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讓士族們接受這一套法令，無疑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畢竟如果這套辦法真的實施，那對於他們來說，不亞於是抽筋扒皮之痛，也必然會引發巨大的反彈，所以徐清雖然很滿意這一套辦法，但卻也不能直接施行下去，他把趙思銭招來，詢問了他的看法，趙思銭跟徐清一樣，也認為這一套方法應該是最後應該達成的效果，而短期內不應該真的就按照這種法案來走，要給士族們準備的時間，同時讓他們慢慢接受這樣嚴苛的稅務管理方式，但這是需要時間的，但第一刀必須要狠，如果第一刀沒有讓士族們感到肉痛，那麽他們就會將這套法案當做是假的，而不是正視這套法案的權威，所以如何把握這中間的度，就是一件十分考驗技術的事情。
在經過幾次三番的討論之後，最終決定，將舉報的懲罰定在百分之三的力度，同時在懲罰偷稅漏稅上，刑罰也從原本的十年到無期徒刑改變為三年到十年不等，以此來給予資本家們更多的時間來做緩衝，同時這套法律的實施將會在一年以後開始試運行，畢竟法律的建立還需要相應的人手來籌備，無論是新的經濟犯罪調查科的建立還是稅務局稅警製度的建立，都是需要大量時間的，這些都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而也正好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給這些士族的代言人們好好想想，到底是應該負隅頑抗還是順天而行。
而士族對此的態度也是兩極分化的，有的人認為完善稅收製度對於國家來說有利，而士族們已經賺了很多的錢，又何必去賺這不義之財呢，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才應該是作為士族該做的事情，而另一方麵，還有一大部分的士族則認為，這些集團隸屬於自己的名下，或者有自己的股份，就是自己的產業，而自己身為士族，不僅僅應該在農業上有特權，更應該在商業和工業上享有特權，而如今的稅收實在是太過嚴苛，他們賺的太少了，所以對於徐清的這一次改變，自然是心中不滿，認為徐清這是在變相的加重稅收，從而好在自己等人的身上取利。
對於這些行為，徐清自然也是氣得不輕，這些士族，有的時候無恥起來，遠遠比街邊的小流氓更加讓人厭惡，而對於這些人，徐清自然也不會客氣，利用媒體大範圍的曝光這些士族在繳稅上的舞弊和黑暗麵，從而讓他們在社會上身敗名裂，要知道這可是很嚴重的事情，作為士族，除了地方上的勢力和財力，以及朝廷的官位之外，名聲也是十分重要的，傳統的中國人，對於名聲有的時候甚至比自己的性命還要來的看重，而一個人若是名聲不好，許多官場上的夥伴便也會刻意躲避，以避免殃及池魚，所以徐清的這一做法，立刻便讓許多官員身敗名裂，從此離開了政壇，而在這一方麵，徐清自己則是早一步將所有繳稅上的問題全部處理幹淨，想要從這件事情上抓徐清的痛腳，顯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他們也不會就這麽善罷甘休就是了，政治鬥爭和利益鬥爭總是充滿了血腥和暴力，這些不甘心就這麽臣服的利益集團，自然有自己的本事，短短時間內，許多官員便紛紛被彈劾，許多醜聞也相繼爆出，而這些官員無一例外是支持稅製改革的，對於這種情況，一方麵徐清是抓緊這些消息的流通，嚴格控製官方媒體的聲調，另一方麵則是用民間的報導對於這些新聞進行辟謠，或者如果實在無法開脫，那麽就讓他跟這項政策劃出界限來，以免讓民眾認為，這項政策是有著其他不可告人目的的政策，這對於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雙方的你來我往可謂十分的激烈，他們不敢對徐清做什麽，但是對趙思銭卻什麽都做得出來，光是暗殺和恐怖警告就數不勝數，至於他的家人，更是時刻生活在恐怖之中，最後趙思銭實在沒有辦法，隻好把自己的家人和兒女都送到老家去，那裏是他的大本營，整個村子都是自己的宗族，在那裏起碼他們不會有安全的危險，而為了護送他們安全迴家，徐清派出了自己的勢力貼身看護，以防止出現一些暴力事件，影響趙思銭的工作。
