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士林子弟認為，采取本地官製度，並不會像徐清所擔憂的那樣發生一些地方勢力做大的事情，他們還舉出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說古代漢唐時期，之所以會有藩鎮割據，其主要原因便是主官錢權兵三者通吃，而這三項權利，都握在了一人的手中，自然會造成地方勢力做大。
與其說是本地官製度讓地方勢力做大，倒不如說是權利集中才導致地方勢力做大，畢竟有很多節度使，其實並不是本地人，但因為掌握著權利，所以最終成為了當地的大族，而如今宋朝采取三權分立的政策，當然，這三權不是現代的行政權、司法權和立法權，而是兵權、財權和政權，三權分立，既然如此，把主管行政的官員換成是本地官，其他兩個官員全部用異地官又有什麽關係呢？
在這三官中，行政官員最大，擁有節製其他兩位官員的權利，而其他兩位官員，也可以監視本地官的所作所為，但如果後兩者想要為了政績不達目的的話，那麽本地官也可以進行節製，通過這種方法，地方勢力雖然會做大，但不會達到割據的地步，無疑是一個好的選擇。
官員們的這種說法，讓徐清也有些動搖，但對於這套製度到底可不可行，徐清還是充滿了猶豫，因為從他一路走來，盡管給宋朝做了很大的改變，但基本上都是參照現代的製度在進行著改變，所以在別人眼中，徐清做出了很多的改變，讓這個社會越來越好，但隻有徐清自己知道，他其實隻是在複製粘貼而已，而如今這些官員所建議的這一套製度，在現代社會是不存在的。
現代社會幾乎所有的官員，全部都是流轉製度，無論是文官也好，還是將軍們也好，絕對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長期執政，主要原因便是為了防止結黨營私，中國一路以來也都是如此，從夏商周的封邦建國，到秦朝之後的君主集權，以及往後的時光，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權利越來越集中的曆史，雖然到了現代，為了促進改革開放，所以給了地方上更大的權利，但也沒有做出將當地市長規定必須由當地人來擔任的情況。
這一點顯然還做不到，所以徐清也不敢突兀的做出決定，在他的心中，他並不覺得自己比曆代先賢更加的厲害，說到底，自己隻是一個富二代而已，比普通人更能看得懂這個世界，接觸過更加大的視野，但對於自己的智慧，徐清並沒有絕對的把握，所以最終猶豫再三，他也沒有做出這個決定，三位地方長官依舊由流官擔任，但在三位長官之下的局級幹部，也就是正八品以及之下的官員，則允許部分使用本地官，以此來抗衡流官，為當地爭取更多的權益。
他終究是一個保守的人，讓他去做那些大舉動，除非有前世的經驗做依托，不然他是決然不敢貿然行事的，尤其是到了這個位置上，一舉一動便牽連天下蒼生，這不是一盤遊戲那麽簡單，若是當地因為他的政策而真的局勢不可控，或者造成中央不穩，安祿山史思明之事在宋朝爆發，他可就真的是萬死不辭了。
所以最終也隻是在地方部門首腦這裏放了權，如此一來，即便力有不逮，未來也好收拾，並且這些放權的部門，大抵還是集中在小範圍，並沒有推行全國，徐清在東部沿海地區找了幾處地方，又在珠江三角洲找了幾處地方，然後汴京周圍和中部，西部地區也都各自找了一些地方，這些地區或者沿海，或者在內地，經濟發達程度，人口多寡也多有不同，地形環境也各有差別，在這些地方實驗本地官製度，或許等到製度成熟之後再行安排，這就是徐清最後和眾人商討出來的辦法。
看上去確實是有些優柔寡斷，但這確實才是治國經邦最好的辦法。
治大國如烹小鮮，鍋子裏麵若是一塊塊的五花肉，那麽怎麽翻炒都行，但若是一條鯽魚，那就隻能慢慢伺候了，不然若是想伺候五花肉那樣肆意翻炒，最後整條魚也就麵目全非了，治理國家也是如此，若是動的太快，那麽整個國家就會像那條魚一樣，變得麵目全非了。
