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是由中國人發明出來的。大約在兩千年之前，當歐洲的希臘人和羅馬人還在埃及的紙草紙上寫字的時候，中國人已經掌握了造紙技術。紙是用竹纖維、幾種草本植物和破布造出來的。中國人把原料放在石臼裏，加水調和成紙漿，然後就用這些紙漿來造紙。
抄紙用的模子是一個框，底是用細竹絲或者細絲線編成的網。人們在框裏倒入一些紙漿，使其朝各個方向震蕩，於是，纖維開始交織成氈狀。水流出去之後，網上就留下了一層濕濕的紙張。把它小心翼翼地揭下來，放在板子上，在太陽光底下將其曬幹，然後用木榨機把成疊的紙壓緊。
直到現在，中國人也還是在用這種手工的方法來造紙。
中國人可真是一個令人萬分敬仰的民族啊！從紙傘到書本，再從書本到瓷器，每一樣東西都體現出了中國人的無比勤勞和創造才能。瓷器、印刷術、火藥和紙，都是中國人發明出來的，而且都要比歐洲人早上很多年。
紙從亞洲傳到歐洲，這其間經曆了很多年代。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公元704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中亞細亞的撒馬爾罕城。而造紙術的秘密與其他的戰利品一起被帶了迴來。在阿拉伯人所征服的國家裏——西西裏、西班牙、敘利亞，造紙廠一個接一個地興辦了起來。順便提一下，敘利亞的馬姆比澤城（或者按照歐洲人的說法，叫做巴姆比查城），也開了一家造紙廠。於是，阿拉伯商人就把“巴姆比查城紙”和其他來自東方的產品——丁香、胡椒、香脂——一起運到了歐洲。我們俄文把紙叫做“6ymaгa”，這個單詞很有可能就是從“巴姆比查”演化而來的。最高級的紙要算巴格達紙了，這種紙在市場上銷售的是很大尺寸的大張。整個埃及一共造出了很多種紙，有大張的亞曆山大紙，也有非常小的用來寫鴿信的紙。這些紙都是用破布造出來的。它們看起來是黃色的，上麵有黑色的斑點。如果把它對著陽光看，還可以看見裏麵夾著的碎布塊兒呢。
大約在幾百年之後，歐洲才出現了造紙廠，或者說是當時歐洲人所說的“紙磨坊”。13世紀，意大利和法國也出現了那樣的紙磨坊。
有的時候，曆史學家即便是得到了古代的文書或者曆史記錄也無法知道這些文獻的具體編寫年代，因為書裏麵是不會寫這些的。
那麽，怎樣才能知道它們的年代呢？
對於這個問題，曆史學家光靠紙本身就能作出解答。他們把紙張對著陽光仔細查看，便能說出這是哪個時代的文書。因為用的紙張是哪個時代造出來的，文書就一定是後麵幾年寫出來的。
當一位學者在亮光裏看紙的時候，他究竟看到了什麽呢？
他在紙上看到了透明的水印。
每一位造紙技師都有自己專屬的水印，那相當於他們的標記。除了水印之外，很多造紙技師還往往把造紙的年份和自己的名字打在紙上。所以，打在紙上的標記是多種多樣的。這種標記有可能是人頭，有可能是半頭鹿，有可能是塔，有可能是駱駝，有可能是手套，有可能是獨角獸，有可能是獅子，有可能是長著魚尾的水怪，有可能是長著翅膀的鳥頭獅子，也有可能是頭戴三重王冠、手拿金鑰匙的羅馬教皇。
打水印的過程是這樣的：首先，把紙漿倒入有銅絲網底的模子裏。模子底部有用銅絲做成的圖形。哪裏有銅絲，哪裏鋪的紙漿就要少一些，而造出來的紙也就比其他的薄一些。所以，把紙放在亮光裏一照，你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發現，有銅絲網的部分會顯得比較透明，而有銅絲圖形的地方便會顯現水印。
圓形水印是最古老的一種水印。要是你看到紙上有這樣的水印，你立刻就能夠說出，這種紙是1301年造的。
