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曆史和考古研究工作者堅信這些古老圖案與苯教崇拜有密切聯係的是，在阿裏地區其他一些地方的岩畫上，赫然出現最原始的雍仲苯教卍字符號。英國藏學專家桑木旦·噶爾梅博士認為，苯教崇拜中，宇宙的中心魏摩隆仁，其標誌是九級雍仲山，山頂為一塊水晶巨石稱為壇城，卍字符號即是雍仲山外觀的變形。而另一些學者則傾向於認為雍仲符號來自古老北方薩滿教太陽崇拜的影響，在日土日姆棟地區的早期岩畫中，曾出現了4個鳥首人身的形象圍繞著一個雍仲苯教卍字符號舞蹈，周圍還刻有3條小魚，在這些形象下方還有10個陶罐，形成一橫排，罐的左側有兩個騎在羊背上、服色特殊的人形，最下方則為一大群用來作為祭祀犧牲的羊群。根據內貝斯基在《西藏的神靈與鬼怪》中的論述，那兩個騎著羊上、手持長杆、頭戴圓帽或異形麵具的人，就是被稱為“gshen”的早期苯教巫師。
“在苯教鼻祖辛繞米沃以前，象雄曾經存在許多種類的原始苯教，即讚苯、魔苯等，雖然統稱其為苯，但實際上都是些非常原始的信仰及其儀式。”才讓太告訴本刊記者，今日曆史學家們所談論研究的苯教，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出生在魏摩隆仁地方（岡仁波齊峰）附近的古象雄王子辛饒米沃以原始苯教信仰體係為基礎創立的雍仲苯教。1世紀左右，苯教沿雅魯藏布江自西向東傳入吐蕃，苯教經典中，曾宣稱第一代讚普，聶赤讚普是作為天界雅拉達珠神的後裔赤敦湊的兒子下凡人間的，聶赤從象雄迎請了苯教大師南喀囊巴多堅在吐蕃傳教，而緊隨其後繼位的吐蕃第二代讚普穆赤，也曾從象雄邀請百名以上苯教高僧前往吐蕃傳教，在前後藏修建37處苯教道場，到第八代讚普直貢時，每位讚普身邊都有一名稱為“古辛”的苯教高僧，處理宗教祭祀事務，頭巾插有鷹翎，身著白猞猁或者狼皮襖，並有虎豹皮毛裝飾，在宮殿中獨自坐在讚普的右邊，在其未發言之前，讚普不得發布命令，處理政務，貴族與王室成員爭先修建稱為“賽康”的苯教神殿，這一段繁盛的曆史，被稱為苯教的“前弘期”，苯教與吐蕃王權高度結合。這種結合被苯教史家稱為“王辛同治”。
然而苯教在達到至尊繁榮的頂峰，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卻改變了一切。直貢讚普時期，吐蕃大臣與古辛之間的矛盾因權力鬥爭而愈演愈烈，史書記載，一位名叫讚協美拉的吐蕃大臣，曾向讚普進言：“如果帽子過重，身體會撐不住的，如果美味佳肴吃過頭，會反胃的，如果苯波（苯教徒）地位過高，會篡奪讚普的王位的。”來自吐蕃貴族大臣的壓力，迫使直貢采納其建議，宣布除從事拉本議事的四種祭祀等繼續為王室直接服務的少數教徒外，其餘苯教教徒都必須離開吐蕃，苯教史上稱為“第一次法難”。直貢逝世後，苯教在吐蕃迎來了短暫的再次興盛，史稱“中弘期”。然而，另一種來自印度的宗教——佛教，隨著蓮花生大師被迎請到吐蕃而日漸繁盛。在赤鬆讚普時期，兩教舉行了經文辯論，苯教失敗，自此在鬥爭衝突中處於下風。8世紀初，讚普赤熱巴巾更是擁佛抑苯，許多苯教教徒被迫改宗佛教或遷出吐蕃腹地，史稱“第二次法難”。9世紀，苯教在經曆了達瑪讚普統治期間短暫的“後弘期”後，再次遭到打擊，世係五大喇嘛家族穆氏、辛氏、竹氏、芭氏和枚氏被迫流亡遷徙至後藏地區傳教，大部分苯教寺廟被改為藏傳佛教寺院，自此，再也無力在西藏的中心地區恢複往日的興盛局麵。
