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我們近來經歷的大部分困難，是在政治上未能掌握這種經濟上互相依賴的事實的直接結果。
以上5點充分地反映了羅斯福新政總的指導思想和哲學基礎。在此大前提的指導下，新政的那些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舉措，也分別具備了各自的理論基礎和經濟思想：
（1）社會救濟與福利製度——政府對於全體公民的福利負有一種終極的責任。如果私人之間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未能為那些願意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和為不幸的人提供救濟，那末，那些並非由於自己的過錯而遭遇困難的人就有一種要求政府予以援助的權利；而一個名實相副的政府則必須作出恰當的反應。
（2）以工代賑與經濟復興——鑑於美國人民的道德和精神氣質不應被怠惰的麻醉劑所損害；工程應該遵循有用並有長久經濟效益等6條基本方針。
（3）赤字財政與通貨膨脹——既然難為無米之炊，為了拯救銀行和保險公司、抵押公司以及鐵路，為了照顧成百萬瀕於飢餓邊緣的人民，在今後幾年內，政府將不得不大量借債；政府可以靠投資保持償付能力；如果公債比國民總產值增加得慢，就不會出現崩潰；如果提高購買力，物價就會上升，銷售的商品也更多，工資必須隨物價上升而提高，這並不意味著不健康的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
（4）總統權力與政府職能——隨著人類關係的日趨複雜，統治這種複雜關係的權力也須增強，即製止惡行和推行善政的權力的增強；主張私人主動性可以醫治國家積弊的人，因種種自身原因而不能成功；我們不想讓政府成為一個機械的工具，而是要賦予它充滿活力的個性。
這些文獻表明，新政的理論基礎並不是如有人所謂的是凱恩斯主義，它有自己的哲學思維、理念及內在發展的邏輯。我國研究羅斯福新政的學界權威劉緒貽先生認為：「羅斯福新政與凱恩斯主義都是一般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過程中的典型產物，兩者是不謀而合的。這是主要的方麵。但是，兩者也相互影響。」
這一論斷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羅斯福在1933年的第3次"爐邊談話"中表示，他不相信"萬應靈丹"，而相信人的共同行動和主觀能動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力量。他明確地指出，「職業的經濟學家們堅持事物都有其一定的過程，而人力是無補於解救經濟病患的，對此我不敢苟同。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恰好知道，職業的經濟學家們每5年到10年就要改變一次他們對經濟規律所下的定義，而且長期以來都是如此。"譬如羅斯福上台伊始就在致豪斯上校的信中坦言相告，他正在被迫探求一條穩妥的赤字財政的辦法；又如負責起草1935年銀行法的埃克爾斯在並未同凱恩斯及其思想有任何接觸的情形下，很早就產生了一些與凱恩斯相似乃至相同的經濟觀點。
特格韋爾分析道：「為什麽凱恩斯理論與富蘭克林政策之間在學者們看起來是一種因果關係，這是因為：羅斯福生活於一種不僅是凱恩斯也是考慮同樣問題的許多人創造出來的知識氣候之中。從這方麵說，他們都是異端、先鋒。……富蘭克林盡管沒有讀過原著，但他對這些變化是敏感的；而且由於他同智囊團對蕭條的探索，他的敏感加強了。"凱恩斯通過信件、訪問白宮、與羅斯福智囊團進行學術交流等方式，有效地不時將自己關於擺脫蕭條的研究心得和"有效需求"的理論傳感給對方，加強了羅斯福做他將要做的事情的意向。
另外，不能否認的事實表明，1936年凱恩斯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參照和印證了新政諸多方麵的具體實踐，提煉和係統發展了新政人士的一些主張和見解。
羅斯福在多次重要演說中，都曾向廣大聽眾反覆揭示並提請大家記取這樣一個事實——1932年災難性的大蕭條和經過幾年新政後的景觀——兩者之間的對比之鮮明簡直無法同日而語，甚至連"崩潰前的那個黃梁美夢的繁榮的狂歡時代"也不能與1935年後的形勢相提並論。"從1929到1933年，這個國家螺旋式地朝下滑——不斷地朝下——一直滑到1933年3月3日整個文明結構完全陷於停頓。這是災難深重、令人觸景傷情的4年……在那4年結束時，我們國家及時採取了行動，美國扭迴頭來，又開始走向上升的道路。"1936年羅斯福要求政府各個機構的領導人員，把他們的成績詳細列表上報，以便競選時使用，結果他收到的答覆毫無例外地表明，新政在促進經濟復興、市場繁榮、銀行信用堅挺、工廠繁忙、人民生活水平和環境保護有所好轉等諸方麵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羅斯福因此才得以自豪且證據確鑿地向選民強調：幾年來他至少使600萬人有了職業；1936年的國民收入是1933年的1.5倍；自上任以來，工業產量幾乎翻了一番；電力工業售出的電比任何時候都多；商業活動指數上升到1930年以來的最高值；公司利潤從1933年的赤字變為盈利50億美元。……總之，政府擺脫蕭條所取得的進步是有目共睹且顯而易見的。他進而暢快淋漓地針對胡佛1932年對他的攻擊進行發揮道：「順便說一句，在談到經濟的活躍，談到進步和更大繁榮的時候，每次迴到紐約市來，我總是到處尋找，尋找據說會在我們這個城市街頭長出來的野草！"他在芝加哥甚至更加坦率地向選民指出，正是新政挽救了被拖到毀滅性邊緣的私人利潤和自由企業製度。