14世紀時，漢薩同盟的商人把紙從諾夫哥羅德城帶到了俄國。這種紙是意大利製造的。16世紀時，旅行家巴別裏諾來到了莫斯科。他在日記裏是這樣寫的：“他們也引進了造紙的方法，甚至已經獨立造出紙來了，然而，他們造出的紙並不怎麽好用，這是因為他們的造紙技術還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
俄國的第一個“紙磨坊”建在距離莫斯科30公裏的烏奇河畔。可是沒過多久就倒閉了。
大約在一百年之後，俄國又建立了另外一座“紙磨坊”，這一次是在帕赫爾河畔，一家麵粉廠的旁邊，而造紙技師的助手也來自於麵粉廠。終於開始造紙了，然而，到了1657年的春天，突然山洪暴發，把河堤衝毀了，紙磨坊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於是，之後又在亞烏茲河畔另造了一個磨坊，以此來代替它。
這個紙磨坊生產出來的紙都是大張的，而且加有水印。水印很像阿姆斯特丹市的市徽，隻不過做得粗糙一些，獅子不像獅子，盾牌不像盾牌。
而且，如果按照水印來判斷，那個時候俄國造紙廠生產出來的紙應該是仿荷蘭式的，而荷蘭紙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級的紙。
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還不願意肯定紙的價值，而且總是在紙上寫一些不需要長時間保存的事情，裝訂書本也仍然使用羊皮紙。然而，越是到後來，便宜的紙越是把昂貴的羊皮紙排擠掉了。紙的質量也越來越好，越來越耐用。於是也就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用紙來抄書了。可有些時候還是害怕它不結實，所以會在每兩個裝訂帖中間夾上一層羊皮紙。
又過了一百年，羊皮紙才漸漸地變成稀罕的東西。
其實，不這樣是根本不行的。商業已經極為迅猛地發展起來。在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通道上，商隊往來不絕。在海洋上，在大江大河上，滿載貨物的商船從一個國家航行到另一個國家。隨著商業、市場、交易所、貨棧、商隊和商船的出現，各種各樣的單據、賬冊、期票、書信和簿記等東西也逐漸問世。然而，這些東西都離不開紙，而且需要會讀會寫的人來使用它們。所以，那個時代與以往是不同的，並不僅僅是僧侶才會接受教育。中小學和大學在各地廣泛地興辦起來。求學的青年人全都奔向那些有大學的城市。在巴黎，學生們幾乎全都住在塞納河左岸的一片區域裏，這個地區直到現在還被人們稱為“拉丁區”。
對於這些熱情的、快活的、永遠渴求知識的青年來說，書本和練習簿是他們最需要的東西。可是，一個窮學生哪來那麽多錢買羊皮紙呢？於是，便宜的紙就理所應當地成為了這些求學的青年朋友的救命稻草了。
那個時候，不僅是虔誠的僧侶才抄書，同時做這項工作的還有無憂無慮的、吵吵鬧鬧的大學生。
大學生在抄書的時候是不怎麽注意字體的工整和美觀的。他們往往把開頭的字母畫成一個滑稽地吐出舌頭的鬼臉，或者是一個肥胖笨拙的動物，以此來諷刺他們的教授。
另外，大學生對書本也是不怎麽敬重的，他們時常在教科書的空白處畫上一些恐怖嚇人的鬼臉，並寫上一些粗鄙不堪的話，什麽“廢話”啦，“無知”啦，“胡說”啦，等等。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學生吧。他此刻正坐在一間小閣樓裏麵抄寫著什麽。他的麵前擺放著一隻牛角形的墨水瓶，這隻墨水瓶是插在桌子上的一個洞裏的。此外，桌子上還有一盞冒煙的油燈，而這個學生的腰部則掛著一個裝鵝毛筆的文具盒。此時雖然已是深秋季節，可這間屋子裏卻並沒有生火。昨天夜裏，他打算從停靠在碼頭邊的駁船上偷些柴火，可卻讓守夜的人給抓住了，一頓胖揍自是免不了了。現如今，他的屋子裏隻剩下一片幹麵包皮和一杯水，除此之外什麽吃的東西都沒有了。