趙思銭的工作可謂是十分繁瑣的，單單是稅警製度的建立，就不是一個小工作，根據趙思銭所定下的目標，第一期稅警的數量會在四萬六千人左右，數量並不多，一個路所擁有的警察數量就超過了五萬人，全國的稅警才不過五萬不到，可以說數量並不多了，但與警察不多，稅警的要求非常的高，首先他得會經濟，二來還得攻讀會計學，除此之外經濟法，國稅法之類的法律也必須要熟知，同時他們還要有執法的能力，可謂是一項專能，什麽都得會一些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符合條件的人手就非常少了，最後也不得已隻能先降低要求，招募之後再進行培訓，而在稅警的結構上，也與普通的警察不同，因為稅警隻管經濟麵，所以許多問題是稅警沒有的，但因為是經濟型犯罪的問題，所以在許多細小的問題上，對於稅警有著十分具體的要求，這都需要在製度上進行改變，這些都在花費著趙思銭的時間和精力。
若是在這個時候，他還要為自己的兒女妻子而擔心，那他恐怕很快就會心力交瘁，然後活活累死在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徐清為了讓他能夠安心，幫助趙思銭護送他的家人，也算是出了一份力，而在另一方麵，許多士族們也看出了趙思銭的決心，把自己的家人送迴老家，一個人留下來戰鬥，顯然代表趙思銭是打算玩認真的了，不少人或許會放棄幻想，準備抵抗，但還有些人則是害怕了起來，他們原本隻是想多賺些錢，可沒有要拚命的想法，所以在趙思銭大張旗鼓的準備開始製定法案，預備實施的時候，不少人主動找到了趙思銭，補交了稅款，甚至還有多交的。
對此趙思銭都寬宏大量的處理了，這也是為了給那些還在搖擺的士族們看，隻要跟著宋朝的政策走，那麽朝廷也不會拿你的財產和生命開玩笑，但若是你現在不站出來自首的話，那麽未來若是被稅警或者是舉報者說出來的話，那麽這一切可就不一樣了，不僅僅是要罰錢，還要麵臨牢獄之災，對於他們來說，錢或許不是問題，可牢獄之災可就不同了。
宋朝並沒有保釋係統，其主要原因便是害怕造成司法上的貧富差距，富人可以交贖金離開，而窮人則隻能待在看守所中，等待法官的審判，這是非常沒有道理的事情，不能因為有錢而可以保釋，雖然在宋朝，士族的法律和平民的法律完全不同，但這是明文規定寫出來的，這不是潛規則，也是全民的共識，雖然現代人會認為這不公平，但這不公平是寫在紙麵上，由全民所認可的，既然如此，你就不能說它不對，因為這是一個時代最為公正的決定，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看法，起碼在這個時代，人們的思想就是如此。
所以無論是平民還是士族，如果判定了刑期之後是無法保釋的，無論交多少的錢，都必須坐牢，唯一能夠減刑的方法要麽就是立功，要麽就是在監牢之中幹活做得好，除此之外是沒有其他減刑辦法的，這也是為了保證司法的公平，不然富人無論犯什麽錯，他也可以自行保釋，這也就實在太過分了。
當然，富人當然有著無與倫比的特權，比如說受害人自己不想告的話，那麽法院自然也不會審判，在宋朝，對於許多案件采取的是民不舉官不究的態度，這種事其實在現代也有，但適用範圍已經很少了，比如說男人騷擾女人，如果你不去報警，警察自然不會來管，但在古代，這一條的適用範圍也就更加廣闊了，比如說殺人，一個富人殺死了窮人，這放在現代，是必然會上法庭的，並不是不告就行的，警察局會強製將兇手繩之以法，送往法庭，最多就是給錢可以減刑，但萬萬不可能無罪釋放。
