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宋代對外貿易的方式，一是邊境上與遼、金、西夏、大理等鄰國的貿易，二是海外貿易。西夏崛起，影響了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傳統商路，再加上中國經濟重心慢慢南移，以東南沿海港口為依托的海外貿易在宋朝也就順勢壯大了。
宋代全球領先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業，為海上貿易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特別是宋代造船業，當時絕對世界領先，已能製造出在不同自然環境下、具有特定性能的船舶。比如，按行駛區域看，有河船和海船；按用途分，有客船、漕船、漁船和戰艦；以船型分，有尖底船（海船）、平底船（河船）和車船等；以規模分，一萬石的大料船、幾千石的中料船和數百石的小料船。能體現造船業水平的當然還是遠洋海船，指南針在海船上的應用和推廣，密封隔水艙技術的發明，都是重要的標誌。大型海船建造基地主要集中在浙江的明州（寧波）、溫州、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以及廣東的廣州和雷州。而福建，尤其是泉州建造的海船質量最好，泉州的海船已設有橫板區隔的密封艙。海船中大料船長達一百米，載貨達六百噸，可載五六百人。這都是有史書記載的，並非鐵牛在這裏胡謅。
宋朝海外貿易分官營與私營兩種。不過一般說來，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貿易的情況並不多，因此私營是海外貿易的主要形式。在私商貿易中，有一種是權貴與官僚派人出海經營，以滿足自己牟取暴利的需要，但元豐三年（1080年），北宋製定過一個市舶法（據說是中國最早的外貿法），其中規定不允許官僚權貴本人出麵，所以隻能私下委托他人進行。看來當時也是反對官商勾結的。於是，民營成為海外貿易主體。雖然有財力置辦大型海船的隻能是富貴大戶，但小商人也不是沒有辦法介入海外貿易：他們可以出資在大商人的海船上以“分占貯貨”的方式出海貿易，一人租下數尺見方的麵積，下麵放貨物，晚上在貨物上麵睡覺。有點像後世大商場的租用櫃台。
與宋代有直接或間接外貿往來的國家或地區，從唐代的三十餘個增至六十餘個，從地域上來講大體可分為五塊：一是中南半島諸國，如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和暹羅（泰國）等；二是南洋群島，如摩逸國（菲律賓群島）、三佛齊（蘇門答臘）、渤泥（加裏曼丹）等國；三是印度半島及鄰近國家，如錫蘭（斯裏蘭卡）等；四是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及其以西諸國，最遠到達地中海和東非海岸，如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麥加）、層拔（今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等國；五是東亞的高麗和日本。當時的外貿航線分南海航路與東海航路，除了到日本與高麗走東海航路，與其他國家與地區的貿易往來都走南海航路。
宋朝政府在外貿港口設立市舶司加以管理，先後設立市舶機構的港口包括廣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板橋鎮、秀州澉浦鎮、鎮江、平江、溫州、江陰和上海。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為著名，是宋代三大外貿港口。
當時，大食（阿拉伯）、波斯、占城、高麗等三十餘個國家和地區常來泉州貿易。其後二十年，貿易國增至五六十餘國。有時，一次貿易的“淨利錢”就達九十八萬餘貫，一次到貨的乳香就達十萬餘斤。
海外貿易中，輸出的主要是絲麻織品、陶瓷器、銅鐵器、金銀飾品、漆器、茶葉等幾大類商品。而進口商品在北宋前期不過五十種，宋徽宗時已增到二百餘種，可分香料、珍寶（珍珠、瑪瑙、象牙、犀角等）、藥材、礦產（水銀、硫磺等）、染料和木材等幾大類。由於外來商品以香料為主，輸出商品以絹帛和陶瓷為主，中外學者把當時的海上商路稱為“香料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或“陶瓷之路”，泉州也自然成為海上絲路的起點。海外貿易不僅使政府獲得了巨額的收入，市舶歲入從宋初的三十萬貫上升到宋徽宗時期的二百萬貫，也為海外各國的文明進程施加了中國影響力。