他的模樣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衣衫襤褸的、瘦得不成樣子的僧侶。他的頭剃得光光的，與僧侶頭沒什麽區別，其實，這說明他已經從中學畢業。除了僧侶頭之外，他別的地方都不像僧侶。他的臉上傷痕累累，表明他最近曾經在小酒館裏跟一個皮鞋匠打過架。
大學生的生活總是過得不怎麽舒服。剛開始的時候，他進入一家寺院辦的學校念書，在那裏可沒少挨各種各樣的毒打。後來當上了巡迴教師，便在鄉村和莊子裏四處奔跑。有的時候他能夠得到一些工錢，可卻總是要忍饑挨餓。晚上的時候，他就在村旁的溝裏麵過夜，有時還順便在農夫的茅舍裏偷一隻打盹的雞。後來他又到鍾樓裏去過夜，在那裏待了六個月，他的工作就是在休息日敲敲鍾，召集人們來做禮拜。最後，他終於來到了這個大城市，步入了大學的課堂。他那些同鄉接收他入夥，並且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大主教”。他總是非常激烈地跟別人爭吵，討論著學術上的問題，一喝醉酒就會鬧事。哪有不知道“大主教”大名的小酒館呢？如果比起喝酒來，他在藝術係的學生中間名列第一。而最糟糕的事情是他的手裏從來就沒有一個子兒。他隻能偶爾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為鄰居抄寫祈禱書或者讚美詩。
在這個大學生的頭腦中，所有的這些念頭一個接一個地掠過。他的手在紙上移動得越來越慢了。終於，他倒在了桌子上，均勻的鼾聲代替了筆尖觸著紙麵的沙沙聲。油燈冒出的濃煙把房間的牆壁都熏黑了。令人討厭的老鼠在角落裏跑來跑去，吱吱地叫著。它們找到了大學生明天用來當午餐的那塊麵包皮，可是他卻一點兒也沒有發覺。他此刻正在做夢呢，夢見自己明年就可以戴上圓圓的學士帽了。
與此同時，在德國的美因茨城裏，約翰·穀登堡正在翻看他剛剛印出來的新書——用印刷機印的第一本書。
不管是字母的形狀，還是文字的排列，看起來都與手抄的極為相似。然而，不同的地方卻一眼就能夠看出來。每一個字母都十分清晰，筆直地挺立在那裏，就像廣場上等待檢閱的士兵一樣。
在印刷機與抄寫員的筆之間展開了一場戰爭，而印刷機迅速地獲得了勝利。這是因為印刷機在幾天之內就可以印出來的著作，抄寫卻需要幾年的時間。
剛開始時，抄寫員還參與印刷工作。如果印刷的書中沒有大寫字母，那麽之後就由抄寫員負責用顏料填上去。然而，這會憑空給書增加很多成本。所以，後來在留有大寫字母的空白地方，就幹脆讓它空著。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印刷的書籍裏麵的紅行不像手抄本那樣是出格的，而是比其他各行都要短些。
以上這些就是我所要告訴你的有關紅行的全部曆史了。現在你已經知道了，它為什麽叫做紅行，紅行為什麽要比其他各行都短了。
越是到後來，印刷的書和手抄本相同的地方就越少。漸漸地，活字出現了變化。用手寫小字是非常困難的，可是，用印刷機來做這件事就比較容易了。這樣一來，大書本就完全被用細小的活字印的小冊子所代替了。
手抄本上的每一幅圖畫都必須由畫家親自來畫。而在印刷的書中，手繪的圖畫就不需要了，因為裏麵用的是版畫。於是，印刷機成了名副其實的“畫畫機”。用不了幾個小時的時間，它就可以“畫出”幾百幅圖畫來。
如此一來，書就變得便宜很多了，即便不是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這樣，但它確實已經變成很多人都可以擁有的東西了。不過，當時的那些有錢人仍然對這種新鮮事物抱有非常冷淡的態度。在他們看來，印刷的書是徹頭徹尾的“窮人書”。因此，他們在購買完印刷書之後，再將其交給畫家，讓他用顏料來塗飾插畫，把它們改造成“富人書”。
