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幣改的第三年，洶湧的黃河在魏郡潰決，泛濫清河郡以東數郡；同年，黃河沿岸各郡發生了嚴重的蝗災。
在物資本就極度匱乏的新朝，再次爆發了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以黑市五銖錢計算，關中平原的穀物價格已經上漲到萬錢一石，是漢宣帝年間的一百倍。
《漢書》這樣描述當時的年景：富貴之家還可以坐賣田宅應對災荒，黎民隻能坐在街道上哭泣，被饑餓和貧窮折磨，餓死者十之八九，再次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
任何時代，貨幣製度都是統治者權威的象征，幣值穩定則統治穩定，反之則社會動蕩不安。“寶貨製”巨大的缺陷給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王田製”又不能讓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們在一點一滴中漸漸喪失了對新朝的信心，沒有人知道，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國帶向何方。
搶占官家豪強的財富，王莽徹底得罪了官僚；“王田製”未能讓天下蒼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從此，改革再無朋友，隻剩下敵人，民間開始流傳“黃牛白腹，五銖當複”的民謠……
“寶貨製”實行一年後，王莽終於承認了自己的失敗，宣布允許買賣“王田”，再次承認了土地私有；
天鳳元年（公元14年），廢除“寶貨製”，罷金、銀、龜、貝四種貨幣，朝廷隻發行貨布和貨泉，貨布重二十五銖，貨泉重五銖，等於恢複了原來的漢朝五銖錢。
如果到此為止，新朝或許還能像後來的東漢一樣苟延殘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從始建國三年黃河鬧水災開始，一直到王莽滅亡，黃河就再也沒有消停，有文字記載的大水災就有十三次之多。最後，黃河改變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為山東半島。
於是，我們才看到了今天的黃河。
這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最兇猛的水災，大家可以想象，黃河平地搬家是一種什麽樣的災難。洪水遍及今天河南、山西、山東、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東夾在新舊兩條河道中間，受災最為嚴重。在水利工程匱乏、道路並不暢通的古代，無論官家豪強還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斷絕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點燃了仇恨之火。
王莽廢除“寶貨製”當年，琅琊海曲（今山東日照）縣令誅殺了一個因小罪獲刑的呂氏豪強。此後，呂氏家族糾集幾千人殺掉了縣令，又集合源源不斷的流民，農民起義爆發了。後來，這些流民在自己前額抹上紅色，以區別同樣穿著破爛的官軍，他們就是“赤眉軍”。
疲敝的新莽帝國已根本無力應對如此大規模的戰爭，何況赤眉軍與王莽軍在昆陽決戰的時候，王莽的精銳部隊正在北部與南匈奴苦戰……
與大家想的不一樣，最後攻破未央宮的並不是赤眉軍，而是長安城內的一批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漢書》給無業遊民的雅稱）朱弟、張魚等人在狂歡式的搶劫中引發了長安城騷亂，人群衝向了未央宮。
最後的時刻，王莽身著朝服在未央宮中平靜地等待死亡，他的身邊還有同樣盛裝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請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願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過去從來沒有，之後也再未發生。
最後，騷亂者以斧頭劈開了未央宮宮門，王莽被憤怒的人群亂刃分屍。王莽死後，這片土地陷入史無前例的混戰之中……
東漢年間，在班固所著的《漢書·王莽傳》中，王莽被貶成一個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國《劍橋中國通史》卻給王莽以最高榮譽，認為他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帝王；民國時期，胡適更是將王莽評價為“中國古代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不想在這裏爭論王莽身後的是是非非，隻是以馬克思的話為王莽作出結論：“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並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
小結：財富的循環
皇權隻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統治整個帝國，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個強勢分利集團，他們會借助手中的權力瘋狂掠奪帝國財富。皇權根本就無法徹底遏製這種掠奪，畢竟聯係皇權和封建官僚的紐帶恰恰就是掠奪財富的權力。
現在，讓我們來迴顧西漢帝國由弱變強，再由盛轉衰的循環，一條清晰的財富生產、轉移軌跡呈現在我們麵前。
劉邦消滅了強勢的異姓王，同時分封了弱勢的同姓王，實現了帝國管理製度創新。在呂雉和同姓王的競爭中，雙方都信奉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耕經濟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放開經濟管製，一批冶煉、商業、運輸、畜牧、漁業等新興行業崛起，帝國經濟前景充滿活力。
此時的漢帝國既有產業創新，又有製度創新，無論國家還是普通民眾，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時期，漢帝國的工商業迅速發展。正是憑借從商稅中獲得的實力，漢景帝攫奪了同姓王的權力，徹底消滅了其對皇權的威脅。
漢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積蓄，便想通過鑄幣聚斂天下財富，超級通脹使得斂財手段失效，於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產業。管理天下產業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為一種勢力，帝國政府就會憑借幾何級數式擴張的實力不斷蠶食社會財富、擠壓小農的生存空間。
然後，失去了正常發財手段的帝國精英成為豪強，也擠壓掉了小農身上殘存的最後一口氣息。
無論漢武大帝多麽貪心，也無論他多麽有權勢，在某一個時點上社會財富的總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須留出讓全社會人繼續生存的財富，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必要勞動時間”社會最底層必須能維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參與掠奪的絕非漢武大帝一個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產就能獲得財富，而且還占有了帝國絕大部分財富，此後所有賺錢的途徑都必須依附於這個強勢集團。
