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從江州溯長江而上，穿三峽到達忠州，興衝衝到了城內，卻發現這個江邊小城，連條能跑馬車的平路都沒有。
“更無平地堪行處，虛受朱輪五馬恩。”白居易本是刺史，可乘用五馬朱輪的專車，但忠州盡是崎嶇陡峭的石磴路，他隻能“虛受朱輪五馬恩”了。白居易在當晚寫就的《初到忠州贈李六》詩中，發出這樣的怨歎。
不過，白居易一向以“兼濟”為誌，既已來到了忠州，他希望自己可以在這裏有用武之地。
他相信通過自己的勵精圖治，一定能改善忠州的現狀，為朝廷分憂，為百姓謀福。在《忠州刺史謝上表》中，白居易寫道：“誓當負刺慎身，履冰厲節，下安凋瘵，上撫憂勤”。
正如後世史書所記載，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忠國事，勞民事，勸農生產、鼓勵農桑，身先躬行、省事寬刑、憐老愛子，開山修路、植樹種花、與民同苦樂”。
唐初，征收賦稅沿襲北魏的租庸調製。租庸調以人丁為依據，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繳納一定量的穀物，叫作“租”，可以用絹或布代役，叫作“庸”，繳納定量的絹或布，叫作“調”。
後來，土地兼並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增多。農民逃亡，政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
安史之亂以後，國家失去有效地控製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並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軍政長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批準，於是雜稅林立，中央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製度非常混亂。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楊炎建議頒行“兩稅法”。兩稅法是以原有的地稅和戶稅為主，統一各項稅收而製定的新稅法。由於分夏、秋兩季征收，所以稱為“兩稅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貪得無厭的官吏又在兩稅定額之外巧立名目敲詐勒索，如“間架稅”、“除陌錢”等等。許多官吏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稅之外橫征暴斂。沉重的苛捐雜稅，使勞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慘境地，“兩稅法”實際上已不再存在了。白居易上書向皇帝建議“宿弊必除，舊章鹹舉”，並在忠州竭力推行這一政治主張。
自白居易就任刺史後，忠州連續兩年大豐收。白居易曾在衙前宴請府吏和州民，興高采烈地欣賞“蠻鼓聲坎坎，巴女舞蹲蹲”。
年終歲尾，白居易格外思鄉。離開長安城快五年了，他感慨良多，作了這首《歲晚》，勸慰自己：“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宴，物皆複本源。何此南遷客，五年獨未還。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彌安。亦嚐心與口，靜念私自言。去國固非樂，歸鄉未必歡。何須自生苦，舍易求其難。”
既然天子有命，屯分有令，那麽心就此安下，但做實事，不問前程。歸去未必是福，離開也是一種新生，何必對過往糾結呢？
這一年的除夕夜裏，白居易寫下《除夜》：“歲暮紛多思，天涯渺未歸。老添新甲子，病減舊容輝。鄉國仍留念，功名已息機。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
至此，白居易早年血氣方、剛積極向上、兼濟天下的思想，已經逐漸轉變為獨善其身。
雖然白居易聽不懂四川話——《征秋賦畢，題郡南城樓》：“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語言。”，吃不慣當地飯——《即事寄微之》：“衣縫紕縲黃絲絹，飯下腥鹹白小魚。”，然而一州之長的官職，對白居易的升遷是個有利的過渡。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李恆即帝位，白居易被召迴長安，任司門員外郎。
當接到赦還京師的詔命時，白居易已深深迷上了忠州。
離開忠州時，白居易與這裏的一草一木依依作別，有詩雲：
“二年留滯在江城，草樹禽魚盡有情。
何處殷勤重迴首，東坡桃李種新成。”
在還京途中，白居易還寫下多篇迴憶忠州的詩，“時時大開口，自笑憶忠州”，稱讚忠州“巫峽中心郡，巴城四麵春”。即使置身喧囂繁華的京師，他也是“每看闕下丹青樹，不忘天邊錦繡林。”
