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到殿前司，將王稟找來，叫他在禁軍中逐級開展個人比武，有武藝高強者，逐級選拔，最後推薦上報殿前司兩千人左右。王稟領命而去。
次日，殿前司所屬各軍開始下發文書，準備比武事宜。然後，我到太尉府，將殿前司準備開展個人比武的事說了一遍。梁太尉認為這個方法好，提議以太尉府名義下發全國各軍，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同時開展比武活動，各選拔出兩千人左右。我覺得這個提議很好。待三司各選兩千人左右，再在這六千人中選拔出兩千人，那就是佼佼中的佼佼者了。
一月之後，三司各選出兩千人左右高手，我便提議梁太尉，在這六千多人中開展個人比武，梁太尉認為這個方法好，便安排太尉府的將軍吳濤負責比武之事。我則再上秘折，托九公主秘密帶話給皇後，叫皇上知曉其事。順便從中挑選兩千人為皇城禁軍。皇上便傳旨梁太尉，比武之時，禦駕親閱。比武之後，皇上傳旨，前兩千名禁軍高手充任皇城禁軍，由皇上直接統領。
剩下的四千多名高手，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以本部高手為主，各留一千高手作為護軍，留下的自然是最可靠的官兵。剩下的一千多名均留在太尉府，以供應急之用。這些官兵隨便拿出來，都是佼佼中的佼佼者，留在京城也方便調遣。
說到皇城和宮城，有些人可能分不清。一座大都市，其城市布局，既受“象天設都”、 勘輿學這些規劃思想的影響，又受曆史、地理等客觀條件的製約，具有多元性與複雜性。北宋東京汴梁由外到內，由外城、內城、皇城與宮城四重城垣組成。宋代外城周長48裏233步，作為拱衛京師的首道屏障，築有甕城、馬麵、戰棚等防禦設施，是北宋“守內虛外”國策的重要體現；內城周長20裏155步，為京師開封的第二道屏障，並對城市內部空間具有分隔與界定的作用。皇宮分為皇城、宮城，皇城周長九裏十三步，宮城周長五裏（取“九五”為尊之意）。宋代東京城內，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河貫城，是各地貢賦物資漕運京師的通道，被視作東京的生命線。尤其是汴河，其沿岸邸店、酒樓、商業行市眾多，是東京經濟繁 榮的集中體現，並對附近街市具有輻射力。由於諸河流走向的不規則性，致使宋東京的裏坊布局，街道分布，難以像隋唐長安城那樣整齊劃一，早現出城市空間格局上的靈活性。
宋京街道，作為一種城市紋理，為混合式，以棋盤狀為主，附以環形與斜線，這標忐 著隋唐時期規整的方格網狀城市空間格局的終結。城內屢禁不止的侵街現象，是裏坊製崩潰 的原因與體現。關於其崩潰的時間，日本學者加藤繁先生認為是在北宋末年。事實上，早在五代後周時期，東京街道兩側允許種樹、掘井、修蓋涼棚，已播種了裏坊製的種子。發展到仁宗景祜年間，政府允許臨街開設邸廟，隨之，坊牆拆除了，至此裏坊製徹底崩潰。並且，其崩潰過程，亦非從坊牆的坍塌開始，而是由侵街行為以發其端，坊牆這一坊製的外殼隨之消失。也就是說，坊牆與牆外的侵街建築，曾共存過相當時間。隨著街市製的形成，邸店、商鋪沿街而立，人流、物流充斥其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潑、多彩的街道景觀。
就政治空間而言，宋皇宮分為內朝與外朝。宋東京皇宮的布局顯得繁雜，它是以大慶殿——文德毀——垂拱殿——紫宸殿——集英殿分為東西兩種布局，在中國古都發展史上是僅見的。並且，由於宋皇宮相對狹窄.眾多中央官府，如“兩府八伉”、尚書省、禦史台、秘書省、大晟府、太常寺等.隻得安排在皇宮外，主要是皇城南麵禦街兩側。此舉開我國占代皇宮前麵於步廊兩側布置中央官府的先河。
在平麵上，表現在城區麵積的不斷擴大，城牆不再是城鄉的分界。附廓草市及城外廂坊的出現，緩解了城內的擁擠局麵，在不建築新城的前提下，拓寬了城市空間，從而突破了“築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的傳統模式，在中國古都發展史上翻開了新的一頁。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樓閣普遍出現，從而增加了城市的容納量和吞吐量。從高聳的佛塔到高人的樓閣、雄偉的宮殿，直至低矮的平房，出現了豐富的空間層次，形成了城市天際線。
說完皇城，我再向皇上推薦李應為皇城禁軍統領。趙佶問道：“此人是否可靠？”
鵝答道：“末將如今做了陛下女婿，陛下還怕我選的人不放心？”
趙佶笑道：“我隻信任你，此人則不熟悉，既是你信任之將，便任命他為皇城禁軍統領吧，直接聽朕旨意，不再由太尉府管轄。”
