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施政上麵，起碼對於老百姓來說，把難民送入軍隊，確實是一大善政，可以讓更多災區的人活下來，但也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隨著年代往前，當兵的人開始越來越多，而其中這些難民兵的數量也是越來越多，這些人失去了土地，也不能在城市中生活，隻能被養在軍隊裏，但這些人其實並沒有多少是想當兵的，大部分人對於當兵也沒有什麽興趣，但因為宋朝土地兼並問題十分嚴重，國家也沒有多餘的土地來養這些士兵，把他們從士兵變成老百姓，所以最後養的兵是越來越多，甚至成為了國家財政的巨大危機。
每年國家收上來的稅收，其中有一半都需要交給軍隊，來養這上百萬的大軍，而這支軍隊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戰鬥力，畢竟你不能希望一群根本不想打仗的人去打這麽一場戰爭，因此最後自然也是以失敗告終，軍隊越養越多，卻沒有可以放出去的管道，最後造成的問題就是國家財政崩潰，國家所有的錢都被用來養軍隊，而其他的基礎建設卻無法搭建，最後基礎建設老舊，國家的經濟也麵臨破產的邊緣。
可別以為古代國家就沒有基礎建設了，水利，直道，這些對於國家民生都是十分重要的，像清朝為了重新修建大運河，使大運河暢通，清除其中的汙泥，把河道拓寬，每年都要花費上千萬兩的白銀來進行修築，整個乾隆年間，花費多達上億，最後才使河道得以穩固，一個國家，越是有錢，往往用人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到了宋朝末年，明明宋朝很富有，但造反的人卻越來越多，因為國家實在是養不起這些軍隊，但又沒有出口把這些軍隊給安置好，所以隻能不停的增加稅收，導致國家的苛捐雜稅越來越多，老百姓不堪重負，在這個前提之下，隻要碰到一個昏君上台，立刻就能使國家處於毀滅的邊緣，再來一個外敵輕輕一推，整個國家也就土崩瓦解了。
對於這個問題，徐清當初剛上來的時候也十分重視，他雖然沒怎麽看過史書，但也知道宋朝一代，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冗官，冗軍，冗費，這倒是跟其他的朝代不同，漢朝是外戚專權，太監禍國，唐朝是地方權大，中央權小，明朝是碰到了小冰河時期，清朝則是遇到了外國列強的入侵，唯獨宋朝，是因為財政困難，最後被金國輕輕一推，國家就喪失了大半江山，從北宋變成了南宋。
其中冗官很容易解釋，唐朝的時候，讀書人少，大部分人是買不起書的，雖然已經有雕版印刷，但使用的人並不多，且價格昂貴，普通老百姓根本買不起，所以唐朝每三年取一科進士，不過三四十人罷了，且唐朝雖然繼承隋朝使用科舉製度，但此時的科舉製度，隻不過是皇帝用來對付士族的武器罷了，朝堂之上，更多的官員並不是科舉出來的，而是世代傳承的，科舉製度隻不過一個對抗工具，朝堂之上大半的人還是通過家族，互相舉薦出來的，科舉出來的人，在官場上地位並不高。
而到了宋朝，因為印刷技術的發達，導致書本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讀書人多了，若是再三年一次考試，每次就取那麽三四十人，自然不可能，再加上從宋朝開始，傳統意義上，世襲的門閥製度已經基本被消滅殆盡，中國進入到了徹底的文官製度，從這個時候開始，朝堂之上大多數的官員都是科舉考試出來的，因為家族，五六歲就能當官的，幾乎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自然不可能像唐朝一樣考科舉，所以從最開始每次隻招三四十人，很快科舉考試每一次就需要招收四五百人，而宋朝又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建立，所以皇室的權利變得格外強大，所以從宋朝開始，對於宗室，旁支，姻親都十分的優寵，孩子從六歲開始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繈褓之中都擁有官職，並且領取俸祿，每年湧入官僚隊伍中的人數成千上萬。
這其中光是說，是形容不清楚的，用一個數字就能看得出來宋朝的官員到底有多麽的多，唐朝太宗時期，中央政府曾經把官員的數量從兩千多人削減至六百三十四人，以保持朝廷的人數盡量的少，可以省出更多的錢去建設國家，而到了宋朝，中央政府包括署官加在一起，卻有一萬七千人，而宋朝的疆域不到唐朝的二分之一，官員數量卻是二十倍左右，如此龐大的官員，再加上北宋優待士大夫工資之高，堪稱史所未見，所以哪怕國家再有錢，也被這幫人給吃空了。
