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這一切都要求我們重新評價和核定原有的價值觀念。一個要建設更多工廠的人，一個要修築更多鐵路的人，一個要組建更多公司的人，這樣的人既可能有益於社會，但也同樣可能是一種禍害。從前那些大投機商和金融寡頭們隻要開發或建設什麽，我們就什麽都可以給他們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現在的任務不是探測或開發自然資源，或者去生產更多的商品，而是更冷靜、更平穩地管理好已有的資源和工廠，為我們的剩餘產品重新開闢國外市場，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按照消費狀況調整生產，更公平地分配產品和財富，使現存的經濟組織服務於人民。開明管理的政治時代已經到來。
「現在，在更嚴密的經濟結構裏，集中的、好大喜功的金融部門也已不再是眾望所歸的公平，而成為一種威脅。……今天，我們就要改造和重新掌握我們的經濟部門。在我看來，政府在它與其業的關係方麵的任務就是協助製訂經濟權利宣言，建立合乎憲法的經濟秩序。……當前的情勢表明，建立這樣一種秩序不僅是政府應該採取的正確方針，而且也是保證我們經濟結構免遭風險的唯一路線。現在我們都已知道，如果不能實現均勻一致的普遍繁榮，也就是說，如果購買力在全國人民各個社會集團之間得不到很合理的分配，那麽這些經濟單位就不能存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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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羅斯福選集》，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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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在這裏已經明白無誤地指出，美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壟斷階段，自由放任主義和到處是擴張機會的"偉大時代"已成為過去，"自然經濟力"的枯竭要求政府介入並指導創建新的經濟秩序。「政治家的任務從來就是根據社會秩序的變化和發展去重新規範這些權利。新的情況向政府和管理政府的人提出了新的要求。"他進而指出，政府必須加強幹預和調節經濟的職能，"必須限製投機倒把、操縱市場，甚至金融家的活動，我必須作為必要而接受這種限製，目的不是妨礙個人主義，而是去保護個人主義。」
羅斯福的這篇演說被有些研究者和傳記作者譽為"某種意義上的新政的經典性憲章"。羅斯福在這裏首次從普遍原則意義的角度闡發了他關於政府職能的哲學思考——政府職能不能一成不變，而要順應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或歷史潮流作出相應的的調整和改革。
羅斯福在演說的最後部分鄭重指出：「管理政府包括製定政策，以及應用政治技巧去盡可能實施政策而又同時獲得普遍擁護這樣一種藝術；要善於規勸、領導、有所犧牲和不斷的進行教育，因為政治家最偉大的責任就在於教育。"這就道出了羅斯福的施政風格和領導藝術的精髓：為了作出明智的選擇，公民們應該受到教育和規勸。"政治家最偉大的職責就是進行教育"，這句話預告了許多將要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的"爐邊談話"、頻繁的記者招待會、在貫徹"新政"原則時不搞一刀切，以及羅斯福在孤立主義籠罩全國的情勢下如何經過漫長、微妙、耐心、曲折的道路引導美國人民終於認識到：他們國家的安全和整個人類的未來取決於他們是否參與一場他們所厭惡的戰爭。
大選前夜，羅斯福對達切斯縣的鄉親們作了最後一次演說，這是一次傾吐他肺腑之言的誠摯的談話。他動情地迴顧了他這次旅行全國的競選歷程，"我究竟跋涉了多少英裏，見到了多少人民，這已無關緊要，真正具有永恆價值的是那些向我們揭示事物本質和全部意義的生動的瞬間光華。……一個人經歷了多年的社會政治生活會變得明智起來。他明了當人們讚許的光華降臨到他頭上時，並不一定是因為他本人有多麽重要，而是因為在人類變遷與進步的漫長過程中這一短暫的瞬間，人類的某種共同的意誌在他身上令人滿意地體現了出來。如果這就是你們的決定，我就要以和你們的偉大信任相適應的謙虛精神努力實現你們的偉大片許。」
11月8日夜，羅斯福身穿深藍色背心，掛著閃閃發光的大學生聯誼會會員章，坐在紐約市比爾的摩飯店的民主黨總部，收聽大選的進程報導。淩晨零點17分，大局已定。羅斯福以2282萬張選民票對胡佛的1576萬張而大獲全勝，選舉人票是472票對59票，胡佛僅在6個州獲勝。羅斯福還在過去從未支持過民主黨的282個縣擊敗胡佛。在國會選舉中，民主黨在參議院以59票對37票占多數，在眾議院以312票對123票占絕大多數。在州長選舉中，共和黨人僅有8人當選。