於是，派侍衛連夜召迴李應、杜興、燕青、蔡慶，任命李應為皇城禁軍統領、杜興為皇城禁軍副統領，調任蔡慶接替杜興為軍械司總管事，調任燕青為殿前司選拔的一千名禁軍高手統領，直接聽從我的調令。叫他們即日起，及早交接手續，隱藏“梁山反賊”身份，以免再受人懷疑陷害。
李應、杜興、燕青、蔡慶等人調整到位，叫他們次日各赴新崗位上任，我則親領李應、杜興並二三十名梁山老兵，入宮見駕。在宮門口，叫杜興領了二三十名梁山軍校候著，隻帶李應一人入宮。古代帝王非常重視麵相，而李應外貌特征是：“鶻眼鷹睛頭似虎，燕頷猿臂狼腰。疏財仗義結英豪。愛騎雪白馬，喜著絳紅袍。”啥意思？就是說他有一雙明快靈活的眼睛，有著鷹一般銳利的光芒。一副王侯將相的麵相，粗壯的手臂和有力的腰身，無不顯示出他的高大威武，他豪邁的姿態讓眾人為之傾倒。再經我介紹，李應手中銀槍迅猛如電，五把飛刀百步穿楊，性格剛烈，說一不二，無人敢去冒犯他的尊嚴。皇上對李應的第一印象很好。第一印象很好之後，立即掏出一塊金牌，叫他以後持此金牌，可隨時出入宮門見駕。拿了金牌，領了聖旨，我出來再帶上李應、杜興等人，到皇城禁軍軍營宣旨上任。告誡二人，宋遼之戰就在當下，要加強練兵，謹守皇城，再從殿前司撥付一應床弩、神臂弩，以加強皇城禁軍防衛力量。並暗中叮嚀李應，派出梁山心腹隨時盯著宿衛禁軍動向，不可麻痹大意，誤了大事。李應、杜興並二三十名梁山老兵領命而去。
下衙後，我又寫了個在全國開展丈量登記土地的折子，交九公主轉呈皇後娘娘。依然是另寫了幾句話，告誡老丈人趙佶先生：這奏折可以是皇城司秘奏，也可以是皇上苦思冥想的結果，但不能賴在我李逵的頭上。必須和我撇清關係，否則，和宿太師沒法交代。
為什麽在繁榮的宋朝要上這個折子？
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是宋朝。宋朝是中國曆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也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中國曆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那時中國所謂的四大發明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瓷器工藝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都達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後難比及的高度。宋朝還發展起一門新科學：技術科學。這些輝煌的成就與宋朝的綜合文明有直接聯係。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國家的綜合實力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宋朝都是當時世界的第一大國。
在農業上，蘇州在宋太宗雍熙（公元984年-987年）前後的耕地數至多不超過1,400,000畝；而在宋徽宗宣和（公元1119年-1125年）年間，蘇州出稅之田2,400,000畝。100年間耕田數增加近1.7倍。宋政府高度重視疏浚工程和堰閘工程，時常大規模開展水利工程，大力提高了生產力，創造了成功的經驗。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廣袤農田去水澇之害而得沾溉之利。如公元1055年（至和二年），調發民夫15.6萬，疏浚諸涇64、浦44、塘6，築成至和塘，“田無洿瀦，民不病涉”，兩岸膏腴之地數百萬頃都蒙其利。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趙霖役工278萬餘，曆時19個月，浚治1江、1港、4浦、58瀆，使平江府“二十年間並無水患”。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江陰浚治橫河、市墩河、東新河和代洪港以後，使附近“十鄉之田，頻苦旱澇，盡除其患”，得益農田達6,573頃。開渠疏浚不僅保證了太湖水係能循環暢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當地農田能夠有力抗禦水旱災害。在各種水利工程的綜合效應下，太湖流域的農田建設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國水利田最密集的區域。有人對北宋熙寧年間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總耕地數作過統計，太湖流域所在的兩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為2,294處，水利田為10,484,842畝，占總耕地數的28.8％。