至於冗兵，則更為嚴重，宋太祖時期全國禁軍不超過十二萬人，到太宗時增加六萬人到十八萬人，真宗時期激增到四十萬，仁宗時期則到了八十萬人的地步，到神宗的時候，宋朝的軍隊達到了恐怖的一百四十一萬，要知道如今的美軍養的軍隊也不過一百二十萬啊，這麽龐大的人數，國家每年要消耗多少的錢去養活這些不事生產的士兵？
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宋朝雖然富有，但官員和軍隊的龐大以及臃腫導致國家出現了十分嚴重的狀況，最後隻能通過加稅來養活他們，可加稅就會再次造成反叛，然後招安就是禁軍的再一次增加，持續的惡循環，最後將整本大宋王朝拖入深淵之中，曾經王安石想要拯救這一點，在軍隊中確立了保甲法，建立鄉兵，以此降低保衛農村的成本。
然後使用裁兵法，規定宋朝的軍人五十歲以後必須要退役，然後對於現役的所有軍人，都必須要進行考核，設定國家統一的考核標準，禁軍如果不合格就降為廂軍，廂軍不合格則直接除役，在軍隊指揮官上，則采取將兵法，通過改變兵將分離的狀況從而提高了軍隊的作戰能力。
在此之前，軍隊是完全由兩個機構來掌管的，擁有調兵權利的叫做樞密院，但他卻不直接掌管軍隊，掌管軍隊的叫做三衙，遇到了戰事，由皇帝選擇將軍來出征，以防止地方將領做大，實現了將發兵之權和握兵之重的分離，從而確保唐代形成的藩軍之亂，從宋朝開始徹底滅絕，為宋朝的穩定提高了很大的幫助。
但因此也使得將不知兵，並不知將，導致整個國家的軍隊戰鬥力十分低下，王安石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把將軍直接設立在軍隊之上，讓彼此熟悉，從而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從武器上，則采取保馬法和軍器監法，來提高馬匹的數量和武器的質量，從而將軍隊的戰力大規模提升，甚至在人們眼中積貧積弱的宋朝，還打贏了吐蕃，在王駋的率領下，收複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裏，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在整個宋朝都能夠被稱為大捷了。
而在冗官問題上，王安石也做出了十分傑出的表現，通過三舍法來提高太學生的水平，在官員升遷上，提倡唯才是舉，提拔了大量低級官員和下層士大夫進入朝廷，同時廢除明經科，減少官員考試的數量，使得北宋神宗時期宋朝的冗兵和冗官的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
而冗兵和冗官問題的部分解決，自然使得冗費問題大為降低，再通過施行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等法律，將北宋的財源得以擴張，到新法被廢的時候，朝廷清查國庫，發現王安石十五年變法時間所積累的財富，足以供北宋朝廷用二十年的時間，財政收入的增加，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麵。
同時新法的實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豪強地主的兼並勢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製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在古代，高利貸是十分可怕的，這一點看看威尼斯商人就能夠知道了，在那樣一個時代，當你背上高利貸的時候，代表距離你成為他人的奴隸已經不遠了。
方田均稅法限製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這一點在宋朝十分嚴重，當然在宋朝之前就更加嚴重，這些士族們仗著自己的身份可以免稅，便把大量老百姓的田寄在自己的名下，從而收取財富，甚至進行隱田，要知道在古代王朝，農稅是最為重要的，這些豪強大地主，偷稅漏稅，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國家沒錢，而這一道法令，限製了豪強們隱瞞土地的空間。
市易法使大商人獨占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但王安石的超前思維，企圖利用國家管製的手段，最後觸犯了所有權貴的權利，再加上保守派勢力的強大，革新派勢力的分裂，以及王安石本人，明明知道變法應該慢慢來的情況下，依舊急於求成，最後導致變法失敗，而其所施行的這些政策，最後也以失敗告終，甚至很多人說他是宋亡之始，認為他是奸臣，直到民國啟超先生寫《王荊公》一書，才算是為王安石翻案。