隨著海外貿易的繁榮，在各外貿港口形成了規模巨大的蕃貨市場，稱“蕃市”，一般設在蕃商聚居的“蕃坊”（也稱“蕃巷”）裏。廣州、泉州的城南都有這種蕃坊，杭州的蕃坊則在城東，蕃坊還辦起了“蕃學”。蕃坊設有蕃長，由官府挑選有聲望的蕃商擔任，機構稱為蕃長司。朝廷還製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蕃商犯罪，徒罪以上者，由地方官決斷；杖罪則由地方官府審查核實後，送交蕃長按海外國家慣例懲處，因為宋朝杖罪打臀部，海外國家則打脊背。
當時習慣把外商稱為“蕃客”。據仁宗景佑年間的官員報告，廣州每年都有蕃客攜帶妻兒前來居住，甚至購買田宅，與當地人雜居，突破了蕃坊的限製。泉州城內蕃商雜處，民間早已見怪不怪了。這些蕃客“富者資累巨萬”，泉州有一個名叫佛蓮的迴民商人，死後僅留下的珍珠就達一百三十石。北宋元佑年間，廣州有個蕃客改為漢姓劉氏，還娶了趙宋宗室女為妻。這些蕃客在泉州、廣州等海港城市安家落戶，繁衍子孫，以至泉州有“迴半城”、“蒲半街”的民諺。泉州、廣州和杭州都有專門安葬蕃客的墓地；廣州的蕃人塚累累數千座，都南首西向，朝著故國，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曆史見證。
其中，廣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業城市，同時也是通往東南亞、印度、阿拉伯等地的重要門戶。杭州，作為江南最為富庶的城市，是京杭大運河的終點。明州，作為東南沿海最繁華的港口，是通往日本、高麗等地的主要起點。在北宋時期，與我們進行海上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蘇門答臘的三佛齊、爪哇的婆羅門、柬埔寨的真臘、越南的占城、泰國的暹羅、阿拉伯的大食、朝鮮的高麗和日本等。這些國家和地區與我們進行了頻繁而密切的商品交換和文化互動。我們向他們出口了優質的絲綢、茶葉、瓷器、紙張、火藥、指南針等產品。
《宋史·食貨誌》記載：“宋朝的海外貿易，自從太祖時期以來，就日益興盛。……在廣州、泉州等城市，都有專門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從中可以明顯看出當時海上貿易的繁榮背後，是宋朝政府大力推行的開放政策。一方麵，他們大力倡導和鼓勵商人參與海上貿易，吸引了大量的國外商人來到中國進行貿易活動。另一方麵，為了更好地管理海上貿易，宋朝政府設立了專門的海關機構，對進出口貿易進行了規範和監管，並且征收了相應的關稅。
宋朝政府為保障海上貿易的順利進行，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首先，他們增加了海防軍隊的數量，並加強了沿海地區的巡邏和防禦。此外，為了打擊海盜和維護海上秩序，政府還與周邊國家開展了合作，共同維護海上貿易的安全。這些措施有效地解決了廣東海盜帶來的威脅。宋朝的海上貿易繁榮，為經濟帶來了巨額的貿易順差，推動了經濟的迅速發展。隨著海上貿易的繁榮，商業活動和農業生產也得到了提升，手工業和技術的發展為商品生產提供了強大的支持。同時，海上貿易也為宋朝政府帶來了大量的財政收入，關稅、商稅等逐年增加，使得國家財政更加充裕。這為宋朝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財力來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同時也使得政府有能力投資於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領域。據統計，宋朝對外貿易額已超過農業生產總值的一半，這充分證明了海上貿易在宋朝經濟結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海上的繁榮貿易推動了其他產業的蓬勃發展，諸如船舶製造、紡織和陶瓷等行業。這些產業的迅速成長，還促進了科技、文化的進步。
買船出海一趟不容易，所以當時民間商人的海外貿易一般分兩步走：去程是滿載一船貨物出海，販賣到世界各國；迴程是沿途購買世界各國的特產，再迴大宋販賣。滿船去、滿船迴，一點資源也不浪費。這些舶來品被稱為“蕃貨”。
