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再一次放棄“登頂”，是有自己原因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幾位同事和朋友的溘然去世，削弱了白居易的政治依靠，也消解了他積極仕進的意誌。白居易《和自勸》雲：
“稀稀疏疏繞籬竹，窄窄狹狹向陽屋。屋中有一曝背翁，委置形骸如土木。
日暮半爐麩炭火，夜深一盞紗籠燭。不知有益及民無，二十年來食官祿。
就暖移盤簷下食，防寒擁被帷中宿。秋官月俸八九萬，豈徒遣爾身溫足。
勤操丹筆念黃沙，莫使饑寒囚滯獄。急景凋年急於水，念此攬衣中夜起。
門無宿客共誰言，暖酒挑燈對妻子。身飲數杯妻一盞，餘酌分張與兒女。
微酣靜坐未能眠，風霰蕭蕭打窗紙。自問有何才與術，入為丞郎出刺史。
爭知壽命短複長，豈得營營心不止。請看韋孔與錢崔，半月之間四人死。”
詩後，白居易自注：“韋中書處厚、孔京兆戢、錢尚書徽、崔華州植，十五日間，相次而逝。”
韋處厚、孔戢、錢徽、崔植四人，都是白居易的同事、摯友，也是白居易在朝局政爭中站穩腳跟的靠山，他們在半個月之間一一離世，對白居易繼續在長安爭一席之地的實力和信心均有重大打擊。
唐文宗初期重用牛僧孺、李宗閔，二人拜相後進而啟用白居易妻族的楊嗣複、楊虞卿、楊漢公等人，一時炙手可熱，使得楊氏家族在長安靖恭裏的宅第被人們稱為“行中書省”。按照白居易對中庸之道的修養以及對黨爭的超脫心態，既然有楊家兄弟們去鬧騰也就夠了，自己沒必要跟著一起摻合。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白居易本來身體就不是很好，年輕時就患有眼病和痛風，此時更是年屆五十七歲，身體更差了。
他在寫給元稹的詩中訴苦：“黃昏一慟後，夜半十起時。病眼兩行血，衰鬢萬莖絲。咽絕五髒脈，消滲百骸脂。雙目失一目，四肢斷兩肢。”寫得似乎有些誇張，但從中也可以看出這一段時間白居易多種疾病纏身，健康狀況不容樂觀。
於是，從大和三年元月開始，白居易又請起了“百日長假”。
這一次請假和上次在蘇州不同，是有意為了辭職而請的。到了三月，假滿，白居易的刑部侍郎一職也就自動解除了。
此時的宰相是吏部侍郎李宗閔，李宗閔和白居易的關係也很不錯，他非常理解白居易的心情，在白居易解職刑部的同時，下達了白居易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詔書。
太子賓客是正三品的高官，在東宮官屬中僅次於太子三師、三少，雖然沒有具體職掌，但地位尊崇，俸祿亦不菲。白居易以如此官祿，迴到他那個精心雕飾、情趣盎然的洛陽舊宅，可謂鳥脫樊籠、如魚得水。
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白居易任河南尹。但是，白居易是以很不情願的心情勉強就任的。他在《至九龍潭作》中寫道：“喜逢二室遊仙子，厭作三川守土臣。他日終為獨往客，今朝未是自由身。”洛陽有黃河、洛水、伊水三條河，故稱“三川”，“三川守土臣”既是指河南尹一職。白居易對這一職位的心情是厭倦，並對自己尚未得到“自由”而感慨。
第二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誌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布施於洛陽香山寺。
白居易任河南尹的時間從大和四年開始，直至大和七年。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裏，白居易沒留下任何積極施政的材料，盡管他心裏有一點慚愧：“自慚到府來周歲，惠愛威淩一事無。”相反，這一時期白居易的作品中不是遊山玩水就是宴會應酬，其中不乏理直氣壯的公款吃喝：“十千一鬥猶賒飲，何況官供不用錢。”
牛黨的最低目標隻是將河南尹一職保持在自己人手裏，並不指望其有何重大作為，因此對於白居易的表現，牛僧孺並不以之為迕。
