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塢堡經濟”是一種典型的私有經濟，競爭和剝削的殘酷性絲毫不亞於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競爭時代。
為了理解這個時代，我們首先介紹當代經濟學的一條公理性假設：資源稀缺。強調一下，這個不是假設，而是血淋淋的事實。所謂資源稀缺，直白的解釋是：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錢不好賺。
東漢時代賺錢就更不容易，當時人類開發資源的手段極為有限，為了生存下去，個人、每個家庭、每個宗族乃至每個民族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紛爭。與小農家庭相比，塢堡無論在生產、分工還是對抗官府的能力方麵，都比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高很多。
正因為能力強，競爭也更為殘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殘酷的競爭中，一些塢堡衰敗了，也有一些則更加強盛。東漢帝國社會財富總量已經遠遠高出西漢時期，塢堡的經濟實力也遠遠超過了西漢的官家豪強。西漢中期擁有超過萬頃土地的大豪強已經非常罕見，東漢中期塢堡卻往往占據一兩個郡，其財富總額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漢簡》這樣記載當時的大塢堡主：他們的房屋連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縣，倉庫已經裝不下他們的奇珍異寶，山穀已經裝不下他們的牛羊……
既然是競爭，就一定會有失敗者。換句話說，競爭一定會產生貧富差異。一旦勝負已分，接下來的競爭中將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最後產生極度貧富分化。
漢章帝以後，塢堡之間的競爭已經經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多出了許多新人—“部曲”。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競爭中離散的其他塢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慘，以至於後世經濟史家認為東漢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奴隸製。
《東觀漢記》記述了一個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災害中死去，倪萌收養了哥哥的兒子；歲末的時候，為供養兄長的遺孤，倪萌自己的兒子反而被餓死了。
本來，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殺富濟貧”，通過剝奪富人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東漢朝廷卻是這樣一個政府—京兆、太尉這樣的高級官僚同樣要“食麥蔬”。
所謂“食麥蔬”，說白了就是糧食和野菜摻和著吃—不是為了健康，也不是因為飯局太多怕患高血脂，而是因為真的吃不飽飯。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飽，如何會有能力管理強大的塢堡？
帝國不能管理自己版圖上的塢堡，又如何能對抗異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勢力過弱，就無法抑製自由競爭產生的貧富分化，更無法有效集中資源。如果帝國無法建立有效的統治，一旦麵臨強大的異族挑戰，國家同樣會生靈塗炭，甚至被滅族。
東漢中期，在並不遙遠的西部，異族對中原財富覬覦已久……
漢代，青海地區生活著另一個古老的民族—西羌。與匈奴一樣，西羌也是一個遊牧民族，自己隻能飼養牛羊、馬匹，糧食、布匹都要靠漢朝供應。對西羌人來說，能換到糧食、布匹當然好，如果換不到，縱馬搶劫更省事。
西漢年間，漢武帝曾經收服諸羌，並在羌地設置了郡縣；漢宣帝、漢元帝先後對西羌發動過三次大的戰爭，諸羌從此一蹶不振。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帝國無暇西顧，西羌由此獲得了廣闊的生存空間。
東漢中期，西羌人口數量已經與匈奴鼎盛時期相近。
東漢舉國上下卻對此毫無警覺，醉心於發財的塢堡主當然不會關心軍事；西漢時期的軍馬飼養基地也變成了“科研機構”，流傳後世的《相馬術》就是其代表性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統轄的禁軍（常備軍）也不足萬人。更可笑的是，帝國末年禁軍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兼職組成。