但是宋代的私人海淘代購不好做，為什麽？大宋官府對海外舶來品實行禁榷製度，壟斷大部分蕃貨的銷售。民間商船代購迴來的東西，大部分隻能低價賣給官府，官府再去分銷。隻有很少一部分蕃貨，是民間商人可以自行販賣的，一般也都是賣往開封、臨安。哪怕是外國商人來大宋做生意，也得遵守這個政策。外國商人被稱為“蕃客”，他們從大食國（阿拉伯）、波斯、占城、高麗等國來大宋做生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聚居區“蕃坊”。在南方沿海的港口，比如廣州泉州都出現了買賣蕃貨的大市場，叫“蕃市”。大宋民間商人也會在這銷售代購迴來的蕃貨。
對民間商人來說，出海賣貨給外國人是海外貿易的重頭戲。那麽他們的貿易對象都有哪些國家呢？一共有五個貿易區：中南半島的交趾（越南）、占城（越南）、真臘（柬埔寨）、暹羅（泰國）等；南洋的摩逸國（菲律賓）、渤泥（加裏曼丹）等；印度半島附近的錫蘭（斯裏蘭卡）等；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地中海周邊的麻加（麥加）等；東亞的日本和高麗。《宋史》中提到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者”，其中多有被“誘以祿仕，或強留之終身”。縱觀有宋一代，雙方舟船往來，殊為頻繁。僅據朝鮮史料的不完全統計，前往高麗的中國航海者，可考的已達5000餘之眾。前往日本的宋朝商人也很多。鹹平五年（1002）有“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宋商向日本輸出貨物主要有錦、綾、香藥、瓷器、文具、書籍、銅錢、茶葉等。香料就占到其中一部分內容，日本史學家藤原明衡在《新猿樂記》中所記載的宋朝商品中，包括了沉香、麝香、熏陸、龍腦、雞舌、白檀、紫檀等香料。
和這麽多國家做生意，就想問一句：大宋掙錢了嗎？宋崇寧元年（1102年），北宋政府在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官署，管理對外貿易，征收稅金，收購朝廷專賣品和管理外商等。宋代市舶司的職責主要包括﹕根據商人所申報的貨物、船上人員及要去的地點。發給出海許可證：派人上船“點檢”。防止夾帶兵器、銅錢、女口、逃亡軍人等。“閱實”迴港船舶﹔對進出口的貨物實行抽分製度﹐即將貨物分成粗細兩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幹份﹐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物形式的市舶稅：所抽貨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規定價格收買船舶運來的某些貨物(博買)：經過抽分、抽解、博買後所剩的貨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標準，發給憑證，才許運銷他處。北宋初，市舶每年收入三十萬貫。北宋中期，市舶收入達四十二萬貫左右。北宋後期，為了招攬更多的外商到中原進行貿易交流，宋朝政府出台獎勵政策，對於貢獻特別大的本土商人和外國商人，宋朝政府承諾封官加爵。在海禁政策的放寬下，市舶收入達一百多萬貫。
各地的市舶司逐漸成立，市舶司製度也逐漸完善，促使外國商船不斷湧入中原，市舶司的收入持續增加，政府的腰包也越來越鼓，還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掌聲。“蒼官影裏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北宋翰林學士李邴所寫的《詠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貿易》描繪的是宋朝時期商人湧入泉州的壯觀場景，足以證明了當時宋朝海外貿易的繁榮。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北宋後期，宋王朝統治危機深重﹐市舶收入在財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宋政府還通過出賣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財政。
我李逵正是看到了這個大好時機，才想到組建船隊，開展海外貿易。這就叫高屋建瓴、審時度勢。船有了，那出海賣些什麽呢？阮小七的出口清單是：絲織品、陶瓷器、銅鐵、金銀飾品、漆器、茶葉，其中絹帛和陶瓷占大頭。也好理解，大宋中原的特產就這些。
