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白居易此時尚未打算就此隱居一生。
據白居易觀察，唐敬宗雖然荒淫，但用的宰相如牛僧孺、李程、竇易直等皆為正直之士，朝政也不至於大亂。李逢吉雖然熱衷於黨爭，但也沒有做過嚴重危害民生的事情。掌權的宦官梁守謙、王守澄等都比較低調、收斂，不像吐突承璀那樣張揚跋扈。因此唐敬宗即位一年多，也沒惹出大事。
白居易覺得自己春秋富餘，還可以做些事情，不甘就此賦閑。此時牛僧孺已出任武昌節度使，於是他上書李逢吉和李程，請求重新安排工作。
李逢吉和李程很高興白居易還願意出來工作，於是給他安排了一個好位置——蘇州刺史。
也許李逢吉的考慮還是和當初一樣，讓白居易繼續擔任牽製李德裕的角色。因為此時屬於牛黨的蘇州刺史李諒正好任期屆滿須調迴長安，由白居易接任蘇州，可以確保蘇州這個重鎮繼續掌控在牛黨手裏，而白居易在杭州深得人心，又是享譽天下的名士，李黨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
由此也可見，在時人眼裏，白居易不再是當年那個莽莽撞撞、敢和皇帝當麵吵架的愣頭青年文人，而是成長為務實幹練、沉著穩重的成熟職業官僚了。
於是，經過在洛陽約十個多月的閑居生活後，白居易於寶曆元年（825年）三月四日接到黃紙詔書：“除蘇州刺史。”
蘇州也是與杭州同列的江南名郡，自然是值得向往的地方。但白居易還是舍不得他精心營造的洛陽小宅。因此，他收到任職詔書並未“克日赴任”，而是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動身前往蘇州。
出發之前，他還一個人跑到城東去與花“告別”，並寫下《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雲：
“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
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
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
這次白居易前往蘇州的路線就是一年之前他從杭州迴來的路線，所以一路上的地方官都是熟人，接待應酬自然是熱鬧非凡。
宣武節度使、汴州刺史令狐楚曾是白居易的老領導，白居易再到汴州，受到令狐楚的熱烈歡迎和周到接待。白居易作《奉和汴州令狐相公》詩，詩中自注：“奉陪遊宴，凡經五日。”
白居易在汴州一住就是五天，可見他與令狐楚兩人交情深厚，非同常人。
這樣一路走下來，直到五月初五，白居易才走到蘇州。
到蘇州初步交接之後，白居易照例作《蘇州刺史謝上表》，上奏朝廷謝恩，並表達了自己恪盡職守的決心。
蘇州在元和年間戶數超過十萬，按一戶五人至十人來算，並考慮古代人口統計的局限性等因素（包括統計方法、統計技術、因按人頭征稅導致大量瞞報等），估計約有人口五十萬至一百萬，是當時唐朝全國最大的城市之一。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難處。這種地方必然利益關係複雜，事務繁钜，要治理好實非易事。
白居易的前任是李諒。李諒此人生平已不可考，隻知道他是牛黨成員，離任後迴到禦史台任職。
李諒有很多事情要交代，因此與白居易兩人的工作交接用了十多天才完成。
蘇州屬浙江西道管轄，此時浙西觀察使是李黨領袖李德裕，如何處理與觀察使的關係，是牛黨的每一任蘇州刺史都必須麵對的大問題。
白居易在政治利益上被歸屬於牛黨，但畢竟不是牛黨的核心成員。雖然在長慶元年的進士複試案中，白居易與李德裕鬥過一個迴合，然而總的來說兩人不存在激烈的矛盾衝突。白居易性格中具有較為世故圓滑、精於周旋協調的一麵，他固然不會和李德裕套近乎，但也犯不著為公事得罪李德裕。他的基本方針是維持台麵上的和氣，盡量不使矛盾公開化。
白居易在蘇州曾寫過一首長詩《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作》，這首詩是白居易與李德裕、元稹、劉禹錫三人的唱和之作。劉禹錫時為和州刺史，屬淮南道管轄，地界與浙西的蘇、常、潤三州相鄰。
李、元二人所作均已佚失，隻有白、劉的作品分別保存在各自的詩文集中。
從詩的內容來看，白居易專注於描寫小童吹笛之妙，完全沒有提及李德裕，如果不是題目中有“和浙西李大夫作”等字樣，根本無法想象這和李德裕有何關係。
因此，這次聚會的氣氛是非常怪異的。大概是元稹、劉禹錫為了緩和李德裕和白居易的關係（元、劉均為李黨成員），使李德裕不至於給白居易出難題、穿小鞋，才組織了這麽一次聚會。