流官製度與本地官製度的爭論隻不過是官製最為基本的爭執而已，在放權上，更多的還是集中在權力上麵，所謂權力，無外乎行政、財權和兵權，其中兵權當然要歸於朝廷指揮，地方是絕對不能調動的，這是從秦朝便傳下來的規矩，任何五十人以上的調動，都必須要知會兵部及樞密院，如果是一千人的調動，則必須要有皇帝的聖旨才可以，這個權利自從唐朝五代十國混戰之後，便一直得到了保留，任何人都不可以違背的。
對於這一點，徐清也沒有任何的意見，軍隊實在太重要了，地方上能夠擁有憲兵已經是最大程度的開放了，若是再擁有軍隊，這可就真的了不得了，如今宋朝的軍隊係統，主要分為三塊，其中第一塊就是國防軍，也就是原來的禁軍，數量非常巨大，一共有一百五十萬人左右，其中一百二十萬陸軍，三十萬海軍，是整個大宋最為精銳的部隊，負責保衛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以及租界的永久和平。
在此之後便是憲兵，相當於原來的縣兵、鄉勇，跟現代的武警差不多，屬於軍隊體係之中，但並不由朝廷直接管轄，而是由當地衙門裏的都尉直接控製，人數有著嚴格的限製，一般府一級的城市保持在兩千人左右，道一級的行政區保持在五千人左右，縣為八百人，鄉為兩百人，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行政區域內的穩定和安全，主要處理恐怖襲擊事件和地區範圍內的剿匪行動。
相比起禁軍來說，他們的裝備要差得多，首先就是沒有重型武器，比如說掃射機關槍，然後就是六十毫米以上的大炮也不允許這些憲兵裝備，屬於輕型武裝，但力量也非常強悍，全國人數在八十萬左右，屬於軍隊的第二梯隊，戰鬥能力非常強，接受軍隊訓練，屬於戰爭階段可以直接拉上戰場的部隊，主要行動範圍在本土地區。
第三梯隊就是捕快了，相當於現在的警察，負責城市內部的交通、安全、防衛、消防等各種各樣的工作，可以說什麽都幹，他們的人數也最為龐大，大概在一百八十萬左右，他們的上級領導為捕快局，隸屬於知府、縣令、道台控製，屬於行政係統，而憲兵則是屬於都尉控製，都尉隸屬於樞密院、兵部，屬於朝廷直接控製的部隊，但地方都尉有權調動，而禁軍，則是皇帝的部隊，這就是如今宋朝軍事的體製。
而如今大概隻有捕快是完全聽命於地方的，但他們的能力非常的弱，許多甚至根本沒有作戰能力，聽上去一百八十萬非常多，但裏麵很多都已經是五六十歲的老人了，還有許多是從事各種不一樣的工作類型，論及戰鬥能力是非常低下的，至於憲兵和禁軍，則都由朝廷控製，一個歸於政事堂，另一個則是屬於皇帝，雙方個掌握一半，維持著整個宋朝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軍隊握在朝廷的手中，所以整個國家才能始終維持中央集權製度，若是像唐朝一樣，采取藩鎮製度，最後將國家的兵權全部交給藩鎮去控製，自然中央的力量就減弱，單單依靠威望是不可能治理國家的，一個國家除了需要道德和威望，更加需要的還是強大的威懾力，而軍隊是其中必須的一環，所以這一點自然不能讓。
唯一能讓的就是行政權和財權，其中財權是必須要讓渡出一部分的，根據宋朝以往的管理，一個縣一年的稅收，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要上繳給朝廷，然後由朝廷進行再分配，這個分配過程基本上是富的地方少分點，窮的地方多分點，然後更多的錢則是建立全國基礎設施，比如修建運河、赤道之類的工程，又或者是去打仗，然後給朝廷官員發工資，當然，更多的錢就是被各級官員們拿到了自己的口袋私吞了，總之這筆錢主要就是為了維持帝國的運轉的。
而如今再讓地方上繳這個錢，顯然就不太對了，首先就是中央財政如今並不是那麽緊缺了，隨著一大批由國家注資的企業誕生，再加上殖民地的擴展，如今的宋朝朝廷並不缺錢，遠遠不需要讓地方上繳這麽大一筆錢的地步，其中很多錢都可以退掉的，隻需要上繳一部分錢，來支援其他貧困地區就夠了。