那買迴些什麽呢？阮小七的進口清單是：香料、瑪瑙、象牙、犀角、藥材、水銀、硫磺等，最多的是香料。藍圖畫好了，平台搭建好了，就看阮小七這娃怎麽經營船隊了。靜待花開吧。
宋代全球領先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業，為海上貿易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特別是宋代造船業，當時絕對世界領先，已能製造出在不同自然環境下、具有特定性能的船舶。比如，按行駛區域看，有河船和海船；按用途分，有客船、漕船、漁船和戰艦；以船型分，有尖底船（海船）、平底船（河船）和車船等；以規模分，一萬石的大料船、幾千石的中料船和數百石的小料船。能體現造船業水平的當然還是遠洋海船，指南針在海船上的應用和推廣，密封隔水艙技術的發明，都是重要的標誌。大型海船建造基地主要集中在浙江的明州（寧波）、溫州、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以及廣東的廣州和雷州。而福建，尤其是泉州建造的海船質量最好，泉州的海船已設有橫板區隔的密封艙。海船中大料船長達一百米，載貨達六百噸，可載五六百人。這都是有史書記載的，並非鐵牛在這裏胡謅。
宋朝海外貿易分官營與私營兩種。不過一般說來，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貿易的情況並不多，因此私營是海外貿易的主要形式。在私商貿易中，有一種是權貴與官僚派人出海經營，以滿足自己牟取暴利的需要，但元豐三年（1080年），北宋製定過一個市舶法（據說是中國最早的外貿法），其中規定不允許官僚權貴本人出麵，所以隻能私下委托他人進行。看來當時也是反對官商勾結的。於是，民營成為海外貿易主體。雖然有財力置辦大型海船的隻能是富貴大戶，但小商人也不是沒有辦法介入海外貿易：他們可以出資在大商人的海船上以“分占貯貨”的方式出海貿易，一人租下數尺見方的麵積，下麵放貨物，晚上在貨物上麵睡覺。有點像後世大商場的租用櫃台。
與宋代有直接或間接外貿往來的國家或地區，從唐代的三十餘個增至六十餘個，從地域上來講大體可分為五塊：一是中南半島諸國，如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和暹羅（泰國）等；二是南洋群島，如摩逸國（菲律賓群島）、三佛齊（蘇門答臘）、渤泥（加裏曼丹）等國；三是印度半島及鄰近國家，如錫蘭（斯裏蘭卡）等；四是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及其以西諸國，最遠到達地中海和東非海岸，如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麥加）、層拔（今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等國；五是東亞的高麗和日本。當時的外貿航線分南海航路與東海航路，除了到日本與高麗走東海航路，與其他國家與地區的貿易往來都走南海航路。
宋朝政府在外貿港口設立市舶司加以管理，先後設立市舶機構的港口包括廣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板橋鎮、秀州澉浦鎮、鎮江、平江、溫州、江陰和上海。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為著名，是宋代三大外貿港口。
當時，大食（阿拉伯）、波斯、占城、高麗等三十餘個國家和地區常來泉州貿易。其後二十年，貿易國增至五六十餘國。有時，一次貿易的“淨利錢”就達九十八萬餘貫，一次到貨的乳香就達十萬餘斤。
海外貿易中，輸出的主要是絲麻織品、陶瓷器、銅鐵器、金銀飾品、漆器、茶葉等幾大類商品。而進口商品在北宋前期不過五十種，宋徽宗時已增到二百餘種，可分香料、珍寶（珍珠、瑪瑙、象牙、犀角等）、藥材、礦產（水銀、硫磺等）、染料和木材等幾大類。由於外來商品以香料為主，輸出商品以絹帛和陶瓷為主，中外學者把當時的海上商路稱為“香料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或“陶瓷之路”，泉州也自然成為海上絲路的起點。海外貿易不僅使政府獲得了巨額的收入，市舶歲入從宋初的三十萬貫上升到宋徽宗時期的二百萬貫，也為海外各國的文明進程施加了中國影響力。
