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下旬，我正式接到農場人事勞資科的通知：讓我到農場下屬機磚廠報到上班。
前段時間，由於唐山大地震給我們日常生活帶來的一些變化實在令人煩心，故我急切盼著能快些到一個新單位上班。因為有了班上，一則能為家裏增加收入替母親減輕一些生活負擔：二則能讓自己的生活變得充實一點。
就在我要去磚廠報到還沒報到的當口，突然接到江城淑峰姐要帶著剛滿月的女兒金魏來鎮賚農場的電報。說第二天上午10點坐大客車到張家園子下車。因此緣故，我沒有立馬去磚廠報到，而是跟老媽商量如何先做好接待姐姐迴家這件事。
自打繼父去逝到現在，這是淑峰姐第一次迴家。期間，除75年11月姐姐懷孕時我跟錢杭老邢二姐去過江城一次外，其餘時間都是靠書信保持聯係。聽說姐姐明天要帶外甥女過來，我跟老五、老六都像過年一樣開心和高興。此時，15歲的老五和我有個相同的愛好，即願意用我們自家“旋網”去家跟前兒的泡子打魚摸蝦。隻見他第一個請纓要去鹿場後泡子給姐姐打點魚。接著老五的話茬我跟母親說今天要幹3件事：一是去舒可果園買點沙果，順便再弄幾個西瓜香瓜迴來；二是去鹿隊買上幾斤“砍頭鹿肉”給姐姐紅燒包餃子吃；三是去自留地摘點豆角、摳點新土豆，然後再到分場菜園子買點辣椒、茄子、黃瓜、柿子迴來。聽了我的計劃，老媽也高興了，說：“好！那我就再管鄰居張羅點雞蛋去！”就這樣，在姐姐還沒到家的時候我們全家人就歡天喜地的張羅開了……。
常言道：“人逢喜事精神爽”。讓我沒想到的是老五在鹿場後泡子甩了2個小時的旋網竟打了能有20斤的鯽魚，盡管累得像個“泥猴”似的，但畢竟終嚐所願。為了吃新鮮，迴來後他把魚先都裝在了一隻方水桶裏養著；我這邊不僅弄到4斤砍頭鹿肉，而且還買了10斤沙果、10斤白糖罐香瓜和兩個西瓜，同時在自留地和鹿場菜園子也弄到了豆角、新土豆、辣椒、黃瓜、西紅柿等各樣蔬菜；老媽從周圍鄰居家也串換到了30個雞蛋。看來借著淑峰姐帶女兒迴門之機我們家可真是要過年嘍！
第二天上午10點，我和老五兩人一同去場部接淑峰姐了。我還是騎著我的“老飛鴿”，老五騎的是從董國文家借來的“東方紅”牌“2.8”自行車。
大客車準時在場部門前的小廣場停了下來。坐車的人不多，姐姐抱著孩子是最後下車的。我上去一伸手先接過了孩子；老五把姐姐左手拎著的旅行袋接了過來。冷不丁見到我們哥倆，姐姐高興得滿臉都洋溢著燦爛的笑容。當我們走到自行車跟前兒時，睡著的外甥女醒了，看到我的生麵孔“哇”地一聲哭起來，於是姐姐隻好又把孩子抱了過去。隨後，我騎上車用後坐帶著姐姐便往鹿場方向走去了。
趕迴鹿場家裏的時候，老媽、老六和妹妹都高興地在門前翹首以待。看到我們迴來老媽樂得臉上的褶子都開了。隻見她一見到姐姐就把孩子抱了過去，隨後便走進了屋裏。
當把一切安置妥當後，隻聽母親說道：“孝章啊，飯都做好了，你把幾個青菜炒了咱們就先吃飯吧！”
隨後，我快速地把飯桌放到南炕並擺好了碗筷。掀開廚房大鍋一看，鍋叉上有一盤臥雞蛋和一盤紅燒鹿肉，鍋叉下邊是“醬燉鯽魚”。此刻，整個廚房都漂蕩著誘人的香氣。主食是早就蒸好的發麵饅頭。另外的三道配菜是“叉板黃瓜萊”、“糖拌柿子”和“辣椒炒土豆片”。這頓飯菜在當時那個年代也真的就如同年飯了。由此可見，淑峰姐在我們全家人心中的地位該是何等重要了。
姐姐迴來的第一晚，全家人興奮得幾乎都沒有睡意。通過姐姐和母親一問一答式的長談讓我弄清了4個問題：
第一，姐姐是74年那批知青返城的。現在江城市江北糧油加工廠化驗室做化驗員。工作環境好、工作輕閑。唯一不方便的是家住江南大長屯通勤太遠，每天都把大量時間浪費在坐公交車上了。目前正在聯係調動工作。
第二，淑峰姐是1974年7月知青返城後結的婚。姐夫金魁竺現在江城市拖拉機配件廠任黨總支副書記。該企業隸屬於江城市農機局。是一家全民所有製性質的科級單位。姐夫有個盲人二哥，無子無女，晚年生活需要他盡照顧之責。