以上5點充分地反映了羅斯福新政總的指導思想和哲學基礎。在此大前提的指導下，新政的那些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舉措，也分別具備了各自的理論基礎和經濟思想：
（1）社會救濟與福利製度——政府對於全體公民的福利負有一種終極的責任。如果私人之間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未能為那些願意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和為不幸的人提供救濟，那末，那些並非由於自己的過錯而遭遇困難的人就有一種要求政府予以援助的權利；而一個名實相副的政府則必須作出恰當的反應。
（2）以工代賑與經濟復興——鑑於美國人民的道德和精神氣質不應被怠惰的麻醉劑所損害；工程應該遵循有用並有長久經濟效益等6條基本方針。
（3）赤字財政與通貨膨脹——既然難為無米之炊，為了拯救銀行和保險公司、抵押公司以及鐵路，為了照顧成百萬瀕於飢餓邊緣的人民，在今後幾年內，政府將不得不大量借債；政府可以靠投資保持償付能力；如果公債比國民總產值增加得慢，就不會出現崩潰；如果提高購買力，物價就會上升，銷售的商品也更多，工資必須隨物價上升而提高，這並不意味著不健康的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
（4）總統權力與政府職能——隨著人類關係的日趨複雜，統治這種複雜關係的權力也須增強，即製止惡行和推行善政的權力的增強；主張私人主動性可以醫治國家積弊的人，因種種自身原因而不能成功；我們不想讓政府成為一個機械的工具，而是要賦予它充滿活力的個性。
這些文獻表明，新政的理論基礎並不是如有人所謂的是凱恩斯主義，它有自己的哲學思維、理念及內在發展的邏輯。我國研究羅斯福新政的學界權威劉緒貽先生認為：「羅斯福新政與凱恩斯主義都是一般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過程中的典型產物，兩者是不謀而合的。這是主要的方麵。但是，兩者也相互影響。」
這一論斷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羅斯福在1933年的第3次"爐邊談話"中表示，他不相信"萬應靈丹"，而相信人的共同行動和主觀能動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力量。他明確地指出，「職業的經濟學家們堅持事物都有其一定的過程，而人力是無補於解救經濟病患的，對此我不敢苟同。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恰好知道，職業的經濟學家們每5年到10年就要改變一次他們對經濟規律所下的定義，而且長期以來都是如此。"譬如羅斯福上台伊始就在致豪斯上校的信中坦言相告，他正在被迫探求一條穩妥的赤字財政的辦法；又如負責起草1935年銀行法的埃克爾斯在並未同凱恩斯及其思想有任何接觸的情形下，很早就產生了一些與凱恩斯相似乃至相同的經濟觀點。
特格韋爾分析道：「為什麽凱恩斯理論與富蘭克林政策之間在學者們看起來是一種因果關係，這是因為：羅斯福生活於一種不僅是凱恩斯也是考慮同樣問題的許多人創造出來的知識氣候之中。從這方麵說，他們都是異端、先鋒。……富蘭克林盡管沒有讀過原著，但他對這些變化是敏感的；而且由於他同智囊團對蕭條的探索，他的敏感加強了。"凱恩斯通過信件、訪問白宮、與羅斯福智囊團進行學術交流等方式，有效地不時將自己關於擺脫蕭條的研究心得和"有效需求"的理論傳感給對方，加強了羅斯福做他將要做的事情的意向。
另外，不能否認的事實表明，1936年凱恩斯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參照和印證了新政諸多方麵的具體實踐，提煉和係統發展了新政人士的一些主張和見解。
羅斯福在多次重要演說中，都曾向廣大聽眾反覆揭示並提請大家記取這樣一個事實——1932年災難性的大蕭條和經過幾年新政後的景觀——兩者之間的對比之鮮明簡直無法同日而語，甚至連"崩潰前的那個黃梁美夢的繁榮的狂歡時代"也不能與1935年後的形勢相提並論。"從1929到1933年，這個國家螺旋式地朝下滑——不斷地朝下——一直滑到1933年3月3日整個文明結構完全陷於停頓。這是災難深重、令人觸景傷情的4年……在那4年結束時，我們國家及時採取了行動，美國扭迴頭來，又開始走向上升的道路。"1936年羅斯福要求政府各個機構的領導人員，把他們的成績詳細列表上報，以便競選時使用，結果他收到的答覆毫無例外地表明，新政在促進經濟復興、市場繁榮、銀行信用堅挺、工廠繁忙、人民生活水平和環境保護有所好轉等諸方麵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羅斯福因此才得以自豪且證據確鑿地向選民強調：幾年來他至少使600萬人有了職業；1936年的國民收入是1933年的1.5倍；自上任以來，工業產量幾乎翻了一番；電力工業售出的電比任何時候都多；商業活動指數上升到1930年以來的最高值；公司利潤從1933年的赤字變為盈利50億美元。……總之，政府擺脫蕭條所取得的進步是有目共睹且顯而易見的。他進而暢快淋漓地針對胡佛1932年對他的攻擊進行發揮道：「順便說一句，在談到經濟的活躍，談到進步和更大繁榮的時候，每次迴到紐約市來，我總是到處尋找，尋找據說會在我們這個城市街頭長出來的野草！"他在芝加哥甚至更加坦率地向選民指出，正是新政挽救了被拖到毀滅性邊緣的私人利潤和自由企業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