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從而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在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趙框胤就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詔“令兩製議政豐之術以聞”，令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宋神宗則認為“尤先理財”，發過“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詔令。這些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商貿高速發展，錢莊業迅猛發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最早的紙幣和銀行。銀行可以貸款、異地付款。北宋時期就大量開采金、銀、銅、鐵、煤等礦藏，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曆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各地的官窯等。廠裏的工人按期領工資。南宋時的軍器所工匠竟達七八千人。造會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餘人。綾錦院織工達到四百餘人。除公辦的工廠外，一些私辦的工廠也相繼大量的出現與繁榮。因為經濟的空前繁榮，宋錢幣鑄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而唐朝最盛的開元盛世年，鑄幣也僅有32萬貫。
宋王朝調整了曆代立法中重刑輕民的傳統做法，義利並重，相當重視經濟立法。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麵，專門設置了專賣法，如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時期，其立法活動頻繁，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麵，法規的製訂、實施各方麵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經濟法令，注意到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豐厚的社會財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稅於民，又能保證政府收入。這就緩和了社會矛盾，進入治理國家的良性循環。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占70%。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
宋朝的手工業中還出現了銅板印刷的廣告。比西方資本主義印刷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學者蘇東坡曾給一做油食老婦人做過一首廣告詩，使之生意大振。此外宋朝已出現類似現代報紙的“小報”了。世界的中國的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誕生於大宋強盛的商業浪潮中。
那麽，在此極端繁榮時代為何要重新丈量土地？這是因為土地兼並是社會矛盾加劇、出現農民起義的重要導火索。宋朝時期，土地作為商品受到了法律的保護，在小農經濟的中國古代社會中，土地成為了最為主要的生存資料。曆朝曆代的統治者對於土地來說都是嚴加控製的，以防止天下的土地被統治者所控製。在唐宋變革時期，土地出現了新的變化。在宋代之前，國家對於土地采用的就是授田的方式，就是國家將土地發放出去，王朝擁有所有權，而臣民則擁有使用權。到了唐宋變革時期，土地逐漸成為私有。宋代商品經濟的快速的發展帶來了人們思想上的變化，人們的私有觀念逐漸加強，國家為了保護財富，開始對其進行法律維護，而土地作為一種商品，自然受到了法律保護。此後宋代的不抑兼並之策，使得土地成為了自由買賣的商品，大量的富人掌握了土地，而那些貧民則是成為富人的佃戶，這種田主和佃戶就形成了租佃契約關係。於是，授田製度瓦解。