第三，淑峰姐生下女兒後沒有奶水，加之上班通勤不便，所以需要把孩子放在家裏麻煩母親幫忙帶一段。正因如此她這次才專程趕迴鎮賚。
第四，貴章哥在磐石朝陽山紅五月大隊的工作生活基本正常。無非是由於成份不好，外加總和一個姓陳的下放右派保持來往，故在公社知青辦、大隊和小隊不著待見。什麽好事都輪不到他頭上。政治上仍處於被壓製狀態。近期還看不到返城希望。
我是在姐姐迴來的第二天早晨8點鍾趕到磚廠報到的。磚廠地處舒可屯東北角的一個土崗之上。辦公室就建在土崗的至高點，是一趟“幹打壘”土平房。時任磚廠書記名叫齊振業，廠長是石明。在這個土崗後緩坡的最西端按南北走向建有一處13孔的大型“輪窯”；在輪窯周圍80米範圍內是成品紅磚堆放場；在磚窯東側相距100米處措置著一套機製磚坯生產線；位於磚坯生產線50米外的東部一大片區域是一趟趟沾著葦席和稻草簾子的磚坯晾曬棚。
用現在的專業術語說，磚廠是高強度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輪窯隻要一點著火就必須得三班倒輕易停不下來。因為每點一次火的花銷都是很大的。當時，在我們這屆畢業生之前的兩屆畢業生開始都是全班推過來的。但這種高強度勞動需要輪換，時間長了任何人都受不了。
當我走進磚廠書記、廠長辦公室的時候，兩位領導正坐在辦公椅上，伏著辦公桌寫著什麽東西。每人旁邊都放著一隻上邊印有“抓革命，促生產”字樣的泡著紅茶的白色大搪瓷缸子。
齊振業是個40多歲、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看上去有點“瞎摸糊”地中等身材，說話有板有眼，思維非常清晰的一個中年男子。乍一接觸給人以一臉嚴肅，不怒自威地感覺。是一位建國前參加革命的資深老幹部。
廠長石明，30多歲的年紀、身材不高、圓臉、長得胖胖乎乎，兩隻眼睛不大，但卻格外有神。是一位說話“齊扯喀喳”，辦事果決又不失圓滑的具有不凡政治頭腦的中年男子。他的弟弟石侖是磚廠的一名帶班工長。
我進了辦公室後，首先向兩位領導自報家門。
齊書記上下打量了我好一會兒，然後說話了：“噢，你就是陳孝章啊！歡迎你來磚廠工作！”說著話，起身跟我握了一下手。隨後他用手一指石明，介紹道：“這位是石明廠長，打這往後你就歸石廠長領導！”隻見石明也站起身跟我握了下手，接著說道：
“磚廠的活可是很苦的，你可要做好吃苦的準備喲！走，我帶你去後邊見工長！”
“請齊書記和石廠長放心，我一定會好好幹的！”當我說完這句話後，便跟隨石明廠長朝後山坡走去。
此時，磚廠的整個後緩坡上到處都是一片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麵。石廠長把我直接領到了磚坯生產線旁邊的一處土板房，這就是帶班工長辦公室。此時，正是他的弟弟石侖在帶班。石明進了板房就說：“石工長，我又給你送來一位叫陳孝章的新兵！”看得出來，他們哥倆對我的名字都不陌生，想必肯定是運動會的時候給他們留下了一些印象。隻見石侖站起身很熱情地一邊握手一邊說：“歡迎！歡迎！我馬上送你去工位。”
磚廠的工種共分有“燒窯工”、“起壯窯工”、“運坯工”等三大工種。前兩個工種都是技術工種，不經培訓是不能上崗的。初來乍到的新人都必須得從“運坯工”幹起。果然，石侖帶我去的工位正好是離他辦公板房最近的的“出坯口”。走到跟前一看，我同學中有很多人都在這兒忙乎呢！他們當中有吳振臣、薑國軍、曲學軍、魏仁軍、崔蒼鬆、李瑞峰、許言信、李青貴、崔利敏、邱友等都在這推著獨輪車接水坯往晾曬棚送呢！石侖讓人也給我找來了一台獨輪車，然後把我和邱元友、魏仁軍編進一個組。就這樣，我在磚廠兩個月的勞動生活就以這種方式開始了。
當時，機磚廠是農場下屬15個股級單位中年輕人最多的一個單位。在高峰的1976至1978年間共有青年職工180餘人。在這些職工中，家住一、二、三、四、五分場的全部騎自行車通勤，隻有家住六、七、八分場的磚廠才為他（她）們準備了職工宿舍和倒班宿舍。
