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15日，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日子，那天，我被任命為省南湖勞動改造管教支隊一大隊副大隊長，從此從技術崗位轉入了行政崗位，命運又一次把自己“空投”到一個全新的工作環境。
這是托“知識化，年輕化”的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早期畢業的大專院校的“精英”們奮鬥了一輩子都未能得到的“頭銜”，我們這群恢複高考後參加工作不滿三年的小字輩，一夜之間成為指揮千百號人的“官”了。當然，還有一個“革命化”的要求，但我想“愛國愛民愛黨愛勞動”該算是符合“革命化”的標準了。
當時在一定圈子裏流傳著一句話，雖然帶有酸味，但基本是客觀的。那句話是出自宣教科的老幹事（早期的大學畢業生），大意是：這批人有什麽可以得意的。上去又不是憑真本事，隻是靠時運。是的，不能否定，那又是一次典型的“中國風”，對領導幹部來了個“一刀切”“切一刀”凡到一定年齡杠的一律退下來。
隨著任命文件的下達，我們大隊的王教導員、袁大隊長，金、李二位副大隊長都退下來了。原班子的孫副教導員升任教導員，算新班子的“班長”了。一老帶三新，小馬、老吳任副大隊長，分別抓管教和生活後勤。我分工行政管理和生產財務，因為沒有配大隊長，我是“低開高走”了。過了一年多一點，到1986年2月，孫教導員調其他分場任“一把手”，我升任大隊長，主持全大隊的全麵工作，一直至1988年3月，我出任支隊的副支隊長（亦叫副場長，現在叫副監獄長）。我在一大隊抓生產財務抓了整三年。期間，班子成員進進出出，多有調整，但基本上是我與小馬搭檔，他一直當副教導員，分工政工（目前他任該監獄的副監獄長）。
“年輕化”之風把我刮進大隊班子時，我還是一個黨外人士。管發展“布爾什維克”的人們一直認為我差“一口氣”，不夠格。在大學畢業時，係總支書記說：很抱歉，沒有把你發展，應該是發展的。我有點嘔氣，也有點客觀，說了句“做個黨外布爾什維克，也能為黨的事業作貢獻”。到一大隊快三年，算是培養對象。這一“年輕化”，一切都提速了，12月10日，支部吸收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一天距我被任命不到一個月，有那麽點“火線入黨”的味道。那次支部會，記得最清楚的是一名青年工人黨員對我提的要求，他說：呂副，當技術員的時候一點架子也沒有，對大家都很友好，很隨和。希望當領導後，能繼續保持。
憑心而論，大隊班子換屆後的權力轉換是平穩的。因為，我們都是老領導手下上來的，在感情上很融洽，他們樂意扶一把，我們也樂意讓他們多“扶扶”。孫教導員對我們青年幹部很放手，特別是生產財務方麵，往往是我提出方案，他便成了堅定的“指揮者”。他的權威加我的智慧，使我有了施展的自由空間，加上我這個人做官“不太可靠”，沒有權力欲，處事分寸比較得體，使不少矛盾在未破殼之時就已經化掉，所以，那三年是我比較“得意”的三年。
這是托“知識化，年輕化”的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早期畢業的大專院校的“精英”們奮鬥了一輩子都未能得到的“頭銜”，我們這群恢複高考後參加工作不滿三年的小字輩，一夜之間成為指揮千百號人的“官”了。當然，還有一個“革命化”的要求，但我想“愛國愛民愛黨愛勞動”該算是符合“革命化”的標準了。
當時在一定圈子裏流傳著一句話，雖然帶有酸味，但基本是客觀的。那句話是出自宣教科的老幹事（早期的大學畢業生），大意是：這批人有什麽可以得意的。上去又不是憑真本事，隻是靠時運。是的，不能否定，那又是一次典型的“中國風”，對領導幹部來了個“一刀切”“切一刀”凡到一定年齡杠的一律退下來。
隨著任命文件的下達，我們大隊的王教導員、袁大隊長，金、李二位副大隊長都退下來了。原班子的孫副教導員升任教導員，算新班子的“班長”了。一老帶三新，小馬、老吳任副大隊長，分別抓管教和生活後勤。我分工行政管理和生產財務，因為沒有配大隊長，我是“低開高走”了。過了一年多一點，到1986年2月，孫教導員調其他分場任“一把手”，我升任大隊長，主持全大隊的全麵工作，一直至1988年3月，我出任支隊的副支隊長（亦叫副場長，現在叫副監獄長）。我在一大隊抓生產財務抓了整三年。期間，班子成員進進出出，多有調整，但基本上是我與小馬搭檔，他一直當副教導員，分工政工（目前他任該監獄的副監獄長）。
“年輕化”之風把我刮進大隊班子時，我還是一個黨外人士。管發展“布爾什維克”的人們一直認為我差“一口氣”，不夠格。在大學畢業時，係總支書記說：很抱歉，沒有把你發展，應該是發展的。我有點嘔氣，也有點客觀，說了句“做個黨外布爾什維克，也能為黨的事業作貢獻”。到一大隊快三年，算是培養對象。這一“年輕化”，一切都提速了，12月10日，支部吸收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一天距我被任命不到一個月，有那麽點“火線入黨”的味道。那次支部會，記得最清楚的是一名青年工人黨員對我提的要求，他說：呂副，當技術員的時候一點架子也沒有，對大家都很友好，很隨和。希望當領導後，能繼續保持。
憑心而論，大隊班子換屆後的權力轉換是平穩的。因為，我們都是老領導手下上來的，在感情上很融洽，他們樂意扶一把，我們也樂意讓他們多“扶扶”。孫教導員對我們青年幹部很放手，特別是生產財務方麵，往往是我提出方案，他便成了堅定的“指揮者”。他的權威加我的智慧，使我有了施展的自由空間，加上我這個人做官“不太可靠”，沒有權力欲，處事分寸比較得體，使不少矛盾在未破殼之時就已經化掉，所以，那三年是我比較“得意”的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