弱勢的政府、弱勢的軍力、強大的經濟，最容易引來外賊窺視。
漢安帝永初年間，西羌多次侵擾冀縣、平襄（今甘肅甘穀、通渭），經常一次就屠殺上萬名漢人；多名高官先後罹難，漢中太守鄭勤陣亡、涼州刺史皮揚陣亡、征西將軍司馬鈞兵敗自殺；最後，西羌甚至一度圍攻故都長安。
戰亂之中，人們追求財富的夢想被打破了。甘肅、陝西地區的漢人開始大規模內遷，人們放棄了自己的家園，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民，再一次出現在帝國的版圖之上……
在漢安帝的號召下，吃盡了西羌苦頭的塢堡也隻能心甘情願地有人出人、有錢出錢。隻不過，塢堡軍隊沒有統一的領導，在戰爭中當然不會分工合作，更多的情況是，一支塢堡軍隊遇到敵人，友軍龜縮不出，坐看友軍失敗。加之東漢塢堡派出的士兵都是原來扛鋤頭的農夫，這些人臨時拚湊起來組成軍隊，單兵作戰能力確實遠低於西羌，十個步兵也未必能打贏一個西羌騎兵，因此，東漢軍隊逐漸被各個擊破。
這場戰爭持續了十四年，東漢帝國全體臣民一共花掉了二百四十億枚銅錢，差不多相當於西漢帝國二百年間鑄造的貨幣總和。然而曠日持久的戰爭並未能擊潰西羌，也沒有保護好內地黎民百姓，反而培養了一批強大的軍閥：張煥、皇甫規、段熲等，還包括後來禍亂漢家天下的董卓。
漢羌戰爭消耗的社會財富越多，東漢帝國解決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小。漢安帝死後，東漢帝國再沒有能力主動對西羌發起攻擊，在戰爭中幾乎完全處於守勢，西羌之禍愈演愈烈。漢桓帝在位二十一年，西羌四十五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組織一次有效反擊。
戰火蔓延到朔方、雲中、雁門、代郡、琢郡、漁陽、遼東等內地諸郡，西羌士兵一度進攻都城洛陽。
連年征戰使得東漢人民無心稼穡，帝國政府既然解決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會問題也就隨之激化。
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全國近三分之一的郡縣遭受蝗災，帝國版圖內再次出現了數以百萬計的流民。這些人光著身子、吃著草根，在饑餓和病痛的折磨下流浪於帝國阡陌之間……
為了理解這個時代，我們首先介紹當代經濟學的一條公理性假設：資源稀缺。強調一下，這個不是假設，而是血淋淋的事實。所謂資源稀缺，直白的解釋是：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錢不好賺。
東漢時代賺錢就更不容易，當時人類開發資源的手段極為有限，為了生存下去，個人、每個家庭、每個宗族乃至每個民族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紛爭。與小農家庭相比，塢堡無論在生產、分工還是對抗官府的能力方麵，都比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高很多。
正因為能力強，競爭也更為殘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殘酷的競爭中，一些塢堡衰敗了，也有一些則更加強盛。東漢帝國社會財富總量已經遠遠高出西漢時期，塢堡的經濟實力也遠遠超過了西漢的官家豪強。西漢中期擁有超過萬頃土地的大豪強已經非常罕見，東漢中期塢堡卻往往占據一兩個郡，其財富總額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漢簡》這樣記載當時的大塢堡主：他們的房屋連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縣，倉庫已經裝不下他們的奇珍異寶，山穀已經裝不下他們的牛羊……
既然是競爭，就一定會有失敗者。換句話說，競爭一定會產生貧富差異。一旦勝負已分，接下來的競爭中將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最後產生極度貧富分化。
漢章帝以後，塢堡之間的競爭已經經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多出了許多新人—“部曲”。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競爭中離散的其他塢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慘，以至於後世經濟史家認為東漢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奴隸製。
