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衛仁休、曲淑琴兩位同學是1976年國慶節前迴到鹿場工作的。記得在離開磚廠前，我們曾和所有的人一樣都經曆了一個“天塌一般”的大事件：即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與世長辭。
當令人失魂落魄的哀樂響起，列隊站在磚廠辦公室門前廣場集中收聽由夏青帶著悲慟語氣播誦完中央治喪委員會發布的訃告後，全場頓時響起一片啜泣之聲。我敢說，那一刻就是全國各族人民“淚飛化作傾盆雨”的國殤之時。每個人都是揪心一般的難受，每個人都有著天塌一般的同感。時隔多天以後，黨中央在天安門廣場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逝世舉行了史無前例，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在華國鋒主席代表黨中央所致的悼詞中，他對毛主席締造人民軍隊，帶領全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的豐功偉績進行了全麵迴顧，尤其是重點強調了必須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繼續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推向前進的信心和決心。
就在追悼大會開過10天左右，二分場根據工作需要向農場人事勞資科遞交了請求將衛仁休、陳孝章、曲淑琴調迴二分場工作的書麵報告。對此請求，場人事勞資科表示同意。於是，我們三人在國慶節後便正式迴到鹿場後勤作業隊報到上班了。
記得第一天上班我被分配跟王景信趕的馬車往迴拉“青貯”。王景信是一位35歲左右的山東人，中等個頭，很能說，幹活絕對是把好手。當時他家哥5個都在二分場工作。老大叫王善信、老二叫王忠信、老三叫王景信、老四叫王君信、老五叫王雲信。父母跟老五王雲信住在一起。哥幾個的老家是山東諸城，於1967年支邊來到張家園子農場二分場。所謂“青貯”說白了就是冬天給鹿吃的粗飼料。就是在飼料地裏用機播的玉米和大豆趁其秧棵長到一人高時將其用鐮刀割下，然後用車拉迴南場院挖好的“青貯窖”旁，再用電動鍘草機把它鍘成“一那長”的小段埋到地下的“貯窖”中存放到落雪之後再取出喂鹿的一種粗草料，就叫“青貯了”。難怪這種“青貯”鹿特喜歡吃，待這種粗飼料窖藏到春節前後取出喂鹿時，經過發酵後的“青貯”竟然能散發出濃濃的酒香味可好聞了。那時候，分場動不動就以義務勞動的名義搞會戰，但卻沒有一個人敢發牢騷。大夥吃完晚飯讓幾點到就幾點到。我第一天上白班是跟車拉青貯，晚上就參加義務勞動鍘青貯，從晚7點一直幹到10點，而且領導也都跟著一起幹。從勞動強度看，一點都不比磚廠輕閑。當然了，義務勞動倒不是天天如此。因為鍘青貯畢竟是個時間性比較強的工作，不搶時間“青貯”就不保鮮了。
當時，分場對職工的政治學習抓的老緊了。但幾乎占的都是晚上7點到10點這段時間學習和討論。我由於口才好，自打迴了鹿場職工政治學習或團支部活動，讀報的活兒幾乎就被我承包了。當時鹿場的團支部書記是獸醫王術本。我一迴到鹿場在團支部裏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鹿場的中心工作是養鹿。故一切工作都要服務服從養鹿大局。當時分場的青年男女除絕大部份是職工子女外，還有好幾位是來自鎮賚縣城的知識青年。如小顧、小賈、大張、梁策等。許多素質較好，特別是責任心、事業心較強的年輕人都在養鹿隊從事養鹿工作。在鹿場，每一個年輕人都以能成為一名養鹿工為最榮耀的事。所以能躋身養鹿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這裏所說的不容易主要是指崗位有限，在外邊要進養鹿隊的人都在那排著隊往裏擠呢！
前段時間淑峰姐迴來送孩子在家隻住了一周就返迴吉林上班了。說實話，姐姐是從困境中解脫了，但無形中卻把生活壓力轉嫁給了我們的母親。自此，沒有一點怨言的母親一邊伺候著3歲的妹妹於麗，一邊還要伺候不滿百天的外甥女金巍，可真的是不容易。關於這一點，姐姐也覺著不好意思，所以便主動提出把老五帶到吉林去上學，以便讓老媽在老五身上少操點心。就這樣，姐姐在返吉時才順便把老五給帶走了。
外甥女金巍在鹿場一呆就是4年。在此期間最難的是解決孩子的吃奶問題。好在當時鹿場鹿隊養了兩頭奶牛（為新生鹿仔哺乳所備）每天都可以買到一點鮮奶，但量很有限。隨著外甥女的一天天長大，進食量一天天增加，所以還必須得靠把炒熟的小米軋成粉加糖做為主食彌補牛奶的不足。屈指算來，外甥女金巍在鹿場生活的四年間，風雨不誤打牛奶和軋小米麵的活兒幾乎都落在老六久章的身上。軋小米麵的活兒可不輕鬆，每次都是在碾房抱著碾砣軋的，軋一遍用細鑼篩一遍，每次都得軋個十來遍。由此可見，金巍能長大成人，她老舅久章絕對是功不可沒的。
