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王家彥
穿越必備：白話明季北略那點事 作者：明溪漱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號尊五，出身於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他為人高潔傲氣，胸懷壯誌，不拘泥於瑣碎細節，每當與人談論義俠之事，內心便充滿向往。他認為男子漢對自己應當有所期待，要像漢代的伏波將軍那樣英勇，平時時刻牢記以馬革裹屍為榮，對於那些隻會空談的人，是不需要去理會的。
他自比為漢代伏波將軍馬援，始終抱持著“馬革裹屍”的信念，認為真正的男子漢應當如此期待自己的人生，而非僅滿足於安逸享樂。
天啟辛酉、壬戌年（公元1626年、1627年），王家彥連續通過鄉試與會試。初入仕途，被任命為開化縣知縣。到任後，他召集當地父老，對他們說：“古人將刺史、縣令視為直接關乎百姓利益的官員，其責任重大。如今我奉天子之命治理此地，期望與各位共同開啟新的局麵。希望大家能認真聽取我的教誨，切勿傲慢違逆，以免招致災禍。”眾人紛紛表示讚同。任職一年間，王家彥推行有利於民眾的各項政策，凡是不利於百姓的地方立即予以調整。無論遠近，民眾都異口同聲稱讚他是位如同神明般賢明的縣令。
天啟甲子年（公元1624年），王家彥參與省考的地方分考，決心選拔真正的人才以報效朝廷。麵對眾多考生，他感慨道：“魚目混雜其中，就難以辨識真正的明珠；看似美玉的瓊琚，實則可能隻是碧綠的石頭。然而，隻要秉持公正明察之心，何愁不能分辨優劣？”考試結束後，唯有王家彥所選拔的士子聲名顯著。天啟乙醜年（公元1625年），他調任蘭溪縣，施行仁政，如在開化縣一樣深得民心，因其卓越政績而被提升為刑科給事中，後曆任工科右給事中、戶科左給事中，最終轉任都給事中。崇禎丙子年（公元1636年），王家彥因丁憂離職。服喪期滿後，補任吏科給事中。
王家彥在諫官職位上任職十年間，彈劾不避權貴，使得他們不得不收斂行為。當時，福建賊寇劉香老等人在同安鎮一帶作亂，甚至威脅到省城的安全。對此，王家彥呈上了關於福建海防的奏疏。他指出，按照舊製，朝廷設有衛所軍，沒有額外的軍隊，也沒有單獨的將領，而是由各衛指揮統一管轄，每個寨堡設置號船以便相互聯係、協同作戰。後來增設了遊擊將軍等官職，使得即使在偏遠海域，戰船也能保持緊密聯係。他認為當前防禦策略應恢複原有的衛所軍額，並訓練民兵以加強海防。這一觀點被當時有見識的人視為至理名言。
王家彥尤其關注社會動蕩的根源，認為是貪腐的地方官員榨取民脂民膏，導致良民百姓衣食無著，被迫淪為盜賊。為此，他上疏說：“我觀察到秦晉地區饑民相互煽動，成群結隊流離失所，跨越州縣。究其起因，往往源自一鄉一邑。如果當時的地方官員能夠早做應對，采取周朝關於治理荒年的十二項政策措施，並一一切實實施，或許不至於發展到如此四處崩潰的地步。議論者認為，當前這種現象實乃由於朝廷政令所致：對催征賦稅急切的官員給予卓越的考核評價，對督責嚴厲的官員稱讚為好官循吏，於是，那些品行惡劣、貪墨腐敗之人便得以利用這種環境，如同以無法牢固捆綁的濕潤繩索來束縛他們貪婪的欲望。即便有一兩位賢明能幹的官員，也往往被繁瑣的法規條文束縛住手腳，無法施展抱負。即使他們有如召信臣、杜詩般的能力（兩位東漢時期的著名地方官，以興修水利、賑恤百姓著稱），也無法像鄭俠那樣直接上書進言（鄭俠，北宋官員，曾畫《流民圖》直陳時弊）。如今秦、晉之地的禍亂，大抵就是由這些因素累積造成的。現今全國各地並非沒有隱憂，三楚之地（湖南、湖北一帶）已有民眾揭竿而起的苗頭，閩越之地（福建浙江一帶）也有軍事衝突，倘若現在不早做打算，不出五年，必定會發展到與秦、晉同樣的嚴重局麵。因此懇請陛下稍微放寬對法律條文的苛刻執行，使得官員們能夠放開手腳，全心全意去安撫百姓、維護地方安寧。《詩經》說：“不競不絿，敷政優優。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倘若如此，仍有地方官未能切實傳達並貫徹上級政令，導致當地治安混亂、盜賊橫行未能得到有效遏製，那麽就應當對這些地方守令以“養寇之罪”論處。對於這樣的懲處，他們還有什麽可辯解的呢？”此疏一出，天下人皆認為這是振興國家、平定亂世的良策。王家彥累計呈遞密封的奏疏百餘份，大多關乎民生利弊，旨在裨益改進百姓生活。