“按照傳統的藏傳佛教史記載，佛教第一次試圖傳入吐蕃是鬆讚幹布的高祖拉脫脫日年讚時期。但是，從苯教史料來看，佛教試圖傳入吐蕃的年代比這還要早得多。”才讓太教授告訴我們，根據苯教曆史文獻的零星記載，茨程堅讚的《雍仲苯教誌琦珠項飾》比較完整地描述了七赤天王中最末一位桑赤讚普時期，佛教曾經試圖北傳吐蕃的曆史事實：在佛祖釋迦牟尼時期未曾教化的魔王阿蒙曲波被驅逐到巨大的黑暗之中，因為他前世造孽和惡發邪願之因，來到古天竺邊境，身披人皮，手持金剛杵和法鈴，蠱惑人心，遊說雍仲苯教是謊言，故眾生應信佛。說他有成佛之法，如想成佛，必須拜他為師。然後將拜他為師的弟子們殺死並食之，將人皮和衣物藏匿於洞窟後說這些人已經成佛，遠離塵世而去，而神子丹巴多噶爾則被加持為苯教始祖辛饒米沃的化身，最終托生為釋迦牟尼，降服了阿蒙曲波。雖然這個故事已經因為藏傳佛教興盛後，一代代民間傳說的加工而變得麵目全非，但是故事的核心——桑赤讚普時期，佛教曾經試圖北傳吐蕃，但因遭到苯教徒的抵製而未能如願——卻是非常明顯的。
9世紀後，在佛教在西藏地區取得統治性地位的“後弘期”，隨著吐蕃王室對於佛教的尊崇和強力推行，許多苯教寺院被匆忙改為佛教崇拜，僧人也紛紛改宗。在普蘭縣，擁有20名僧眾的科迦寺是一所隸屬藏傳佛教薩迦派，擁有將近1100年的曆史的寺院。寺管會主任洛桑在2000年主持寺廟維修時，被拉薩請來的工匠告知，寺廟的實際建築空間麵積與測量麵積出入極大，一些牆壁的厚度異乎尋常。在僧侶和工匠的不懈探查後，終於在大殿二樓東麵發現了一條不為人知的封閉走廊，而在走廊的下麵一道曆史久遠的夾牆，裏麵隱藏著4尊坐北朝南的泥塑佛像。
“在苯教鼻祖辛繞米沃以前，象雄曾經存在許多種類的原始苯教，即讚苯、魔苯等，雖然統稱其為苯，但實際上都是些非常原始的信仰及其儀式。”才讓太告訴本刊記者，今日曆史學家們所談論研究的苯教，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出生在魏摩隆仁地方（岡仁波齊峰）附近的古象雄王子辛饒米沃以原始苯教信仰體係為基礎創立的雍仲苯教。1世紀左右，苯教沿雅魯藏布江自西向東傳入吐蕃，苯教經典中，曾宣稱第一代讚普，聶赤讚普是作為天界雅拉達珠神的後裔赤敦湊的兒子下凡人間的，聶赤從象雄迎請了苯教大師南喀囊巴多堅在吐蕃傳教，而緊隨其後繼位的吐蕃第二代讚普穆赤，也曾從象雄邀請百名以上苯教高僧前往吐蕃傳教，在前後藏修建37處苯教道場，到第八代讚普直貢時，每位讚普身邊都有一名稱為“古辛”的苯教高僧，處理宗教祭祀事務，頭巾插有鷹翎，身著白猞猁或者狼皮襖，並有虎豹皮毛裝飾，在宮殿中獨自坐在讚普的右邊，在其未發言之前，讚普不得發布命令，處理政務，貴族與王室成員爭先修建稱為“賽康”的苯教神殿，這一段繁盛的曆史，被稱為苯教的“前弘期”，苯教與吐蕃王權高度結合。這種結合被苯教史家稱為“王辛同治”。