但是這一情形並未維持太久。牛僧孺、李宗閔的結黨行為，逐漸引起了唐文宗的不滿，加上牛僧孺在處理維州事件時決策失誤，失去了唐文宗的信任。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牛僧孺以尚書右仆射出任淮南節度使，離開了宰相職位。次年二月，唐文宗啟用其斟酌已久的李德裕，將其從西川節度調迴朝廷，任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李德裕上台，白居易自知河南尹一職難以久繼，於是再次申請百日長假，以求到期自動卸任。
李德裕當然求之不得，四月底，白居易的假期一滿，李德裕馬上免去白居易的河南尹職務，恢複其之前所任的太子賓客分司，以散騎常侍嚴休複出任河南尹。嚴休複與元稹交往密切，又曾經通過查辦楊虞卿的手下溫亮來打擊楊虞卿，應是李黨成員。李德裕用其黨人來爭奪洛陽地方實權的意圖是至為明顯的。
不過，李德裕執政的時間也沒多久。因為唐文宗真正倚為心腹的人，既不是牛僧孺，也不是李德裕，而是李訓、鄭注。李訓、鄭注以鏟除專權宦官勢力為首要政治目標，但在此之前他們先要在外朝清除牛李二黨的勢力。
李、鄭二人均以奇謀見長，他們於大和八年（834年）十月拋出漳王案，指責李德裕在浙西時暗中結交漳王李湊（文宗之弟），企圖擁立漳王篡位。
當初唐文宗是在宦官勢力的擁戴下繼承其哥哥的皇位的，即位的合法性多多少少有點問題，因此他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加上漳王李湊確實博學多才，頗有人望，萬一被人利用也是麻煩一樁，因此他放手讓李訓、鄭注去“調查”。
結果雖不能完全坐實，但嫌疑也不能排除，當時還沒有“無罪推定”這一司法理念，最多隻是“疑罪從輕”，於是，漳王被廢，不久死去，李德裕也被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久又再貶袁州長史。
連續貶官，是唐朝皇帝或宰相常用的打擊政敵的一種方法，目的是讓政敵遭受連續的多次打擊，可謂殘酷的精神折磨。
李德裕下台後不久，大和九年（835年）六月，李訓、鄭注又製造“宋若憲案”，將矛頭指向指向了李宗閔、楊虞卿。
最重要的原因是，幾位同事和朋友的溘然去世，削弱了白居易的政治依靠，也消解了他積極仕進的意誌。白居易《和自勸》雲：
“稀稀疏疏繞籬竹，窄窄狹狹向陽屋。屋中有一曝背翁，委置形骸如土木。
日暮半爐麩炭火，夜深一盞紗籠燭。不知有益及民無，二十年來食官祿。
就暖移盤簷下食，防寒擁被帷中宿。秋官月俸八九萬，豈徒遣爾身溫足。
勤操丹筆念黃沙，莫使饑寒囚滯獄。急景凋年急於水，念此攬衣中夜起。
門無宿客共誰言，暖酒挑燈對妻子。身飲數杯妻一盞，餘酌分張與兒女。
微酣靜坐未能眠，風霰蕭蕭打窗紙。自問有何才與術，入為丞郎出刺史。
爭知壽命短複長，豈得營營心不止。請看韋孔與錢崔，半月之間四人死。”
詩後，白居易自注：“韋中書處厚、孔京兆戢、錢尚書徽、崔華州植，十五日間，相次而逝。”
韋處厚、孔戢、錢徽、崔植四人，都是白居易的同事、摯友，也是白居易在朝局政爭中站穩腳跟的靠山，他們在半個月之間一一離世，對白居易繼續在長安爭一席之地的實力和信心均有重大打擊。
唐文宗初期重用牛僧孺、李宗閔，二人拜相後進而啟用白居易妻族的楊嗣複、楊虞卿、楊漢公等人，一時炙手可熱，使得楊氏家族在長安靖恭裏的宅第被人們稱為“行中書省”。按照白居易對中庸之道的修養以及對黨爭的超脫心態，既然有楊家兄弟們去鬧騰也就夠了，自己沒必要跟著一起摻合。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白居易本來身體就不是很好，年輕時就患有眼病和痛風，此時更是年屆五十七歲，身體更差了。
他在寫給元稹的詩中訴苦：“黃昏一慟後，夜半十起時。病眼兩行血，衰鬢萬莖絲。咽絕五髒脈，消滲百骸脂。雙目失一目，四肢斷兩肢。”寫得似乎有些誇張，但從中也可以看出這一段時間白居易多種疾病纏身，健康狀況不容樂觀。
於是，從大和三年元月開始，白居易又請起了“百日長假”。
這一次請假和上次在蘇州不同，是有意為了辭職而請的。到了三月，假滿，白居易的刑部侍郎一職也就自動解除了。
