製"，不主張美國獨斷專行。他放棄了那種以武裝幹涉為中心的拉美政策。羅斯福還在1933年11月17日簽署協議，與蘇聯正式建交，從而結束了自十月革命以來美國拒不承認蘇聯長達16年之久的不正常歷史。前蘇聯學者亞·鮑·恰科夫斯基認為，"羅斯福按其教育、生活態度及其傾向性來說，都是一個資本主義者。但是這並不妨礙他把美蘇關係建立在睦鄰、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羅斯福不像胡佛那樣固守僵硬的意識形態陣地，而是一位靈活務實的現實主義者。
長期以來，羅斯福形成了這樣兩個信念：一是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即國家之間為了長期的繁榮與和平而互相信賴；二是一項有效的對外政策需要國內穩定牢靠的支持。換言之，他相信，美國經濟的繁榮最終要依靠國外正常經濟的恢復——通過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的貿易強國的共同合作才能實現的恢復。羅斯福清楚，繁榮與和平之間是一種唇齒相依的關係。一方麵，他發現世界經濟蕭條和侵略問題是不易解決的；另一方麵，他擔心美國嚴重的困難和強大的孤立主義勢力是否允許他在海外作出任何行動。巴黎和會後，他運迴到海德公園的那張威爾遜總統用於起草盟約的桌子，成了他上述兩個信念不變的象徵。
正值歐洲戰雲密布，世界籠罩在法西斯主義的陰影之下時，美國舉國上下卻生活在一種濃鬱的孤立主義氛圍之中。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戰爭的危險、對如何阻止和打擊德、意、日法西斯勢力等這類問題漠不關心。他們傾身心地對付大蕭條引起的無窮無盡的個人危難，厭倦和反感那些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向國外的勸告。他們反對美國捲入歐洲那似乎是永無盡頭的恩怨和糾紛之中。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喬治·厄爾的主張就典型地代表了這種心理。他宣稱：「讓我們把眼睛轉向國內。如果世界將變成一個荒蕪、仇恨和苦難的原野，那就讓我們更加堅定地守護和保全我們自己的自由綠洲。」
孤立主義情緒是美國最古老的傳統之一。若探本溯源，它可上溯到國父華盛頓發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別演說》。華盛頓諄諄告誡美國人要信守這樣一條準則：即堅決不要把美國的命運與歐洲任何一部分的命運糾纏在一起，以免使美國的和平與繁榮捲入歐洲的野心爭奪、利益、情緒或反覆無常的羅網中去。華盛頓的遺訓被歷屆國會奉為圭臬。此後的門羅主義福的近一個半世紀裏，含義多變。它在普通國民中也具有廣泛的影響。美國與多事的歐陸間隔著大洋。當時沒有國際航班，少數美國人出國就坐遠洋輪船，從紐約到羅馬最快也要10天，從加州到東京起碼需半個月。二戰前橫渡大洋實屬不易，天然的屏障給美國人一種地遠心自安的保守、自重心理。
堅決反對美國捲入國際糾紛的言行和阻撓羅斯福可能迎擊法西斯勢力擴張侵略的活動，主要來自國會、內閣甚至羅斯福身邊顧問中的孤立派。它們主要代表中西部和西部的農場主和新興工業資本家的利益要求，它們反對那些與歐洲關係密切的東部大財團和英國的國際金融財團。此外，赫斯特報係、庫格林神父、朗、三k黨人、德裔美國人聯盟以及少數民族中的法西斯組織等，都是堅決的孤立主義分子。
最具權威的羅斯福傳記作者弗蘭克林·弗雷德爾以其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關於羅斯福的外交思想，"從他任總統期間總是把美國利益放在首位來看，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從他相信美國的幸福有賴於其他各國的政治穩定與經濟保障來看，他是一個國際主義者。」
