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可怕到了極點。我一直以為那份文件會很快找到的，因此我還沒想找不到的後果。這真可怕。我想到舅舅和他的內閣同僚，想到由於我而給親友帶來的羞辱，自己的得失又算得了什麽?最重要的是外交利益至關緊要，我做了些什麽呢?我想我一定是當眾大鬧了一場。有一個同事陪我到了滑鐵盧車站，將我送上了去沃金的火車。我相信，要是沒有鄰居同我一塊兒乘坐這輛車的話，他肯定會一直陪我到家。那個同乘的人把我照顧得很周到，到家前我幾乎變成了一個胡言亂語的瘋子。
“你可以想象，可憐的安妮和我母親看到我這副樣子都快肝腸寸斷了。很明顯，我的病不容易治好了，所以約瑟夫趕緊搬出了這間臥室，這成了我的病房。先生，九個多星期來我一直躺在這裏，神經錯亂，要是沒有哈裏森小姐和醫生，我怕是早已去見上帝了。安妮白天照看我，晚上則由另一位護士守護我，最近三天，我的理智才漸漸恢複過來。我有時甚至寧願它不要好了。恢複理智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福布斯先生打了一封電報。他對我說，沒有任何線索。於是警方又懷疑上了戈羅特，戈羅特那晚下班後在辦公室逗留了很長時間。他有兩個疑點：一是他走得晚，二是他的法國姓名。可實際上，我沒在他麵前抄過此協定，他的祖先雖然是法國人，但不管從哪個方麵看，現在他都是個地道的英國人了。於是案件就此被打住了。先生，就看你的了，要是你也沒辦法的話，我將永遠失去我的榮譽和地位了。”
因為過長時間的談話，病人感到疲累，便斜靠在墊子上，這時護士倒了一杯鎮靜劑。福爾摩斯默默不語，在飛快地思考。
“你講得很清楚，”最後他開口了，“我差不多沒有什麽要問的了。不過，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還要弄明白。你是否告訴過什麽人你要做這個特殊的事情呢?”
“沒有。”
“比方說，哈裏森小姐?”
“沒有，我接到命令後便沒迴過沃金。”
“這期間也沒有一個親戚或朋友去看過你?”
“沒有。”
“他們知道你辦公室的路線嗎?”
“呀，這個，我都告訴了他們。”
“當然，你對誰也沒有說起過協定的事，也沒必要問這些了。”
“我一點兒也沒透露過。”
“你了解看門人嗎?”
“我隻知道他當過很多年兵。”
“在哪個團服役?”
“是科爾斯特裏姆警衛隊的。”
“十分感謝。我會從福布斯那裏得到詳盡情況的。啊，多可愛的玫瑰花啊!”
他繞過沙發，到了開著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著的玫瑰花枝，欣賞著嬌嫩豔紅的花團。手中拿著玫瑰花，我的朋友陷入了深思。幾分鍾後，那位年輕的女子打破了沉默。
“是不是你認為有希望了，先生?”她用很大的聲音問道。
“啊，這個!”福爾摩斯一愣，才又迴到了現實中，迴答說，“我會盡力而為的。”
“有什麽線索了嗎?”
“你剛才給了我七個線索，當然，我得試一下它們是否有價值。”
“哪一個人嫌疑最大?”
“我有些懷疑我自己了。”
“什麽?!”
“我現在懷疑我是不是過早地下了結論。”
“那你就迴倫敦去檢驗一下吧。”
“哈裏森小姐，你的提議很好。”福爾摩斯站起身來說，“我認為，華生，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你不要抱太高希望，費爾普斯先生。”
“我很願意和你再次見麵。”這位外交大員高聲說道。
“好，無論如何，我明天還乘這班火車來看你。”
“願主與你同在，”我們的委托人高聲叫道，“順便說一下，霍爾德赫斯特勳爵給我寫了一封信。”
“啊!他都寫了些什麽?”