崇禎庚辰年（公元140年），王家彥晉升為大理寺丞；一年後，升任左少卿，又改任太仆寺卿。又過一年，晉升為戶部侍郎。崇禎癸未年（公元1643年），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協助管理京營事務。此時，國家局勢已嚴重衰敗，猶如頑疾纏身，即便是扁鵲、倉公這樣的名醫再世也無法迅速治愈。盡管如此，王家彥在任期間仍竭力補救，力求各項施政沒有疏漏。
崇禎甲申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賊軍逼近京城，王家彥負責防守安定門，防守工作極為盡力。但由於有太監與賊軍勾結，充當內應，城池終被攻破。大批賊軍湧入，有人勸王家彥趁機逃走，他正色斥責道：“國家覆滅，我何惜一死？隻是不知皇帝生死如何，心中遺憾未能隨駕護主，哪怕以身殉職於皇帝車架之前，以求贖盡臣子萬分之一的罪過。”說完，他麵向北方叩首，以示對崇禎皇帝的謝罪，再轉向南方叩首，以感謝拜別父母的養育之恩，隨後自縊而死。他的四位仆人抬著靈柩歸鄉，在路上遭遇賊軍，遭受了更為慘烈的迫害。南明弘光朝初年，追贈王家彥為太子少保，賜諡“忠端”，並將其列入旌忠祠祭祀。
《啟禎錄》記載：京城陷落時，賊軍對王家彥恨之入骨，提刀將他肢解。另有說法稱他自刎而死。《編年史》則記述：王家彥守衛德勝門，城破後跳城自殺但未死，手臂和腳部受傷，仆人將其扶入民宅，他隨後自縊身亡。賊軍焚燒民宅，燒掉他的一隻手臂，其餘部分由仆人收斂帶迴。還有一種說法是賊軍在城樓上將他斬首，並用火燒毀其遺體。
我的議論是：國家的衰敗，一半原因在於良民紛紛淪為盜賊，而驅使他們走上這條道路的正是貪墨之吏。王家彥自擔任地方官直至言官，始終對此憂慮不已，若是朝廷能早點采納他的意見，全麵整頓吏治，或許賊禍不至於如此慘烈。然而，人們對於初露端倪的霜降未能警覺，以至於情況迅速惡化，最後形成了堅冰，事態無法挽迴實為可悲！
他自比為漢代伏波將軍馬援，始終抱持著“馬革裹屍”的信念，認為真正的男子漢應當如此期待自己的人生，而非僅滿足於安逸享樂。
天啟辛酉、壬戌年（公元1626年、1627年），王家彥連續通過鄉試與會試。初入仕途，被任命為開化縣知縣。到任後，他召集當地父老，對他們說：“古人將刺史、縣令視為直接關乎百姓利益的官員，其責任重大。如今我奉天子之命治理此地，期望與各位共同開啟新的局麵。希望大家能認真聽取我的教誨，切勿傲慢違逆，以免招致災禍。”眾人紛紛表示讚同。任職一年間，王家彥推行有利於民眾的各項政策，凡是不利於百姓的地方立即予以調整。無論遠近，民眾都異口同聲稱讚他是位如同神明般賢明的縣令。
天啟甲子年（公元1624年），王家彥參與省考的地方分考，決心選拔真正的人才以報效朝廷。麵對眾多考生，他感慨道：“魚目混雜其中，就難以辨識真正的明珠；看似美玉的瓊琚，實則可能隻是碧綠的石頭。然而，隻要秉持公正明察之心，何愁不能分辨優劣？”考試結束後，唯有王家彥所選拔的士子聲名顯著。天啟乙醜年（公元1625年），他調任蘭溪縣，施行仁政，如在開化縣一樣深得民心，因其卓越政績而被提升為刑科給事中，後曆任工科右給事中、戶科左給事中，最終轉任都給事中。崇禎丙子年（公元1636年），王家彥因丁憂離職。服喪期滿後，補任吏科給事中。
王家彥在諫官職位上任職十年間，彈劾不避權貴，使得他們不得不收斂行為。當時，福建賊寇劉香老等人在同安鎮一帶作亂，甚至威脅到省城的安全。對此，王家彥呈上了關於福建海防的奏疏。他指出，按照舊製，朝廷設有衛所軍，沒有額外的軍隊，也沒有單獨的將領，而是由各衛指揮統一管轄，每個寨堡設置號船以便相互聯係、協同作戰。後來增設了遊擊將軍等官職，使得即使在偏遠海域，戰船也能保持緊密聯係。他認為當前防禦策略應恢複原有的衛所軍額，並訓練民兵以加強海防。這一觀點被當時有見識的人視為至理名言。
