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離開學校,書生意氣風發,老是“夢想”搞科研。好象科研有一股“專家”氣,而生產則沒“文化”。如同,社會上講“文化”一樣。講“文化”:“小灶”文化才是文化,因為是人性體現,有才氣,有想象空間,有脈胳,貼近生活:“大鍋”文化不是文化,因為是主流意識,無才氣,無自由空間,死板教條,束縛人性。這樣的結論是不可取的。真正在現實生活中起支撐作用的文化,往往是被稱之為主流意識的“大鍋”文化。其實“小灶”和“大鍋”各有作用,社會和人們各有所需,根本不必求一統,或者非否定一方不可,如同“中醫”和“西醫”,共存是最好的結局。

    應用農業,講究“良種良法”,良法在於措施和實施,良種則要靠試驗和運氣。我的立足點放在麥子上了,因為我的導師徐教授是搞麥子育種的,畢業後一直有聯係。有一次,我去學校時,向她要了好幾個大小麥株係。本想組建一個科研小組,中隊長不同意。因為劃出一塊好田,會讓他心痛。於是,妥協的結果是弄了幾分塘邊田給我。“如果成功了,再說。”82年底播種,到83年春,結果是沒有結果。株係生長的不均衡性讓人不悅;種子保管不善遭蟲蛀出苗率低;以“高產”為目標的生產方式,已經使我無心“做夢”;再加上,我這個人是隨“主流”不幹大壞事的一類,既使有自己的意誌,也是通過“冠冕堂皇”的正途去實施的角兒,故個人的“夢”十有八九是以失敗而告終。

    記得臨畢業時,農學係黨總支紀書記找我談話,征詢我的誌向。據說當時曾設想選一批後備幹部,直接進省黨校學習二年,後充實縣市領導崗位。係領導想推存,但我當時就表示,我願到艱苦地方去,搞業務,搞科研。現在,我的科研“夢”破了,我把注意力轉移到了生產技術。

    我這個人搞生產,相比較而言,坐辦公室的時間比別人要長得多,若不是顧慮他人閑話,坐得還會更長。當年下鄉時,生產隊的隊長在社員出工前,已經去田間巡了一邊,然後根據經驗和目測結果,安排農活,哪裏要施肥,哪裏該治蟲,哪裏該放水……布置得明確具體。我基本不去搞目測,說實話,至今還是沒會這套功夫。如果在田頭的莊稼前,有人問我“要不要施肥”或“要不要打藥”時,我幾乎是不迴答的。我不是“中醫”,我有點“西醫”的味道,有點“模式栽培”的味道:施肥,根據肥料品種,實行總量控製,抓基肥,追肥和根外施肥,三下搞定,一般不搞修修補補;打藥,根據病蟲情報及規律,在規定的時間段用藥,防病抓浸種,治蟲抓苗頭;用水,也是根據水稻生長期,按時間確定灌水養水排水。隻知道,我指導下的糧食生產,當年的肥料成本和農藥成本是全場最低的(當時,每畝農藥成本,當地農村是20元多,全場是14元多,我們大隊是6元多)。

    其實,農業也好,工業也好,其他事業也好,個人隻有融入係統才能發揮作用。“個人英雄主義”、“俠客”的時代早已結束。那時,經常會問一個問題,就是“處理好集體與個人的關係”“擺正個人的位置”。我的行動是這樣迴答的:即把集體當作一個係統來對待的,上級下級左右,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關係都在這個係統內,努力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調節出最佳效益。這便是我一生無成就而又覺得有成就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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