“冷淡但並不嚴厲。我想是由於我重病在身，他才沒有重一點兒訓斥我吧。我的前途是完了，革職是免不了的。”
“啊，這是合乎情理而又考慮周到的，”福爾摩斯說，“走，華生，還有一天的工作在倫敦等著我們呢。”
我們由約瑟夫?哈裏森先生用馬車送到了火車站，上了去樸次茅斯的火車。我的朋友總是不說話，一直到過了克拉彭樞紐站，他才說：
“我想費爾普斯不會飲酒吧?”
“我想是。”
“我也這樣認為，可是我們應該想到全部可能性。這可憐的人已心急如焚，我們看能否把他拉上岸。你怎麽看哈裏森小姐?”
“一個剛強的姑娘。”
“不錯，她是一個好人。要是我沒看錯，她和她哥哥是那個鐵器製造商僅有的兩個孩子。在去年冬天旅行時，他們訂婚了，她哥哥陪她來和費爾普斯的家人見麵。恰好發生了這件不幸的事，她就留下來照顧未婚夫，她哥哥覺得這裏很舒適，也留了下來。你看我已做了一些單獨的調查，不過我還得繼續調查。”
“我的醫務……”我開始說道。
“啊，要是你認為你的業務比此案還重要……”我朋友有些刻薄地說。
“我想說我可以停業一兩天，反正這時正是淡季。”
“太棒了，”福爾摩斯又高興起來，“那我們就一起來研究這案子吧。”
“你已經有了線索?”
“對，我們已有了好幾個。但最難的是看不出到底有何犯罪動機。但此案應該有某種動機。能夠從中得到好處的是哪些人呢?法國大使、俄國大使，可以把該協定出賣給其中一個大使的那個人，還有霍爾德赫斯特勳爵。”
“霍爾德赫斯特勳爵!?”
“是的，隻要需要，一個政治家也會這麽做。”
“他不是有光榮的曆史嗎?”
“但這一點我們卻不能小看。今天就去拜訪他，看看他能否告訴我們一些情況。在車站我給倫敦各家晚報發了一份電報，這個廣告每家報紙都將刊登。”
他交給我一張從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在上麵用鉛筆寫了幾個字：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點三刻，在查爾斯街外交部的門口或鄰近，從馬車上下來一位乘客，請知情者將馬車號碼告知貝克街221號乙，願以十英鎊作為酬謝。
“你認為他是乘坐馬車來的?”
“對，我可以肯定。”
“這看似有理。”
“這是一個線索，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本案中最特殊的一點是那鈴聲。為什麽他要按鈴?在虛張聲勢?要不然就是有人和他一起進來，按鈴是為了防止盜竊行為。抑或是無意的?或者……”他重新迴到思索之中。
三點二十分我們到達終點站，匆忙吃過午飯後，我們馬上趕往蘇格蘭場。福布斯正迎候我們。他身材矮小，獐頭鼠目，態度毫不友好，特別是曉得來意，對我們更冷淡了。
“我已經聽說過你的方法，先生，”他刻薄地說，“警方給你線索，你破案，讓警方丟臉。”
“正好相反，”我朋友說道，“我已破獲的五十三件案子裏，隻有四件署過名，剩下的好處都給了警方。我無法責備你，你既年輕，又缺乏經驗。要是在你的新職業中你想求得上進，那就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和我作對。”
“我很樂意接受您的教誨，”這位偵探立刻改變了態度說道，“到如今我還沒從辦案中得過什麽榮譽呢。”
“采取過什麽措施呢?”
“我全部時間都在盯著看門人，他離開警衛隊時名聲不是很好，但我們找不到什麽證據。不過他老婆是個壞家夥，我看，她實際上對此案知道很多。”
“你跟蹤過她嗎?”
“我們派一個女偵探跟蹤她。她好喝酒，女偵探就趁她高興陪她喝酒，可套不出什麽話來。”
“據說她家來過一些舊貨商。”
“是的，可她已經把債還完了。”
“錢從哪些地方來的?”
“看門人剛剛拿到年金，可他們還是過得緊巴巴的。”
“那天晚上她代替丈夫上樓來應承，她對此作何解釋?”