王家彥尤其關注社會動蕩的根源，認為是貪腐的地方官員榨取民脂民膏，導致良民百姓衣食無著，被迫淪為盜賊。為此，他上疏說：“我觀察到秦晉地區饑民相互煽動，成群結隊流離失所，跨越州縣。究其起因，往往源自一鄉一邑。如果當時的地方官員能夠早做應對，采取周朝關於治理荒年的十二項政策措施，並一一切實實施，或許不至於發展到如此四處崩潰的地步。議論者認為，當前這種現象實乃由於朝廷政令所致：對催征賦稅急切的官員給予卓越的考核評價，對督責嚴厲的官員稱讚為好官循吏，於是，那些品行惡劣、貪墨腐敗之人便得以利用這種環境，如同以無法牢固捆綁的濕潤繩索來束縛他們貪婪的欲望。即便有一兩位賢明能幹的官員，也往往被繁瑣的法規條文束縛住手腳，無法施展抱負。即使他們有如召信臣、杜詩般的能力（兩位東漢時期的著名地方官，以興修水利、賑恤百姓著稱），也無法像鄭俠那樣直接上書進言（鄭俠，北宋官員，曾畫《流民圖》直陳時弊）。如今秦、晉之地的禍亂，大抵就是由這些因素累積造成的。現今全國各地並非沒有隱憂，三楚之地（湖南、湖北一帶）已有民眾揭竿而起的苗頭，閩越之地（福建浙江一帶）也有軍事衝突，倘若現在不早做打算，不出五年，必定會發展到與秦、晉同樣的嚴重局麵。因此懇請陛下稍微放寬對法律條文的苛刻執行，使得官員們能夠放開手腳，全心全意去安撫百姓、維護地方安寧。《詩經》說：“不競不絿，敷政優優。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倘若如此，仍有地方官未能切實傳達並貫徹上級政令，導致當地治安混亂、盜賊橫行未能得到有效遏製，那麽就應當對這些地方守令以“養寇之罪”論處。對於這樣的懲處，他們還有什麽可辯解的呢？”此疏一出，天下人皆認為這是振興國家、平定亂世的良策。王家彥累計呈遞密封的奏疏百餘份，大多關乎民生利弊，旨在裨益改進百姓生活。
崇禎庚辰年（公元140年），王家彥晉升為大理寺丞；一年後，升任左少卿，又改任太仆寺卿。又過一年，晉升為戶部侍郎。崇禎癸未年（公元1643年），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協助管理京營事務。此時，國家局勢已嚴重衰敗，猶如頑疾纏身，即便是扁鵲、倉公這樣的名醫再世也無法迅速治愈。盡管如此，王家彥在任期間仍竭力補救，力求各項施政沒有疏漏。
崇禎甲申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賊軍逼近京城，王家彥負責防守安定門，防守工作極為盡力。但由於有太監與賊軍勾結，充當內應，城池終被攻破。大批賊軍湧入，有人勸王家彥趁機逃走，他正色斥責道：“國家覆滅，我何惜一死？隻是不知皇帝生死如何，心中遺憾未能隨駕護主，哪怕以身殉職於皇帝車架之前，以求贖盡臣子萬分之一的罪過。”說完，他麵向北方叩首，以示對崇禎皇帝的謝罪，再轉向南方叩首，以感謝拜別父母的養育之恩，隨後自縊而死。他的四位仆人抬著靈柩歸鄉，在路上遭遇賊軍，遭受了更為慘烈的迫害。南明弘光朝初年，追贈王家彥為太子少保，賜諡“忠端”，並將其列入旌忠祠祭祀。
《啟禎錄》記載：京城陷落時，賊軍對王家彥恨之入骨，提刀將他肢解。另有說法稱他自刎而死。《編年史》則記述：王家彥守衛德勝門，城破後跳城自殺但未死，手臂和腳部受傷，仆人將其扶入民宅，他隨後自縊身亡。賊軍焚燒民宅，燒掉他的一隻手臂，其餘部分由仆人收斂帶迴。還有一種說法是賊軍在城樓上將他斬首，並用火燒毀其遺體。
我的議論是：國家的衰敗，一半原因在於良民紛紛淪為盜賊，而驅使他們走上這條道路的正是貪墨之吏。王家彥自擔任地方官直至言官，始終對此憂慮不已，若是朝廷能早點采納他的意見，全麵整頓吏治，或許賊禍不至於如此慘烈。然而，人們對於初露端倪的霜降未能警覺，以至於情況迅速惡化，最後形成了堅冰，事態無法挽迴實為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