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多次在詩中抱怨自己未能穿上緋色朝服。


    有一次,他寫詩給京兆少尹元宗簡說:“鳳閣舍人京亞尹,白頭俱未著緋衫。南宮起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得入銜?”詩句雖然有些自嘲的成分,但也反映出了白居易思想中功利的一麵。


    白居易是幸運的。


    人的好運氣要來的時候,誰也擋不住。


    新年到了,穆宗宣布改元長慶,大赦天下,文武百官皆有封賞,白居易被授予朝散大夫、上柱國。朝散大夫是五品散官,白居易終於可以穿上他念念不忘的“緋衫”了。


    上柱國是最高級別的勳官,雖然當時有授勳過濫的嫌疑,但有總比沒有好。


    白居易的妻子楊氏也得以夫榮妻貴,被授予弘農郡君的封號。


    白居易還得到了一筆數目不小的賞錢,剛過完年,白居易就在長安買房了。這套房子位於長安朱雀門大街東第五街新昌坊。


    地段有點偏,而且房子似乎也不大,白居易在詩中說:“階墀寬窄才容足,牆壁高低粗及肩。”不過白居易已經很滿足:“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這畢竟比以前的租房生活好得多了。


    好事還在後頭。就在白居易買了新房子的半年多之後,又被任命為中書舍人、仍知製誥。


    中書舍人為正五品上,相對而言品級也不算特別高,白居易在貶謫江州之前任太子讚善大夫就是正五品官,但中書舍人權力極重,則是讚善大夫無法比擬的。


    按唐朝的三省體製,中書省的長官是中書令、副長官是中書侍郎、中層是中書舍人,三個層級構成中書省運作的基本框架。但到中唐以後,中書令一般空缺不置,中書侍郎則兼任同平章事(即宰相),不在中書省辦公,因此中書舍人就成了中書省的實際負責人,其職能是接收尚書六部的奏議,並提出初步的處理意見上報宰相,在整個政務運作的流程中處於重要的基礎地位。


    在中書省的辦公地點,單獨設有“舍人院”作為中書舍人的辦公室,以便將中書舍人與省內其他職員區分開來,可見其地位之與眾不同。


    中書舍人除了政務決策外,往往還充任皇帝的使者,出外宣布敕旨、審理刑獄,因此《通典》稱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


    中書省一般設六名中書舍人,在唐朝後期,六名中書舍人有“分押六曹”和“五花判事”兩種分工模式。


    “分押六曹”是每一名中書舍人分別對應且獨立地負責尚書六部中的一部,對其負責的部門提出的奏議自行提出意見後上報宰相;


    “五花判事”則是在分押的基礎上,一名中書舍人對自己負責的部門的奏議提出意見後,還要附上其他五名舍人的意見,才能報宰相裁決。


    簡單地說,“分押六曹”是獨任製,“五花判事”是合議製。


    顯然,實行“五花判事”後,中書舍人的權力被其他五名同僚分散牽製,有所削弱,但其基礎性地位並沒有改變。


    白居易以中書舍人兼知製誥,可以說是既有建議提案的權力,又有審議決策的權力,地位尤為隆重。


    白居易在朝廷執掌重權,但他時刻提醒自己不能得意忘形。


    白居易在《西掖早秋直夜書意(自此後中書舍人時作)》詩中這樣說:


    “涼風起禁掖,新月生宮沼。


    夜半秋暗來,萬年枝嫋嫋。


    炎涼遞時節,鍾鼓交昏曉。


    遇聖惜年衰,報恩愁力小。


    素餐無補益,朱綬虛纏繞。


    冠蓋棲野雲,稻粱養山鳥。


    量能私自省,所得已非少。


    五品不為賤,五十不為夭。


    若無知足心,貪求何日了。”


    白居易明白,人要有知足之心,才會擺脫煩惱——做官做到五品官,不為下賤。人活到五十而死,不為夭折。若沒有知足之心,那必將是貪得無厭,永無止息。


    白居易這次迴朝任職,可謂官運通達,順風順水,坐到了位高權重的地位。可是,他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除了上次貶謫促使他形成的崇信佛道隱逸、以官位為“殺身地”的仕途險惡的內心確信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和好朋友元稹的關係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早在白居易被貶江州之前,元稹就因為得罪宦官而被貶到江陵、通州等地,在唐穆宗即位後,他和白居易一起迴到長安,任祠部郎中、知製誥。此時白居易也在中書省知製誥,而祠部郎中和白居易所任的主客郎中同屬禮部,兩人的本官和差遣官都在同一部門,兩個情投意合的故友,又象往常一樣,每日清晨入圖早朝。退朝以後,他們又同到曲江邊飲酒賦詩。


    這本來是極美好的事,可白居易很快就發現有些不對勁,這位老友和以前似乎有些不同了。


    過去的元稹和白居易一樣血氣方剛,痛恨擾亂朝政的宦官,因為得罪宦官,數次遭到貶謫,甚至被宦官毆打致傷。後來,元稹被貶到江陵府任士曹參軍,江陵即今湖北荊州,時為荊南節度使駐地,當時荊南節度的監軍宦官是崔潭峻。


    這是一個改變了元稹的命運和世界觀的人。元稹長期與宦官為敵,本以為到了江陵必會受到監軍的各種刁難甚至侮辱,但是崔潭峻卻沒有這麽做。崔潭峻屬於宦官集團中比較開明的一派,其個人喜愛詩文,非常風雅,對詩才橫溢的元稹非常欣賞,因而不但沒有任何責難,反而多有關照。


    開始元稹還有些警惕,後來發現崔潭峻確實對他不錯,他的想法逐漸改觀了,再加上此前的經驗,他發現跟宦官作對還真是混不下去,不如和宦官走得近一些,在政治上還有些機會,既然當官就要當大官嘛,人何必和自己過不去呢。


    果然,在穆宗即位後,崔潭峻迴到內廷,升任宦官集團的第三號人物——左樞密使,元稹也因而得調動到尚書省任膳部員外郎。接著,崔潭峻把元稹的作品《連昌宮詞》拿給穆宗看,穆宗十分喜愛,崔潭峻乘機把元稹召進宮來,讓他和穆宗當麵一談。


    不出所料,元稹和穆宗相談甚歡,穆宗當天即提拔元稹為祠部郎中、知製誥,不久又任翰林院承旨學士,即首席學士、翰林院的長官,,進入朝廷權力中樞。


    在這樣的背景下,白居易感到和元稹有些談不來了,至少在關於宦官專權的話題上,兩人的分歧越來越明顯。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一起當時看來不算重大,但事後看來卻是影響深遠的事件,即進士複試案。


    白居易和元稹因為這個事件,關係極度緊張,幾乎到了絕交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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