鹿場後勤作業隊的工作很雜。它的一切工作都是為養鹿隊搞配套服務的。當時養鹿作業隊的隊長是邱元誌；後勤作業隊的隊長是高萬龍。我們家從腰杭搬到鹿場的時候分場書記是王佐相，場長是衛仁休的父親衛中凡。1976年年初王佐相到了退休年齡，所以，場黨委才把一位叫楊德武的中年人派來當了分場書記，衛中凡仍任場長。楊德武是一位職業獸醫。此人黨性觀念強，理論政策水平高，性格倔強，是位作風正派，原則性、鬥爭性都非常強的人。他的老伴在場部加工廠工作，家中有4女1子。他的二女兒就是我的高中同學楊曉娟。楊德武書記是位政治、思想、作風都非常過硬的一位分場幹部。用現在的話說他除了在思想上有些過左的表現外，在其他方麵幾乎是一個無可挑剔的人。楊書記作為一名黨員幹部的先鋒模範作用尤為突出。特別在率先垂範方麵能夠始終走在分場職工的最前麵。
例如在國慶節後通過會戰形式往迴搶收甜菜的事，在整個勞動過程中他和普通職工一樣一晩上要往迴挑10幾趟。累得靠牆根睡著了吃飯飯碗掉在地上都不知道。他這種工作中的“拚命三郎”精神深深感染了分場的全體幹部職工。一時間，分場“抓革命，促生產”的風氣成為主流，這與他凡事以身作則，事必躬親的個人模範作用是絕對分不開的。
1977年春節過後，根據工作需要楊德武書記調迴場部機關工作。接著派來二分場擔任分場書記的是一位名叫徐乃遷的人。徐書記約有40歲的年紀，說話慢聲拉語，走路習慣邁著四方步。此人心地善良，一身正氣，凡事能處以公心。自從他來到二分場工作後，我便在暗中把自己擺在了徐書記心腹的位置上了。徐書記的愛人叫張豔傑，在分場衛生所做大夫。私下裏我稱她為二姐，家裏有什麽重活我都主動搶著做。凡事都是相對的，有一利必有一弊。由於跟徐書記家在暗中走得較近，所以自然引起了身為場長的衛中凡的忌恨。其實，在此之前徐魏之間就有著很深的成見，隻是我不知情罷了。首先他二人是左家特產專科學校的同班同學，在校期間彼此就有很深的成見。其次，整個農場除衛中凡以外，徐乃遷是唯一一個懂梅花鹿飼養技術的人。由於徐乃遷的存在，衛中凡在梅花鹿養殖專業“一統天下”的局麵被打破了，所以魏某人才在骨子裏十分仇視老同學徐乃遷。
在徐乃遷書記沒來鹿場任職之前，在梅花鹿養殖這一塊被衛中凡控製得幾乎“水潑不進”。凡屬梅花鹿養殖技術方麵的問題沒有魏場長的點頭同意是絕對不可以的。針對這種情況，場黨委為打破鹿場“家天下”的狀態所以才把徐乃遷派來鹿場當了書記。
自從徐乃遷來到鹿場工作後，兩人在政治上鬥智、在業務上鬥技、在人財物管理上鬥話語權的“全方位鬥法”就算正式拉開了序幕。在徐魏雙方的角鬥中，我做為剛剛走向社會的一個新兵要麽站在徐乃遷一方，要麽站在衛中凡一方，根本沒有中間路線可走。經過認真權衡，認為徐乃遷是分場的一把手，在政治上是分場的“舵把子”，我隻能旗幟鮮明地唯徐書記馬首是瞻，才能在鹿場這盤“棋局中”找準自己的位置。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沒有錯，但我同時在不經意間也把自己放在了徐魏“鬥法”的最前沿。
在徐乃遷沒出任鹿場書記之前，鹿場的中心工作絕對是梅花鹿養殖。場黨委評價鹿場工作是非成敗的唯一標準就是看梅花鹿的養殖效益。在這一點上，魏場長是絕對無人能夠替代的“技術權威”，所以便自然造成了農場從上到下在梅花鹿養殖專業上的“一言堂局麵。大家知道，農場上養鹿這個項目是絕對投了血本的。先撇開效益如何不談，單就新建鹿苑、引進種鹿、組建專業飼養隊伍的一次性投入和後續每年的日常管理投入就支出了巨量資金。說白了，在平原養鹿是當時農場一項非常奢侈的創新性嚐試。最初階段農場在人財物力上真是做到了一路“綠燈”，要錢給錢，要人給人，可謂是“有求必給”。正因如此，前兩任外行書記要想出政績隻能依賴和依靠魏場長。由此一來，魏場長在鹿場便有了絕對的“話語權”。不論是養鹿專業隊，還是後勤農耕隊的職工都得看魏場長的臉子行事，任何人都不敢說個“不”字。
我們家剛從腰杭搬到鹿場居住時，因孩子小都在上學沒有人在鹿場工作，故與鄰裏之間一直相安無事。尤其在73年8月至76年3月間，我家與魏場長家的關係也處得相當融洽。在那一時期，我母親幾乎承包了魏場長家大人和孩子的理發，故在魏場長與其老伴的關照下，鄰裏之間的關係也都很好。所有的改變，均因我與魏場長的兒子，同學衛仁休從磚場調迴二分場開始出現的。特別是當徐乃遷出任鹿場書記後，這種變化開始變得愈演愈烈。
就當時鹿場的政治陣容和行政格局而言，我就是一枚無法置身局外的“棋子”。說句心裏話，我哪是故意要與魏氏父子為敵呀！而是當時的政治格局要求我必須做出選擇。於是，麵對著擺在我麵前的迫不得已，我隻能義無反顧地選站了徐乃遷書記一邊。
打這以後，在我們這個孤寡之家的日常生活中，各種“別別楞楞”的事情開始紛紛出現了：
首先是，左右近鄰無緣無故地開始找茬“罵街”。其中尤以左手邊郎春華家和右手第二家的尚文生家最甚。老郎家是與衛中凡家一起從旺清縣遷到農場來的。家中有個老頭領三個兒子。老大郎春華在場部修配廠當鉗工，剛結婚不久，媳婦也是旺清那邊的人；老二郎春彥在鹿場鹿隊當養鹿工，是75年“六.一”農場第三屆職工田徑運動會的5000米冠軍；老三郎春林正在場部中學讀書。這家人最可惡的是郎春華的小媳婦。隔三差五的就罵街，話罵得老“砢磣”了。起因不是今天丟了個雞蛋，就是明個少了個雞崽，無中生有，指桑罵槐，明眼人一聽就知道是在罵我媽。起初我媽被氣得鼓鼓的，但也沒輕易搭話。因為人家也沒指名道姓地罵。