年輕人紮堆的地方一向都是很難管理的，尤其是一群到了性成熟的年輕人就更難管束了。故人與人之間 ，男與女之間，領導與被領導之間每天都有許多“桃色新聞”傳出。在這樣一個群體裏，對管理層麵和家裏沒有背景的女孩們來說可真是個非常嚴峻的人性考驗。在此，我所以對管理層人員和沒有家庭背景女孩做為兩個特殊群體進行人性解析完全是由磚廠高強度苦役一般的工作特點決定的。對於初出茅廬，涉世不深的一群青年男女而言，剛參加工作的熱乎勁兒一過，自然就會被周而複始，日複一日的高強度勞動罩上心理陰影。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年輕女性（也包括男性）無不渴望對自己的勞動狀況尋求一點改變。而這“一點”要麽是簡單調換個輕閑點的“工位”，要麽是得到某個異性對自己在勞動上給予些許幫助。正因受這種試圖緩解勞役之苦的心理驅使，所以他（她）們往往會突破道德底線或偷偷丟棄“羞澀心”，為求得片刻輕鬆與歡愉邁出那做人的“最後一步”。在這一點上，有的人會做得很隱密，有的人則不管不顧，放浪形骸。但不管怎麽說，當時正是這部分人普遍存在的“渴求心理”，才給磚廠管理層人員和個別有影響力的青年男子帶去了“亷價的性需求”。若非如此，當時磚廠私下裏也就不會傳出“紅磚窯，x沒腰，誰幹不著，誰熊包”和“磚頭磚頭真幸福，夜夜新娘好舒服”的順口溜了。而對磚廠當領導和管理層的人員而言，他們隨時都麵臨著一些女性“投懷送抱”的考驗。因為對於一個性心理正常的人來說，“坐懷不亂”那是扯淡，隻要對自己家庭和前途構不成影響，他又何樂而不為呢？這就是當時磚廠人們客觀存在的心理現狀。
說句實在話，對於當時凡有孩子在磚廠上班的父母而言，那就是跟四方坨子沒有多大差異的“人間地獄”，唯一所差的就是前者沒有“自由權”，後者享有“自由權”而已。正因如此，個別有活動能量的父母便難免在場人事勞資科或場直單位那裏搞出一些“小動作”來。因此緣故，一些同學在磚廠工作一兩個月後便以工作需要為由陸續調離了機磚廠。我和曲淑琴是借了魏仁軍的光（父親是鹿場場長）在磚場工作兩月後便迴到了鹿場工作。繼我們之後陸續離開磚廠的有去了修配廠的楊曉娟、季翠霞、楊秋傑：去了招待所的苗春豔和李樹芬；去了加工廠的崔蒼鬆、李瑞峰、吳振東及之後工作兩年以上離開的張永生、薑國軍、曲學軍等。
在磚廠兩個月的工作期間，有3件事至今讓我記憶猶新，不能忘懷：
第一件事是我與同學李青貴的交往。李青貴的叔叔名叫李鳳桐，是五分場的技術員。李青貴一家是通過叔父從延邊調來農場的。李青貴母親早逝，當時與身下兩弟相依為命。而後，其父再度娶妻，且繼母又帶了4個長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和李青貴家結合到一起。打這以後，青貴哥仨在家裏就不吃香了。此時，我能跟青貴成為好友完全是因為我倆的人生經曆太相似了。由於磚廠夥食差吃不飽，所以我把所帶飯盒經常放在李青貴家中午會跟他一起吃午飯。正因如此我跟青貴處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青貴在磚廠工作兩年後，在其叔父幫助下調至鎮賚縣養路段做了一名廚師。生活一生平穩沒有大的波瀾。
第二件事是發生了“吳崽子爬窗進女寢耍流氓”事件。前麵說過，磚廠的工作是需要三班倒的。有時下了夜班，不論男工還是女工都要去倒班宿舍睡覺休息的。一天，我班的幾名女同學（請原諒我先略去真名）下了夜班剛剛睡下，一個黑影便從開著的窗戶爬進了屋，然後躡手躡腳鑽進了一個女生的被窩裏，當他正翻身騎到女孩身上那一刻，女孩突然醒了並大喊起來：“屋裏進人啦！——快抓流氓啊！——”。
屋裏的燈隨著喊聲被拉著了，但見一個隻穿了褲頭的男子“嗖地”一下從開著的窗戶跳出去就跑掉了……。