所以財權進行一定程度的下放是十分有必要的，畢竟朝廷對於地方上的認識終究是不如地方官員的，若是胡亂製定政策，隻會讓地方進入混亂，如今已經是工業時代了，不再像田園時代那樣，一個地方官隻需要關注自己管轄的地區，老百姓有沒有飯吃，土地有沒有得到開墾，人口有沒有增加就行了，如今的城市發展是多層次的，所以就需要執政團隊更加細致的去處理這些城市的角角落落，朝廷隻需要進行一些大項目的規劃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則交給地方官自己來處理就是了。
所以這就需要進行財權下放，不然地方官連修建一條路的錢都沒有，也就別想幹成什麽事情了，對於這一點，其他幾位宰相也跟徐清保持了相同的意見，雖然三司使還是有些不滿意，畢竟他是管錢的，如今錢少了，自然是不開心的，但下放財權這是大勢所趨的事情，所以他也無法阻擋，隻不過他也找到了一些理由，來暫緩下放的速度。
比如說如今宋朝的福利越來越好，而開支自然就越來越大，財權下放是可以的，但也不能下放太多，不然朝廷中央國庫空虛，這對於國家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對此徐清還是十分同意的，所以第一次財權下放，便從上繳百分之六十變成了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別看隻有這麽點，但對於宋朝這龐大的財政收入來說，百分之五，相當於是數十億貫的財富了，這麽多的錢，交給地方去執行，絕對能夠做許多的事情了。
財權的問題解決，但政權的問題則糾結了一票人，原本對於地方官員，朝廷的限製其實是非常少的，基本屬於土皇帝，隻要不造反屬於想怎麽治理就怎麽治理的狀態，但隨著工業化開始，許多官員為了自己的績效，經常會胡亂發布一些建設命令，比如說給一些地區進行免稅，以此來增加自己的地方競爭力，又或者是花許多的經曆引進一些高汙染的產業，對地方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之後，朝廷便嚴禁各地胡亂發展了。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朝廷又逐步開放這些禁止的東西，但效果並不是特別的好，畢竟朝廷的心中還是有顧慮的，如果隨便開放，會不會給地方上帶來惡性競爭，最後便宜了資本家卻讓國家的利益受到損失了，這個問題十分嚴重，容不得徐清去馬虎，二來則是開放了之後，到底要到哪一步才算是到頭了，這也很難劃分的清楚，而對於官員們來說，心中的顧慮也很重。
雖然已經開放了一部分權利，比如說對於農業用地的使用，這一部分已經全部交給了地方衙門，朝廷是不管的，隻要各地保留最基礎的生產用地就可以了，至於其餘的用地到底是封山還林，還是變成城市群，這都是由當地來支配，但地方官員卻不敢動了，畢竟上一次動的那一批，如今可還有不少在牢裏帶著呢，還有一些則是成了平頭老百姓，現在讓這些官員來做，自然是投鼠忌器，沒有人敢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了。
這也需要朝廷進行鼓勵，但最終該怎麽做，依舊需要朝廷去探索，如今也隻能慢慢摸索，讓官員們適應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主了，這需要朝廷去進行引導，同時也是一個極為緩慢的事情，不像財權這樣隻要下放就行了，終歸還是要改變這些官員的思維模式，讓他們更像一個現代官員那樣去思考治理方法才行，光是權利的下放是遠遠不夠的。