事實上，在競選運動勝利結束以後，羅斯福就立即拋離了他那發表於1932年2月2日、旨在迴復赫斯特的演說中的一些觀點和主張。他在對外關係問題上的一度沉默並不反映他的真實思想。就職前，他兩次拒絕同胡佛公開合作以協力解決戰債、裁軍與召開世界經濟會議等外交問題，不是因為他對外交政策漠不關心，而是出於一種要將新政府同胡佛政府劃清界線的個人考慮。他任命了主張自由貿易、反對經濟戰的科德爾·赫爾為國務卿，國際主義者威廉·菲利普斯為副國務卿，並同威爾遜總統的首席財政顧問和副國務卿、一位著名的國際主義者諾曼·戴維斯多次商討解決上述國際問題的辦法，隨後任命他為出席日內瓦裁軍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團長。羅斯福讓戴維斯在1933年5月25日向裁軍會議代表們聲明：倘若和平受到威脅，美國將同其他國家共同商討對策；一旦出現事實上的侵略，美國將製止企圖破壞集體努力的任何行動，以懲罰美國及其他國家一致公認的侵略者。"這項聲明在4個星期內使人強烈地感到，羅斯福已經成為一心為促進國際和睦的世界領袖。在國內外人民的心目中，他已成為世界經濟會議的主要倡導者，也是日內瓦談判的核心人物。"此外，上任伊始的羅斯福還致力於將睦鄰政策落到實處，以改變美國長期以來在拉美國家中醜陋的帝國主義形象。他主張推行"集體責任製"，不主張美國獨斷專行。他放棄了那種以武裝幹涉為中心的拉美政策。羅斯福還在1933年11月17日簽署協議，與蘇聯正式建交，從而結束了自十月革命以來美國拒不承認蘇聯長達16年之久的不正常歷史。前蘇聯學者亞·鮑·恰科夫斯基認為，"羅斯福按其教育、生活態度及其傾向性來說，都是一個資本主義者。但是這並不妨礙他把美蘇關係建立在睦鄰、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羅斯福不像胡佛那樣固守僵硬的意識形態陣地，而是一位靈活務實的現實主義者。
長期以來，羅斯福形成了這樣兩個信念：一是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即國家之間為了長期的繁榮與和平而互相信賴；二是一項有效的對外政策需要國內穩定牢靠的支持。換言之，他相信，美國經濟的繁榮最終要依靠國外正常經濟的恢復——通過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的貿易強國的共同合作才能實現的恢復。羅斯福清楚，繁榮與和平之間是一種唇齒相依的關係。一方麵，他發現世界經濟蕭條和侵略問題是不易解決的；另一方麵，他擔心美國嚴重的困難和強大的孤立主義勢力是否允許他在海外作出任何行動。巴黎和會後，他運迴到海德公園的那張威爾遜總統用於起草盟約的桌子，成了他上述兩個信念不變的象徵。
正值歐洲戰雲密布，世界籠罩在法西斯主義的陰影之下時，美國舉國上下卻生活在一種濃鬱的孤立主義氛圍之中。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戰爭的危險、對如何阻止和打擊德、意、日法西斯勢力等這類問題漠不關心。他們傾身心地對付大蕭條引起的無窮無盡的個人危難，厭倦和反感那些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向國外的勸告。他們反對美國捲入歐洲那似乎是永無盡頭的恩怨和糾紛之中。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喬治·厄爾的主張就典型地代表了這種心理。他宣稱：「讓我們把眼睛轉向國內。如果世界將變成一個荒蕪、仇恨和苦難的原野，那就讓我們更加堅定地守護和保全我們自己的自由綠洲。」
孤立主義情緒是美國最古老的傳統之一。若探本溯源，它可上溯到國父華盛頓發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別演說》。華盛頓諄諄告誡美國人要信守這樣一條準則：即堅決不要把美國的命運與歐洲任何一部分的命運糾纏在一起，以免使美國的和平與繁榮捲入歐洲的野心爭奪、利益、情緒或反覆無常的羅網中去。華盛頓的遺訓被歷屆國會奉為圭臬。此後的門羅主義福的近一個半世紀裏，含義多變。它在普通國民中也具有廣泛的影響。美國與多事的歐陸間隔著大洋。當時沒有國際航班，少數美國人出國就坐遠洋輪船，從紐約到羅馬最快也要10天，從加州到東京起碼需半個月。二戰前橫渡大洋實屬不易，天然的屏障給美國人一種地遠心自安的保守、自重心理。
堅決反對美國捲入國際糾紛的言行和阻撓羅斯福可能迎擊法西斯勢力擴張侵略的活動，主要來自國會、內閣甚至羅斯福身邊顧問中的孤立派。它們主要代表中西部和西部的農場主和新興工業資本家的利益要求，它們反對那些與歐洲關係密切的東部大財團和英國的國際金融財團。此外，赫斯特報係、庫格林神父、朗、三k黨人、德裔美國人聯盟以及少數民族中的法西斯組織等，都是堅決的孤立主義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