宋代是沒有田製的朝代。但是這種沒有田製的朝代，並不是意味著完全沒有了土地製度，這種不宜兼並也是有一定的條件才能夠運行的。宋代為了能夠迅速恢複唐末戰亂的繁榮，於是，開始鼓勵百姓們開墾荒田，對於開墾荒田的人擁有一係列的政策優惠。在宋初，這種開墾荒田的政策得到了農民的支持，這也是當初恢複生產力的必要方法。同時，大量的荒田開墾出來，並不能迅速地提高收益，於是，不少的官僚豪族們開始兼並土地，特別是在宋初的功臣武將，趙匡胤為了釋兵權，給予他們大量的土地。
國家為了保護土地的私有權利，開始製定了一係列的法律，對於土地的繼承、買賣都有了詳細的規定。如果土地沒有明確的繼承人，那麽，就會收歸國有。宋代的土地政策導致了土地兼並加劇和土地的買賣。但是，當時土地的買賣並不是無限製的買賣的，反而是一種條件下的買賣。宋代的農民不僅夠占據了大量的土地，而且開墾的土地也是受到了限製，而在法律上，農民則是可以允許自由流動的，並不僅僅束縛在土地之上。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曆年，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危機也在發展。宋代建國後，不但不抑製兼並，而且縱容功臣、大將們兼並土地。但是，發展到宋徽宗時代，隱瞞土地和土地兼並已經愈演愈烈。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必將影響國家的未來，而土地是國家和人民的根基，沒有了土地，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所以，我認為，國家收入之根本在於農業，而農業之根本在於土地。如果把土地的問題解決不了，改革財政純屬無稽之談。我清楚認識到重新清丈土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為丈量田地是天下大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策略。
在我的提議下，丈量田地就提上了國家大事的議程。梁太尉和宿太師等不知哪位高人在皇上後麵獻策，但覺得丈量土地很有必要，於是，支持皇上改革。清丈令頒布以後，朝廷命令地方官員必須嚴格執行，對違反規定者嚴懲不貸。為了表示清丈的決心，皇上趙佶帶頭清丈自己皇族的所有田地，以此來保證清丈運動的決心和順利進行。也許絕大多數皇族不高興，但經過前時房租漲價案的打擊，皇親國戚再不敢抵觸，害怕在清丈過程中違反規定，會受到了朝廷的嚴厲處罰，所以，一年後，丈量土地取得了較大的成果：
首先，大量被隱瞞的田地在清丈中被查出。通過此次清丈，在全國共查出隱瞞一百多萬傾田地。清丈運動沉重的打擊了豪強地主階級，抑製了嚴重的土地兼並行為，他們上繳更多的賦稅，承擔更多的責任，把農民身上的課稅負擔轉嫁到地主階級身上去，一來使得農民的壓力減輕，二來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緩解了國家和人民的壓力。其次，通過丈量田地改變各地賦稅不均勻的現象，使得田地有定數，賦稅有定額。比如京城皇親國戚和達官顯貴的田地在清丈之前，隱匿數量達到二萬三千五百畝，從未上繳糧稅。清丈之後，地有定數，稅有定額，那些無田地而交糧稅的農民負擔大為減輕。再次，明確了統一的丈量口徑。在此之前，田地的丈量口徑不一，相差懸殊。改革後，使用統一的口徑進行清丈，為了便於丈量和計算統計，一律都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把官田和民田統一起來，不分肥沃貧瘠，一律征收同樣的糧稅。在這之前，官田課稅較重，民田課稅較輕，但是豪強富吏多占民田。官田民田統一之後，把所有的田地劃分為上中下三等分別進行征收，是對賦稅製度的重大精簡。最後，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重新普查了戶口，使國家人口數得到了進一步明確。
本次隻是清丈土地，按田畝納稅，而不是抑製土地兼並，所以，清丈阻力並不是很大。《宋史》也記載“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複役，衙前將吏得免裏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啥意思？就是表明宋代較之唐代，並沒有扭轉土地私有化的曆史趨勢。需要指出的是曆史案例中不少官僚主張抑製兼並，但是，宋廷高層以為全國商業發達，不怕人民無飯可吃，都強調的是需要抑製“非法的兼並”，而對於“合法的兼並”持默認態度。當然，清丈土地，按田畝納稅也是一個進步。抑製土地兼並等時機成熟了再看吧。