大凡勢力小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本性，即得寸進尺。見指桑罵槐地罵了幾次“雜兒”，人家就是不搭茬，郎春華的小媳婦終於耐不住性子開始登鼻子上臉了。在農場過日子，家家都備有一個柴禾垛，老郎家的柴禾垛和我們家的緊挨著。一天，郎老大的小媳婦又開始罵上了：
“幹他媽啥呀？想雞巴老爺們了咋地？總上俺們家叨扯他媽的啥呀？”她一邊罵著，一邊指著他家柴禾垛出現的一個新茬口給站在旁邊的鄰居看。
是可忍，孰不可忍。見她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我家，我的母親決定不再忍隱。於是便搭上了話茬：“老大媳婦呀！你今天的話罵得可不大受聽啊！你憑啥說你家丟柴禾就是我家偷的？再說了誰能證明是我家人幹的？請你不要血口噴人！”
“除了你們家沒別人！我要是有證人的話，我今天就會撕爛你這個老逼幫子了，還會跟你這麽客氣！”郎老大媳婦又開始變本加厲了。
“沒有證據，就不許你妄口八舌！”我母親據理力爭。
此時，前後左右的鄰居都出來看熱鬧了。衛中凡的老伴還假惺惺地走過來以場長夫人的口吻對我媽說：
“老嫂子，人家丟柴禾了也正在氣頭上，你總得讓人家罵兩句出出氣吧！再說了人家也沒一口咬定就是你家偷的！”接著，隻見她裝模作樣地對郎老大媳婦說：“老大媳婦，你也別罵了！連個證人和證據都沒有你瞎罵個啥呀！”
見衛場長老伴以給雙方各打50大板的方式都做了壓服，矛盾雙方還真就都往後退了一步，沒再往前趕扯。但我的母親內心很清楚，這不過是衛場長老伴導演的一出戲罷了，“大戲”肯定還在後頭。
時隔不幾天，老郎家的表演剛消停點，老尚家又來找“茬”了。尚文勝年約55歲，家裏有3個小子5個姑娘。大兒子尚誌業嗩呐吹得很棒，二兒子尚誌東因在分場因公致殘後被安排到場部衛生所工作。其餘5個姑娘和1個小子都在中小學讀書。尚文勝是衛場長的“死忠粉”。此人一貫以“馬列主義尖朝外”，好吃懶做，遊手好閑，行事下作聞名鄰裏之間。
在我家與衛場長家沒產生隔閡之前，尚文勝看老衛家麵子還真沒敢把我們家怎麽樣。然而自打徐乃遷書記到任後，尚文勝在暗中得到某人麵授機宜後才正式把臉黑了下來。尚文勝歲數不小，人倒好美。自打來了鹿場後頭發一直由我媽給剃。起初剃頭還是挺規矩的，可是在76年4月份一次剃完頭後他竟對我媽開始動手動腳了。氣得我媽直接把這個老不正經的家夥一頓臭罵推出屋外。打這以後，兩家算正式結下“梁子”，並多次發生口角。
說句實在話，二分場的絕大多數職工都是有是非觀念和正義感的。許多人都在暗中為我們家的處境鳴不平，覺得郎尚兩家甘被別人趨使，助紂為虐，欺人太甚了。
針對郎尚兩家對我孤兒寡母的欺侮行為，直到本年暑假我家老五從吉林迴來對郎春華和朗春彥兩兄弟的一頓“玩命暴打”才讓他們從此徹底消停下來。
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郎老大的媳婦因小雞下蛋丟了又開始罵街了，而且直接把矛頭對準了剛從吉林迴來的老五和老六哥倆。在我們兩家之間是道一人多高的院牆，當老大罵得正歡的時候，郎春華和郎春彥也都蹬著椅子加入到罵街的行列。俺家老五本來就性情暴躁，他哪受過這個氣呀！於是，他在廚房拎著鐵鍬就奔著郎春華和郎春彥哥倆隔牆就劈了過去，給那哥倆一下就幹滅火了。緊接著，老五又出院躥到老郎家院裏想繼續劈郎氏兩兄弟，嚇得郎春華和郎春彥早就躲到屋裏沒了動靜。這時，左鄰右舍紛紛上前把老五給拉了迴來。
這一事例說明：關鍵時刻“以暴製惡”不失為一種最有效的方法。僅憑老五這一個舉動就等於告訴“郎尚”兩家“士可殺不可辱”，一旦逼急了人家可是敢於以命相搏的。說來也怪，打這以後郎尚兩家立馬也就消停了下來。
其次是，工作中嫉恨我、擠兌我。心術不正的人一旦鼠目寸光，隻計較眼前利益，那麽他們的最終結果往往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是跟同學衛仁休一起迴鹿場工作的。這種同學關係對我非但沒有一點好處，反倒成了勒死我的一道“絞索”。在這種關係麵前，倘若衛中凡父子能夠正確對待並擺正心態，那麽給兩個孩子的發展都能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但他們父子卻沒能處理好這個問題。在農場高中讀書期間，衛仁休是班長，我是團支部書記，兩人都是響當當的名人。本應都是可堪培養造就之才。但他們卻錯了，把我當成了橫在衛仁休麵前的“絆腳石”，時刻把我當成各方麵都是橫在衛仁休麵前的“死敵”。凡事隻能在衛仁休之後，絕不可以比衛仁休強。正因為他們父子為人做事不夠光明坦蕩，所以我自然也就成了人家的“全天候”監管對象。稍有差錯便會置我於死無葬身之地。