不大一會兒，帶班領導和在倒班宿舍睡覺的男女生全都起來了，大夥一邊七嘴八舌罵著那個流氓，一邊安慰著那個抱頭蜷縮在炕上的女生。這時，那個女生突然說道：
“那個壞人的後背讓我撓傷了，隻要上男宿舍一查就知道是誰！”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石明廠長和昨晚的帶班工長便帶著兩名民警來調查昨晚的突發事件了。他們首先把住在倒班男寢的男人全都集中起來，然後逐個驗傷。正如老話所說“作賊者心虛”，正在警察挨個驗傷時，一個站在後排綽號叫“吳崽子”的小個知青早就“堆縮”得連站都站不住了。案子很快就水落石出了，後來這個吳崽子以犯有“流氓罪”受到了法律的嚴厲製裁！
第三件事是讓我跟嶽四明成了莫逆之交。嶽四明是磚廠一名燒窯的“大技工”。他長相奇特，性格古怪，跟誰都合不來。但此人心地純淨、善良，為人特別真誠。他跟我能成為心心相印好友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我們彼此都酷愛文學。他寫的東西因受俄羅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影響帶有一種“病態美”，我很喜歡。正因如此，我經常去他家與其徹夜長談，一來二去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為此，我倆以他在大興安嶺的當兵經曆共同創作了長篇小說《潺潺的阿木爾河》。此書後因創作水平和寫作手法製約沒能有所成就，但卻讓我們在初期文學創作這條路上進行了大膽的嚐試，仍具有積極的實踐意義。此外，通過嶽四明我還認識了他年屆七十的老父。那位老人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一位老文化人。據他自己講，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他在河南鄭州大學讀書時就加入了中共地下黨，而後曾在劉少奇任書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做交通員。1936年7月因地下交通站遭到破壞被捕，後中共二次合作後被釋放出獄並脫離黨組織。而後，他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要求恢複組織關係，但均因他拿不出被捕後沒有變節的證據，故組織關係一直未能得以恢複。解放後，他開始潛心鑽研《周易》，一度被大夥稱為“嶽神仙”。1975年隨三子到鎮賚縣定居。1976年9月，“嶽神仙”在得知我準確的生辰八字後曾生拉硬拽給我算過一卦。在盛情難卻之下我讓他幫我掐算了三件事：一是跟我當時喜歡的一個女孩婚緣如何；二是我們家何時能迴歸江城；三是我未來會靠什麽吃飯？針對上述三個問題，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他是這樣說的：關於婚姻，你和你現在喜歡的人成不了，將來和你成家的是個個頭不高、團臉，長得白白胖胖的女孩；關於你家80年農曆八月前後差不多，但你迴不去；你將來得靠筆杆子吃飯。最後，他還附帶對我說了一句：“到了51周歲那年別爬山，別過江！”至於再問別的他就啥都不說了。此後，因為他看不上他兒子嶽四明，故一直想收我為徒，但我的母親死活不同意。
後來的事實證明：“嶽神仙”掐算的頭三件事均逐一應驗。首先是跟我喜歡的人真就沒成；其次是我母親和兩弟一妹均在80年10月返迴江城，唯獨我在鎮賚又多呆了7年；再次是1979年12月我終於改行當了老師。隻有最後他對我壽命的掐算好像還不能用準和不準下結論。通過這一事例我才正式對《周易》感興趣，但當時我真沒拿人家的預言當迴事。後來，嶽神仙把他那手活兒還是傳給了我友嶽四明。目前他正繼承老父的衣缽在鎮賚縣城靠《周易》給人算卦吃飯。