就像發生在日本的江歌事件一樣，男方的父母希望可以通過給錢的方式讓江歌的母親原諒自己的孩子，從而在法庭上出庭，幫助自己的孩子說話，從而可以讓他被減刑，從寬懲處，但最後江歌的母親沒有答應，日本法院最終以日本最高的刑罰十二年有期徒刑，作為最終判決，宣布了兇手的刑期。
可以看出，即便是在發達國家，殺人這樣的事情，還是必須強製進行判決的，不可能進行簡單的私了，最多隻是減刑，而不可能出現無罪釋放的情況，而在宋朝，隻要民不舉，就是官不究，即便是殺人也是如此，所以許多富人完全是用錢就能把事情解決，許多窮苦人家，雖然家裏死了人，但是相比起去告這個人，還是拿一筆錢更加合算。
這一點你不能說他就是狼子野心，對於很多家庭來說，死了一個人，便等於是失去了一個勞動力，許多家庭就會因此而生活艱難，在這個時候，告一個富商，最後的結果最多也不過就是把這富商關進監獄，做上十幾年的牢，又或者是判死刑，自己是痛快了，可以後呢，失去了家裏的勞動力，他的生活並沒有任何的改變，與其如此，既然人都死了，那麽拿一筆錢對於很多家庭來說是更加迫切的事情，富商們對於自己的性命都十分珍惜，為了自己的性命，他們完全可以給一筆讓這戶人家好幾年不用愁的錢，讓他們不去告官，這對於失去了勞動力的家庭來說可謂十分重要。
得到了這筆錢，一家好幾口人都可以解決生活上的問題，而告官，不僅僅要承擔昂貴的訴訟費用，還需要不停的來往法院，其中消耗的精力和時間對於常人來說，絕對是折磨，而對於自己來說，或許除了出一口氣，並沒有任何的好處，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宋朝的福利體製還沒有完全建立，不可能照顧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整個社會雖然極端貧窮很少，但依舊有大量的貧窮出現，如何照顧這些貧窮，就是巨大的問題，而他們受到生活所迫，出賣自己的親人，將殺死自己親人的人放掉，從而得到一筆私了錢，這對於很多家庭來說，是十分無奈的選擇，但卻也不得不這麽選擇。
而對於法院來說，這樣做也有著社會上的必要，首先便是對於許多平民來說，告有錢人並不是最適合他的選擇，給這些人一個私了的機會，讓他們有第二種選擇，這對於平民來說，甚至有可能改變他們的人生，許多人在自己的家人被意外弄死，或者是故意弄死以後，都不會直接告官，而是去事主家裏問能不能私了，如果可以的話，往往就會私了，花一筆三四十萬貫的錢買一條命，在這個年代，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另外一方麵則是法院的工作能力有限，如今雖然建立了最為基礎的法院製度，但是大學的培養速度是很慢的，自然不可能像現代一樣，經過幾十年，西方國家更是經過幾百年的積累，所產生的大量優秀的律師和法官不同，如今法院這東西在宋朝是十分新潮的東西，他們與法吏是完全不同的，必須要擁有很高的判斷力，因此他們的水平可以說是非常高的，而想要得到這些人才，往往是很困難的，如今十幾年的時間，所培養出的法官和律師，數量是嚴重不足的，甚至可以說是稀少，許多案子根本就來不及審理，這也是為什麽在此之前徐清會設立私了部門，專門負責調解民間事務的原因。
所以讓百姓彼此之間私下解決是法院的一貫宗旨，要知道如今許多法院案件堆疊，有些案子甚至要一年以後才能開庭審理，這其中可謂是麻煩多多，而法院也完全是超負荷的運轉，根本就沒有休息的時間，即便如此，最快的案子也需要好幾個月時間的等待，這其中可謂是十分麻煩的事情。