次日，殿前司所屬各軍開始下發文書，準備比武事宜。然後，我到太尉府，將殿前司準備開展個人比武的事說了一遍。梁太尉認為這個方法好，提議以太尉府名義下發全國各軍，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同時開展比武活動，各選拔出兩千人左右。我覺得這個提議很好。待三司各選兩千人左右，再在這六千人中選拔出兩千人，那就是佼佼中的佼佼者了。
一月之後，三司各選出兩千人左右高手，我便提議梁太尉，在這六千多人中開展個人比武，梁太尉認為這個方法好，便安排太尉府的將軍吳濤負責比武之事。我則再上秘折，托九公主秘密帶話給皇後，叫皇上知曉其事。順便從中挑選兩千人為皇城禁軍。皇上便傳旨梁太尉，比武之時，禦駕親閱。比武之後，皇上傳旨，前兩千名禁軍高手充任皇城禁軍，由皇上直接統領。
剩下的四千多名高手，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以本部高手為主，各留一千高手作為護軍，留下的自然是最可靠的官兵。剩下的一千多名均留在太尉府，以供應急之用。這些官兵隨便拿出來，都是佼佼中的佼佼者，留在京城也方便調遣。
說到皇城和宮城，有些人可能分不清。一座大都市，其城市布局，既受“象天設都”、 勘輿學這些規劃思想的影響，又受曆史、地理等客觀條件的製約，具有多元性與複雜性。北宋東京汴梁由外到內，由外城、內城、皇城與宮城四重城垣組成。宋代外城周長48裏233步，作為拱衛京師的首道屏障，築有甕城、馬麵、戰棚等防禦設施，是北宋“守內虛外”國策的重要體現；內城周長20裏155步，為京師開封的第二道屏障，並對城市內部空間具有分隔與界定的作用。皇宮分為皇城、宮城，皇城周長九裏十三步，宮城周長五裏（取“九五”為尊之意）。宋代東京城內，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河貫城，是各地貢賦物資漕運京師的通道，被視作東京的生命線。尤其是汴河，其沿岸邸店、酒樓、商業行市眾多，是東京經濟繁 榮的集中體現，並對附近街市具有輻射力。由於諸河流走向的不規則性，致使宋東京的裏坊布局，街道分布，難以像隋唐長安城那樣整齊劃一，早現出城市空間格局上的靈活性。
宋京街道，作為一種城市紋理，為混合式，以棋盤狀為主，附以環形與斜線，這標忐 著隋唐時期規整的方格網狀城市空間格局的終結。城內屢禁不止的侵街現象，是裏坊製崩潰 的原因與體現。關於其崩潰的時間，日本學者加藤繁先生認為是在北宋末年。事實上，早在五代後周時期，東京街道兩側允許種樹、掘井、修蓋涼棚，已播種了裏坊製的種子。發展到仁宗景祜年間，政府允許臨街開設邸廟，隨之，坊牆拆除了，至此裏坊製徹底崩潰。並且，其崩潰過程，亦非從坊牆的坍塌開始，而是由侵街行為以發其端，坊牆這一坊製的外殼隨之消失。也就是說，坊牆與牆外的侵街建築，曾共存過相當時間。隨著街市製的形成，邸店、商鋪沿街而立，人流、物流充斥其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潑、多彩的街道景觀。
就政治空間而言，宋皇宮分為內朝與外朝。宋東京皇宮的布局顯得繁雜，它是以大慶殿——文德毀——垂拱殿——紫宸殿——集英殿分為東西兩種布局，在中國古都發展史上是僅見的。並且，由於宋皇宮相對狹窄.眾多中央官府，如“兩府八伉”、尚書省、禦史台、秘書省、大晟府、太常寺等.隻得安排在皇宮外，主要是皇城南麵禦街兩側。此舉開我國占代皇宮前麵於步廊兩側布置中央官府的先河。
在平麵上，表現在城區麵積的不斷擴大，城牆不再是城鄉的分界。附廓草市及城外廂坊的出現，緩解了城內的擁擠局麵，在不建築新城的前提下，拓寬了城市空間，從而突破了“築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的傳統模式，在中國古都發展史上翻開了新的一頁。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樓閣普遍出現，從而增加了城市的容納量和吞吐量。從高聳的佛塔到高人的樓閣、雄偉的宮殿，直至低矮的平房，出現了豐富的空間層次，形成了城市天際線。
說完皇城，我再向皇上推薦李應為皇城禁軍統領。趙佶問道：“此人是否可靠？”
鵝答道：“末將如今做了陛下女婿，陛下還怕我選的人不放心？”
趙佶笑道：“我隻信任你，此人則不熟悉，既是你信任之將，便任命他為皇城禁軍統領吧，直接聽朕旨意，不再由太尉府管轄。”
於是，派侍衛連夜召迴李應、杜興、燕青、蔡慶，任命李應為皇城禁軍統領、杜興為皇城禁軍副統領，調任蔡慶接替杜興為軍械司總管事，調任燕青為殿前司選拔的一千名禁軍高手統領，直接聽從我的調令。叫他們即日起，及早交接手續，隱藏“梁山反賊”身份，以免再受人懷疑陷害。