白居易當然願意和李德裕簽訂這樣一個“互不侵犯條約”，而李德裕也疲於應付牛黨的挑戰，不希望蘇州無端生事，因而李、白二人都出席了聚會，但大家都心照不宣，隻有表麵的客套，沒有實質的交流。白居易也因此留下了一首文題不符的奇怪詩作，供後人想象猜測。
協調好了上下級關係，白居易又開始了忙碌的工作。他在給元稹的詩《秋寄微之十二韻》中說：
“娃館鬆江北，稽城浙水東。
屈君為長吏，伴我作衰翁。
旌旆知非遠，煙雲望不通。
忙多對酒榼，興少閱詩筒。
淡白秋來日，疏涼雨後風。
餘霞數片綺，新月一張弓。
影滿衰桐樹，香凋晚蕙叢。
饑啼春穀鳥，寒怨絡絲蟲。
覽鏡頭雖白，聽歌耳未聾。
老愁從此遣，醉笑與誰同。
清旦方堆案，黃昏始退公。
可憐朝暮景，銷在兩衙中。”
這樣忙碌，以至於蘇州刺史都沒有自己的生活了，正如他在《題籠鶴》中感慨的那樣：
“經旬不飲酒，逾月未聞歌。
豈是風情少，其如塵事多。
虎丘慚客問，娃館妒人過。
莫笑籠中鶴，相看去幾何。”
在蘇州刺史任內，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裏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裏山塘”，簡稱“山塘街”。
這一年，白居易已經五十五歲，難得還有這樣高的積極性來投入工作。
然而年事既高，不服老真不行。
寶曆二年（826年）五月，白居易在視察蘇州外郭城防時從馬上墜跌，腰骨和腿骨均被摔傷。加上長期飲酒，傷肝傷肺，白居易經常咳嗽致血，一向不太好的視力也更加嚴重下降了。
健康的惡化使白居易不得不向朝廷申請休假。病情太重，三個多月仍不能痊愈，而按照唐朝的製度，“職事官假滿百日，即合停解。”意即請假滿一百天的，職務就解除了，相當於自動辭職。
白居易此時不得不考慮離開蘇州了，他在《自詠五首》其三中寫道：
“公私頗多事，衰憊殊少歡。
迎送賓客懶，鞭笞黎庶難。
老耳倦聲樂，病口厭杯盤。
既無可戀者，何以不休官。”
其五寫道：
“官舍非我廬，官園非我樹。
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別墅。
既無婚嫁累，幸有歸休處。
歸去誠已遲，猶勝不歸去。”
這一次，白居易能不能如願呢？
據白居易觀察，唐敬宗雖然荒淫，但用的宰相如牛僧孺、李程、竇易直等皆為正直之士，朝政也不至於大亂。李逢吉雖然熱衷於黨爭，但也沒有做過嚴重危害民生的事情。掌權的宦官梁守謙、王守澄等都比較低調、收斂，不像吐突承璀那樣張揚跋扈。因此唐敬宗即位一年多，也沒惹出大事。
白居易覺得自己春秋富餘，還可以做些事情，不甘就此賦閑。此時牛僧孺已出任武昌節度使，於是他上書李逢吉和李程，請求重新安排工作。
李逢吉和李程很高興白居易還願意出來工作，於是給他安排了一個好位置——蘇州刺史。
也許李逢吉的考慮還是和當初一樣，讓白居易繼續擔任牽製李德裕的角色。因為此時屬於牛黨的蘇州刺史李諒正好任期屆滿須調迴長安，由白居易接任蘇州，可以確保蘇州這個重鎮繼續掌控在牛黨手裏，而白居易在杭州深得人心，又是享譽天下的名士，李黨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
由此也可見，在時人眼裏，白居易不再是當年那個莽莽撞撞、敢和皇帝當麵吵架的愣頭青年文人，而是成長為務實幹練、沉著穩重的成熟職業官僚了。
於是，經過在洛陽約十個多月的閑居生活後，白居易於寶曆元年（825年）三月四日接到黃紙詔書：“除蘇州刺史。”
蘇州也是與杭州同列的江南名郡，自然是值得向往的地方。但白居易還是舍不得他精心營造的洛陽小宅。因此，他收到任職詔書並未“克日赴任”，而是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動身前往蘇州。
出發之前，他還一個人跑到城東去與花“告別”，並寫下《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雲：
“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
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
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
這次白居易前往蘇州的路線就是一年之前他從杭州迴來的路線，所以一路上的地方官都是熟人，接待應酬自然是熱鬧非凡。