但法院雖然鼓勵私了，但隻要事件進入到司法程序之中，那麽任何私了都將不被允許，法院將作出唯一的判決，且不能被改變，也不能被保釋，直到判決達成結束，這才能決定嫌疑人的結局，所以即便是士族，對於司法也是有所忌憚的，畢竟如今的司法在徐清的改革下，已經獨立成為了一個三方絞力，互相監督的集團了，他們就算想要插手，也很困難，更何況徐清對於法律十分重視，將自己許多重要的學生都派駐在了這三個體係之中，想要滲透，可謂難於上青天，因此，許多人便也隻能選擇附和趙思銭的改革製度。
在經過幾次三番的討論之後，最終決定，將舉報的懲罰定在百分之三的力度，同時在懲罰偷稅漏稅上，刑罰也從原本的十年到無期徒刑改變為三年到十年不等，以此來給予資本家們更多的時間來做緩衝，同時這套法律的實施將會在一年以後開始試運行，畢竟法律的建立還需要相應的人手來籌備，無論是新的經濟犯罪調查科的建立還是稅務局稅警製度的建立，都是需要大量時間的，這些都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而也正好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給這些士族的代言人們好好想想，到底是應該負隅頑抗還是順天而行。
而士族對此的態度也是兩極分化的，有的人認為完善稅收製度對於國家來說有利，而士族們已經賺了很多的錢，又何必去賺這不義之財呢，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才應該是作為士族該做的事情，而另一方麵，還有一大部分的士族則認為，這些集團隸屬於自己的名下，或者有自己的股份，就是自己的產業，而自己身為士族，不僅僅應該在農業上有特權，更應該在商業和工業上享有特權，而如今的稅收實在是太過嚴苛，他們賺的太少了，所以對於徐清的這一次改變，自然是心中不滿，認為徐清這是在變相的加重稅收，從而好在自己等人的身上取利。
對於這些行為，徐清自然也是氣得不輕，這些士族，有的時候無恥起來，遠遠比街邊的小流氓更加讓人厭惡，而對於這些人，徐清自然也不會客氣，利用媒體大範圍的曝光這些士族在繳稅上的舞弊和黑暗麵，從而讓他們在社會上身敗名裂，要知道這可是很嚴重的事情，作為士族，除了地方上的勢力和財力，以及朝廷的官位之外，名聲也是十分重要的，傳統的中國人，對於名聲有的時候甚至比自己的性命還要來的看重，而一個人若是名聲不好，許多官場上的夥伴便也會刻意躲避，以避免殃及池魚，所以徐清的這一做法，立刻便讓許多官員身敗名裂，從此離開了政壇，而在這一方麵，徐清自己則是早一步將所有繳稅上的問題全部處理幹淨，想要從這件事情上抓徐清的痛腳，顯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他們也不會就這麽善罷甘休就是了，政治鬥爭和利益鬥爭總是充滿了血腥和暴力，這些不甘心就這麽臣服的利益集團，自然有自己的本事，短短時間內，許多官員便紛紛被彈劾，許多醜聞也相繼爆出，而這些官員無一例外是支持稅製改革的，對於這種情況，一方麵徐清是抓緊這些消息的流通，嚴格控製官方媒體的聲調，另一方麵則是用民間的報導對於這些新聞進行辟謠，或者如果實在無法開脫，那麽就讓他跟這項政策劃出界限來，以免讓民眾認為，這項政策是有著其他不可告人目的的政策，這對於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雙方的你來我往可謂十分的激烈，他們不敢對徐清做什麽，但是對趙思銭卻什麽都做得出來，光是暗殺和恐怖警告就數不勝數，至於他的家人，更是時刻生活在恐怖之中，最後趙思銭實在沒有辦法，隻好把自己的家人和兒女都送到老家去，那裏是他的大本營，整個村子都是自己的宗族，在那裏起碼他們不會有安全的危險，而為了護送他們安全迴家，徐清派出了自己的勢力貼身看護，以防止出現一些暴力事件，影響趙思銭的工作。