隨著海外貿易的繁榮，在各外貿港口形成了規模巨大的蕃貨市場，稱“蕃市”，一般設在蕃商聚居的“蕃坊”（也稱“蕃巷”）裏。廣州、泉州的城南都有這種蕃坊，杭州的蕃坊則在城東，蕃坊還辦起了“蕃學”。蕃坊設有蕃長，由官府挑選有聲望的蕃商擔任，機構稱為蕃長司。朝廷還製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蕃商犯罪，徒罪以上者，由地方官決斷；杖罪則由地方官府審查核實後，送交蕃長按海外國家慣例懲處，因為宋朝杖罪打臀部，海外國家則打脊背。
當時習慣把外商稱為“蕃客”。據仁宗景佑年間的官員報告，廣州每年都有蕃客攜帶妻兒前來居住，甚至購買田宅，與當地人雜居，突破了蕃坊的限製。泉州城內蕃商雜處，民間早已見怪不怪了。這些蕃客“富者資累巨萬”，泉州有一個名叫佛蓮的迴民商人，死後僅留下的珍珠就達一百三十石。北宋元佑年間，廣州有個蕃客改為漢姓劉氏，還娶了趙宋宗室女為妻。這些蕃客在泉州、廣州等海港城市安家落戶，繁衍子孫，以至泉州有“迴半城”、“蒲半街”的民諺。泉州、廣州和杭州都有專門安葬蕃客的墓地；廣州的蕃人塚累累數千座，都南首西向，朝著故國，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曆史見證。
其中，廣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業城市，同時也是通往東南亞、印度、阿拉伯等地的重要門戶。杭州，作為江南最為富庶的城市，是京杭大運河的終點。明州，作為東南沿海最繁華的港口，是通往日本、高麗等地的主要起點。在北宋時期，與我們進行海上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蘇門答臘的三佛齊、爪哇的婆羅門、柬埔寨的真臘、越南的占城、泰國的暹羅、阿拉伯的大食、朝鮮的高麗和日本等。這些國家和地區與我們進行了頻繁而密切的商品交換和文化互動。我們向他們出口了優質的絲綢、茶葉、瓷器、紙張、火藥、指南針等產品。
《宋史·食貨誌》記載：“宋朝的海外貿易，自從太祖時期以來，就日益興盛。……在廣州、泉州等城市，都有專門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從中可以明顯看出當時海上貿易的繁榮背後，是宋朝政府大力推行的開放政策。一方麵，他們大力倡導和鼓勵商人參與海上貿易，吸引了大量的國外商人來到中國進行貿易活動。另一方麵，為了更好地管理海上貿易，宋朝政府設立了專門的海關機構，對進出口貿易進行了規範和監管，並且征收了相應的關稅。
宋朝政府為保障海上貿易的順利進行，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首先，他們增加了海防軍隊的數量，並加強了沿海地區的巡邏和防禦。此外，為了打擊海盜和維護海上秩序，政府還與周邊國家開展了合作，共同維護海上貿易的安全。這些措施有效地解決了廣東海盜帶來的威脅。宋朝的海上貿易繁榮，為經濟帶來了巨額的貿易順差，推動了經濟的迅速發展。隨著海上貿易的繁榮，商業活動和農業生產也得到了提升，手工業和技術的發展為商品生產提供了強大的支持。同時，海上貿易也為宋朝政府帶來了大量的財政收入，關稅、商稅等逐年增加，使得國家財政更加充裕。這為宋朝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財力來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同時也使得政府有能力投資於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領域。據統計，宋朝對外貿易額已超過農業生產總值的一半，這充分證明了海上貿易在宋朝經濟結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海上的繁榮貿易推動了其他產業的蓬勃發展，諸如船舶製造、紡織和陶瓷等行業。這些產業的迅速成長，還促進了科技、文化的進步。
買船出海一趟不容易，所以當時民間商人的海外貿易一般分兩步走：去程是滿載一船貨物出海，販賣到世界各國；迴程是沿途購買世界各國的特產，再迴大宋販賣。滿船去、滿船迴，一點資源也不浪費。這些舶來品被稱為“蕃貨”。
但是宋代的私人海淘代購不好做，為什麽？大宋官府對海外舶來品實行禁榷製度，壟斷大部分蕃貨的銷售。民間商船代購迴來的東西，大部分隻能低價賣給官府，官府再去分銷。隻有很少一部分蕃貨，是民間商人可以自行販賣的，一般也都是賣往開封、臨安。哪怕是外國商人來大宋做生意，也得遵守這個政策。外國商人被稱為“蕃客”，他們從大食國（阿拉伯）、波斯、占城、高麗等國來大宋做生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聚居區“蕃坊”。在南方沿海的港口，比如廣州泉州都出現了買賣蕃貨的大市場，叫“蕃市”。大宋民間商人也會在這銷售代購迴來的蕃貨。