就這樣，一年接一年地過去了，而書裏麵出現的新事物也一年比一年多。
現如今，你翻開書來看看，看看印著書名的扉頁或者目錄，你一點兒也不會感到奇怪。每一頁上都印著頁碼，你認為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當你看到逗號的時候，你也不會驚奇地發問：“這到底是什麽新鮮玩意兒啊？”
但是，就在當時，扉頁、目錄、逗號和頁碼都是印刷行業裏非常新鮮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裏有必要詳細地敘述一下，它們究竟是在什麽時候、是怎樣出現的。
比如說，印書名的扉頁大約是在一千五百年前出現的。它出現的過程是這樣的：以前，當書籍不是印刷的，而是手抄的時候，絕大部分的書不是用於出售的，而是客戶直接訂貨的。所以，抄寫員不必為書大作宣傳。在結束手抄工作的時候，他們隻需要在年月和地點旁邊，謙遜地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就可以了。
而印刷機的出現就帶來另外一番景象了。它一下子就可以印出幾百幾千份來；而且不是因為有人訂貨，而是為了銷售才特意印製的。那麽，怎樣做才能吸引買主呢？比如說書店裏賣的書，需要用大號字體印出顯著的書名，放在書的封麵，借此來吸引讀者。
於是，印書名的扉頁就應運而生了。對於讀者來說，他們可以從這一頁就洞悉全書的一切情況——書中講的是什麽，作者何許人也，這本書是在什麽情況下完成的，哪裏出版的，哪家印刷廠負責印製的。
光是書名就要占去五六行的空間。不過也正是從書名這裏就開始大吹大擂的，人們看一眼書名就能知道這是一本古代的書。
書名頁通常都貼在書店門口，作為本書發行的廣告。哦，那麽，逗號又是誰發明出來的呢？
在15世紀到16世紀這段時期，威尼斯印刷廠的廠主阿裏德·瑪努齊最先運用了逗號。在此之前，書中隻有兩種標點符號，那就是句號和冒號。幾乎與此同時，瑪努齊也把目錄運用到了書裏。
而頁碼是直到16世紀才出現的。
書籍發生了改變，購買書籍的人也同樣有了變化。從前，到抄寫員那裏去的通常都是修道院的院長，他是去約抄寫員抄寫聖禮記的。貴族太太也會打發仆人來訂製特別的祈禱書，特別之處在於要用山羊皮裝訂。而神學家則要求抄寫員抄寫教堂神甫用的巨大圖書。
印刷的書找到了身份和稱謂完全不同的大量主顧，書店裏總是擠滿了大量的市民和學生。盡管擺在書架上的那些關於神學的大本書上積滿了塵土，可是它們卻一點兒也沒有破舊；而買主手中盡是一些小開本的書，裏麵有古希臘和古羅馬作家的著作、騎士小說、編年史和辛辣的政論小冊子。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厚重的神學大本書比薄本的發表富有戰鬥性的政論文章的小冊子要生活得更加輕鬆愉快。當大本書安安穩穩地躺在書架上的時候，人們就像獵人搜尋野禽那樣在小心翼翼地搜尋著政論小冊子。假如這種書不幸落到經羅馬教皇聖諭批示過的違禁書單裏，那可就糟糕透了。因為一旦那樣，這些書就必須要被消滅，再無生還的可能。
為了瞞過檢查官，印刷廠的廠主會采用各種各樣的手段。比如說出版一本《論自由》，有的時候書中甚至有攻擊宗教的言論，可序言裏卻清清楚楚地寫著什麽聖約翰也喜歡看這本書，常常會把它放在枕頭下，甚至讀到深夜也愛不釋手。
而我們俄國的第一本印刷書也經受了對穿僧衣的迫害者的鬥爭。在伊凡四世時代，第一個印刷所在莫斯科建立了起來。
“伊凡皇帝下令，在本國的光榮城市莫斯科建立印刷機構，興辦印書事業，以此來淨化並改正那些不學無術的抄書者的思想。”