《東觀漢記》記述了一個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災害中死去，倪萌收養了哥哥的兒子；歲末的時候，為供養兄長的遺孤，倪萌自己的兒子反而被餓死了。
本來，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殺富濟貧”，通過剝奪富人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東漢朝廷卻是這樣一個政府—京兆、太尉這樣的高級官僚同樣要“食麥蔬”。
所謂“食麥蔬”，說白了就是糧食和野菜摻和著吃—不是為了健康，也不是因為飯局太多怕患高血脂，而是因為真的吃不飽飯。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飽，如何會有能力管理強大的塢堡？
帝國不能管理自己版圖上的塢堡，又如何能對抗異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勢力過弱，就無法抑製自由競爭產生的貧富分化，更無法有效集中資源。如果帝國無法建立有效的統治，一旦麵臨強大的異族挑戰，國家同樣會生靈塗炭，甚至被滅族。
東漢中期，在並不遙遠的西部，異族對中原財富覬覦已久……
漢代，青海地區生活著另一個古老的民族—西羌。與匈奴一樣，西羌也是一個遊牧民族，自己隻能飼養牛羊、馬匹，糧食、布匹都要靠漢朝供應。對西羌人來說，能換到糧食、布匹當然好，如果換不到，縱馬搶劫更省事。
西漢年間，漢武帝曾經收服諸羌，並在羌地設置了郡縣；漢宣帝、漢元帝先後對西羌發動過三次大的戰爭，諸羌從此一蹶不振。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帝國無暇西顧，西羌由此獲得了廣闊的生存空間。
東漢中期，西羌人口數量已經與匈奴鼎盛時期相近。
東漢舉國上下卻對此毫無警覺，醉心於發財的塢堡主當然不會關心軍事；西漢時期的軍馬飼養基地也變成了“科研機構”，流傳後世的《相馬術》就是其代表性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統轄的禁軍（常備軍）也不足萬人。更可笑的是，帝國末年禁軍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兼職組成。
弱勢的政府、弱勢的軍力、強大的經濟，最容易引來外賊窺視。
漢安帝永初年間，西羌多次侵擾冀縣、平襄（今甘肅甘穀、通渭），經常一次就屠殺上萬名漢人；多名高官先後罹難，漢中太守鄭勤陣亡、涼州刺史皮揚陣亡、征西將軍司馬鈞兵敗自殺；最後，西羌甚至一度圍攻故都長安。
戰亂之中，人們追求財富的夢想被打破了。甘肅、陝西地區的漢人開始大規模內遷，人們放棄了自己的家園，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民，再一次出現在帝國的版圖之上……
在漢安帝的號召下，吃盡了西羌苦頭的塢堡也隻能心甘情願地有人出人、有錢出錢。隻不過，塢堡軍隊沒有統一的領導，在戰爭中當然不會分工合作，更多的情況是，一支塢堡軍隊遇到敵人，友軍龜縮不出，坐看友軍失敗。加之東漢塢堡派出的士兵都是原來扛鋤頭的農夫，這些人臨時拚湊起來組成軍隊，單兵作戰能力確實遠低於西羌，十個步兵也未必能打贏一個西羌騎兵，因此，東漢軍隊逐漸被各個擊破。
這場戰爭持續了十四年，東漢帝國全體臣民一共花掉了二百四十億枚銅錢，差不多相當於西漢帝國二百年間鑄造的貨幣總和。然而曠日持久的戰爭並未能擊潰西羌，也沒有保護好內地黎民百姓，反而培養了一批強大的軍閥：張煥、皇甫規、段熲等，還包括後來禍亂漢家天下的董卓。
漢羌戰爭消耗的社會財富越多，東漢帝國解決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小。漢安帝死後，東漢帝國再沒有能力主動對西羌發起攻擊，在戰爭中幾乎完全處於守勢，西羌之禍愈演愈烈。漢桓帝在位二十一年，西羌四十五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組織一次有效反擊。
戰火蔓延到朔方、雲中、雁門、代郡、琢郡、漁陽、遼東等內地諸郡，西羌士兵一度進攻都城洛陽。
連年征戰使得東漢人民無心稼穡，帝國政府既然解決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會問題也就隨之激化。
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全國近三分之一的郡縣遭受蝗災，帝國版圖內再次出現了數以百萬計的流民。這些人光著身子、吃著草根，在饑餓和病痛的折磨下流浪於帝國阡陌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