王安石的變法，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但也注定了他的失敗，因為作為一個古代國家，你根本無法想象，一百四十一萬的軍隊，裁軍你怎麽裁？王安石隻是把這些人裁掉了，可不管他們的生活，這些士兵隻能在各大城市裏麵做起了流氓，黑社會，導致整個國家的社會治安情況大幅度下降，同時守舊派勢力的打擊，導致王安石的變法，僅僅十五年的時間，便宣告結束。
而徐清則不同，他自然十分清楚，一個農業國家，一個封建國家，他是根本無法逃脫這個命運的，像宋朝這樣已經算是做到最好的了，就像司馬光曾經對於王安石的政見所提出的反對聲音一樣，認為一個國家的財富是有一個數的，要麽是放在老百姓那，要麽是放在國家這，你王安石要變法，使國家富強，就必然要把老百姓的錢拿到手裏來，如此一來，老百姓可不就窮了。
放到現代來說，司馬光的這番話可謂是無厘頭的笑話了，甚至有點黑色幽默的意思了，畢竟我們的gdp，就是國家每年在固有基礎上的增量，怎麽可能一個社會的財富是恆定的呢，每個人不都是在工作中創造財富麽，尤其是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手中的財富越來越多，怎麽可能永遠一樣呢？
但放在古代，司馬光的話自然是有道理的，作為一個農業社會，手工業生產的時代，你從老百姓那多拿一袋米，他們就會少一袋米，沒有科技的進步，國家在得到財富的時候，老百姓自然是隻能吃糠咽菜了，而這才是王安石變法失敗最為重要的原因。
王安石變法要的是富國強兵，可不是要讓老百姓富起來，所以最後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使得神宗皇帝動搖，從而結束了熙寧變法，使得王安石的變法以失敗告終，而徐清則十分清楚這一點，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他壓根就沒有想著直接變法，而是先創造財富出來，不僅僅要國富還得民富，如此一來，老百姓沒話說，國家也沒話說，這才是變法的最佳時期。
緊接著拿增量的蛋糕來填補空缺，對於那些退役的老兵，給他們錢來安置，讓他們舒舒服服的度過晚年，那些年紀輕輕卻不想當兵的，則讓他們去城裏給一份工作，如此一來，兵源減少，財政減輕，而國家卻不會因為兵源的流入形成社會治安的問題，另一方麵，社會的方方麵麵擴展，導致朝廷的機構開始變得更為龐大，原本冗官是一個問題，但如今官員數量卻變得不夠，從而解決了冗官和冗兵兩大問題，這就是徐清的解決之法，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工業化。
每年國家收上來的稅收，其中有一半都需要交給軍隊，來養這上百萬的大軍，而這支軍隊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戰鬥力，畢竟你不能希望一群根本不想打仗的人去打這麽一場戰爭，因此最後自然也是以失敗告終，軍隊越養越多，卻沒有可以放出去的管道，最後造成的問題就是國家財政崩潰，國家所有的錢都被用來養軍隊，而其他的基礎建設卻無法搭建，最後基礎建設老舊，國家的經濟也麵臨破產的邊緣。
可別以為古代國家就沒有基礎建設了，水利，直道，這些對於國家民生都是十分重要的，像清朝為了重新修建大運河，使大運河暢通，清除其中的汙泥，把河道拓寬，每年都要花費上千萬兩的白銀來進行修築，整個乾隆年間，花費多達上億，最後才使河道得以穩固，一個國家，越是有錢，往往用人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到了宋朝末年，明明宋朝很富有，但造反的人卻越來越多，因為國家實在是養不起這些軍隊，但又沒有出口把這些軍隊給安置好，所以隻能不停的增加稅收，導致國家的苛捐雜稅越來越多，老百姓不堪重負，在這個前提之下，隻要碰到一個昏君上台，立刻就能使國家處於毀滅的邊緣，再來一個外敵輕輕一推，整個國家也就土崩瓦解了。
對於這個問題，徐清當初剛上來的時候也十分重視，他雖然沒怎麽看過史書，但也知道宋朝一代，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冗官，冗軍，冗費，這倒是跟其他的朝代不同，漢朝是外戚專權，太監禍國，唐朝是地方權大，中央權小，明朝是碰到了小冰河時期，清朝則是遇到了外國列強的入侵，唯獨宋朝，是因為財政困難，最後被金國輕輕一推，國家就喪失了大半江山，從北宋變成了南宋。