“她說他很累，她樂意替他幹。”
“是的，一會兒後他睡著了。如此說來這女人除了品行不端外，沒有什麽罪證了。為什麽那天晚上她匆忙離開?”
“她說那晚已經比平時晚了，所以有點兒匆忙。”
“那為什麽你和費爾普斯先生晚去她家二十分鍾，卻比她到的早呢?”
“她說公共馬車比較慢，雙輪雙座馬車快。”
“為何到家後她先跑到廚房去了?”
“她說由於錢放在了廚房，要拿來付給舊貨商。”
“有沒有問她，離開時，是否看見有什麽不明身份的人在查爾斯街上徘徊?”
“她說隻看見了警察。”
“很好，該問的你都問了，你還做了一些什麽呢?”
“在這九個星期內我們一直在監視職員戈羅特，可沒有收獲什麽，我們也找不到任何不利於他的證據。”
“還有什麽?”
“啊，我們已無所事事了。”
“你想過為什麽電鈴會響嗎?”
“呀，我承認我已被難住了。不管怎麽說，這人膽子夠大的，不僅來了，而且還敢發出警報。”
“對，這很怪。謝謝你。如果我要你去抓這個人，我會告訴你的。”
“現在去哪兒?”離開警廳時，我問他。
“到霍爾德赫斯特勳爵家去，這位內閣大臣和未來的英國首相。”
幸運的是，我們趕到時，他還沒走。福爾摩斯遞上名片，他召見了我們。他是按舊式禮節接待我們的。
“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福爾摩斯先生，”他笑容滿麵地說，“我當然曉得你們的來意，能夠引起你們關注的我們部裏隻有一件事。能否告訴我你們是受誰委托辦的嗎?”
“費爾普斯先生。”我朋友答道。
“啊，是我那可憐的外甥!你明白，我是不能循私枉法的。我擔心此事不利於他的前途。”
“要是找到了那份文件呢?”
“那就完全改變了。”
“勳爵，我希望能問您幾個問題。”
“我很高興。”
“就是在這間辦公室裏，您抄寫文件嗎?”
“是的。”
“就是說幾乎沒人能偷聽到你們的談話?”
“絕對沒有。”
“是否對人說過您計劃叫人抄寫這份協定呢?”
“從來沒有。”
“你敢肯定?”
“完全肯定。”
“好，你們兩人都沒說過，並且沒有他人知曉此事，那麽盜賊來辦公室純屬偶然了。他抓住這個機會，把文件拿走了。”
這個內閣大臣笑了。
“我可不會想到這個。”他說道。
福爾摩斯想了一會兒。“還有其它更為重要的東西，我想和您商量一下。”他說道，“據我所知，您擔心此協定一經披露，就會導致極嚴重的後果。”
內閣大臣臉上掠過一絲陰影，他說道：“當然。”
“出現了嗎?”
“還沒有。”
“要是此協定已經落到，比方說是法國或俄國外交部的手裏，您會有消息嗎?”