必須承認，衛仁休論心智和能力也是不錯的。跟我相比隻是口才、寫作和表演能力略遜一籌。而迴到鹿場後，徐乃遷書記最看重我的也就是我的這種能力。每到分場開會、政治學習或團組織活動，文字材料幾乎由我包攬；讀報學習均由我誦讀；在分場開辟學習和批判園地均由我操持布置。如此一來，就把衛仁休閑起來了，氣得他們爺倆隻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在背後發牢騷和散布不滿言論。對於他們的不光彩做法，我總是佯裝不知依然該咋做還咋做。因為我隻相信一點：黨組織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再次是，在政治上對我小題大作，無限上綱，瘋狂構陷。迴顧我在鹿場38個月的工作曆史，最讓我刻骨銘心的一件事是：1977年4月，我被“扣上破壞農業學大寨帽子”，開除團籍，並在政治上把我徹底推上“絞刑架”的事情。
整個事件的詳細經過是：1977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和衛仁休被農耕隊長高萬龍分配跟尤永財所開“耶特”車往飼料地裏送糞。當我們往地裏送第二車糞的時候，“耶特”車突然出了故障自己滅火了。此時，衛仁休拿平鍁在車上往下推糞，我在下邊拿二齒子往下扒糞，一車糞剛好缷下來一半。我見車停了下來，便順手把二齒子往耷拉著的“耶特”拖車左煞箱板上一立，就與衛仁休兩人一邊抽著煙，一邊就“用禿尖二齒子能不能把耶特大膠輪刨冒氣的問題”扯起了“閑篇兒”。
我當時所持觀點是：耶特大膠輪膠皮厚、彈力大用禿尖二齒子肯定刨不進去。
衛仁休所持觀點是：耶特大輪膠皮雖厚，但用禿尖二齒子使勁刨也是能刨進去的。
正在我二人你一言我一語激烈爭辯之時，尤永財突然把車捅咕著火了，隨著耶特的向前走動一下把靠在煞箱板上的二齒子帶翻到地壟溝，導致二齒子的一個齒尖正好被拖車左後輪壓個正著。見此情形，我飛速跑到耶特車前麵示意趕快停車。耶特很快就停下了，但二齒子的一個齒已經從車輪的旁邊紮了進去，此刻車胎的氣早就跑光了。於是，我跟衛仁休三下五除二就把車上的糞缷了下來，司機迅速把耶特開迴機務隊隻用半個小時就把車胎粘好又接著送糞了。
按說這麽一樁由兩個剛畢業學生引發的一樁小事跟“階級鬥爭”是不沾邊的，但因發生這件事的背景、時機以及牽涉多種複雜因素，所以還是差點毀了我的整個一生。
至於事件起因直到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耶特事故”發生當天，農場推薦我去內蒙五岔溝林業局做宣傳幹事的調令到了。當衛中凡第一時間得知這一情況後，為達“一石二鳥”目的，他竟無中生有，蓄意歪曲事實向場黨委閆振生書記告“黑狀”，一口咬定就是“陳孝章故意破壞農業學大寨”。得知這一情況後，閆書記無比震怒，迅即責成場團委對“耶特事件”進行調查，不容分說地對我作出了嚴肅處理：一是撤銷調往五岔溝林業局作宣傳幹事的調令；二是責令場團委開除陳孝章團藉；三是保留工職，永續不予重用；四是以陳孝章做為反麵教材在全場團員青年中開展一次思想教育活動。
一時間，“陳孝章故意破壞農業學大寨”成為農場特大新聞。為此，徐乃遷書記向場黨委專門作出了書麵檢討；鹿場團支部借機對我開展了3次批鬥會；為配合其他分場的思想教育活動我曾先後7次違心前往其他分場進行現身說法。對於我來說，那段時間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歲月。尋死之心時刻都縈繞在我的心頭。在長達半個月時間裏，我被人唿來嗬去，近乎完全喪失做人的尊嚴。連日無休無止的反省、檢討、批鬥終於讓我一病不起，高燒竟達40度。此外對我的家人而言，鄰裏間的歧視、白眼，還有孩子們的譏諷、謾罵一起齊向母親和兩個弟弟壓過來，讓全家人瞬間都象墜入了地獄一般。因為我的緣故，讓母親的頭發一夜愁白了許多，但她還是一邊伺候著兩個小的，一邊照看著我咬牙硬撐著沒有倒下去。
三天三夜過後，當時隻有19歲的我終於又活了過來。首先進入我眼簾的是母親的一頭白發和她兩眼深陷，一臉褶皺的麵容。看到母親的樣子，我頓時被驚呆了，心想：這還是我的母親嗎？良久，我一把抱過母親嚎淘大哭起來……。
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一個人隻有經曆過一次精神上的生死劫難後，他才能真正變得堅強起來。別看我年紀不大，但我卻早早經曆了生父之死、繼父病亡和這次“政治劫難”的人。不知為什麽，自打這次大病初愈後我竟突然像變了個人頓時堅強起來。尤其是當我看到母親的一頭白發後，一種負罪感和強烈尋求重生的念頭讓我在心中暗暗發誓：我一定要在哪跌倒在哪爬起！為了不讓母親在新添一根白發，我一定要活出個堂堂五尺男兒的樣子！我要做強者！絕不作懦夫！
打這以後，我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工作更積極，做人更謙卑。一有空兒就讀中外名著、背唐詩宋詞、背現代成語詞條。此外，除了潛心學習外，我始終一刻沒有停頓地向場團委盧方書記寫申訴材料。僅從“耶特事件”發生到當年9月，共向場團委投送申訴材料12份，藉以自洗冤情。