在物資本就極度匱乏的新朝，再次爆發了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以黑市五銖錢計算，關中平原的穀物價格已經上漲到萬錢一石，是漢宣帝年間的一百倍。
《漢書》這樣描述當時的年景：富貴之家還可以坐賣田宅應對災荒，黎民隻能坐在街道上哭泣，被饑餓和貧窮折磨，餓死者十之八九，再次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
任何時代，貨幣製度都是統治者權威的象征，幣值穩定則統治穩定，反之則社會動蕩不安。“寶貨製”巨大的缺陷給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王田製”又不能讓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們在一點一滴中漸漸喪失了對新朝的信心，沒有人知道，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國帶向何方。
搶占官家豪強的財富，王莽徹底得罪了官僚；“王田製”未能讓天下蒼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從此，改革再無朋友，隻剩下敵人，民間開始流傳“黃牛白腹，五銖當複”的民謠……
“寶貨製”實行一年後，王莽終於承認了自己的失敗，宣布允許買賣“王田”，再次承認了土地私有；
天鳳元年（公元14年），廢除“寶貨製”，罷金、銀、龜、貝四種貨幣，朝廷隻發行貨布和貨泉，貨布重二十五銖，貨泉重五銖，等於恢複了原來的漢朝五銖錢。
如果到此為止，新朝或許還能像後來的東漢一樣苟延殘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從始建國三年黃河鬧水災開始，一直到王莽滅亡，黃河就再也沒有消停，有文字記載的大水災就有十三次之多。最後，黃河改變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為山東半島。
於是，我們才看到了今天的黃河。
這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最兇猛的水災，大家可以想象，黃河平地搬家是一種什麽樣的災難。洪水遍及今天河南、山西、山東、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東夾在新舊兩條河道中間，受災最為嚴重。在水利工程匱乏、道路並不暢通的古代，無論官家豪強還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斷絕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點燃了仇恨之火。
王莽廢除“寶貨製”當年，琅琊海曲（今山東日照）縣令誅殺了一個因小罪獲刑的呂氏豪強。此後，呂氏家族糾集幾千人殺掉了縣令，又集合源源不斷的流民，農民起義爆發了。後來，這些流民在自己前額抹上紅色，以區別同樣穿著破爛的官軍，他們就是“赤眉軍”。
疲敝的新莽帝國已根本無力應對如此大規模的戰爭，何況赤眉軍與王莽軍在昆陽決戰的時候，王莽的精銳部隊正在北部與南匈奴苦戰……
與大家想的不一樣，最後攻破未央宮的並不是赤眉軍，而是長安城內的一批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漢書》給無業遊民的雅稱）朱弟、張魚等人在狂歡式的搶劫中引發了長安城騷亂，人群衝向了未央宮。
最後的時刻，王莽身著朝服在未央宮中平靜地等待死亡，他的身邊還有同樣盛裝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請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願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過去從來沒有，之後也再未發生。
最後，騷亂者以斧頭劈開了未央宮宮門，王莽被憤怒的人群亂刃分屍。王莽死後，這片土地陷入史無前例的混戰之中……
東漢年間，在班固所著的《漢書·王莽傳》中，王莽被貶成一個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國《劍橋中國通史》卻給王莽以最高榮譽，認為他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帝王；民國時期，胡適更是將王莽評價為“中國古代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不想在這裏爭論王莽身後的是是非非，隻是以馬克思的話為王莽作出結論：“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並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
小結：財富的循環
皇權隻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統治整個帝國，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個強勢分利集團，他們會借助手中的權力瘋狂掠奪帝國財富。皇權根本就無法徹底遏製這種掠奪，畢竟聯係皇權和封建官僚的紐帶恰恰就是掠奪財富的權力。
現在，讓我們來迴顧西漢帝國由弱變強，再由盛轉衰的循環，一條清晰的財富生產、轉移軌跡呈現在我們麵前。
劉邦消滅了強勢的異姓王，同時分封了弱勢的同姓王，實現了帝國管理製度創新。在呂雉和同姓王的競爭中，雙方都信奉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耕經濟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放開經濟管製，一批冶煉、商業、運輸、畜牧、漁業等新興行業崛起，帝國經濟前景充滿活力。
此時的漢帝國既有產業創新，又有製度創新，無論國家還是普通民眾，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時期，漢帝國的工商業迅速發展。正是憑借從商稅中獲得的實力，漢景帝攫奪了同姓王的權力，徹底消滅了其對皇權的威脅。
漢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積蓄，便想通過鑄幣聚斂天下財富，超級通脹使得斂財手段失效，於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產業。管理天下產業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為一種勢力，帝國政府就會憑借幾何級數式擴張的實力不斷蠶食社會財富、擠壓小農的生存空間。
然後，失去了正常發財手段的帝國精英成為豪強，也擠壓掉了小農身上殘存的最後一口氣息。
無論漢武大帝多麽貪心，也無論他多麽有權勢，在某一個時點上社會財富的總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須留出讓全社會人繼續生存的財富，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必要勞動時間”社會最底層必須能維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參與掠奪的絕非漢武大帝一個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產就能獲得財富，而且還占有了帝國絕大部分財富，此後所有賺錢的途徑都必須依附於這個強勢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