在克裏姆林宮和商場附近，也就是尼古拉希臘寺院和別洛波羅德宮的中間，一座很高的建築物拔地而起，頂部有一座高塔，塔上有雙頭鷹模樣的裝飾品，另外還有兩扇鐵柵欄做的大門。
抄紙用的模子是一個框，底是用細竹絲或者細絲線編成的網。人們在框裏倒入一些紙漿，使其朝各個方向震蕩，於是，纖維開始交織成氈狀。水流出去之後，網上就留下了一層濕濕的紙張。把它小心翼翼地揭下來，放在板子上，在太陽光底下將其曬幹，然後用木榨機把成疊的紙壓緊。
直到現在，中國人也還是在用這種手工的方法來造紙。
中國人可真是一個令人萬分敬仰的民族啊！從紙傘到書本，再從書本到瓷器，每一樣東西都體現出了中國人的無比勤勞和創造才能。瓷器、印刷術、火藥和紙，都是中國人發明出來的，而且都要比歐洲人早上很多年。
紙從亞洲傳到歐洲，這其間經曆了很多年代。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公元704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中亞細亞的撒馬爾罕城。而造紙術的秘密與其他的戰利品一起被帶了迴來。在阿拉伯人所征服的國家裏——西西裏、西班牙、敘利亞，造紙廠一個接一個地興辦了起來。順便提一下，敘利亞的馬姆比澤城（或者按照歐洲人的說法，叫做巴姆比查城），也開了一家造紙廠。於是，阿拉伯商人就把“巴姆比查城紙”和其他來自東方的產品——丁香、胡椒、香脂——一起運到了歐洲。我們俄文把紙叫做“6ymaгa”，這個單詞很有可能就是從“巴姆比查”演化而來的。最高級的紙要算巴格達紙了，這種紙在市場上銷售的是很大尺寸的大張。整個埃及一共造出了很多種紙，有大張的亞曆山大紙，也有非常小的用來寫鴿信的紙。這些紙都是用破布造出來的。它們看起來是黃色的，上麵有黑色的斑點。如果把它對著陽光看，還可以看見裏麵夾著的碎布塊兒呢。
大約在幾百年之後，歐洲才出現了造紙廠，或者說是當時歐洲人所說的“紙磨坊”。13世紀，意大利和法國也出現了那樣的紙磨坊。
有的時候，曆史學家即便是得到了古代的文書或者曆史記錄也無法知道這些文獻的具體編寫年代，因為書裏麵是不會寫這些的。
那麽，怎樣才能知道它們的年代呢？
對於這個問題，曆史學家光靠紙本身就能作出解答。他們把紙張對著陽光仔細查看，便能說出這是哪個時代的文書。因為用的紙張是哪個時代造出來的，文書就一定是後麵幾年寫出來的。
當一位學者在亮光裏看紙的時候，他究竟看到了什麽呢？
他在紙上看到了透明的水印。
每一位造紙技師都有自己專屬的水印，那相當於他們的標記。除了水印之外，很多造紙技師還往往把造紙的年份和自己的名字打在紙上。所以，打在紙上的標記是多種多樣的。這種標記有可能是人頭，有可能是半頭鹿，有可能是塔，有可能是駱駝，有可能是手套，有可能是獨角獸，有可能是獅子，有可能是長著魚尾的水怪，有可能是長著翅膀的鳥頭獅子，也有可能是頭戴三重王冠、手拿金鑰匙的羅馬教皇。
打水印的過程是這樣的：首先，把紙漿倒入有銅絲網底的模子裏。模子底部有用銅絲做成的圖形。哪裏有銅絲，哪裏鋪的紙漿就要少一些，而造出來的紙也就比其他的薄一些。所以，把紙放在亮光裏一照，你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發現，有銅絲網的部分會顯得比較透明，而有銅絲圖形的地方便會顯現水印。
圓形水印是最古老的一種水印。要是你看到紙上有這樣的水印，你立刻就能夠說出，這種紙是1301年造的。
14世紀時，漢薩同盟的商人把紙從諾夫哥羅德城帶到了俄國。這種紙是意大利製造的。16世紀時，旅行家巴別裏諾來到了莫斯科。他在日記裏是這樣寫的：“他們也引進了造紙的方法，甚至已經獨立造出紙來了，然而，他們造出的紙並不怎麽好用，這是因為他們的造紙技術還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