趙思銭的工作可謂是十分繁瑣的，單單是稅警製度的建立，就不是一個小工作，根據趙思銭所定下的目標，第一期稅警的數量會在四萬六千人左右，數量並不多，一個路所擁有的警察數量就超過了五萬人，全國的稅警才不過五萬不到，可以說數量並不多了，但與警察不多，稅警的要求非常的高，首先他得會經濟，二來還得攻讀會計學，除此之外經濟法，國稅法之類的法律也必須要熟知，同時他們還要有執法的能力，可謂是一項專能，什麽都得會一些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符合條件的人手就非常少了，最後也不得已隻能先降低要求，招募之後再進行培訓，而在稅警的結構上，也與普通的警察不同，因為稅警隻管經濟麵，所以許多問題是稅警沒有的，但因為是經濟型犯罪的問題，所以在許多細小的問題上，對於稅警有著十分具體的要求，這都需要在製度上進行改變，這些都在花費著趙思銭的時間和精力。
若是在這個時候，他還要為自己的兒女妻子而擔心，那他恐怕很快就會心力交瘁，然後活活累死在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徐清為了讓他能夠安心，幫助趙思銭護送他的家人，也算是出了一份力，而在另一方麵，許多士族們也看出了趙思銭的決心，把自己的家人送迴老家，一個人留下來戰鬥，顯然代表趙思銭是打算玩認真的了，不少人或許會放棄幻想，準備抵抗，但還有些人則是害怕了起來，他們原本隻是想多賺些錢，可沒有要拚命的想法，所以在趙思銭大張旗鼓的準備開始製定法案，預備實施的時候，不少人主動找到了趙思銭，補交了稅款，甚至還有多交的。
對此趙思銭都寬宏大量的處理了，這也是為了給那些還在搖擺的士族們看，隻要跟著宋朝的政策走，那麽朝廷也不會拿你的財產和生命開玩笑，但若是你現在不站出來自首的話，那麽未來若是被稅警或者是舉報者說出來的話，那麽這一切可就不一樣了，不僅僅是要罰錢，還要麵臨牢獄之災，對於他們來說，錢或許不是問題，可牢獄之災可就不同了。
宋朝並沒有保釋係統，其主要原因便是害怕造成司法上的貧富差距，富人可以交贖金離開，而窮人則隻能待在看守所中，等待法官的審判，這是非常沒有道理的事情，不能因為有錢而可以保釋，雖然在宋朝，士族的法律和平民的法律完全不同，但這是明文規定寫出來的，這不是潛規則，也是全民的共識，雖然現代人會認為這不公平，但這不公平是寫在紙麵上，由全民所認可的，既然如此，你就不能說它不對，因為這是一個時代最為公正的決定，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看法，起碼在這個時代，人們的思想就是如此。
所以無論是平民還是士族，如果判定了刑期之後是無法保釋的，無論交多少的錢，都必須坐牢，唯一能夠減刑的方法要麽就是立功，要麽就是在監牢之中幹活做得好，除此之外是沒有其他減刑辦法的，這也是為了保證司法的公平，不然富人無論犯什麽錯，他也可以自行保釋，這也就實在太過分了。
當然，富人當然有著無與倫比的特權，比如說受害人自己不想告的話，那麽法院自然也不會審判，在宋朝，對於許多案件采取的是民不舉官不究的態度，這種事其實在現代也有，但適用範圍已經很少了，比如說男人騷擾女人，如果你不去報警，警察自然不會來管，但在古代，這一條的適用範圍也就更加廣闊了，比如說殺人，一個富人殺死了窮人，這放在現代，是必然會上法庭的，並不是不告就行的，警察局會強製將兇手繩之以法，送往法庭，最多就是給錢可以減刑，但萬萬不可能無罪釋放。
就像發生在日本的江歌事件一樣，男方的父母希望可以通過給錢的方式讓江歌的母親原諒自己的孩子，從而在法庭上出庭，幫助自己的孩子說話，從而可以讓他被減刑，從寬懲處，但最後江歌的母親沒有答應，日本法院最終以日本最高的刑罰十二年有期徒刑，作為最終判決，宣布了兇手的刑期。