“我一定能收到消息。”這位大臣麵色不快地說。
“這麽說，既然將近十個星期過去，一直沒有消息，這就有根據設想，由於某種原因，法、俄外交部還沒得到此協定。”
“福爾摩斯先生，我都弄不明白，為什麽他偷走協定隻是把它束之高閣。”
“可能他在待價而沽呢。”
“但是再等上一些時日，文件就不值錢了。因為幾個月後，這個協定就不是秘密了。”
“這點很重要，”我朋友說，“還可以猜想，那人突然病倒了……”
“比方說神經病，是嗎?”霍爾德赫斯特勳爵飛快地掃了他一眼。
“我可沒有這麽說，”他沉著地說，“浪費了您這麽多時間，告辭了。”
“不管罪犯是誰，都希望你能夠順利地查出來。”他向我們點頭說道。
我們走到白廳街時，福爾摩斯說：“他是一個優秀的人，不過要保住他的地位，他還得再做一場鬥爭。他不太富有，可卻有很大的支出。你當然已看到他的長統靴子已經換過鞋底了。我很希望你明天和我一起坐同一班火車去沃金。”
第二天早上我們一同去了沃金。他說，沒有廣告的迴音，此案也沒有頭緒。他說話時麵無表情。我記得，他談到貝蒂榮測量法，他對這位法國學者非常欣賞與讚美。
“你可以想象，可憐的安妮和我母親看到我這副樣子都快肝腸寸斷了。很明顯，我的病不容易治好了，所以約瑟夫趕緊搬出了這間臥室，這成了我的病房。先生，九個多星期來我一直躺在這裏，神經錯亂，要是沒有哈裏森小姐和醫生，我怕是早已去見上帝了。安妮白天照看我，晚上則由另一位護士守護我，最近三天，我的理智才漸漸恢複過來。我有時甚至寧願它不要好了。恢複理智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福布斯先生打了一封電報。他對我說，沒有任何線索。於是警方又懷疑上了戈羅特，戈羅特那晚下班後在辦公室逗留了很長時間。他有兩個疑點：一是他走得晚，二是他的法國姓名。可實際上，我沒在他麵前抄過此協定，他的祖先雖然是法國人，但不管從哪個方麵看，現在他都是個地道的英國人了。於是案件就此被打住了。先生，就看你的了，要是你也沒辦法的話，我將永遠失去我的榮譽和地位了。”
因為過長時間的談話，病人感到疲累，便斜靠在墊子上，這時護士倒了一杯鎮靜劑。福爾摩斯默默不語，在飛快地思考。
“你講得很清楚，”最後他開口了，“我差不多沒有什麽要問的了。不過，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還要弄明白。你是否告訴過什麽人你要做這個特殊的事情呢?”
“沒有。”
“比方說，哈裏森小姐?”
“沒有，我接到命令後便沒迴過沃金。”
“這期間也沒有一個親戚或朋友去看過你?”
“沒有。”
“他們知道你辦公室的路線嗎?”
“呀，這個，我都告訴了他們。”
“當然，你對誰也沒有說起過協定的事，也沒必要問這些了。”
“我一點兒也沒透露過。”
“你了解看門人嗎?”
“我隻知道他當過很多年兵。”
“在哪個團服役?”
“是科爾斯特裏姆警衛隊的。”
“十分感謝。我會從福布斯那裏得到詳盡情況的。啊，多可愛的玫瑰花啊!”
他繞過沙發，到了開著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著的玫瑰花枝，欣賞著嬌嫩豔紅的花團。手中拿著玫瑰花，我的朋友陷入了深思。幾分鍾後，那位年輕的女子打破了沉默。
“是不是你認為有希望了，先生?”她用很大的聲音問道。
“啊，這個!”福爾摩斯一愣，才又迴到了現實中，迴答說，“我會盡力而為的。”
“有什麽線索了嗎?”
“你剛才給了我七個線索，當然，我得試一下它們是否有價值。”
“哪一個人嫌疑最大?”
“我有些懷疑我自己了。”
“什麽?!”
“我現在懷疑我是不是過早地下了結論。”
“那你就迴倫敦去檢驗一下吧。”
“哈裏森小姐，你的提議很好。”福爾摩斯站起身來說，“我認為，華生，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你不要抱太高希望，費爾普斯先生。”
“我很願意和你再次見麵。”這位外交大員高聲說道。
“好，無論如何，我明天還乘這班火車來看你。”
“願主與你同在，”我們的委托人高聲叫道，“順便說一下，霍爾德赫斯特勳爵給我寫了一封信。”
“啊!他都寫了些什麽?”
“冷淡但並不嚴厲。我想是由於我重病在身，他才沒有重一點兒訓斥我吧。我的前途是完了，革職是免不了的。”
“啊，這是合乎情理而又考慮周到的，”福爾摩斯說，“走，華生，還有一天的工作在倫敦等著我們呢。”
我們由約瑟夫?哈裏森先生用馬車送到了火車站，上了去樸次茅斯的火車。我的朋友總是不說話，一直到過了克拉彭樞紐站，他才說：
“我想費爾普斯不會飲酒吧?”
