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國觀賜死


    正月時,曾經擔任大學士的薛國觀上奏為自己辯護,聲稱遭到了袁愷的誣陷彈劾,這背後其實是禮部主事吳昌時的主意,但皇帝並未采納他的申訴。到了八月,薛國觀被賜死,並抄沒了他的家產。


    薛國觀性情偏狹苛刻,因受到溫體仁的推薦,從僉憲職位迅速晉升到內閣任職,企圖通過巴結皇帝鞏固自己的地位。當時,皇帝憂慮財政匱乏,薛國觀便引導皇帝向外尋求資金支持,他表示對外可以通過動員鄉紳籌集資金,這個由他們大臣來做,而對內則依靠皇親國戚籌集資金,這個需要請皇帝親自去做。他微妙地以勳貴李武清為例子,並促使皇帝秘密給李武清下旨籌集四十萬兩白銀。李氏一族為此幾乎變賣了所有家產,然而追繳款項的任務仍未停止,這讓皇親國戚人人自危。恰逢皇子生病,眾人紛紛說九蓮菩薩顯靈,說這是因為皇帝對皇親國戚過於苛刻而導致子孫不旺,這讓皇帝深感後悔和恐懼。薛國觀又因觸怒太監王化民,最終導致失勢。


    皇帝下令處決了中書舍人王升彥,並抄沒了他的家產。起初,薛國觀因王升彥涉嫌受賄而罷免了他的官職,並密切關注著他的動向,待王升彥一出現,薛國觀便命人將其逮捕並投入監獄。王升彥是吳昌時的外甥,在臨刑前大聲喊道,這一切都是他舅父吳昌時所為,如果他再多說什麽,可能會連累到整個家族。因此,薛國觀的罪行雖然是被東廠揭發出來,但眾人普遍認為吳昌時實際上才是揭開薛國觀罪行的關鍵人物。


    自從皇帝登基以來,他曾下令處死了經略袁崇煥、庶吉士鄭鄤、總督楊一鵬、總理熊文燦以及兵部尚書陳新甲,並賜死宰相薛國觀與周延儒,可以說皇帝在處理政務上表現出了果斷英明的一麵。


    薛國觀身為朝廷重臣,卻不以正當的方式輔佐皇帝,反而通過搜刮財產來向皇帝進言,最終害人害己。至於李武清雖富有,也應該適度征收三四萬兩白銀,而薛國觀卻要求其繳納十倍之數,這是否過於苛刻呢?更何況李武清已經變賣所有家產,還繼續追繳,這樣的做法難免會引發人們對皇帝不夠仁慈的議論。


    召周延儒


    辛巳年(公元1641年)四月,朝廷召迴前任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和賀逢聖入朝,但張至發推辭未出,賀逢聖不久後因病返迴老家,唯有周延儒接受了朝廷的召喚。當初,周延儒被罷免後,丹陽監生賀順和虞城侯家共同籌集資金,希望通過太監等渠道,尋找機會讓周延儒重新擔任宰相,這時周延儒得以被重新啟用,其中主事吳昌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周延儒對他非常感激。


    周延儒第二次被召迴朝廷時,他的兒子周奕封夢見已故的母親吳氏披頭散發悲傷哭泣,警告他說父親千萬不可赴京,如果赴京必將遭遇災禍。周奕封醒來後將這個夢境告訴了周延儒,但周延儒並未聽從。後來,正如夢境所示,周延儒確實遭遇了不幸。唉!相比之下,張至發選擇不出仕的做法顯得多麽明智啊!


    同年冬天十月,朝廷特別設置了選拔具有卓越謀略和英勇才能的“裕國足奇謀異勇科”,並向朝臣傳達了廣泛征求和征召人才的旨意,表明皇帝決心打破常規、多方尋求賢才。然而,征召的宰相中周延儒並非合適人選,而在廣征人才的舉措下卻沒有湧現出預期中的奇才異能之士,這不是君主辜負了臣子,而是臣子辜負了君主的期望啊。


    幸學


    辛巳年(公元1641年)的八月十九日,皇帝完成了在學校主持的奠禮之後,步行至東西兩側的廊廡,仔細查看了曆代儒家先賢的牌位,隨後召見了禮部侍郎王錫袞、蔣德璟以及司成南居仁三位大臣,對他們說道:“宋代的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邵雍六位儒家大師對儒家思想貢獻巨大,在聖賢傳承中作用尤為突出。如今他們被稱為‘先儒’,位列於漢唐諸多儒家學者之下,這樣的禮遇顯然不足以彰顯他們的崇高地位。你們禮部應當會同詹翰等官員商議如何進一步尊崇這六位大師。”並且,皇帝要求他們不僅要提升這六位儒家大師的地位,還需督促飽學大臣整理編纂他們的經典格言,使之成為弘揚聖賢教誨的重要著作。同年九月,朝廷展開了對六子著作的搜集工作,並開設館舍著手編纂。然而,關於如何進一步尊崇六位大師的位號,朝廷內部出現了多份奏章討論此事。孔尚則指出,鑒於朝廷正處於多事之秋,此事未能立刻做出決定,因此未能立即執行相關尊崇措施。孔尚則,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孫,崇禎庚辰年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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