與先進的製度相比，徐清永遠更相信人的主觀能動性，因為任何製度，都有空子可以鑽，發達國家，民主國家一概如此，最為關鍵的還是人的把握，這一點十分重要，就像在萬惡的封建社會，也照樣會出現包拯、海瑞這樣的清官，所以人的思維是非常重要的，思維沒到那個程度，即便再先進的製度，也很難讓官員們知道自己應該去做些什麽。
(本章完)
與其說是本地官製度讓地方勢力做大，倒不如說是權利集中才導致地方勢力做大，畢竟有很多節度使，其實並不是本地人，但因為掌握著權利，所以最終成為了當地的大族，而如今宋朝采取三權分立的政策，當然，這三權不是現代的行政權、司法權和立法權，而是兵權、財權和政權，三權分立，既然如此，把主管行政的官員換成是本地官，其他兩個官員全部用異地官又有什麽關係呢？
在這三官中，行政官員最大，擁有節製其他兩位官員的權利，而其他兩位官員，也可以監視本地官的所作所為，但如果後兩者想要為了政績不達目的的話，那麽本地官也可以進行節製，通過這種方法，地方勢力雖然會做大，但不會達到割據的地步，無疑是一個好的選擇。
官員們的這種說法，讓徐清也有些動搖，但對於這套製度到底可不可行，徐清還是充滿了猶豫，因為從他一路走來，盡管給宋朝做了很大的改變，但基本上都是參照現代的製度在進行著改變，所以在別人眼中，徐清做出了很多的改變，讓這個社會越來越好，但隻有徐清自己知道，他其實隻是在複製粘貼而已，而如今這些官員所建議的這一套製度，在現代社會是不存在的。
現代社會幾乎所有的官員，全部都是流轉製度，無論是文官也好，還是將軍們也好，絕對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長期執政，主要原因便是為了防止結黨營私，中國一路以來也都是如此，從夏商周的封邦建國，到秦朝之後的君主集權，以及往後的時光，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權利越來越集中的曆史，雖然到了現代，為了促進改革開放，所以給了地方上更大的權利，但也沒有做出將當地市長規定必須由當地人來擔任的情況。
這一點顯然還做不到，所以徐清也不敢突兀的做出決定，在他的心中，他並不覺得自己比曆代先賢更加的厲害，說到底，自己隻是一個富二代而已，比普通人更能看得懂這個世界，接觸過更加大的視野，但對於自己的智慧，徐清並沒有絕對的把握，所以最終猶豫再三，他也沒有做出這個決定，三位地方長官依舊由流官擔任，但在三位長官之下的局級幹部，也就是正八品以及之下的官員，則允許部分使用本地官，以此來抗衡流官，為當地爭取更多的權益。
他終究是一個保守的人，讓他去做那些大舉動，除非有前世的經驗做依托，不然他是決然不敢貿然行事的，尤其是到了這個位置上，一舉一動便牽連天下蒼生，這不是一盤遊戲那麽簡單，若是當地因為他的政策而真的局勢不可控，或者造成中央不穩，安祿山史思明之事在宋朝爆發，他可就真的是萬死不辭了。
所以最終也隻是在地方部門首腦這裏放了權，如此一來，即便力有不逮，未來也好收拾，並且這些放權的部門，大抵還是集中在小範圍，並沒有推行全國，徐清在東部沿海地區找了幾處地方，又在珠江三角洲找了幾處地方，然後汴京周圍和中部，西部地區也都各自找了一些地方，這些地區或者沿海，或者在內地，經濟發達程度，人口多寡也多有不同，地形環境也各有差別，在這些地方實驗本地官製度，或許等到製度成熟之後再行安排，這就是徐清最後和眾人商討出來的辦法。
看上去確實是有些優柔寡斷，但這確實才是治國經邦最好的辦法。
治大國如烹小鮮，鍋子裏麵若是一塊塊的五花肉，那麽怎麽翻炒都行，但若是一條鯽魚，那就隻能慢慢伺候了，不然若是想伺候五花肉那樣肆意翻炒，最後整條魚也就麵目全非了，治理國家也是如此，若是動的太快，那麽整個國家就會像那條魚一樣，變得麵目全非了。
流官製度與本地官製度的爭論隻不過是官製最為基本的爭執而已，在放權上，更多的還是集中在權力上麵，所謂權力，無外乎行政、財權和兵權，其中兵權當然要歸於朝廷指揮，地方是絕對不能調動的，這是從秦朝便傳下來的規矩，任何五十人以上的調動，都必須要知會兵部及樞密院，如果是一千人的調動，則必須要有皇帝的聖旨才可以，這個權利自從唐朝五代十國混戰之後，便一直得到了保留，任何人都不可以違背的。