可以看出，即便是在發達國家，殺人這樣的事情，還是必須強製進行判決的，不可能進行簡單的私了，最多隻是減刑，而不可能出現無罪釋放的情況，而在宋朝，隻要民不舉，就是官不究，即便是殺人也是如此，所以許多富人完全是用錢就能把事情解決，許多窮苦人家，雖然家裏死了人，但是相比起去告這個人，還是拿一筆錢更加合算。
這一點你不能說他就是狼子野心，對於很多家庭來說，死了一個人，便等於是失去了一個勞動力，許多家庭就會因此而生活艱難，在這個時候，告一個富商，最後的結果最多也不過就是把這富商關進監獄，做上十幾年的牢，又或者是判死刑，自己是痛快了，可以後呢，失去了家裏的勞動力，他的生活並沒有任何的改變，與其如此，既然人都死了，那麽拿一筆錢對於很多家庭來說是更加迫切的事情，富商們對於自己的性命都十分珍惜，為了自己的性命，他們完全可以給一筆讓這戶人家好幾年不用愁的錢，讓他們不去告官，這對於失去了勞動力的家庭來說可謂十分重要。
得到了這筆錢，一家好幾口人都可以解決生活上的問題，而告官，不僅僅要承擔昂貴的訴訟費用，還需要不停的來往法院，其中消耗的精力和時間對於常人來說，絕對是折磨，而對於自己來說，或許除了出一口氣，並沒有任何的好處，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宋朝的福利體製還沒有完全建立，不可能照顧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整個社會雖然極端貧窮很少，但依舊有大量的貧窮出現，如何照顧這些貧窮，就是巨大的問題，而他們受到生活所迫，出賣自己的親人，將殺死自己親人的人放掉，從而得到一筆私了錢，這對於很多家庭來說，是十分無奈的選擇，但卻也不得不這麽選擇。
而對於法院來說，這樣做也有著社會上的必要，首先便是對於許多平民來說，告有錢人並不是最適合他的選擇，給這些人一個私了的機會，讓他們有第二種選擇，這對於平民來說，甚至有可能改變他們的人生，許多人在自己的家人被意外弄死，或者是故意弄死以後，都不會直接告官，而是去事主家裏問能不能私了，如果可以的話，往往就會私了，花一筆三四十萬貫的錢買一條命，在這個年代，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另外一方麵則是法院的工作能力有限，如今雖然建立了最為基礎的法院製度，但是大學的培養速度是很慢的，自然不可能像現代一樣，經過幾十年，西方國家更是經過幾百年的積累，所產生的大量優秀的律師和法官不同，如今法院這東西在宋朝是十分新潮的東西，他們與法吏是完全不同的，必須要擁有很高的判斷力，因此他們的水平可以說是非常高的，而想要得到這些人才，往往是很困難的，如今十幾年的時間，所培養出的法官和律師，數量是嚴重不足的，甚至可以說是稀少，許多案子根本就來不及審理，這也是為什麽在此之前徐清會設立私了部門，專門負責調解民間事務的原因。
所以讓百姓彼此之間私下解決是法院的一貫宗旨，要知道如今許多法院案件堆疊，有些案子甚至要一年以後才能開庭審理，這其中可謂是麻煩多多，而法院也完全是超負荷的運轉，根本就沒有休息的時間，即便如此，最快的案子也需要好幾個月時間的等待，這其中可謂是十分麻煩的事情。
但法院雖然鼓勵私了，但隻要事件進入到司法程序之中，那麽任何私了都將不被允許，法院將作出唯一的判決，且不能被改變，也不能被保釋，直到判決達成結束，這才能決定嫌疑人的結局，所以即便是士族，對於司法也是有所忌憚的，畢竟如今的司法在徐清的改革下，已經獨立成為了一個三方絞力，互相監督的集團了，他們就算想要插手，也很困難，更何況徐清對於法律十分重視，將自己許多重要的學生都派駐在了這三個體係之中，想要滲透，可謂難於上青天，因此，許多人便也隻能選擇附和趙思銭的改革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