小阿瑟·施萊辛格精當地概括了胡佛失敗的悲劇之關鍵所在：「從氣質上講，他是一位教條主義者，他傾向於按照種類區分事物並將策略問題看成是原則問題。在他的任期快要結束時，他的意識形態情緒增加了。他的悲劇在於，他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缺乏靈活性，他的奮鬥毀於自身的固執。"另一位歷史學家拉爾夫·德·貝茨在評價1932年大選時認為，這次選舉"意味著對這種竟能容忍如此普遍的人類災難的經濟製度必須作重大的改進，並且，一個不能也不願採取足夠措施來解決現實問題的政府必須撤換掉"，也意味著"公眾理解到，隻有聯邦權力才是足以對付這種國家災難的唯一源泉，也才使公眾接受大幅度地增加並使用這種聯邦權力。"1
「現在，在更嚴密的經濟結構裏，集中的、好大喜功的金融部門也已不再是眾望所歸的公平，而成為一種威脅。……今天，我們就要改造和重新掌握我們的經濟部門。在我看來，政府在它與其業的關係方麵的任務就是協助製訂經濟權利宣言，建立合乎憲法的經濟秩序。……當前的情勢表明，建立這樣一種秩序不僅是政府應該採取的正確方針，而且也是保證我們經濟結構免遭風險的唯一路線。現在我們都已知道，如果不能實現均勻一致的普遍繁榮，也就是說，如果購買力在全國人民各個社會集團之間得不到很合理的分配，那麽這些經濟單位就不能存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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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羅斯福選集》，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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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在這裏已經明白無誤地指出，美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壟斷階段，自由放任主義和到處是擴張機會的"偉大時代"已成為過去，"自然經濟力"的枯竭要求政府介入並指導創建新的經濟秩序。「政治家的任務從來就是根據社會秩序的變化和發展去重新規範這些權利。新的情況向政府和管理政府的人提出了新的要求。"他進而指出，政府必須加強幹預和調節經濟的職能，"必須限製投機倒把、操縱市場，甚至金融家的活動，我必須作為必要而接受這種限製，目的不是妨礙個人主義，而是去保護個人主義。」
羅斯福的這篇演說被有些研究者和傳記作者譽為"某種意義上的新政的經典性憲章"。羅斯福在這裏首次從普遍原則意義的角度闡發了他關於政府職能的哲學思考——政府職能不能一成不變，而要順應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或歷史潮流作出相應的的調整和改革。
羅斯福在演說的最後部分鄭重指出：「管理政府包括製定政策，以及應用政治技巧去盡可能實施政策而又同時獲得普遍擁護這樣一種藝術；要善於規勸、領導、有所犧牲和不斷的進行教育，因為政治家最偉大的責任就在於教育。"這就道出了羅斯福的施政風格和領導藝術的精髓：為了作出明智的選擇，公民們應該受到教育和規勸。"政治家最偉大的職責就是進行教育"，這句話預告了許多將要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的"爐邊談話"、頻繁的記者招待會、在貫徹"新政"原則時不搞一刀切，以及羅斯福在孤立主義籠罩全國的情勢下如何經過漫長、微妙、耐心、曲折的道路引導美國人民終於認識到：他們國家的安全和整個人類的未來取決於他們是否參與一場他們所厭惡的戰爭。
大選前夜，羅斯福對達切斯縣的鄉親們作了最後一次演說，這是一次傾吐他肺腑之言的誠摯的談話。他動情地迴顧了他這次旅行全國的競選歷程，"我究竟跋涉了多少英裏，見到了多少人民，這已無關緊要，真正具有永恆價值的是那些向我們揭示事物本質和全部意義的生動的瞬間光華。……一個人經歷了多年的社會政治生活會變得明智起來。他明了當人們讚許的光華降臨到他頭上時，並不一定是因為他本人有多麽重要，而是因為在人類變遷與進步的漫長過程中這一短暫的瞬間，人類的某種共同的意誌在他身上令人滿意地體現了出來。如果這就是你們的決定，我就要以和你們的偉大信任相適應的謙虛精神努力實現你們的偉大片許。」
11月8日夜，羅斯福身穿深藍色背心，掛著閃閃發光的大學生聯誼會會員章，坐在紐約市比爾的摩飯店的民主黨總部，收聽大選的進程報導。淩晨零點17分，大局已定。羅斯福以2282萬張選民票對胡佛的1576萬張而大獲全勝，選舉人票是472票對59票，胡佛僅在6個州獲勝。羅斯福還在過去從未支持過民主黨的282個縣擊敗胡佛。在國會選舉中，民主黨在參議院以59票對37票占多數，在眾議院以312票對123票占絕大多數。在州長選舉中，共和黨人僅有8人當選。
小阿瑟·施萊辛格精當地概括了胡佛失敗的悲劇之關鍵所在：「從氣質上講，他是一位教條主義者，他傾向於按照種類區分事物並將策略問題看成是原則問題。在他的任期快要結束時，他的意識形態情緒增加了。他的悲劇在於，他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缺乏靈活性，他的奮鬥毀於自身的固執。"另一位歷史學家拉爾夫·德·貝茨在評價1932年大選時認為，這次選舉"意味著對這種竟能容忍如此普遍的人類災難的經濟製度必須作重大的改進，並且，一個不能也不願採取足夠措施來解決現實問題的政府必須撤換掉"，也意味著"公眾理解到，隻有聯邦權力才是足以對付這種國家災難的唯一源泉，也才使公眾接受大幅度地增加並使用這種聯邦權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