對民間商人來說，出海賣貨給外國人是海外貿易的重頭戲。那麽他們的貿易對象都有哪些國家呢？一共有五個貿易區：中南半島的交趾（越南）、占城（越南）、真臘（柬埔寨）、暹羅（泰國）等；南洋的摩逸國（菲律賓）、渤泥（加裏曼丹）等；印度半島附近的錫蘭（斯裏蘭卡）等；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地中海周邊的麻加（麥加）等；東亞的日本和高麗。《宋史》中提到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者”，其中多有被“誘以祿仕，或強留之終身”。縱觀有宋一代，雙方舟船往來，殊為頻繁。僅據朝鮮史料的不完全統計，前往高麗的中國航海者，可考的已達5000餘之眾。前往日本的宋朝商人也很多。鹹平五年（1002）有“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宋商向日本輸出貨物主要有錦、綾、香藥、瓷器、文具、書籍、銅錢、茶葉等。香料就占到其中一部分內容，日本史學家藤原明衡在《新猿樂記》中所記載的宋朝商品中，包括了沉香、麝香、熏陸、龍腦、雞舌、白檀、紫檀等香料。
和這麽多國家做生意，就想問一句：大宋掙錢了嗎？宋崇寧元年（1102年），北宋政府在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官署，管理對外貿易，征收稅金，收購朝廷專賣品和管理外商等。宋代市舶司的職責主要包括﹕根據商人所申報的貨物、船上人員及要去的地點。發給出海許可證：派人上船“點檢”。防止夾帶兵器、銅錢、女口、逃亡軍人等。“閱實”迴港船舶﹔對進出口的貨物實行抽分製度﹐即將貨物分成粗細兩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幹份﹐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物形式的市舶稅：所抽貨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規定價格收買船舶運來的某些貨物(博買)：經過抽分、抽解、博買後所剩的貨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標準，發給憑證，才許運銷他處。北宋初，市舶每年收入三十萬貫。北宋中期，市舶收入達四十二萬貫左右。北宋後期，為了招攬更多的外商到中原進行貿易交流，宋朝政府出台獎勵政策，對於貢獻特別大的本土商人和外國商人，宋朝政府承諾封官加爵。在海禁政策的放寬下，市舶收入達一百多萬貫。
各地的市舶司逐漸成立，市舶司製度也逐漸完善，促使外國商船不斷湧入中原，市舶司的收入持續增加，政府的腰包也越來越鼓，還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掌聲。“蒼官影裏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北宋翰林學士李邴所寫的《詠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貿易》描繪的是宋朝時期商人湧入泉州的壯觀場景，足以證明了當時宋朝海外貿易的繁榮。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北宋後期，宋王朝統治危機深重﹐市舶收入在財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宋政府還通過出賣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財政。
我李逵正是看到了這個大好時機，才想到組建船隊，開展海外貿易。這就叫高屋建瓴、審時度勢。船有了，那出海賣些什麽呢？阮小七的出口清單是：絲織品、陶瓷器、銅鐵、金銀飾品、漆器、茶葉，其中絹帛和陶瓷占大頭。也好理解，大宋中原的特產就這些。
那買迴些什麽呢？阮小七的進口清單是：香料、瑪瑙、象牙、犀角、藥材、水銀、硫磺等，最多的是香料。藍圖畫好了，平台搭建好了，就看阮小七這娃怎麽經營船隊了。靜待花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