“我想是。”
“我也這樣認為，可是我們應該想到全部可能性。這可憐的人已心急如焚，我們看能否把他拉上岸。你怎麽看哈裏森小姐?”
“一個剛強的姑娘。”
“不錯，她是一個好人。要是我沒看錯，她和她哥哥是那個鐵器製造商僅有的兩個孩子。在去年冬天旅行時，他們訂婚了，她哥哥陪她來和費爾普斯的家人見麵。恰好發生了這件不幸的事，她就留下來照顧未婚夫，她哥哥覺得這裏很舒適，也留了下來。你看我已做了一些單獨的調查，不過我還得繼續調查。”
“我的醫務……”我開始說道。
“啊，要是你認為你的業務比此案還重要……”我朋友有些刻薄地說。
“我想說我可以停業一兩天，反正這時正是淡季。”
“太棒了，”福爾摩斯又高興起來，“那我們就一起來研究這案子吧。”
“你已經有了線索?”
“對，我們已有了好幾個。但最難的是看不出到底有何犯罪動機。但此案應該有某種動機。能夠從中得到好處的是哪些人呢?法國大使、俄國大使，可以把該協定出賣給其中一個大使的那個人，還有霍爾德赫斯特勳爵。”
“霍爾德赫斯特勳爵!?”
“是的，隻要需要，一個政治家也會這麽做。”
“他不是有光榮的曆史嗎?”
“但這一點我們卻不能小看。今天就去拜訪他，看看他能否告訴我們一些情況。在車站我給倫敦各家晚報發了一份電報，這個廣告每家報紙都將刊登。”
他交給我一張從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在上麵用鉛筆寫了幾個字：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點三刻，在查爾斯街外交部的門口或鄰近，從馬車上下來一位乘客，請知情者將馬車號碼告知貝克街221號乙，願以十英鎊作為酬謝。
“你認為他是乘坐馬車來的?”
“對，我可以肯定。”
“這看似有理。”
“這是一個線索，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本案中最特殊的一點是那鈴聲。為什麽他要按鈴?在虛張聲勢?要不然就是有人和他一起進來，按鈴是為了防止盜竊行為。抑或是無意的?或者……”他重新迴到思索之中。
三點二十分我們到達終點站，匆忙吃過午飯後，我們馬上趕往蘇格蘭場。福布斯正迎候我們。他身材矮小，獐頭鼠目，態度毫不友好，特別是曉得來意，對我們更冷淡了。
“我已經聽說過你的方法，先生，”他刻薄地說，“警方給你線索，你破案，讓警方丟臉。”
“正好相反，”我朋友說道，“我已破獲的五十三件案子裏，隻有四件署過名，剩下的好處都給了警方。我無法責備你，你既年輕，又缺乏經驗。要是在你的新職業中你想求得上進，那就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和我作對。”
“我很樂意接受您的教誨，”這位偵探立刻改變了態度說道，“到如今我還沒從辦案中得過什麽榮譽呢。”
“采取過什麽措施呢?”
“我全部時間都在盯著看門人，他離開警衛隊時名聲不是很好，但我們找不到什麽證據。不過他老婆是個壞家夥，我看，她實際上對此案知道很多。”
“你跟蹤過她嗎?”
“我們派一個女偵探跟蹤她。她好喝酒，女偵探就趁她高興陪她喝酒，可套不出什麽話來。”
“據說她家來過一些舊貨商。”
“是的，可她已經把債還完了。”
“錢從哪些地方來的?”
“看門人剛剛拿到年金，可他們還是過得緊巴巴的。”
“那天晚上她代替丈夫上樓來應承，她對此作何解釋?”
“她說他很累，她樂意替他幹。”
“是的，一會兒後他睡著了。如此說來這女人除了品行不端外，沒有什麽罪證了。為什麽那天晚上她匆忙離開?”
“她說那晚已經比平時晚了，所以有點兒匆忙。”
“那為什麽你和費爾普斯先生晚去她家二十分鍾，卻比她到的早呢?”