白居易在忠州投入了心血和汗水，和官民打成了一片。當一個人投入很大的心思在一個地方，慢慢地也會把感情傾注在那裏。
忠州此後常常出現在腦海中，白居易先後共寫了104首詠歎忠州的詩詞。
忠州是白居易到杭州赴任前的一個插曲，卻再次激起他兼濟天下的初心，自己雖然“獨善其身”，也不妨礙多為黎元辦點事。
一心為民的人，百姓自然會銘記。後世人在忠縣建起了白公祠，依山傍水氣勢恢宏。白公祠景觀精致，有荷花池、詩廊、詩碑林、醉飲閣、白園和白居易塑像，也有白居易喜愛的木蓮樹。園內建有洗墨池，白公銅像，東西兩側用花牆隔開，地勢東高西低，南麵房舍依坡而建，為船樓建築。一條仿古長廊出現在你眼前，長廊兩旁掛有白居易所寫的10多首詩歌。祠中陳列著白居易的譜係、生活紀年，到忠州為官時的各項政績。
元和十五年五月，白居易迴到久違的長安。
白居易當時已經文名蓋世，又是先帝近臣，因此深得穆宗敬重。
白居易在司門員外郎的位置上才坐了大半年，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白居易又接到詔書，穆宗任命他為禮部主客郎中（從五品上）、知製誥。
知製誥是中書省負責審核、起草製書的官員，隨侍皇帝，執掌機要，地位十分顯赫，其職能近似於翰林學士，但相對而言其獨立性更強，地位也更高。
他在《初除主客郎中知製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同宿話舊感懷》詩中，表達了一種複雜的情緒：
“閑宵靜話喜還悲，聚散窮通不自知。
已分雲泥行異路，忽驚雞鶴宿同枝。
紫垣曹署榮華地，白發郎官老醜時。
莫怪不如君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
白居易再次進入了中央權力核心，有了發揮才華的大舞台。
更讓他高興的是，自從被貶江州以來一直跟隨在他身邊的弟弟白行簡也被任命為左拾遺，兄弟兩人都能在皇帝身邊工作，是一件非常榮耀的美事。
在唐朝，有所謂“職官”的概念，“職”是指職事官，白居易前麵所任的主客郎中就是他的職事官；而“官”主要是指散官，是用來區別各種政治經濟待遇的官品級別。
在唐朝前期，官員俸祿是按照散官的品級來發放的，但後來散官逐漸失去實質作用，特別是官員俸祿改成按職事官品級來發後，散官就變成了僅具有禮儀上的象征意義。官員衣服的顏色，仍以散官為準來區別，即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緋、六品及以下服青綠。
白居易雖然職事官已當到主客郎中（從五品上），但其散官僅為朝議郎（正六品上），所以隻能穿青綠色的朝服。白居易對此耿耿於懷。
“更無平地堪行處，虛受朱輪五馬恩。”白居易本是刺史，可乘用五馬朱輪的專車，但忠州盡是崎嶇陡峭的石磴路，他隻能“虛受朱輪五馬恩”了。白居易在當晚寫就的《初到忠州贈李六》詩中，發出這樣的怨歎。
不過，白居易一向以“兼濟”為誌，既已來到了忠州，他希望自己可以在這裏有用武之地。
他相信通過自己的勵精圖治，一定能改善忠州的現狀，為朝廷分憂，為百姓謀福。在《忠州刺史謝上表》中，白居易寫道：“誓當負刺慎身，履冰厲節，下安凋瘵，上撫憂勤”。
正如後世史書所記載，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忠國事，勞民事，勸農生產、鼓勵農桑，身先躬行、省事寬刑、憐老愛子，開山修路、植樹種花、與民同苦樂”。
唐初，征收賦稅沿襲北魏的租庸調製。租庸調以人丁為依據，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繳納一定量的穀物，叫作“租”，可以用絹或布代役，叫作“庸”，繳納定量的絹或布，叫作“調”。
後來，土地兼並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增多。農民逃亡，政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
安史之亂以後，國家失去有效地控製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並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軍政長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批準，於是雜稅林立，中央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製度非常混亂。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楊炎建議頒行“兩稅法”。兩稅法是以原有的地稅和戶稅為主，統一各項稅收而製定的新稅法。由於分夏、秋兩季征收，所以稱為“兩稅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貪得無厭的官吏又在兩稅定額之外巧立名目敲詐勒索，如“間架稅”、“除陌錢”等等。許多官吏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稅之外橫征暴斂。沉重的苛捐雜稅，使勞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慘境地，“兩稅法”實際上已不再存在了。白居易上書向皇帝建議“宿弊必除，舊章鹹舉”，並在忠州竭力推行這一政治主張。