李應、杜興、燕青、蔡慶等人調整到位，叫他們次日各赴新崗位上任，我則親領李應、杜興並二三十名梁山老兵，入宮見駕。在宮門口，叫杜興領了二三十名梁山軍校候著，隻帶李應一人入宮。古代帝王非常重視麵相，而李應外貌特征是：“鶻眼鷹睛頭似虎，燕頷猿臂狼腰。疏財仗義結英豪。愛騎雪白馬，喜著絳紅袍。”啥意思？就是說他有一雙明快靈活的眼睛，有著鷹一般銳利的光芒。一副王侯將相的麵相，粗壯的手臂和有力的腰身，無不顯示出他的高大威武，他豪邁的姿態讓眾人為之傾倒。再經我介紹，李應手中銀槍迅猛如電，五把飛刀百步穿楊，性格剛烈，說一不二，無人敢去冒犯他的尊嚴。皇上對李應的第一印象很好。第一印象很好之後，立即掏出一塊金牌，叫他以後持此金牌，可隨時出入宮門見駕。拿了金牌，領了聖旨，我出來再帶上李應、杜興等人，到皇城禁軍軍營宣旨上任。告誡二人，宋遼之戰就在當下，要加強練兵，謹守皇城，再從殿前司撥付一應床弩、神臂弩，以加強皇城禁軍防衛力量。並暗中叮嚀李應，派出梁山心腹隨時盯著宿衛禁軍動向，不可麻痹大意，誤了大事。李應、杜興並二三十名梁山老兵領命而去。
下衙後，我又寫了個在全國開展丈量登記土地的折子，交九公主轉呈皇後娘娘。依然是另寫了幾句話，告誡老丈人趙佶先生：這奏折可以是皇城司秘奏，也可以是皇上苦思冥想的結果，但不能賴在我李逵的頭上。必須和我撇清關係，否則，和宿太師沒法交代。
為什麽在繁榮的宋朝要上這個折子？
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是宋朝。宋朝是中國曆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也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中國曆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那時中國所謂的四大發明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瓷器工藝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都達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後難比及的高度。宋朝還發展起一門新科學：技術科學。這些輝煌的成就與宋朝的綜合文明有直接聯係。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國家的綜合實力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宋朝都是當時世界的第一大國。
在農業上，蘇州在宋太宗雍熙（公元984年-987年）前後的耕地數至多不超過1,400,000畝；而在宋徽宗宣和（公元1119年-1125年）年間，蘇州出稅之田2,400,000畝。100年間耕田數增加近1.7倍。宋政府高度重視疏浚工程和堰閘工程，時常大規模開展水利工程，大力提高了生產力，創造了成功的經驗。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廣袤農田去水澇之害而得沾溉之利。如公元1055年（至和二年），調發民夫15.6萬，疏浚諸涇64、浦44、塘6，築成至和塘，“田無洿瀦，民不病涉”，兩岸膏腴之地數百萬頃都蒙其利。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趙霖役工278萬餘，曆時19個月，浚治1江、1港、4浦、58瀆，使平江府“二十年間並無水患”。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江陰浚治橫河、市墩河、東新河和代洪港以後，使附近“十鄉之田，頻苦旱澇，盡除其患”，得益農田達6,573頃。開渠疏浚不僅保證了太湖水係能循環暢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當地農田能夠有力抗禦水旱災害。在各種水利工程的綜合效應下，太湖流域的農田建設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國水利田最密集的區域。有人對北宋熙寧年間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總耕地數作過統計，太湖流域所在的兩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為2,294處，水利田為10,484,842畝，占總耕地數的28.8％。