俄國的第一個“紙磨坊”建在距離莫斯科30公裏的烏奇河畔。可是沒過多久就倒閉了。
大約在一百年之後，俄國又建立了另外一座“紙磨坊”，這一次是在帕赫爾河畔，一家麵粉廠的旁邊，而造紙技師的助手也來自於麵粉廠。終於開始造紙了，然而，到了1657年的春天，突然山洪暴發，把河堤衝毀了，紙磨坊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於是，之後又在亞烏茲河畔另造了一個磨坊，以此來代替它。
這個紙磨坊生產出來的紙都是大張的，而且加有水印。水印很像阿姆斯特丹市的市徽，隻不過做得粗糙一些，獅子不像獅子，盾牌不像盾牌。
而且，如果按照水印來判斷，那個時候俄國造紙廠生產出來的紙應該是仿荷蘭式的，而荷蘭紙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級的紙。
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還不願意肯定紙的價值，而且總是在紙上寫一些不需要長時間保存的事情，裝訂書本也仍然使用羊皮紙。然而，越是到後來，便宜的紙越是把昂貴的羊皮紙排擠掉了。紙的質量也越來越好，越來越耐用。於是也就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用紙來抄書了。可有些時候還是害怕它不結實，所以會在每兩個裝訂帖中間夾上一層羊皮紙。
又過了一百年，羊皮紙才漸漸地變成稀罕的東西。
其實，不這樣是根本不行的。商業已經極為迅猛地發展起來。在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通道上，商隊往來不絕。在海洋上，在大江大河上，滿載貨物的商船從一個國家航行到另一個國家。隨著商業、市場、交易所、貨棧、商隊和商船的出現，各種各樣的單據、賬冊、期票、書信和簿記等東西也逐漸問世。然而，這些東西都離不開紙，而且需要會讀會寫的人來使用它們。所以，那個時代與以往是不同的，並不僅僅是僧侶才會接受教育。中小學和大學在各地廣泛地興辦起來。求學的青年人全都奔向那些有大學的城市。在巴黎，學生們幾乎全都住在塞納河左岸的一片區域裏，這個地區直到現在還被人們稱為“拉丁區”。
對於這些熱情的、快活的、永遠渴求知識的青年來說，書本和練習簿是他們最需要的東西。可是，一個窮學生哪來那麽多錢買羊皮紙呢？於是，便宜的紙就理所應當地成為了這些求學的青年朋友的救命稻草了。
那個時候，不僅是虔誠的僧侶才抄書，同時做這項工作的還有無憂無慮的、吵吵鬧鬧的大學生。
大學生在抄書的時候是不怎麽注意字體的工整和美觀的。他們往往把開頭的字母畫成一個滑稽地吐出舌頭的鬼臉，或者是一個肥胖笨拙的動物，以此來諷刺他們的教授。
另外，大學生對書本也是不怎麽敬重的，他們時常在教科書的空白處畫上一些恐怖嚇人的鬼臉，並寫上一些粗鄙不堪的話，什麽“廢話”啦，“無知”啦，“胡說”啦，等等。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學生吧。他此刻正坐在一間小閣樓裏麵抄寫著什麽。他的麵前擺放著一隻牛角形的墨水瓶，這隻墨水瓶是插在桌子上的一個洞裏的。此外，桌子上還有一盞冒煙的油燈，而這個學生的腰部則掛著一個裝鵝毛筆的文具盒。此時雖然已是深秋季節，可這間屋子裏卻並沒有生火。昨天夜裏，他打算從停靠在碼頭邊的駁船上偷些柴火，可卻讓守夜的人給抓住了，一頓胖揍自是免不了了。現如今，他的屋子裏隻剩下一片幹麵包皮和一杯水，除此之外什麽吃的東西都沒有了。