當令人失魂落魄的哀樂響起，列隊站在磚廠辦公室門前廣場集中收聽由夏青帶著悲慟語氣播誦完中央治喪委員會發布的訃告後，全場頓時響起一片啜泣之聲。我敢說，那一刻就是全國各族人民“淚飛化作傾盆雨”的國殤之時。每個人都是揪心一般的難受，每個人都有著天塌一般的同感。時隔多天以後，黨中央在天安門廣場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逝世舉行了史無前例，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在華國鋒主席代表黨中央所致的悼詞中，他對毛主席締造人民軍隊，帶領全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的豐功偉績進行了全麵迴顧，尤其是重點強調了必須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繼續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推向前進的信心和決心。
就在追悼大會開過10天左右，二分場根據工作需要向農場人事勞資科遞交了請求將衛仁休、陳孝章、曲淑琴調迴二分場工作的書麵報告。對此請求，場人事勞資科表示同意。於是，我們三人在國慶節後便正式迴到鹿場後勤作業隊報到上班了。
記得第一天上班我被分配跟王景信趕的馬車往迴拉“青貯”。王景信是一位35歲左右的山東人，中等個頭，很能說，幹活絕對是把好手。當時他家哥5個都在二分場工作。老大叫王善信、老二叫王忠信、老三叫王景信、老四叫王君信、老五叫王雲信。父母跟老五王雲信住在一起。哥幾個的老家是山東諸城，於1967年支邊來到張家園子農場二分場。所謂“青貯”說白了就是冬天給鹿吃的粗飼料。就是在飼料地裏用機播的玉米和大豆趁其秧棵長到一人高時將其用鐮刀割下，然後用車拉迴南場院挖好的“青貯窖”旁，再用電動鍘草機把它鍘成“一那長”的小段埋到地下的“貯窖”中存放到落雪之後再取出喂鹿的一種粗草料，就叫“青貯了”。難怪這種“青貯”鹿特喜歡吃，待這種粗飼料窖藏到春節前後取出喂鹿時，經過發酵後的“青貯”竟然能散發出濃濃的酒香味可好聞了。那時候，分場動不動就以義務勞動的名義搞會戰，但卻沒有一個人敢發牢騷。大夥吃完晚飯讓幾點到就幾點到。我第一天上白班是跟車拉青貯，晚上就參加義務勞動鍘青貯，從晚7點一直幹到10點，而且領導也都跟著一起幹。從勞動強度看，一點都不比磚廠輕閑。當然了，義務勞動倒不是天天如此。因為鍘青貯畢竟是個時間性比較強的工作，不搶時間“青貯”就不保鮮了。
當時，分場對職工的政治學習抓的老緊了。但幾乎占的都是晚上7點到10點這段時間學習和討論。我由於口才好，自打迴了鹿場職工政治學習或團支部活動，讀報的活兒幾乎就被我承包了。當時鹿場的團支部書記是獸醫王術本。我一迴到鹿場在團支部裏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鹿場的中心工作是養鹿。故一切工作都要服務服從養鹿大局。當時分場的青年男女除絕大部份是職工子女外，還有好幾位是來自鎮賚縣城的知識青年。如小顧、小賈、大張、梁策等。許多素質較好，特別是責任心、事業心較強的年輕人都在養鹿隊從事養鹿工作。在鹿場，每一個年輕人都以能成為一名養鹿工為最榮耀的事。所以能躋身養鹿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這裏所說的不容易主要是指崗位有限，在外邊要進養鹿隊的人都在那排著隊往裏擠呢！
前段時間淑峰姐迴來送孩子在家隻住了一周就返迴吉林上班了。說實話，姐姐是從困境中解脫了，但無形中卻把生活壓力轉嫁給了我們的母親。自此，沒有一點怨言的母親一邊伺候著3歲的妹妹於麗，一邊還要伺候不滿百天的外甥女金巍，可真的是不容易。關於這一點，姐姐也覺著不好意思，所以便主動提出把老五帶到吉林去上學，以便讓老媽在老五身上少操點心。就這樣，姐姐在返吉時才順便把老五給帶走了。
外甥女金巍在鹿場一呆就是4年。在此期間最難的是解決孩子的吃奶問題。好在當時鹿場鹿隊養了兩頭奶牛（為新生鹿仔哺乳所備）每天都可以買到一點鮮奶，但量很有限。隨著外甥女的一天天長大，進食量一天天增加，所以還必須得靠把炒熟的小米軋成粉加糖做為主食彌補牛奶的不足。屈指算來，外甥女金巍在鹿場生活的四年間，風雨不誤打牛奶和軋小米麵的活兒幾乎都落在老六久章的身上。軋小米麵的活兒可不輕鬆，每次都是在碾房抱著碾砣軋的，軋一遍用細鑼篩一遍，每次都得軋個十來遍。由此可見，金巍能長大成人，她老舅久章絕對是功不可沒的。
