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秋天,白居易在遊廬山的時候,覺得這裏風景實在太秀美,不舍得離開,於是就決定,要建一座草堂。


    白居易用了一年的時間,把這座草堂建好了。


    草堂建築極為簡樸,“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堂前是十丈見方的平地,當中有平台,平台南麵有一個方形的水池,池中有白蓮花和白魚。水池周邊,多是山竹野花。


    草堂南邊,靠近石澗,有鬆杉遮雲蔽日,在盛夏時節就像秋天一樣涼爽。草堂出入口是一條白石道,周圍野花叢生,幽靜雅致。


    草堂北邊,以層崖積石為假山,雜木異草覆蓋其上,飛泉附近則種著茶樹。


    閑時,白居易就坐這裏,一邊欣賞飛泉和茶樹,一邊煮茶、飲茶。


    草堂東邊,三尺瀑布飛落石渠,飄逸就像白色綢緞,聲如玉琴箏蕭。


    草堂西邊靠近北崖右角,用剖開的竹子架空,引山泉流下,隨風飄走,就像珍珠一樣。


    草堂較遠的地方,還有幾處冠絕廬山的景觀:春天有“錦繡穀”的花,夏天“石門澗”的雲,秋天有“虎溪”的月,冬天有“爐峰”的雪,廬山美景盡收其中。更奇妙的是,甚至在一天之中就千變萬化。


    草堂落成不久,白居易寫下《廬山草堂記》,是一篇山水散文,被視為中國山水園林學的開山之作。


    在文中,白居易表達了自己的誌向,說是將來退休,子女們都成家了,自己就帶著妻兒在這裏終老。


    白居易在草堂度過了“不惟忘歸,可以終老”的愉悅時光,並在這裏將自己的詩作進行整理,編成了一部十五卷的詩集。後來,白居易懷著對廬山的眷念,又將自己的六十卷本文集,寄藏在廬山東林寺。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在公元817年桃花盛開的農曆四月,白居易從自己的草堂出發,到廬山頂上的大林寺尋春賞花。


    一路美景,映襯著憂愁失意,白居易感慨萬千,寫下了《遊大林寺詩並序》。


    這首詩中,白居易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美麗。還把春光擬人化,把春光寫得仿佛真是有腳似的,可以轉來躲去。


    “人間”一詞,決不僅僅為“山寺”的對仗工整而用,“山寺”也許就是“人間”仙境。


    在人間天涯淪落的“長恨”,也許在桃花盛開的仙境中會得到解脫。


    江州司馬是個閑職,白居易有很多時間到廬山草堂居住,每次一個人來,常常一住就是十天。他把全部的情思都寄托在草堂和周圍的美景。


    在這個自己親手經營的,與自然環境完美諧和的園林景觀中,靜可飲茶、禪定,動可散步、交遊。


    那幾年,白居易以草堂為落腳點,遍遊廬山,與山寺中的高僧談禪論文,享泉石山野自然之樂。


    這正是所有抑鬱不得誌的文人理想的隱居狀態。


    白居易在江州表麵上沉溺詩酒,縱情山水,問道坐禪,“欲罷去煩惱,漸歸空門”,骨子裏還是渴望重新出山,一展抱負的。


    他經常告訴自己,雖然自己已經不在乎升官發財,若有轉機,自己也應抓住,起碼可以多為黎民百姓做點事吧?


    從元和十二年(817年)開始,朝廷政局逐漸變得對白居易有利。白居易當年在翰林院的老領導崔群當了宰相,陷害白居易的王涯被罷了相位;元和十二年十月,朝廷平定淮西之亂,憲宗皇帝高興之餘,宣布大赦,像白居易這樣輕罪被貶的官員,自然有了升遷的機會。


    經崔群、江西觀察使裴堪、江州刺史崔能等幫忙,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天,白居易升任忠州刺史(正四品下)。


    白居易能夠除刺忠州,崔群起到了“吹噓生翅”的作用。白居易與崔群的書信、詩歌往來貫穿二人交往的始終,數量多、頻率高。


    崔群與白居易同齡,字敦詩,號養浩,貝州武城(今山東武城西北)人,貞元八年中進士,年僅十九歲,與韓愈為友。貞元十年中賢良方正科,初為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十二年為宣歙觀察使從事。元和元年累遷右補闕。元和二年,召為翰林學士,曆官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選拔人才公允。


    在江州,白居易曾有《答戶部崔侍郎書》,向崔群表達自己的心跡:


    “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名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頹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幾,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次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鵩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


    雖然白居易如此表達對進退窮通的淡然,但是淡然背後是何其的失意。


    這封書信可視為是向有一定職位的崔群傾訴衷腸,並渴求其同情而予以援引的行為。


    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崔群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朝廷的一紙任命在冬天傳達到白居易手上時,他內心充滿了溫暖,還有按捺不住的衝動。他迫不及待地赴忠州履新。


    他寫下《別草堂三絕句》:


    “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


    為感君恩須暫起,爐峰不擬住多年。”


    “久眠褐被為居士,忽掛緋袍作使君。


    身出草堂心不出,廬山未要勒移文。”


    “三間茅舍向山開,一帶山泉繞舍迴。


    山色泉聲莫惆悵,三年官滿卻歸來。”


    與友人臨別時,他又作了一首《潯陽宴別》詩:


    “鞍馬軍城外,笙歌祖帳間。


    乘潮發湓口,帶雪別廬山。


    暮景牽行色,春寒散醉顏。


    共嗟炎瘴地,盡室得生還。”


    詩中,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快意。


    離開傷心地江州,原本想“三年官滿卻歸來”的白居易,卻在時隔五年後的公元822年才重迴廬山。那一次,他在托付給東林寺和西林寺長老打理的草堂裏住了一宿,就到杭州赴任去了,以後再也沒有迴過廬山草堂。


    對於忠州的機會,白居易是無論如何都會爭取的,在《入峽次巴東》中,他寫道:


    “不知遠郡何時到,猶喜全家此去同。萬裏王程三峽外,百年生計一舟中。巫山暮足沾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兩片紅旌數聲鼓,使君艛艓上巴東。”


    一路上,在憂和喜、焦慮和期待的交雜中,白居易意氣風發、躊躇滿誌。


    但是,到任後的失望,迅速把白居易拉迴了江州生活甚至長安生活形成的慣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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