他的模樣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衣衫襤褸的、瘦得不成樣子的僧侶。他的頭剃得光光的，與僧侶頭沒什麽區別，其實，這說明他已經從中學畢業。除了僧侶頭之外，他別的地方都不像僧侶。他的臉上傷痕累累，表明他最近曾經在小酒館裏跟一個皮鞋匠打過架。
大學生的生活總是過得不怎麽舒服。剛開始的時候，他進入一家寺院辦的學校念書，在那裏可沒少挨各種各樣的毒打。後來當上了巡迴教師，便在鄉村和莊子裏四處奔跑。有的時候他能夠得到一些工錢，可卻總是要忍饑挨餓。晚上的時候，他就在村旁的溝裏麵過夜，有時還順便在農夫的茅舍裏偷一隻打盹的雞。後來他又到鍾樓裏去過夜，在那裏待了六個月，他的工作就是在休息日敲敲鍾，召集人們來做禮拜。最後，他終於來到了這個大城市，步入了大學的課堂。他那些同鄉接收他入夥，並且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大主教”。他總是非常激烈地跟別人爭吵，討論著學術上的問題，一喝醉酒就會鬧事。哪有不知道“大主教”大名的小酒館呢？如果比起喝酒來，他在藝術係的學生中間名列第一。而最糟糕的事情是他的手裏從來就沒有一個子兒。他隻能偶爾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為鄰居抄寫祈禱書或者讚美詩。
在這個大學生的頭腦中，所有的這些念頭一個接一個地掠過。他的手在紙上移動得越來越慢了。終於，他倒在了桌子上，均勻的鼾聲代替了筆尖觸著紙麵的沙沙聲。油燈冒出的濃煙把房間的牆壁都熏黑了。令人討厭的老鼠在角落裏跑來跑去，吱吱地叫著。它們找到了大學生明天用來當午餐的那塊麵包皮，可是他卻一點兒也沒有發覺。他此刻正在做夢呢，夢見自己明年就可以戴上圓圓的學士帽了。
與此同時，在德國的美因茨城裏，約翰·穀登堡正在翻看他剛剛印出來的新書——用印刷機印的第一本書。
不管是字母的形狀，還是文字的排列，看起來都與手抄的極為相似。然而，不同的地方卻一眼就能夠看出來。每一個字母都十分清晰，筆直地挺立在那裏，就像廣場上等待檢閱的士兵一樣。
在印刷機與抄寫員的筆之間展開了一場戰爭，而印刷機迅速地獲得了勝利。這是因為印刷機在幾天之內就可以印出來的著作，抄寫卻需要幾年的時間。
剛開始時，抄寫員還參與印刷工作。如果印刷的書中沒有大寫字母，那麽之後就由抄寫員負責用顏料填上去。然而，這會憑空給書增加很多成本。所以，後來在留有大寫字母的空白地方，就幹脆讓它空著。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印刷的書籍裏麵的紅行不像手抄本那樣是出格的，而是比其他各行都要短些。
以上這些就是我所要告訴你的有關紅行的全部曆史了。現在你已經知道了，它為什麽叫做紅行，紅行為什麽要比其他各行都短了。
越是到後來，印刷的書和手抄本相同的地方就越少。漸漸地，活字出現了變化。用手寫小字是非常困難的，可是，用印刷機來做這件事就比較容易了。這樣一來，大書本就完全被用細小的活字印的小冊子所代替了。
手抄本上的每一幅圖畫都必須由畫家親自來畫。而在印刷的書中，手繪的圖畫就不需要了，因為裏麵用的是版畫。於是，印刷機成了名副其實的“畫畫機”。用不了幾個小時的時間，它就可以“畫出”幾百幅圖畫來。
如此一來，書就變得便宜很多了，即便不是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這樣，但它確實已經變成很多人都可以擁有的東西了。不過，當時的那些有錢人仍然對這種新鮮事物抱有非常冷淡的態度。在他們看來，印刷的書是徹頭徹尾的“窮人書”。因此，他們在購買完印刷書之後，再將其交給畫家，讓他用顏料來塗飾插畫，把它們改造成“富人書”。
就這樣，一年接一年地過去了，而書裏麵出現的新事物也一年比一年多。