對於這一點，徐清也沒有任何的意見，軍隊實在太重要了，地方上能夠擁有憲兵已經是最大程度的開放了，若是再擁有軍隊，這可就真的了不得了，如今宋朝的軍隊係統，主要分為三塊，其中第一塊就是國防軍，也就是原來的禁軍，數量非常巨大，一共有一百五十萬人左右，其中一百二十萬陸軍，三十萬海軍，是整個大宋最為精銳的部隊，負責保衛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以及租界的永久和平。
在此之後便是憲兵，相當於原來的縣兵、鄉勇，跟現代的武警差不多，屬於軍隊體係之中，但並不由朝廷直接管轄，而是由當地衙門裏的都尉直接控製，人數有著嚴格的限製，一般府一級的城市保持在兩千人左右，道一級的行政區保持在五千人左右，縣為八百人，鄉為兩百人，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行政區域內的穩定和安全，主要處理恐怖襲擊事件和地區範圍內的剿匪行動。
相比起禁軍來說，他們的裝備要差得多，首先就是沒有重型武器，比如說掃射機關槍，然後就是六十毫米以上的大炮也不允許這些憲兵裝備，屬於輕型武裝，但力量也非常強悍，全國人數在八十萬左右，屬於軍隊的第二梯隊，戰鬥能力非常強，接受軍隊訓練，屬於戰爭階段可以直接拉上戰場的部隊，主要行動範圍在本土地區。
第三梯隊就是捕快了，相當於現在的警察，負責城市內部的交通、安全、防衛、消防等各種各樣的工作，可以說什麽都幹，他們的人數也最為龐大，大概在一百八十萬左右，他們的上級領導為捕快局，隸屬於知府、縣令、道台控製，屬於行政係統，而憲兵則是屬於都尉控製，都尉隸屬於樞密院、兵部，屬於朝廷直接控製的部隊，但地方都尉有權調動，而禁軍，則是皇帝的部隊，這就是如今宋朝軍事的體製。
而如今大概隻有捕快是完全聽命於地方的，但他們的能力非常的弱，許多甚至根本沒有作戰能力，聽上去一百八十萬非常多，但裏麵很多都已經是五六十歲的老人了，還有許多是從事各種不一樣的工作類型，論及戰鬥能力是非常低下的，至於憲兵和禁軍，則都由朝廷控製，一個歸於政事堂，另一個則是屬於皇帝，雙方個掌握一半，維持著整個宋朝的平衡。
也正是因為軍隊握在朝廷的手中，所以整個國家才能始終維持中央集權製度，若是像唐朝一樣，采取藩鎮製度，最後將國家的兵權全部交給藩鎮去控製，自然中央的力量就減弱，單單依靠威望是不可能治理國家的，一個國家除了需要道德和威望，更加需要的還是強大的威懾力，而軍隊是其中必須的一環，所以這一點自然不能讓。
唯一能讓的就是行政權和財權，其中財權是必須要讓渡出一部分的，根據宋朝以往的管理，一個縣一年的稅收，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要上繳給朝廷，然後由朝廷進行再分配，這個分配過程基本上是富的地方少分點，窮的地方多分點，然後更多的錢則是建立全國基礎設施，比如修建運河、赤道之類的工程，又或者是去打仗，然後給朝廷官員發工資，當然，更多的錢就是被各級官員們拿到了自己的口袋私吞了，總之這筆錢主要就是為了維持帝國的運轉的。
而如今再讓地方上繳這個錢，顯然就不太對了，首先就是中央財政如今並不是那麽緊缺了，隨著一大批由國家注資的企業誕生，再加上殖民地的擴展，如今的宋朝朝廷並不缺錢，遠遠不需要讓地方上繳這麽大一筆錢的地步，其中很多錢都可以退掉的，隻需要上繳一部分錢，來支援其他貧困地區就夠了。