前段時間，由於唐山大地震給我們日常生活帶來的一些變化實在令人煩心，故我急切盼著能快些到一個新單位上班。因為有了班上，一則能為家裏增加收入替母親減輕一些生活負擔：二則能讓自己的生活變得充實一點。
就在我要去磚廠報到還沒報到的當口，突然接到江城淑峰姐要帶著剛滿月的女兒金魏來鎮賚農場的電報。說第二天上午10點坐大客車到張家園子下車。因此緣故，我沒有立馬去磚廠報到，而是跟老媽商量如何先做好接待姐姐迴家這件事。
自打繼父去逝到現在，這是淑峰姐第一次迴家。期間，除75年11月姐姐懷孕時我跟錢杭老邢二姐去過江城一次外，其餘時間都是靠書信保持聯係。聽說姐姐明天要帶外甥女過來，我跟老五、老六都像過年一樣開心和高興。此時，15歲的老五和我有個相同的愛好，即願意用我們自家“旋網”去家跟前兒的泡子打魚摸蝦。隻見他第一個請纓要去鹿場後泡子給姐姐打點魚。接著老五的話茬我跟母親說今天要幹3件事：一是去舒可果園買點沙果，順便再弄幾個西瓜香瓜迴來；二是去鹿隊買上幾斤“砍頭鹿肉”給姐姐紅燒包餃子吃；三是去自留地摘點豆角、摳點新土豆，然後再到分場菜園子買點辣椒、茄子、黃瓜、柿子迴來。聽了我的計劃，老媽也高興了，說：“好！那我就再管鄰居張羅點雞蛋去！”就這樣，在姐姐還沒到家的時候我們全家人就歡天喜地的張羅開了……。
常言道：“人逢喜事精神爽”。讓我沒想到的是老五在鹿場後泡子甩了2個小時的旋網竟打了能有20斤的鯽魚，盡管累得像個“泥猴”似的，但畢竟終嚐所願。為了吃新鮮，迴來後他把魚先都裝在了一隻方水桶裏養著；我這邊不僅弄到4斤砍頭鹿肉，而且還買了10斤沙果、10斤白糖罐香瓜和兩個西瓜，同時在自留地和鹿場菜園子也弄到了豆角、新土豆、辣椒、黃瓜、西紅柿等各樣蔬菜；老媽從周圍鄰居家也串換到了30個雞蛋。看來借著淑峰姐帶女兒迴門之機我們家可真是要過年嘍！
第二天上午10點，我和老五兩人一同去場部接淑峰姐了。我還是騎著我的“老飛鴿”，老五騎的是從董國文家借來的“東方紅”牌“2.8”自行車。
大客車準時在場部門前的小廣場停了下來。坐車的人不多，姐姐抱著孩子是最後下車的。我上去一伸手先接過了孩子；老五把姐姐左手拎著的旅行袋接了過來。冷不丁見到我們哥倆，姐姐高興得滿臉都洋溢著燦爛的笑容。當我們走到自行車跟前兒時，睡著的外甥女醒了，看到我的生麵孔“哇”地一聲哭起來，於是姐姐隻好又把孩子抱了過去。隨後，我騎上車用後坐帶著姐姐便往鹿場方向走去了。
趕迴鹿場家裏的時候，老媽、老六和妹妹都高興地在門前翹首以待。看到我們迴來老媽樂得臉上的褶子都開了。隻見她一見到姐姐就把孩子抱了過去，隨後便走進了屋裏。
當把一切安置妥當後，隻聽母親說道：“孝章啊，飯都做好了，你把幾個青菜炒了咱們就先吃飯吧！”
隨後，我快速地把飯桌放到南炕並擺好了碗筷。掀開廚房大鍋一看，鍋叉上有一盤臥雞蛋和一盤紅燒鹿肉，鍋叉下邊是“醬燉鯽魚”。此刻，整個廚房都漂蕩著誘人的香氣。主食是早就蒸好的發麵饅頭。另外的三道配菜是“叉板黃瓜萊”、“糖拌柿子”和“辣椒炒土豆片”。這頓飯菜在當時那個年代也真的就如同年飯了。由此可見，淑峰姐在我們全家人心中的地位該是何等重要了。
姐姐迴來的第一晚，全家人興奮得幾乎都沒有睡意。通過姐姐和母親一問一答式的長談讓我弄清了4個問題：
第一，姐姐是74年那批知青返城的。現在江城市江北糧油加工廠化驗室做化驗員。工作環境好、工作輕閑。唯一不方便的是家住江南大長屯通勤太遠，每天都把大量時間浪費在坐公交車上了。目前正在聯係調動工作。
第二，淑峰姐是1974年7月知青返城後結的婚。姐夫金魁竺現在江城市拖拉機配件廠任黨總支副書記。該企業隸屬於江城市農機局。是一家全民所有製性質的科級單位。姐夫有個盲人二哥，無子無女，晚年生活需要他盡照顧之責。
第三，淑峰姐生下女兒後沒有奶水，加之上班通勤不便，所以需要把孩子放在家裏麻煩母親幫忙帶一段。正因如此她這次才專程趕迴鎮賚。