宣武節度使、汴州刺史令狐楚曾是白居易的老領導，白居易再到汴州，受到令狐楚的熱烈歡迎和周到接待。白居易作《奉和汴州令狐相公》詩，詩中自注：“奉陪遊宴，凡經五日。”
白居易在汴州一住就是五天，可見他與令狐楚兩人交情深厚，非同常人。
這樣一路走下來，直到五月初五，白居易才走到蘇州。
到蘇州初步交接之後，白居易照例作《蘇州刺史謝上表》，上奏朝廷謝恩，並表達了自己恪盡職守的決心。
蘇州在元和年間戶數超過十萬，按一戶五人至十人來算，並考慮古代人口統計的局限性等因素（包括統計方法、統計技術、因按人頭征稅導致大量瞞報等），估計約有人口五十萬至一百萬，是當時唐朝全國最大的城市之一。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難處。這種地方必然利益關係複雜，事務繁钜，要治理好實非易事。
白居易的前任是李諒。李諒此人生平已不可考，隻知道他是牛黨成員，離任後迴到禦史台任職。
李諒有很多事情要交代，因此與白居易兩人的工作交接用了十多天才完成。
蘇州屬浙江西道管轄，此時浙西觀察使是李黨領袖李德裕，如何處理與觀察使的關係，是牛黨的每一任蘇州刺史都必須麵對的大問題。
白居易在政治利益上被歸屬於牛黨，但畢竟不是牛黨的核心成員。雖然在長慶元年的進士複試案中，白居易與李德裕鬥過一個迴合，然而總的來說兩人不存在激烈的矛盾衝突。白居易性格中具有較為世故圓滑、精於周旋協調的一麵，他固然不會和李德裕套近乎，但也犯不著為公事得罪李德裕。他的基本方針是維持台麵上的和氣，盡量不使矛盾公開化。
白居易在蘇州曾寫過一首長詩《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作》，這首詩是白居易與李德裕、元稹、劉禹錫三人的唱和之作。劉禹錫時為和州刺史，屬淮南道管轄，地界與浙西的蘇、常、潤三州相鄰。
李、元二人所作均已佚失，隻有白、劉的作品分別保存在各自的詩文集中。
從詩的內容來看，白居易專注於描寫小童吹笛之妙，完全沒有提及李德裕，如果不是題目中有“和浙西李大夫作”等字樣，根本無法想象這和李德裕有何關係。
因此，這次聚會的氣氛是非常怪異的。大概是元稹、劉禹錫為了緩和李德裕和白居易的關係（元、劉均為李黨成員），使李德裕不至於給白居易出難題、穿小鞋，才組織了這麽一次聚會。
白居易當然願意和李德裕簽訂這樣一個“互不侵犯條約”，而李德裕也疲於應付牛黨的挑戰，不希望蘇州無端生事，因而李、白二人都出席了聚會，但大家都心照不宣，隻有表麵的客套，沒有實質的交流。白居易也因此留下了一首文題不符的奇怪詩作，供後人想象猜測。
協調好了上下級關係，白居易又開始了忙碌的工作。他在給元稹的詩《秋寄微之十二韻》中說：
“娃館鬆江北，稽城浙水東。
屈君為長吏，伴我作衰翁。
旌旆知非遠，煙雲望不通。
忙多對酒榼，興少閱詩筒。
淡白秋來日，疏涼雨後風。
餘霞數片綺，新月一張弓。
影滿衰桐樹，香凋晚蕙叢。
饑啼春穀鳥，寒怨絡絲蟲。
覽鏡頭雖白，聽歌耳未聾。
老愁從此遣，醉笑與誰同。
清旦方堆案，黃昏始退公。
可憐朝暮景，銷在兩衙中。”
這樣忙碌，以至於蘇州刺史都沒有自己的生活了，正如他在《題籠鶴》中感慨的那樣：
“經旬不飲酒，逾月未聞歌。
豈是風情少，其如塵事多。
虎丘慚客問，娃館妒人過。
莫笑籠中鶴，相看去幾何。”
在蘇州刺史任內，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裏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裏山塘”，簡稱“山塘街”。
這一年，白居易已經五十五歲，難得還有這樣高的積極性來投入工作。
然而年事既高，不服老真不行。
寶曆二年（826年）五月，白居易在視察蘇州外郭城防時從馬上墜跌，腰骨和腿骨均被摔傷。加上長期飲酒，傷肝傷肺，白居易經常咳嗽致血，一向不太好的視力也更加嚴重下降了。
健康的惡化使白居易不得不向朝廷申請休假。病情太重，三個多月仍不能痊愈，而按照唐朝的製度，“職事官假滿百日，即合停解。”意即請假滿一百天的，職務就解除了，相當於自動辭職。
白居易此時不得不考慮離開蘇州了，他在《自詠五首》其三中寫道：
“公私頗多事，衰憊殊少歡。
迎送賓客懶，鞭笞黎庶難。
老耳倦聲樂，病口厭杯盤。
既無可戀者，何以不休官。”
其五寫道：
“官舍非我廬，官園非我樹。
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別墅。
既無婚嫁累，幸有歸休處。
歸去誠已遲，猶勝不歸去。”
這一次，白居易能不能如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