鹿場後勤作業隊的工作很雜。它的一切工作都是為養鹿隊搞配套服務的。當時養鹿作業隊的隊長是邱元誌；後勤作業隊的隊長是高萬龍。我們家從腰杭搬到鹿場的時候分場書記是王佐相，場長是衛仁休的父親衛中凡。1976年年初王佐相到了退休年齡，所以，場黨委才把一位叫楊德武的中年人派來當了分場書記，衛中凡仍任場長。楊德武是一位職業獸醫。此人黨性觀念強，理論政策水平高，性格倔強，是位作風正派，原則性、鬥爭性都非常強的人。他的老伴在場部加工廠工作，家中有4女1子。他的二女兒就是我的高中同學楊曉娟。楊德武書記是位政治、思想、作風都非常過硬的一位分場幹部。用現在的話說他除了在思想上有些過左的表現外，在其他方麵幾乎是一個無可挑剔的人。楊書記作為一名黨員幹部的先鋒模範作用尤為突出。特別在率先垂範方麵能夠始終走在分場職工的最前麵。
例如在國慶節後通過會戰形式往迴搶收甜菜的事，在整個勞動過程中他和普通職工一樣一晩上要往迴挑10幾趟。累得靠牆根睡著了吃飯飯碗掉在地上都不知道。他這種工作中的“拚命三郎”精神深深感染了分場的全體幹部職工。一時間，分場“抓革命，促生產”的風氣成為主流，這與他凡事以身作則，事必躬親的個人模範作用是絕對分不開的。
1977年春節過後，根據工作需要楊德武書記調迴場部機關工作。接著派來二分場擔任分場書記的是一位名叫徐乃遷的人。徐書記約有40歲的年紀，說話慢聲拉語，走路習慣邁著四方步。此人心地善良，一身正氣，凡事能處以公心。自從他來到二分場工作後，我便在暗中把自己擺在了徐書記心腹的位置上了。徐書記的愛人叫張豔傑，在分場衛生所做大夫。私下裏我稱她為二姐，家裏有什麽重活我都主動搶著做。凡事都是相對的，有一利必有一弊。由於跟徐書記家在暗中走得較近，所以自然引起了身為場長的衛中凡的忌恨。其實，在此之前徐魏之間就有著很深的成見，隻是我不知情罷了。首先他二人是左家特產專科學校的同班同學，在校期間彼此就有很深的成見。其次，整個農場除衛中凡以外，徐乃遷是唯一一個懂梅花鹿飼養技術的人。由於徐乃遷的存在，衛中凡在梅花鹿養殖專業“一統天下”的局麵被打破了，所以魏某人才在骨子裏十分仇視老同學徐乃遷。
在徐乃遷書記沒來鹿場任職之前，在梅花鹿養殖這一塊被衛中凡控製得幾乎“水潑不進”。凡屬梅花鹿養殖技術方麵的問題沒有魏場長的點頭同意是絕對不可以的。針對這種情況，場黨委為打破鹿場“家天下”的狀態所以才把徐乃遷派來鹿場當了書記。
自從徐乃遷來到鹿場工作後，兩人在政治上鬥智、在業務上鬥技、在人財物管理上鬥話語權的“全方位鬥法”就算正式拉開了序幕。在徐魏雙方的角鬥中，我做為剛剛走向社會的一個新兵要麽站在徐乃遷一方，要麽站在衛中凡一方，根本沒有中間路線可走。經過認真權衡，認為徐乃遷是分場的一把手，在政治上是分場的“舵把子”，我隻能旗幟鮮明地唯徐書記馬首是瞻，才能在鹿場這盤“棋局中”找準自己的位置。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沒有錯，但我同時在不經意間也把自己放在了徐魏“鬥法”的最前沿。
在徐乃遷沒出任鹿場書記之前，鹿場的中心工作絕對是梅花鹿養殖。場黨委評價鹿場工作是非成敗的唯一標準就是看梅花鹿的養殖效益。在這一點上，魏場長是絕對無人能夠替代的“技術權威”，所以便自然造成了農場從上到下在梅花鹿養殖專業上的“一言堂局麵。大家知道，農場上養鹿這個項目是絕對投了血本的。先撇開效益如何不談，單就新建鹿苑、引進種鹿、組建專業飼養隊伍的一次性投入和後續每年的日常管理投入就支出了巨量資金。說白了，在平原養鹿是當時農場一項非常奢侈的創新性嚐試。最初階段農場在人財物力上真是做到了一路“綠燈”，要錢給錢，要人給人，可謂是“有求必給”。正因如此，前兩任外行書記要想出政績隻能依賴和依靠魏場長。由此一來，魏場長在鹿場便有了絕對的“話語權”。不論是養鹿專業隊，還是後勤農耕隊的職工都得看魏場長的臉子行事，任何人都不敢說個“不”字。
我們家剛從腰杭搬到鹿場居住時，因孩子小都在上學沒有人在鹿場工作，故與鄰裏之間一直相安無事。尤其在73年8月至76年3月間，我家與魏場長家的關係也處得相當融洽。在那一時期，我母親幾乎承包了魏場長家大人和孩子的理發，故在魏場長與其老伴的關照下，鄰裏之間的關係也都很好。所有的改變，均因我與魏場長的兒子，同學衛仁休從磚場調迴二分場開始出現的。特別是當徐乃遷出任鹿場書記後，這種變化開始變得愈演愈烈。
就當時鹿場的政治陣容和行政格局而言，我就是一枚無法置身局外的“棋子”。說句心裏話，我哪是故意要與魏氏父子為敵呀！而是當時的政治格局要求我必須做出選擇。於是，麵對著擺在我麵前的迫不得已，我隻能義無反顧地選站了徐乃遷書記一邊。
打這以後，在我們這個孤寡之家的日常生活中，各種“別別楞楞”的事情開始紛紛出現了：
首先是，左右近鄰無緣無故地開始找茬“罵街”。其中尤以左手邊郎春華家和右手第二家的尚文生家最甚。老郎家是與衛中凡家一起從旺清縣遷到農場來的。家中有個老頭領三個兒子。老大郎春華在場部修配廠當鉗工，剛結婚不久，媳婦也是旺清那邊的人；老二郎春彥在鹿場鹿隊當養鹿工，是75年“六.一”農場第三屆職工田徑運動會的5000米冠軍；老三郎春林正在場部中學讀書。這家人最可惡的是郎春華的小媳婦。隔三差五的就罵街，話罵得老“砢磣”了。起因不是今天丟了個雞蛋，就是明個少了個雞崽，無中生有，指桑罵槐，明眼人一聽就知道是在罵我媽。起初我媽被氣得鼓鼓的，但也沒輕易搭話。因為人家也沒指名道姓地罵。