第四，貴章哥在磐石朝陽山紅五月大隊的工作生活基本正常。無非是由於成份不好，外加總和一個姓陳的下放右派保持來往，故在公社知青辦、大隊和小隊不著待見。什麽好事都輪不到他頭上。政治上仍處於被壓製狀態。近期還看不到返城希望。
我是在姐姐迴來的第二天早晨8點鍾趕到磚廠報到的。磚廠地處舒可屯東北角的一個土崗之上。辦公室就建在土崗的至高點，是一趟“幹打壘”土平房。時任磚廠書記名叫齊振業，廠長是石明。在這個土崗後緩坡的最西端按南北走向建有一處13孔的大型“輪窯”；在輪窯周圍80米範圍內是成品紅磚堆放場；在磚窯東側相距100米處措置著一套機製磚坯生產線；位於磚坯生產線50米外的東部一大片區域是一趟趟沾著葦席和稻草簾子的磚坯晾曬棚。
用現在的專業術語說，磚廠是高強度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輪窯隻要一點著火就必須得三班倒輕易停不下來。因為每點一次火的花銷都是很大的。當時，在我們這屆畢業生之前的兩屆畢業生開始都是全班推過來的。但這種高強度勞動需要輪換，時間長了任何人都受不了。
當我走進磚廠書記、廠長辦公室的時候，兩位領導正坐在辦公椅上，伏著辦公桌寫著什麽東西。每人旁邊都放著一隻上邊印有“抓革命，促生產”字樣的泡著紅茶的白色大搪瓷缸子。
齊振業是個40多歲、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看上去有點“瞎摸糊”地中等身材，說話有板有眼，思維非常清晰的一個中年男子。乍一接觸給人以一臉嚴肅，不怒自威地感覺。是一位建國前參加革命的資深老幹部。
廠長石明，30多歲的年紀、身材不高、圓臉、長得胖胖乎乎，兩隻眼睛不大，但卻格外有神。是一位說話“齊扯喀喳”，辦事果決又不失圓滑的具有不凡政治頭腦的中年男子。他的弟弟石侖是磚廠的一名帶班工長。
我進了辦公室後，首先向兩位領導自報家門。
齊書記上下打量了我好一會兒，然後說話了：“噢，你就是陳孝章啊！歡迎你來磚廠工作！”說著話，起身跟我握了一下手。隨後他用手一指石明，介紹道：“這位是石明廠長，打這往後你就歸石廠長領導！”隻見石明也站起身跟我握了下手，接著說道：
“磚廠的活可是很苦的，你可要做好吃苦的準備喲！走，我帶你去後邊見工長！”
“請齊書記和石廠長放心，我一定會好好幹的！”當我說完這句話後，便跟隨石明廠長朝後山坡走去。
此時，磚廠的整個後緩坡上到處都是一片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麵。石廠長把我直接領到了磚坯生產線旁邊的一處土板房，這就是帶班工長辦公室。此時，正是他的弟弟石侖在帶班。石明進了板房就說：“石工長，我又給你送來一位叫陳孝章的新兵！”看得出來，他們哥倆對我的名字都不陌生，想必肯定是運動會的時候給他們留下了一些印象。隻見石侖站起身很熱情地一邊握手一邊說：“歡迎！歡迎！我馬上送你去工位。”
磚廠的工種共分有“燒窯工”、“起壯窯工”、“運坯工”等三大工種。前兩個工種都是技術工種，不經培訓是不能上崗的。初來乍到的新人都必須得從“運坯工”幹起。果然，石侖帶我去的工位正好是離他辦公板房最近的的“出坯口”。走到跟前一看，我同學中有很多人都在這兒忙乎呢！他們當中有吳振臣、薑國軍、曲學軍、魏仁軍、崔蒼鬆、李瑞峰、許言信、李青貴、崔利敏、邱友等都在這推著獨輪車接水坯往晾曬棚送呢！石侖讓人也給我找來了一台獨輪車，然後把我和邱元友、魏仁軍編進一個組。就這樣，我在磚廠兩個月的勞動生活就以這種方式開始了。
當時，機磚廠是農場下屬15個股級單位中年輕人最多的一個單位。在高峰的1976至1978年間共有青年職工180餘人。在這些職工中，家住一、二、三、四、五分場的全部騎自行車通勤，隻有家住六、七、八分場的磚廠才為他（她）們準備了職工宿舍和倒班宿舍。