所以財權進行一定程度的下放是十分有必要的，畢竟朝廷對於地方上的認識終究是不如地方官員的，若是胡亂製定政策，隻會讓地方進入混亂，如今已經是工業時代了，不再像田園時代那樣，一個地方官隻需要關注自己管轄的地區，老百姓有沒有飯吃，土地有沒有得到開墾，人口有沒有增加就行了，如今的城市發展是多層次的，所以就需要執政團隊更加細致的去處理這些城市的角角落落，朝廷隻需要進行一些大項目的規劃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則交給地方官自己來處理就是了。
所以這就需要進行財權下放，不然地方官連修建一條路的錢都沒有，也就別想幹成什麽事情了，對於這一點，其他幾位宰相也跟徐清保持了相同的意見，雖然三司使還是有些不滿意，畢竟他是管錢的，如今錢少了，自然是不開心的，但下放財權這是大勢所趨的事情，所以他也無法阻擋，隻不過他也找到了一些理由，來暫緩下放的速度。
比如說如今宋朝的福利越來越好，而開支自然就越來越大，財權下放是可以的，但也不能下放太多，不然朝廷中央國庫空虛，這對於國家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對此徐清還是十分同意的，所以第一次財權下放，便從上繳百分之六十變成了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別看隻有這麽點，但對於宋朝這龐大的財政收入來說，百分之五，相當於是數十億貫的財富了，這麽多的錢，交給地方去執行，絕對能夠做許多的事情了。
財權的問題解決，但政權的問題則糾結了一票人，原本對於地方官員，朝廷的限製其實是非常少的，基本屬於土皇帝，隻要不造反屬於想怎麽治理就怎麽治理的狀態，但隨著工業化開始，許多官員為了自己的績效，經常會胡亂發布一些建設命令，比如說給一些地區進行免稅，以此來增加自己的地方競爭力，又或者是花許多的經曆引進一些高汙染的產業，對地方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之後，朝廷便嚴禁各地胡亂發展了。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朝廷又逐步開放這些禁止的東西，但效果並不是特別的好，畢竟朝廷的心中還是有顧慮的，如果隨便開放，會不會給地方上帶來惡性競爭，最後便宜了資本家卻讓國家的利益受到損失了，這個問題十分嚴重，容不得徐清去馬虎，二來則是開放了之後，到底要到哪一步才算是到頭了，這也很難劃分的清楚，而對於官員們來說，心中的顧慮也很重。
雖然已經開放了一部分權利，比如說對於農業用地的使用，這一部分已經全部交給了地方衙門，朝廷是不管的，隻要各地保留最基礎的生產用地就可以了，至於其餘的用地到底是封山還林，還是變成城市群，這都是由當地來支配，但地方官員卻不敢動了，畢竟上一次動的那一批，如今可還有不少在牢裏帶著呢，還有一些則是成了平頭老百姓，現在讓這些官員來做，自然是投鼠忌器，沒有人敢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了。
這也需要朝廷進行鼓勵，但最終該怎麽做，依舊需要朝廷去探索，如今也隻能慢慢摸索，讓官員們適應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主了，這需要朝廷去進行引導，同時也是一個極為緩慢的事情，不像財權這樣隻要下放就行了，終歸還是要改變這些官員的思維模式，讓他們更像一個現代官員那樣去思考治理方法才行，光是權利的下放是遠遠不夠的。
與先進的製度相比，徐清永遠更相信人的主觀能動性，因為任何製度，都有空子可以鑽，發達國家，民主國家一概如此，最為關鍵的還是人的把握，這一點十分重要，就像在萬惡的封建社會，也照樣會出現包拯、海瑞這樣的清官，所以人的思維是非常重要的，思維沒到那個程度，即便再先進的製度，也很難讓官員們知道自己應該去做些什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