大凡勢力小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本性，即得寸進尺。見指桑罵槐地罵了幾次“雜兒”，人家就是不搭茬，郎春華的小媳婦終於耐不住性子開始登鼻子上臉了。在農場過日子，家家都備有一個柴禾垛，老郎家的柴禾垛和我們家的緊挨著。一天，郎老大的小媳婦又開始罵上了：
“幹他媽啥呀？想雞巴老爺們了咋地？總上俺們家叨扯他媽的啥呀？”她一邊罵著，一邊指著他家柴禾垛出現的一個新茬口給站在旁邊的鄰居看。
是可忍，孰不可忍。見她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我家，我的母親決定不再忍隱。於是便搭上了話茬：“老大媳婦呀！你今天的話罵得可不大受聽啊！你憑啥說你家丟柴禾就是我家偷的？再說了誰能證明是我家人幹的？請你不要血口噴人！”
“除了你們家沒別人！我要是有證人的話，我今天就會撕爛你這個老逼幫子了，還會跟你這麽客氣！”郎老大媳婦又開始變本加厲了。
“沒有證據，就不許你妄口八舌！”我母親據理力爭。
此時，前後左右的鄰居都出來看熱鬧了。衛中凡的老伴還假惺惺地走過來以場長夫人的口吻對我媽說：
“老嫂子，人家丟柴禾了也正在氣頭上，你總得讓人家罵兩句出出氣吧！再說了人家也沒一口咬定就是你家偷的！”接著，隻見她裝模作樣地對郎老大媳婦說：“老大媳婦，你也別罵了！連個證人和證據都沒有你瞎罵個啥呀！”
見衛場長老伴以給雙方各打50大板的方式都做了壓服，矛盾雙方還真就都往後退了一步，沒再往前趕扯。但我的母親內心很清楚，這不過是衛場長老伴導演的一出戲罷了，“大戲”肯定還在後頭。
時隔不幾天，老郎家的表演剛消停點，老尚家又來找“茬”了。尚文勝年約55歲，家裏有3個小子5個姑娘。大兒子尚誌業嗩呐吹得很棒，二兒子尚誌東因在分場因公致殘後被安排到場部衛生所工作。其餘5個姑娘和1個小子都在中小學讀書。尚文勝是衛場長的“死忠粉”。此人一貫以“馬列主義尖朝外”，好吃懶做，遊手好閑，行事下作聞名鄰裏之間。
在我家與衛場長家沒產生隔閡之前，尚文勝看老衛家麵子還真沒敢把我們家怎麽樣。然而自打徐乃遷書記到任後，尚文勝在暗中得到某人麵授機宜後才正式把臉黑了下來。尚文勝歲數不小，人倒好美。自打來了鹿場後頭發一直由我媽給剃。起初剃頭還是挺規矩的，可是在76年4月份一次剃完頭後他竟對我媽開始動手動腳了。氣得我媽直接把這個老不正經的家夥一頓臭罵推出屋外。打這以後，兩家算正式結下“梁子”，並多次發生口角。
說句實在話，二分場的絕大多數職工都是有是非觀念和正義感的。許多人都在暗中為我們家的處境鳴不平，覺得郎尚兩家甘被別人趨使，助紂為虐，欺人太甚了。
針對郎尚兩家對我孤兒寡母的欺侮行為，直到本年暑假我家老五從吉林迴來對郎春華和朗春彥兩兄弟的一頓“玩命暴打”才讓他們從此徹底消停下來。
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郎老大的媳婦因小雞下蛋丟了又開始罵街了，而且直接把矛頭對準了剛從吉林迴來的老五和老六哥倆。在我們兩家之間是道一人多高的院牆，當老大罵得正歡的時候，郎春華和郎春彥也都蹬著椅子加入到罵街的行列。俺家老五本來就性情暴躁，他哪受過這個氣呀！於是，他在廚房拎著鐵鍬就奔著郎春華和郎春彥哥倆隔牆就劈了過去，給那哥倆一下就幹滅火了。緊接著，老五又出院躥到老郎家院裏想繼續劈郎氏兩兄弟，嚇得郎春華和郎春彥早就躲到屋裏沒了動靜。這時，左鄰右舍紛紛上前把老五給拉了迴來。
這一事例說明：關鍵時刻“以暴製惡”不失為一種最有效的方法。僅憑老五這一個舉動就等於告訴“郎尚”兩家“士可殺不可辱”，一旦逼急了人家可是敢於以命相搏的。說來也怪，打這以後郎尚兩家立馬也就消停了下來。
其次是，工作中嫉恨我、擠兌我。心術不正的人一旦鼠目寸光，隻計較眼前利益，那麽他們的最終結果往往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是跟同學衛仁休一起迴鹿場工作的。這種同學關係對我非但沒有一點好處，反倒成了勒死我的一道“絞索”。在這種關係麵前，倘若衛中凡父子能夠正確對待並擺正心態，那麽給兩個孩子的發展都能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但他們父子卻沒能處理好這個問題。在農場高中讀書期間，衛仁休是班長，我是團支部書記，兩人都是響當當的名人。本應都是可堪培養造就之才。但他們卻錯了，把我當成了橫在衛仁休麵前的“絆腳石”，時刻把我當成各方麵都是橫在衛仁休麵前的“死敵”。凡事隻能在衛仁休之後，絕不可以比衛仁休強。正因為他們父子為人做事不夠光明坦蕩，所以我自然也就成了人家的“全天候”監管對象。稍有差錯便會置我於死無葬身之地。