“她說公共馬車比較慢，雙輪雙座馬車快。”
“為何到家後她先跑到廚房去了?”
“她說由於錢放在了廚房，要拿來付給舊貨商。”
“有沒有問她，離開時，是否看見有什麽不明身份的人在查爾斯街上徘徊?”
“她說隻看見了警察。”
“很好，該問的你都問了，你還做了一些什麽呢?”
“在這九個星期內我們一直在監視職員戈羅特，可沒有收獲什麽，我們也找不到任何不利於他的證據。”
“還有什麽?”
“啊，我們已無所事事了。”
“你想過為什麽電鈴會響嗎?”
“呀，我承認我已被難住了。不管怎麽說，這人膽子夠大的，不僅來了，而且還敢發出警報。”
“對，這很怪。謝謝你。如果我要你去抓這個人，我會告訴你的。”
“現在去哪兒?”離開警廳時，我問他。
“到霍爾德赫斯特勳爵家去，這位內閣大臣和未來的英國首相。”
幸運的是，我們趕到時，他還沒走。福爾摩斯遞上名片，他召見了我們。他是按舊式禮節接待我們的。
“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福爾摩斯先生，”他笑容滿麵地說，“我當然曉得你們的來意，能夠引起你們關注的我們部裏隻有一件事。能否告訴我你們是受誰委托辦的嗎?”
“費爾普斯先生。”我朋友答道。
“啊，是我那可憐的外甥!你明白，我是不能循私枉法的。我擔心此事不利於他的前途。”
“要是找到了那份文件呢?”
“那就完全改變了。”
“勳爵，我希望能問您幾個問題。”
“我很高興。”
“就是在這間辦公室裏，您抄寫文件嗎?”
“是的。”
“就是說幾乎沒人能偷聽到你們的談話?”
“絕對沒有。”
“是否對人說過您計劃叫人抄寫這份協定呢?”
“從來沒有。”
“你敢肯定?”
“完全肯定。”
“好，你們兩人都沒說過，並且沒有他人知曉此事，那麽盜賊來辦公室純屬偶然了。他抓住這個機會，把文件拿走了。”
這個內閣大臣笑了。
“我可不會想到這個。”他說道。
福爾摩斯想了一會兒。“還有其它更為重要的東西，我想和您商量一下。”他說道，“據我所知，您擔心此協定一經披露，就會導致極嚴重的後果。”
內閣大臣臉上掠過一絲陰影，他說道：“當然。”
“出現了嗎?”
“還沒有。”
“要是此協定已經落到，比方說是法國或俄國外交部的手裏，您會有消息嗎?”
“我一定能收到消息。”這位大臣麵色不快地說。
“這麽說，既然將近十個星期過去，一直沒有消息，這就有根據設想，由於某種原因，法、俄外交部還沒得到此協定。”
“福爾摩斯先生，我都弄不明白，為什麽他偷走協定隻是把它束之高閣。”
“可能他在待價而沽呢。”
“但是再等上一些時日，文件就不值錢了。因為幾個月後，這個協定就不是秘密了。”
“這點很重要，”我朋友說，“還可以猜想，那人突然病倒了……”
“比方說神經病，是嗎?”霍爾德赫斯特勳爵飛快地掃了他一眼。
“我可沒有這麽說，”他沉著地說，“浪費了您這麽多時間，告辭了。”
“不管罪犯是誰，都希望你能夠順利地查出來。”他向我們點頭說道。
我們走到白廳街時，福爾摩斯說：“他是一個優秀的人，不過要保住他的地位，他還得再做一場鬥爭。他不太富有，可卻有很大的支出。你當然已看到他的長統靴子已經換過鞋底了。我很希望你明天和我一起坐同一班火車去沃金。”
第二天早上我們一同去了沃金。他說，沒有廣告的迴音，此案也沒有頭緒。他說話時麵無表情。我記得，他談到貝蒂榮測量法，他對這位法國學者非常欣賞與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