此時的宰相是吏部侍郎李宗閔，李宗閔和白居易的關係也很不錯，他非常理解白居易的心情，在白居易解職刑部的同時，下達了白居易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詔書。
太子賓客是正三品的高官，在東宮官屬中僅次於太子三師、三少，雖然沒有具體職掌，但地位尊崇，俸祿亦不菲。白居易以如此官祿，迴到他那個精心雕飾、情趣盎然的洛陽舊宅，可謂鳥脫樊籠、如魚得水。
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白居易任河南尹。但是，白居易是以很不情願的心情勉強就任的。他在《至九龍潭作》中寫道：“喜逢二室遊仙子，厭作三川守土臣。他日終為獨往客，今朝未是自由身。”洛陽有黃河、洛水、伊水三條河，故稱“三川”，“三川守土臣”既是指河南尹一職。白居易對這一職位的心情是厭倦，並對自己尚未得到“自由”而感慨。
第二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誌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布施於洛陽香山寺。
白居易任河南尹的時間從大和四年開始，直至大和七年。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裏，白居易沒留下任何積極施政的材料，盡管他心裏有一點慚愧：“自慚到府來周歲，惠愛威淩一事無。”相反，這一時期白居易的作品中不是遊山玩水就是宴會應酬，其中不乏理直氣壯的公款吃喝：“十千一鬥猶賒飲，何況官供不用錢。”
牛黨的最低目標隻是將河南尹一職保持在自己人手裏，並不指望其有何重大作為，因此對於白居易的表現，牛僧孺並不以之為迕。
但是這一情形並未維持太久。牛僧孺、李宗閔的結黨行為，逐漸引起了唐文宗的不滿，加上牛僧孺在處理維州事件時決策失誤，失去了唐文宗的信任。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牛僧孺以尚書右仆射出任淮南節度使，離開了宰相職位。次年二月，唐文宗啟用其斟酌已久的李德裕，將其從西川節度調迴朝廷，任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李德裕上台，白居易自知河南尹一職難以久繼，於是再次申請百日長假，以求到期自動卸任。
李德裕當然求之不得，四月底，白居易的假期一滿，李德裕馬上免去白居易的河南尹職務，恢複其之前所任的太子賓客分司，以散騎常侍嚴休複出任河南尹。嚴休複與元稹交往密切，又曾經通過查辦楊虞卿的手下溫亮來打擊楊虞卿，應是李黨成員。李德裕用其黨人來爭奪洛陽地方實權的意圖是至為明顯的。
不過，李德裕執政的時間也沒多久。因為唐文宗真正倚為心腹的人，既不是牛僧孺，也不是李德裕，而是李訓、鄭注。李訓、鄭注以鏟除專權宦官勢力為首要政治目標，但在此之前他們先要在外朝清除牛李二黨的勢力。
李、鄭二人均以奇謀見長，他們於大和八年（834年）十月拋出漳王案，指責李德裕在浙西時暗中結交漳王李湊（文宗之弟），企圖擁立漳王篡位。
當初唐文宗是在宦官勢力的擁戴下繼承其哥哥的皇位的，即位的合法性多多少少有點問題，因此他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加上漳王李湊確實博學多才，頗有人望，萬一被人利用也是麻煩一樁，因此他放手讓李訓、鄭注去“調查”。
結果雖不能完全坐實，但嫌疑也不能排除，當時還沒有“無罪推定”這一司法理念，最多隻是“疑罪從輕”，於是，漳王被廢，不久死去，李德裕也被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久又再貶袁州長史。
連續貶官，是唐朝皇帝或宰相常用的打擊政敵的一種方法，目的是讓政敵遭受連續的多次打擊，可謂殘酷的精神折磨。
李德裕下台後不久，大和九年（835年）六月，李訓、鄭注又製造“宋若憲案”，將矛頭指向指向了李宗閔、楊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