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從而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在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趙框胤就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詔“令兩製議政豐之術以聞”，令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宋神宗則認為“尤先理財”，發過“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詔令。這些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商貿高速發展，錢莊業迅猛發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最早的紙幣和銀行。銀行可以貸款、異地付款。北宋時期就大量開采金、銀、銅、鐵、煤等礦藏，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曆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各地的官窯等。廠裏的工人按期領工資。南宋時的軍器所工匠竟達七八千人。造會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餘人。綾錦院織工達到四百餘人。除公辦的工廠外，一些私辦的工廠也相繼大量的出現與繁榮。因為經濟的空前繁榮，宋錢幣鑄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而唐朝最盛的開元盛世年，鑄幣也僅有32萬貫。
宋王朝調整了曆代立法中重刑輕民的傳統做法，義利並重，相當重視經濟立法。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麵，專門設置了專賣法，如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時期，其立法活動頻繁，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麵，法規的製訂、實施各方麵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經濟法令，注意到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豐厚的社會財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稅於民，又能保證政府收入。這就緩和了社會矛盾，進入治理國家的良性循環。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占70%。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
宋朝的手工業中還出現了銅板印刷的廣告。比西方資本主義印刷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學者蘇東坡曾給一做油食老婦人做過一首廣告詩，使之生意大振。此外宋朝已出現類似現代報紙的“小報”了。世界的中國的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誕生於大宋強盛的商業浪潮中。
那麽，在此極端繁榮時代為何要重新丈量土地？這是因為土地兼並是社會矛盾加劇、出現農民起義的重要導火索。宋朝時期，土地作為商品受到了法律的保護，在小農經濟的中國古代社會中，土地成為了最為主要的生存資料。曆朝曆代的統治者對於土地來說都是嚴加控製的，以防止天下的土地被統治者所控製。在唐宋變革時期，土地出現了新的變化。在宋代之前，國家對於土地采用的就是授田的方式，就是國家將土地發放出去，王朝擁有所有權，而臣民則擁有使用權。到了唐宋變革時期，土地逐漸成為私有。宋代商品經濟的快速的發展帶來了人們思想上的變化，人們的私有觀念逐漸加強，國家為了保護財富，開始對其進行法律維護，而土地作為一種商品，自然受到了法律保護。此後宋代的不抑兼並之策，使得土地成為了自由買賣的商品，大量的富人掌握了土地，而那些貧民則是成為富人的佃戶，這種田主和佃戶就形成了租佃契約關係。於是，授田製度瓦解。