自白居易就任刺史後，忠州連續兩年大豐收。白居易曾在衙前宴請府吏和州民，興高采烈地欣賞“蠻鼓聲坎坎，巴女舞蹲蹲”。
年終歲尾，白居易格外思鄉。離開長安城快五年了，他感慨良多，作了這首《歲晚》，勸慰自己：“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宴，物皆複本源。何此南遷客，五年獨未還。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彌安。亦嚐心與口，靜念私自言。去國固非樂，歸鄉未必歡。何須自生苦，舍易求其難。”
既然天子有命，屯分有令，那麽心就此安下，但做實事，不問前程。歸去未必是福，離開也是一種新生，何必對過往糾結呢？
這一年的除夕夜裏，白居易寫下《除夜》：“歲暮紛多思，天涯渺未歸。老添新甲子，病減舊容輝。鄉國仍留念，功名已息機。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
至此，白居易早年血氣方、剛積極向上、兼濟天下的思想，已經逐漸轉變為獨善其身。
雖然白居易聽不懂四川話——《征秋賦畢，題郡南城樓》：“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語言。”，吃不慣當地飯——《即事寄微之》：“衣縫紕縲黃絲絹，飯下腥鹹白小魚。”，然而一州之長的官職，對白居易的升遷是個有利的過渡。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李恆即帝位，白居易被召迴長安，任司門員外郎。
當接到赦還京師的詔命時，白居易已深深迷上了忠州。
離開忠州時，白居易與這裏的一草一木依依作別，有詩雲：
“二年留滯在江城，草樹禽魚盡有情。
何處殷勤重迴首，東坡桃李種新成。”
在還京途中，白居易還寫下多篇迴憶忠州的詩，“時時大開口，自笑憶忠州”，稱讚忠州“巫峽中心郡，巴城四麵春”。即使置身喧囂繁華的京師，他也是“每看闕下丹青樹，不忘天邊錦繡林。”
白居易在忠州投入了心血和汗水，和官民打成了一片。當一個人投入很大的心思在一個地方，慢慢地也會把感情傾注在那裏。
忠州此後常常出現在腦海中，白居易先後共寫了104首詠歎忠州的詩詞。
忠州是白居易到杭州赴任前的一個插曲，卻再次激起他兼濟天下的初心，自己雖然“獨善其身”，也不妨礙多為黎元辦點事。
一心為民的人，百姓自然會銘記。後世人在忠縣建起了白公祠，依山傍水氣勢恢宏。白公祠景觀精致，有荷花池、詩廊、詩碑林、醉飲閣、白園和白居易塑像，也有白居易喜愛的木蓮樹。園內建有洗墨池，白公銅像，東西兩側用花牆隔開，地勢東高西低，南麵房舍依坡而建，為船樓建築。一條仿古長廊出現在你眼前，長廊兩旁掛有白居易所寫的10多首詩歌。祠中陳列著白居易的譜係、生活紀年，到忠州為官時的各項政績。
元和十五年五月，白居易迴到久違的長安。
白居易當時已經文名蓋世，又是先帝近臣，因此深得穆宗敬重。
白居易在司門員外郎的位置上才坐了大半年，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白居易又接到詔書，穆宗任命他為禮部主客郎中（從五品上）、知製誥。
知製誥是中書省負責審核、起草製書的官員，隨侍皇帝，執掌機要，地位十分顯赫，其職能近似於翰林學士，但相對而言其獨立性更強，地位也更高。
他在《初除主客郎中知製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同宿話舊感懷》詩中，表達了一種複雜的情緒：
“閑宵靜話喜還悲，聚散窮通不自知。
已分雲泥行異路，忽驚雞鶴宿同枝。
紫垣曹署榮華地，白發郎官老醜時。
莫怪不如君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
白居易再次進入了中央權力核心，有了發揮才華的大舞台。
更讓他高興的是，自從被貶江州以來一直跟隨在他身邊的弟弟白行簡也被任命為左拾遺，兄弟兩人都能在皇帝身邊工作，是一件非常榮耀的美事。
在唐朝，有所謂“職官”的概念，“職”是指職事官，白居易前麵所任的主客郎中就是他的職事官；而“官”主要是指散官，是用來區別各種政治經濟待遇的官品級別。
在唐朝前期，官員俸祿是按照散官的品級來發放的，但後來散官逐漸失去實質作用，特別是官員俸祿改成按職事官品級來發後，散官就變成了僅具有禮儀上的象征意義。官員衣服的顏色，仍以散官為準來區別，即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緋、六品及以下服青綠。
白居易雖然職事官已當到主客郎中（從五品上），但其散官僅為朝議郎（正六品上），所以隻能穿青綠色的朝服。白居易對此耿耿於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