年輕人紮堆的地方一向都是很難管理的，尤其是一群到了性成熟的年輕人就更難管束了。故人與人之間 ，男與女之間，領導與被領導之間每天都有許多“桃色新聞”傳出。在這樣一個群體裏，對管理層麵和家裏沒有背景的女孩們來說可真是個非常嚴峻的人性考驗。在此，我所以對管理層人員和沒有家庭背景女孩做為兩個特殊群體進行人性解析完全是由磚廠高強度苦役一般的工作特點決定的。對於初出茅廬，涉世不深的一群青年男女而言，剛參加工作的熱乎勁兒一過，自然就會被周而複始，日複一日的高強度勞動罩上心理陰影。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年輕女性（也包括男性）無不渴望對自己的勞動狀況尋求一點改變。而這“一點”要麽是簡單調換個輕閑點的“工位”，要麽是得到某個異性對自己在勞動上給予些許幫助。正因受這種試圖緩解勞役之苦的心理驅使，所以他（她）們往往會突破道德底線或偷偷丟棄“羞澀心”，為求得片刻輕鬆與歡愉邁出那做人的“最後一步”。在這一點上，有的人會做得很隱密，有的人則不管不顧，放浪形骸。但不管怎麽說，當時正是這部分人普遍存在的“渴求心理”，才給磚廠管理層人員和個別有影響力的青年男子帶去了“亷價的性需求”。若非如此，當時磚廠私下裏也就不會傳出“紅磚窯，x沒腰，誰幹不著，誰熊包”和“磚頭磚頭真幸福，夜夜新娘好舒服”的順口溜了。而對磚廠當領導和管理層的人員而言，他們隨時都麵臨著一些女性“投懷送抱”的考驗。因為對於一個性心理正常的人來說，“坐懷不亂”那是扯淡，隻要對自己家庭和前途構不成影響，他又何樂而不為呢？這就是當時磚廠人們客觀存在的心理現狀。
說句實在話，對於當時凡有孩子在磚廠上班的父母而言，那就是跟四方坨子沒有多大差異的“人間地獄”，唯一所差的就是前者沒有“自由權”，後者享有“自由權”而已。正因如此，個別有活動能量的父母便難免在場人事勞資科或場直單位那裏搞出一些“小動作”來。因此緣故，一些同學在磚廠工作一兩個月後便以工作需要為由陸續調離了機磚廠。我和曲淑琴是借了魏仁軍的光（父親是鹿場場長）在磚場工作兩月後便迴到了鹿場工作。繼我們之後陸續離開磚廠的有去了修配廠的楊曉娟、季翠霞、楊秋傑：去了招待所的苗春豔和李樹芬；去了加工廠的崔蒼鬆、李瑞峰、吳振東及之後工作兩年以上離開的張永生、薑國軍、曲學軍等。
在磚廠兩個月的工作期間，有3件事至今讓我記憶猶新，不能忘懷：
第一件事是我與同學李青貴的交往。李青貴的叔叔名叫李鳳桐，是五分場的技術員。李青貴一家是通過叔父從延邊調來農場的。李青貴母親早逝，當時與身下兩弟相依為命。而後，其父再度娶妻，且繼母又帶了4個長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和李青貴家結合到一起。打這以後，青貴哥仨在家裏就不吃香了。此時，我能跟青貴成為好友完全是因為我倆的人生經曆太相似了。由於磚廠夥食差吃不飽，所以我把所帶飯盒經常放在李青貴家中午會跟他一起吃午飯。正因如此我跟青貴處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青貴在磚廠工作兩年後，在其叔父幫助下調至鎮賚縣養路段做了一名廚師。生活一生平穩沒有大的波瀾。
第二件事是發生了“吳崽子爬窗進女寢耍流氓”事件。前麵說過，磚廠的工作是需要三班倒的。有時下了夜班，不論男工還是女工都要去倒班宿舍睡覺休息的。一天，我班的幾名女同學（請原諒我先略去真名）下了夜班剛剛睡下，一個黑影便從開著的窗戶爬進了屋，然後躡手躡腳鑽進了一個女生的被窩裏，當他正翻身騎到女孩身上那一刻，女孩突然醒了並大喊起來：“屋裏進人啦！——快抓流氓啊！——”。
屋裏的燈隨著喊聲被拉著了，但見一個隻穿了褲頭的男子“嗖地”一下從開著的窗戶跳出去就跑掉了……。
不大一會兒，帶班領導和在倒班宿舍睡覺的男女生全都起來了，大夥一邊七嘴八舌罵著那個流氓，一邊安慰著那個抱頭蜷縮在炕上的女生。這時，那個女生突然說道：
