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武年間,劉秀裁撤了全國90%的官僚,全國三分之一的縣根本沒有縣令。至於鹽鐵官營、平準均輸、冶鐵鑄幣,劉秀確實沒有明確廢黜,這些衙門卻根本無人辦公。


    赤眉軍在中原大地四處遊蕩的時候,官家豪強也在歡唿雀躍,誰能在紛紛亂世組織一支強有力的軍隊,誰就是帝國未來的主人。赤眉軍流竄到南陽地區,當地官家豪強立刻表示熱烈歡迎,並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糧食(吃不飽,隻能湊合活下去)。當然,官家豪強也毫無懸念地取得了起義軍領導權,自此,他們在史籍上有了一個新名字—“豪強軍閥”。


    優雅的中國古文這樣描述類似的場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譯隻需要四個字:天下大亂。


    豪強軍閥就是傳說中的土匪,從王莽被殺到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中原大地先後出現了十一個皇帝。很難分清這些人哪個是真的皇帝,哪個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當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製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斯曾經比較過國家與土匪。他認為,國家和土匪本質上是一樣的,大家都以暴力為基礎進行搶劫,土匪搶錢,有去無迴;國家搶錢,有去有迴。


    土匪也可變成國家,隻要能保護黎民百姓不讓別的土匪搶劫……要成為最牛的土匪,就得有最多的錢,有錢才能招兵買馬、鑄造刀槍、打敗其他土匪。


    所以,各路土匪都想讓自己更有錢。


    如果沒有錢,也可以自己造。


    王莽死後,南陽的劉伯升和蜀地的公孫述領導著最大的兩夥土匪,他們幾乎同時推出了自己的貨幣製度—“鐵錢”,這也是中國貨幣史上第一次出現鐵質貨幣。


    鐵錢,顧名思義就是用鐵鑄造的錢。


    在金屬貨幣時代,貨幣實際價值必須與麵值相當,否則不但會引起物價暴漲,甚至有可能讓經濟退迴到實物交換時代。


    鐵錢,就起到了最壞的作用。


    鐵錢根本就不是錢,鐵也根本不值錢。劉伯升、公孫述在自己的領地上以鐵錢向百姓換取各種戰略物資,不接受鐵錢的人將被處死。一般黎民拿到鐵錢之後並不能用於交換,南陽和蜀地偌大的地盤,能用鐵錢的隻有他們兩個人。鑄造鐵錢,是典型的“有借無還”的土匪行為,鬼知道你什麽時候被打跑,留下來的這些鐵錢能不能繼續使用。


    劉伯升、公孫述都是有去無迴的土匪,隻拿錢,不辦事。東漢的創立者劉秀不一樣,他是那種“有去有迴”的土匪,也沒有鑄造鐵錢。


    至於劉秀沒有鑄造鐵錢的原因,很搞笑,不是不想鑄錢,實在是沒有足夠的實力逼迫人們用鐵錢。


    劉秀的地盤實在是太小,隻局限於洛陽一隅,如果強行推行鐵錢,恐怕連這塊地方都守不住。劉伯升推出鐵錢之後,劉秀也想鑄造鐵質貨幣,手下謀臣鄧禹曾勸諫劉秀:“將軍想圖一時之利,還是圖萬世之利?鑄造鐵錢隻能圖一時之利,您不能以一時之利壞了萬世之利。”


    不能鑄造鐵錢,又造不起銅錢,劉秀隻能放任民間私鑄貨幣。”


    盡管私鑄貨幣重量可能輕些,但與土匪的鐵錢相比,還是私鑄更靠譜。因為,民間交易向來不承認鐵錢,要想讓錢花出去,起碼得是銅幣。在劉秀管轄的地方,誰有足夠的財富,誰就可以私鑄貨幣,絕對無人追究。


    相對優秀的貨幣製度之下,洛陽一帶成為西漢末年商品和糧食集散地,劉秀也把轄地逐步擴充到了河北、山東。這裏要說,劉秀控製河北、山東,不是因為自己實力增強,而是因為這兩個地方受災最重、流民最多,誰也不想沾手。


    洪水不辨窮富,也分不清黎民百姓和官家豪強,滔天巨浪讓所有財富都化為烏有。


    當洪水退去,官家豪強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了大片無主土地,也留下了“重連”、“鐵脛”、“大槍”、“上江”、“青犢”等五十多支赤眉軍。


    這些隊伍的名字聽起來還蠻威武,其實,他們隻是無家可歸的流民。或者說,真實的赤眉軍根本不是軍隊,大多數情況下是全家扶老攜幼一起出動,官軍隻需要幾百人就能打跑上千、上萬甚至是十幾萬的赤眉軍。王莽的軍隊之所以敗給赤眉軍,是因為赤眉軍的流竄目標不是作戰,而是吃飽肚子。黎民就是赤眉,赤眉就是黎民,王莽既然不可能殺盡天下黎民,當然也就消滅不了赤眉軍。


    劉秀對付赤眉軍的方法頗有空手套白狼的感覺,他向這些流民隊伍宣布:自己將把山東、河北的無主土地分配給赤眉軍戰士,每家可以得到土地七十畝。對純粹的流民而言,劉秀的實力還是比較強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其他土匪。


    有了土地,誰也不願意四處流竄作案。結果,劉秀不但獲得了一個穩固的根據地,還從流民中選拔強壯男丁充實了自己的軍隊。


    隨著實力不斷提升,公元25年劉秀稱帝,改元“建武”。


    劉秀本人就是官家豪強,自然知道官府盤剝小農的種種伎倆。正是因為看到封建官僚體係對西漢帝國的危害,劉秀才推出了史無前例的封建官僚製度—既然封建官僚危及統治,就幹脆盡量不要官僚好了。


    西漢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司徒、司馬和禦史大夫,劉秀雖然也設置了“三公”,給“三公”年俸萬石的待遇,但是,東漢“三公”沒有任何實權,所有實權都交給皇宮內朝的“尚書台”。如果硬套級別,“尚書台”最高領導大概相當於正處級,年俸不過六百石。建武年間,“雲台二十八將”1之一的李挺擔任司徒,由於沒有事情做,李挺憤然請假一年。對此,劉秀非常高興,馬上準假,並賜給李挺黃金,讓他在家安心養病。


    這種“高位虛權”、“實權低位”的製度讓所有官僚都非常難受,高位之官員沒有實權,實權官員品級又實在太低,大家撈錢的難度都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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