然而苯教在達到至尊繁榮的頂峰，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卻改變了一切。直貢讚普時期，吐蕃大臣與古辛之間的矛盾因權力鬥爭而愈演愈烈，史書記載，一位名叫讚協美拉的吐蕃大臣，曾向讚普進言：“如果帽子過重，身體會撐不住的，如果美味佳肴吃過頭，會反胃的，如果苯波（苯教徒）地位過高，會篡奪讚普的王位的。”來自吐蕃貴族大臣的壓力，迫使直貢采納其建議，宣布除從事拉本議事的四種祭祀等繼續為王室直接服務的少數教徒外，其餘苯教教徒都必須離開吐蕃，苯教史上稱為“第一次法難”。直貢逝世後，苯教在吐蕃迎來了短暫的再次興盛，史稱“中弘期”。然而，另一種來自印度的宗教——佛教，隨著蓮花生大師被迎請到吐蕃而日漸繁盛。在赤鬆讚普時期，兩教舉行了經文辯論，苯教失敗，自此在鬥爭衝突中處於下風。8世紀初，讚普赤熱巴巾更是擁佛抑苯，許多苯教教徒被迫改宗佛教或遷出吐蕃腹地，史稱“第二次法難”。9世紀，苯教在經曆了達瑪讚普統治期間短暫的“後弘期”後，再次遭到打擊，世係五大喇嘛家族穆氏、辛氏、竹氏、芭氏和枚氏被迫流亡遷徙至後藏地區傳教，大部分苯教寺廟被改為藏傳佛教寺院，自此，再也無力在西藏的中心地區恢複往日的興盛局麵。
“按照傳統的藏傳佛教史記載，佛教第一次試圖傳入吐蕃是鬆讚幹布的高祖拉脫脫日年讚時期。但是，從苯教史料來看，佛教試圖傳入吐蕃的年代比這還要早得多。”才讓太教授告訴我們，根據苯教曆史文獻的零星記載，茨程堅讚的《雍仲苯教誌琦珠項飾》比較完整地描述了七赤天王中最末一位桑赤讚普時期，佛教曾經試圖北傳吐蕃的曆史事實：在佛祖釋迦牟尼時期未曾教化的魔王阿蒙曲波被驅逐到巨大的黑暗之中，因為他前世造孽和惡發邪願之因，來到古天竺邊境，身披人皮，手持金剛杵和法鈴，蠱惑人心，遊說雍仲苯教是謊言，故眾生應信佛。說他有成佛之法，如想成佛，必須拜他為師。然後將拜他為師的弟子們殺死並食之，將人皮和衣物藏匿於洞窟後說這些人已經成佛，遠離塵世而去，而神子丹巴多噶爾則被加持為苯教始祖辛饒米沃的化身，最終托生為釋迦牟尼，降服了阿蒙曲波。雖然這個故事已經因為藏傳佛教興盛後，一代代民間傳說的加工而變得麵目全非，但是故事的核心——桑赤讚普時期，佛教曾經試圖北傳吐蕃，但因遭到苯教徒的抵製而未能如願——卻是非常明顯的。
9世紀後，在佛教在西藏地區取得統治性地位的“後弘期”，隨著吐蕃王室對於佛教的尊崇和強力推行，許多苯教寺院被匆忙改為佛教崇拜，僧人也紛紛改宗。在普蘭縣，擁有20名僧眾的科迦寺是一所隸屬藏傳佛教薩迦派，擁有將近1100年的曆史的寺院。寺管會主任洛桑在2000年主持寺廟維修時，被拉薩請來的工匠告知，寺廟的實際建築空間麵積與測量麵積出入極大，一些牆壁的厚度異乎尋常。在僧侶和工匠的不懈探查後，終於在大殿二樓東麵發現了一條不為人知的封閉走廊，而在走廊的下麵一道曆史久遠的夾牆，裏麵隱藏著4尊坐北朝南的泥塑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