其中冗官很容易解釋，唐朝的時候，讀書人少，大部分人是買不起書的，雖然已經有雕版印刷，但使用的人並不多，且價格昂貴，普通老百姓根本買不起，所以唐朝每三年取一科進士，不過三四十人罷了，且唐朝雖然繼承隋朝使用科舉製度，但此時的科舉製度，隻不過是皇帝用來對付士族的武器罷了，朝堂之上，更多的官員並不是科舉出來的，而是世代傳承的，科舉製度隻不過一個對抗工具，朝堂之上大半的人還是通過家族，互相舉薦出來的，科舉出來的人，在官場上地位並不高。
而到了宋朝，因為印刷技術的發達，導致書本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讀書人多了，若是再三年一次考試，每次就取那麽三四十人，自然不可能，再加上從宋朝開始，傳統意義上，世襲的門閥製度已經基本被消滅殆盡，中國進入到了徹底的文官製度，從這個時候開始，朝堂之上大多數的官員都是科舉考試出來的，因為家族，五六歲就能當官的，幾乎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自然不可能像唐朝一樣考科舉，所以從最開始每次隻招三四十人，很快科舉考試每一次就需要招收四五百人，而宋朝又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建立，所以皇室的權利變得格外強大，所以從宋朝開始，對於宗室，旁支，姻親都十分的優寵，孩子從六歲開始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繈褓之中都擁有官職，並且領取俸祿，每年湧入官僚隊伍中的人數成千上萬。
這其中光是說，是形容不清楚的，用一個數字就能看得出來宋朝的官員到底有多麽的多，唐朝太宗時期，中央政府曾經把官員的數量從兩千多人削減至六百三十四人，以保持朝廷的人數盡量的少，可以省出更多的錢去建設國家，而到了宋朝，中央政府包括署官加在一起，卻有一萬七千人，而宋朝的疆域不到唐朝的二分之一，官員數量卻是二十倍左右，如此龐大的官員，再加上北宋優待士大夫工資之高，堪稱史所未見，所以哪怕國家再有錢，也被這幫人給吃空了。
至於冗兵，則更為嚴重，宋太祖時期全國禁軍不超過十二萬人，到太宗時增加六萬人到十八萬人，真宗時期激增到四十萬，仁宗時期則到了八十萬人的地步，到神宗的時候，宋朝的軍隊達到了恐怖的一百四十一萬，要知道如今的美軍養的軍隊也不過一百二十萬啊，這麽龐大的人數，國家每年要消耗多少的錢去養活這些不事生產的士兵？
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宋朝雖然富有，但官員和軍隊的龐大以及臃腫導致國家出現了十分嚴重的狀況，最後隻能通過加稅來養活他們，可加稅就會再次造成反叛，然後招安就是禁軍的再一次增加，持續的惡循環，最後將整本大宋王朝拖入深淵之中，曾經王安石想要拯救這一點，在軍隊中確立了保甲法，建立鄉兵，以此降低保衛農村的成本。
然後使用裁兵法，規定宋朝的軍人五十歲以後必須要退役，然後對於現役的所有軍人，都必須要進行考核，設定國家統一的考核標準，禁軍如果不合格就降為廂軍，廂軍不合格則直接除役，在軍隊指揮官上，則采取將兵法，通過改變兵將分離的狀況從而提高了軍隊的作戰能力。
在此之前，軍隊是完全由兩個機構來掌管的，擁有調兵權利的叫做樞密院，但他卻不直接掌管軍隊，掌管軍隊的叫做三衙，遇到了戰事，由皇帝選擇將軍來出征，以防止地方將領做大，實現了將發兵之權和握兵之重的分離，從而確保唐代形成的藩軍之亂，從宋朝開始徹底滅絕，為宋朝的穩定提高了很大的幫助。
但因此也使得將不知兵，並不知將，導致整個國家的軍隊戰鬥力十分低下，王安石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把將軍直接設立在軍隊之上，讓彼此熟悉，從而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從武器上，則采取保馬法和軍器監法，來提高馬匹的數量和武器的質量，從而將軍隊的戰力大規模提升，甚至在人們眼中積貧積弱的宋朝，還打贏了吐蕃，在王駋的率領下，收複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裏，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在整個宋朝都能夠被稱為大捷了。
而在冗官問題上，王安石也做出了十分傑出的表現，通過三舍法來提高太學生的水平，在官員升遷上，提倡唯才是舉，提拔了大量低級官員和下層士大夫進入朝廷，同時廢除明經科，減少官員考試的數量，使得北宋神宗時期宋朝的冗兵和冗官的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