現如今，你翻開書來看看，看看印著書名的扉頁或者目錄，你一點兒也不會感到奇怪。每一頁上都印著頁碼，你認為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當你看到逗號的時候，你也不會驚奇地發問：“這到底是什麽新鮮玩意兒啊？”
但是，就在當時，扉頁、目錄、逗號和頁碼都是印刷行業裏非常新鮮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裏有必要詳細地敘述一下，它們究竟是在什麽時候、是怎樣出現的。
比如說，印書名的扉頁大約是在一千五百年前出現的。它出現的過程是這樣的：以前，當書籍不是印刷的，而是手抄的時候，絕大部分的書不是用於出售的，而是客戶直接訂貨的。所以，抄寫員不必為書大作宣傳。在結束手抄工作的時候，他們隻需要在年月和地點旁邊，謙遜地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就可以了。
而印刷機的出現就帶來另外一番景象了。它一下子就可以印出幾百幾千份來；而且不是因為有人訂貨，而是為了銷售才特意印製的。那麽，怎樣做才能吸引買主呢？比如說書店裏賣的書，需要用大號字體印出顯著的書名，放在書的封麵，借此來吸引讀者。
於是，印書名的扉頁就應運而生了。對於讀者來說，他們可以從這一頁就洞悉全書的一切情況——書中講的是什麽，作者何許人也，這本書是在什麽情況下完成的，哪裏出版的，哪家印刷廠負責印製的。
光是書名就要占去五六行的空間。不過也正是從書名這裏就開始大吹大擂的，人們看一眼書名就能知道這是一本古代的書。
書名頁通常都貼在書店門口，作為本書發行的廣告。哦，那麽，逗號又是誰發明出來的呢？
在15世紀到16世紀這段時期，威尼斯印刷廠的廠主阿裏德·瑪努齊最先運用了逗號。在此之前，書中隻有兩種標點符號，那就是句號和冒號。幾乎與此同時，瑪努齊也把目錄運用到了書裏。
而頁碼是直到16世紀才出現的。
書籍發生了改變，購買書籍的人也同樣有了變化。從前，到抄寫員那裏去的通常都是修道院的院長，他是去約抄寫員抄寫聖禮記的。貴族太太也會打發仆人來訂製特別的祈禱書，特別之處在於要用山羊皮裝訂。而神學家則要求抄寫員抄寫教堂神甫用的巨大圖書。
印刷的書找到了身份和稱謂完全不同的大量主顧，書店裏總是擠滿了大量的市民和學生。盡管擺在書架上的那些關於神學的大本書上積滿了塵土，可是它們卻一點兒也沒有破舊；而買主手中盡是一些小開本的書，裏麵有古希臘和古羅馬作家的著作、騎士小說、編年史和辛辣的政論小冊子。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厚重的神學大本書比薄本的發表富有戰鬥性的政論文章的小冊子要生活得更加輕鬆愉快。當大本書安安穩穩地躺在書架上的時候，人們就像獵人搜尋野禽那樣在小心翼翼地搜尋著政論小冊子。假如這種書不幸落到經羅馬教皇聖諭批示過的違禁書單裏，那可就糟糕透了。因為一旦那樣，這些書就必須要被消滅，再無生還的可能。
為了瞞過檢查官，印刷廠的廠主會采用各種各樣的手段。比如說出版一本《論自由》，有的時候書中甚至有攻擊宗教的言論，可序言裏卻清清楚楚地寫著什麽聖約翰也喜歡看這本書，常常會把它放在枕頭下，甚至讀到深夜也愛不釋手。
而我們俄國的第一本印刷書也經受了對穿僧衣的迫害者的鬥爭。在伊凡四世時代，第一個印刷所在莫斯科建立了起來。
“伊凡皇帝下令，在本國的光榮城市莫斯科建立印刷機構，興辦印書事業，以此來淨化並改正那些不學無術的抄書者的思想。”
在克裏姆林宮和商場附近，也就是尼古拉希臘寺院和別洛波羅德宮的中間，一座很高的建築物拔地而起，頂部有一座高塔，塔上有雙頭鷹模樣的裝飾品，另外還有兩扇鐵柵欄做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