“那個壞人的後背讓我撓傷了，隻要上男宿舍一查就知道是誰！”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石明廠長和昨晚的帶班工長便帶著兩名民警來調查昨晚的突發事件了。他們首先把住在倒班男寢的男人全都集中起來，然後逐個驗傷。正如老話所說“作賊者心虛”，正在警察挨個驗傷時，一個站在後排綽號叫“吳崽子”的小個知青早就“堆縮”得連站都站不住了。案子很快就水落石出了，後來這個吳崽子以犯有“流氓罪”受到了法律的嚴厲製裁！
第三件事是讓我跟嶽四明成了莫逆之交。嶽四明是磚廠一名燒窯的“大技工”。他長相奇特，性格古怪，跟誰都合不來。但此人心地純淨、善良，為人特別真誠。他跟我能成為心心相印好友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我們彼此都酷愛文學。他寫的東西因受俄羅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影響帶有一種“病態美”，我很喜歡。正因如此，我經常去他家與其徹夜長談，一來二去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為此，我倆以他在大興安嶺的當兵經曆共同創作了長篇小說《潺潺的阿木爾河》。此書後因創作水平和寫作手法製約沒能有所成就，但卻讓我們在初期文學創作這條路上進行了大膽的嚐試，仍具有積極的實踐意義。此外，通過嶽四明我還認識了他年屆七十的老父。那位老人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一位老文化人。據他自己講，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他在河南鄭州大學讀書時就加入了中共地下黨，而後曾在劉少奇任書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做交通員。1936年7月因地下交通站遭到破壞被捕，後中共二次合作後被釋放出獄並脫離黨組織。而後，他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要求恢複組織關係，但均因他拿不出被捕後沒有變節的證據，故組織關係一直未能得以恢複。解放後，他開始潛心鑽研《周易》，一度被大夥稱為“嶽神仙”。1975年隨三子到鎮賚縣定居。1976年9月，“嶽神仙”在得知我準確的生辰八字後曾生拉硬拽給我算過一卦。在盛情難卻之下我讓他幫我掐算了三件事：一是跟我當時喜歡的一個女孩婚緣如何；二是我們家何時能迴歸江城；三是我未來會靠什麽吃飯？針對上述三個問題，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他是這樣說的：關於婚姻，你和你現在喜歡的人成不了，將來和你成家的是個個頭不高、團臉，長得白白胖胖的女孩；關於你家80年農曆八月前後差不多，但你迴不去；你將來得靠筆杆子吃飯。最後，他還附帶對我說了一句：“到了51周歲那年別爬山，別過江！”至於再問別的他就啥都不說了。此後，因為他看不上他兒子嶽四明，故一直想收我為徒，但我的母親死活不同意。
後來的事實證明：“嶽神仙”掐算的頭三件事均逐一應驗。首先是跟我喜歡的人真就沒成；其次是我母親和兩弟一妹均在80年10月返迴江城，唯獨我在鎮賚又多呆了7年；再次是1979年12月我終於改行當了老師。隻有最後他對我壽命的掐算好像還不能用準和不準下結論。通過這一事例我才正式對《周易》感興趣，但當時我真沒拿人家的預言當迴事。後來，嶽神仙把他那手活兒還是傳給了我友嶽四明。目前他正繼承老父的衣缽在鎮賚縣城靠《周易》給人算卦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