而冗兵和冗官問題的部分解決，自然使得冗費問題大為降低，再通過施行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等法律，將北宋的財源得以擴張，到新法被廢的時候，朝廷清查國庫，發現王安石十五年變法時間所積累的財富，足以供北宋朝廷用二十年的時間，財政收入的增加，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麵。
同時新法的實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豪強地主的兼並勢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製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在古代，高利貸是十分可怕的，這一點看看威尼斯商人就能夠知道了，在那樣一個時代，當你背上高利貸的時候，代表距離你成為他人的奴隸已經不遠了。
方田均稅法限製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這一點在宋朝十分嚴重，當然在宋朝之前就更加嚴重，這些士族們仗著自己的身份可以免稅，便把大量老百姓的田寄在自己的名下，從而收取財富，甚至進行隱田，要知道在古代王朝，農稅是最為重要的，這些豪強大地主，偷稅漏稅，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國家沒錢，而這一道法令，限製了豪強們隱瞞土地的空間。
市易法使大商人獨占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但王安石的超前思維，企圖利用國家管製的手段，最後觸犯了所有權貴的權利，再加上保守派勢力的強大，革新派勢力的分裂，以及王安石本人，明明知道變法應該慢慢來的情況下，依舊急於求成，最後導致變法失敗，而其所施行的這些政策，最後也以失敗告終，甚至很多人說他是宋亡之始，認為他是奸臣，直到民國啟超先生寫《王荊公》一書，才算是為王安石翻案。
王安石的變法，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但也注定了他的失敗，因為作為一個古代國家，你根本無法想象，一百四十一萬的軍隊，裁軍你怎麽裁？王安石隻是把這些人裁掉了，可不管他們的生活，這些士兵隻能在各大城市裏麵做起了流氓，黑社會，導致整個國家的社會治安情況大幅度下降，同時守舊派勢力的打擊，導致王安石的變法，僅僅十五年的時間，便宣告結束。
而徐清則不同，他自然十分清楚，一個農業國家，一個封建國家，他是根本無法逃脫這個命運的，像宋朝這樣已經算是做到最好的了，就像司馬光曾經對於王安石的政見所提出的反對聲音一樣，認為一個國家的財富是有一個數的，要麽是放在老百姓那，要麽是放在國家這，你王安石要變法，使國家富強，就必然要把老百姓的錢拿到手裏來，如此一來，老百姓可不就窮了。
放到現代來說，司馬光的這番話可謂是無厘頭的笑話了，甚至有點黑色幽默的意思了，畢竟我們的gdp，就是國家每年在固有基礎上的增量，怎麽可能一個社會的財富是恆定的呢，每個人不都是在工作中創造財富麽，尤其是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手中的財富越來越多，怎麽可能永遠一樣呢？
但放在古代，司馬光的話自然是有道理的，作為一個農業社會，手工業生產的時代，你從老百姓那多拿一袋米，他們就會少一袋米，沒有科技的進步，國家在得到財富的時候，老百姓自然是隻能吃糠咽菜了，而這才是王安石變法失敗最為重要的原因。
王安石變法要的是富國強兵，可不是要讓老百姓富起來，所以最後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使得神宗皇帝動搖，從而結束了熙寧變法，使得王安石的變法以失敗告終，而徐清則十分清楚這一點，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他壓根就沒有想著直接變法，而是先創造財富出來，不僅僅要國富還得民富，如此一來，老百姓沒話說，國家也沒話說，這才是變法的最佳時期。
緊接著拿增量的蛋糕來填補空缺，對於那些退役的老兵，給他們錢來安置，讓他們舒舒服服的度過晚年，那些年紀輕輕卻不想當兵的，則讓他們去城裏給一份工作，如此一來，兵源減少，財政減輕，而國家卻不會因為兵源的流入形成社會治安的問題，另一方麵，社會的方方麵麵擴展，導致朝廷的機構開始變得更為龐大，原本冗官是一個問題，但如今官員數量卻變得不夠，從而解決了冗官和冗兵兩大問題，這就是徐清的解決之法，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工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