必須承認，衛仁休論心智和能力也是不錯的。跟我相比隻是口才、寫作和表演能力略遜一籌。而迴到鹿場後，徐乃遷書記最看重我的也就是我的這種能力。每到分場開會、政治學習或團組織活動，文字材料幾乎由我包攬；讀報學習均由我誦讀；在分場開辟學習和批判園地均由我操持布置。如此一來，就把衛仁休閑起來了，氣得他們爺倆隻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在背後發牢騷和散布不滿言論。對於他們的不光彩做法，我總是佯裝不知依然該咋做還咋做。因為我隻相信一點：黨組織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再次是，在政治上對我小題大作，無限上綱，瘋狂構陷。迴顧我在鹿場38個月的工作曆史，最讓我刻骨銘心的一件事是：1977年4月，我被“扣上破壞農業學大寨帽子”，開除團籍，並在政治上把我徹底推上“絞刑架”的事情。
整個事件的詳細經過是：1977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和衛仁休被農耕隊長高萬龍分配跟尤永財所開“耶特”車往飼料地裏送糞。當我們往地裏送第二車糞的時候，“耶特”車突然出了故障自己滅火了。此時，衛仁休拿平鍁在車上往下推糞，我在下邊拿二齒子往下扒糞，一車糞剛好缷下來一半。我見車停了下來，便順手把二齒子往耷拉著的“耶特”拖車左煞箱板上一立，就與衛仁休兩人一邊抽著煙，一邊就“用禿尖二齒子能不能把耶特大膠輪刨冒氣的問題”扯起了“閑篇兒”。
我當時所持觀點是：耶特大膠輪膠皮厚、彈力大用禿尖二齒子肯定刨不進去。
衛仁休所持觀點是：耶特大輪膠皮雖厚，但用禿尖二齒子使勁刨也是能刨進去的。
正在我二人你一言我一語激烈爭辯之時，尤永財突然把車捅咕著火了，隨著耶特的向前走動一下把靠在煞箱板上的二齒子帶翻到地壟溝，導致二齒子的一個齒尖正好被拖車左後輪壓個正著。見此情形，我飛速跑到耶特車前麵示意趕快停車。耶特很快就停下了，但二齒子的一個齒已經從車輪的旁邊紮了進去，此刻車胎的氣早就跑光了。於是，我跟衛仁休三下五除二就把車上的糞缷了下來，司機迅速把耶特開迴機務隊隻用半個小時就把車胎粘好又接著送糞了。
按說這麽一樁由兩個剛畢業學生引發的一樁小事跟“階級鬥爭”是不沾邊的，但因發生這件事的背景、時機以及牽涉多種複雜因素，所以還是差點毀了我的整個一生。
至於事件起因直到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耶特事故”發生當天，農場推薦我去內蒙五岔溝林業局做宣傳幹事的調令到了。當衛中凡第一時間得知這一情況後，為達“一石二鳥”目的，他竟無中生有，蓄意歪曲事實向場黨委閆振生書記告“黑狀”，一口咬定就是“陳孝章故意破壞農業學大寨”。得知這一情況後，閆書記無比震怒，迅即責成場團委對“耶特事件”進行調查，不容分說地對我作出了嚴肅處理：一是撤銷調往五岔溝林業局作宣傳幹事的調令；二是責令場團委開除陳孝章團藉；三是保留工職，永續不予重用；四是以陳孝章做為反麵教材在全場團員青年中開展一次思想教育活動。
一時間，“陳孝章故意破壞農業學大寨”成為農場特大新聞。為此，徐乃遷書記向場黨委專門作出了書麵檢討；鹿場團支部借機對我開展了3次批鬥會；為配合其他分場的思想教育活動我曾先後7次違心前往其他分場進行現身說法。對於我來說，那段時間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歲月。尋死之心時刻都縈繞在我的心頭。在長達半個月時間裏，我被人唿來嗬去，近乎完全喪失做人的尊嚴。連日無休無止的反省、檢討、批鬥終於讓我一病不起，高燒竟達40度。此外對我的家人而言，鄰裏間的歧視、白眼，還有孩子們的譏諷、謾罵一起齊向母親和兩個弟弟壓過來，讓全家人瞬間都象墜入了地獄一般。因為我的緣故，讓母親的頭發一夜愁白了許多，但她還是一邊伺候著兩個小的，一邊照看著我咬牙硬撐著沒有倒下去。
三天三夜過後，當時隻有19歲的我終於又活了過來。首先進入我眼簾的是母親的一頭白發和她兩眼深陷，一臉褶皺的麵容。看到母親的樣子，我頓時被驚呆了，心想：這還是我的母親嗎？良久，我一把抱過母親嚎淘大哭起來……。
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一個人隻有經曆過一次精神上的生死劫難後，他才能真正變得堅強起來。別看我年紀不大，但我卻早早經曆了生父之死、繼父病亡和這次“政治劫難”的人。不知為什麽，自打這次大病初愈後我竟突然像變了個人頓時堅強起來。尤其是當我看到母親的一頭白發後，一種負罪感和強烈尋求重生的念頭讓我在心中暗暗發誓：我一定要在哪跌倒在哪爬起！為了不讓母親在新添一根白發，我一定要活出個堂堂五尺男兒的樣子！我要做強者！絕不作懦夫！
打這以後，我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工作更積極，做人更謙卑。一有空兒就讀中外名著、背唐詩宋詞、背現代成語詞條。此外，除了潛心學習外，我始終一刻沒有停頓地向場團委盧方書記寫申訴材料。僅從“耶特事件”發生到當年9月，共向場團委投送申訴材料12份，藉以自洗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