宋代是沒有田製的朝代。但是這種沒有田製的朝代，並不是意味著完全沒有了土地製度，這種不宜兼並也是有一定的條件才能夠運行的。宋代為了能夠迅速恢複唐末戰亂的繁榮，於是，開始鼓勵百姓們開墾荒田，對於開墾荒田的人擁有一係列的政策優惠。在宋初，這種開墾荒田的政策得到了農民的支持，這也是當初恢複生產力的必要方法。同時，大量的荒田開墾出來，並不能迅速地提高收益，於是，不少的官僚豪族們開始兼並土地，特別是在宋初的功臣武將，趙匡胤為了釋兵權，給予他們大量的土地。
國家為了保護土地的私有權利，開始製定了一係列的法律，對於土地的繼承、買賣都有了詳細的規定。如果土地沒有明確的繼承人，那麽，就會收歸國有。宋代的土地政策導致了土地兼並加劇和土地的買賣。但是，當時土地的買賣並不是無限製的買賣的，反而是一種條件下的買賣。宋代的農民不僅夠占據了大量的土地，而且開墾的土地也是受到了限製，而在法律上，農民則是可以允許自由流動的，並不僅僅束縛在土地之上。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曆年，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危機也在發展。宋代建國後，不但不抑製兼並，而且縱容功臣、大將們兼並土地。但是，發展到宋徽宗時代，隱瞞土地和土地兼並已經愈演愈烈。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必將影響國家的未來，而土地是國家和人民的根基，沒有了土地，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所以，我認為，國家收入之根本在於農業，而農業之根本在於土地。如果把土地的問題解決不了，改革財政純屬無稽之談。我清楚認識到重新清丈土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為丈量田地是天下大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策略。
在我的提議下，丈量田地就提上了國家大事的議程。梁太尉和宿太師等不知哪位高人在皇上後麵獻策，但覺得丈量土地很有必要，於是，支持皇上改革。清丈令頒布以後，朝廷命令地方官員必須嚴格執行，對違反規定者嚴懲不貸。為了表示清丈的決心，皇上趙佶帶頭清丈自己皇族的所有田地，以此來保證清丈運動的決心和順利進行。也許絕大多數皇族不高興，但經過前時房租漲價案的打擊，皇親國戚再不敢抵觸，害怕在清丈過程中違反規定，會受到了朝廷的嚴厲處罰，所以，一年後，丈量土地取得了較大的成果：
首先，大量被隱瞞的田地在清丈中被查出。通過此次清丈，在全國共查出隱瞞一百多萬傾田地。清丈運動沉重的打擊了豪強地主階級，抑製了嚴重的土地兼並行為，他們上繳更多的賦稅，承擔更多的責任，把農民身上的課稅負擔轉嫁到地主階級身上去，一來使得農民的壓力減輕，二來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緩解了國家和人民的壓力。其次，通過丈量田地改變各地賦稅不均勻的現象，使得田地有定數，賦稅有定額。比如京城皇親國戚和達官顯貴的田地在清丈之前，隱匿數量達到二萬三千五百畝，從未上繳糧稅。清丈之後，地有定數，稅有定額，那些無田地而交糧稅的農民負擔大為減輕。再次，明確了統一的丈量口徑。在此之前，田地的丈量口徑不一，相差懸殊。改革後，使用統一的口徑進行清丈，為了便於丈量和計算統計，一律都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把官田和民田統一起來，不分肥沃貧瘠，一律征收同樣的糧稅。在這之前，官田課稅較重，民田課稅較輕，但是豪強富吏多占民田。官田民田統一之後，把所有的田地劃分為上中下三等分別進行征收，是對賦稅製度的重大精簡。最後，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重新普查了戶口，使國家人口數得到了進一步明確。
本次隻是清丈土地，按田畝納稅，而不是抑製土地兼並，所以，清丈阻力並不是很大。《宋史》也記載“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複役，衙前將吏得免裏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啥意思？就是表明宋代較之唐代，並沒有扭轉土地私有化的曆史趨勢。需要指出的是曆史案例中不少官僚主張抑製兼並，但是，宋廷高層以為全國商業發達，不怕人民無飯可吃，都強調的是需要抑製“非法的兼並”，而對於“合法的兼並”持默認態度。當然，清丈土地，按田畝納稅也是一個進步。抑製土地兼並等時機成熟了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