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不過放權到哪一步，這一點卻很關鍵，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外儒內法，而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追求的都是中央集權製，唯有道家是在追求小國寡民，但道家在中國有時更多還是一種思想和哲學，在政治上，自漢朝獨尊儒術之後，便沒有了政治地位，原本在魏晉南北朝又曾經興起過一段時間，但也非常的短暫，隨著宋王朝的建立，儒學正式開始進入全麵繁榮的階段，自此之後道學家便沒有了在政壇立足的能力。
明清兩代更是隻考四書五經，甚至連史書、道德經、韓非子之類的書都稱為是無用之書了，甚至因為朱元璋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不像宋朝的皇帝那樣，幾乎個頂個的是藝術家，這藝術家當皇帝雖然不太好，但總歸對於藝術和文化還是持開放意見的，所以儒家在宋代的時候，主要呈現的狀態是百花齊放的，無論是心學還是理學，又或者是事功學，都有人繼承和發揚。
但到了明朝，因為朱元璋自身沒什麽文化水平，而古代科舉取士，最後一關都是由皇帝來出題的，為了不讓自己出洋相，同時也是為了鉗製官員的思想，所以朱元璋特別規定，四書五經必須得是朱熹做的注才行，其餘的書則都不用看，所有考試內容必須以理學章義為主，不能偏離理學的範疇。
這一下立刻就讓儒學窄了很多，最後發展到後來，儒學就變成了世人眼中一個不知變通的樣子，其間雖然也有過王陽明龍場悟道，最後使心學一脈重振雄風，但最後還是在時代的變遷下，變成了旁門左道，一直沒有取代理學的地位，隻是撼動而已，這也直接導致明清兩代的大儒思想普遍比較保守，存天理滅人欲，這是理學的宗旨。
但這種事情又有誰能夠做得到呢，所以最後理學也隻能變成口頭上的宗旨而已，而在宋代則不一樣，各種各樣的儒家文化被發揚光大，有的人遵守理學，有的則喜歡心學，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同時科舉考試也不單單隻是考四書五經，還要考詩賦、策論、史書，這些都是必要的，但到明清兩代，八股取士則隻中文章，不再重策論了，這些無疑是科舉製度的倒退了。
在明朝甚至還有一個笑話，有一天老師讓學生去看一看司馬公寫的史記來開拓視野，那學生卻說道：“這司馬公可是進士？”“當然不是。“”那可是舉人？“”也不是。“”難道是個秀才。“
“也不是。“”那我看他的書作甚，連秀才都沒考上，這樣的人寫得書，讀了也沒用。“這就是明清科舉製度所帶來的壞影響，連司馬遷是漢代人物，而漢代沒有科舉製度都不知道，也難怪後世的中國在麵對列強時如此軟弱了，這些不得不說，確實跟儒家有著不可推脫的責任。
而此時的宋朝，儒家也非常的興旺發達，並且呈現百家爭鳴的趨勢，尤其從工業時代開始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入脫產階級，也即所謂不用勞動養活自己的階級，他們依靠股權、地產等資源就可以使自己過上富裕的生活，這些人往往也是藝術、文化、哲學思想的擁躉，畢竟沒有這批閑的沒事幹的人，這些思想文化也就不會有傾聽者了。
你渴望工人去品鑒一番藝術品，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汴京城免費的藝術館、博物館多達一百多座，但你很少能夠在其中見到工人、勞工、傭人的身影，博物館並不禁止他們入內，隻要他們穿上一身幹淨的衣服就可以了，這對於他們來說也不是一件難事，但他們卻連免費觀看的都不願意，這就是兩者之間的代溝，對於他們來說，如何賺錢，活過明天才是重要的事情，至於藝術品，文物，古董，他們沒有任何的興趣。
通過富裕階層的供養，如今的宋朝文化界，思想卻是非常的繁榮，各種流派都有他的支持者，但是在政治上，儒家學派的支持者還是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其次便是法家支持者，這種論調在原本的中國是個禁忌，大家雖然都喜歡用法家的方法去管理這個國家，但是在口頭上卻沒人敢這麽說。
但隨著儒家喪失了科舉的唯一性之後，法家自然也就慢慢的興起了，再加上宋朝的皇室也是十分支持法家的，因為跟儒家相比，法家要更加重視君主集權這一點，在法家看來，天下所有的權利最好全部歸於皇帝來控製，然後由皇帝來治理這個國家，所有人都像是機器人一樣，各自安守自己的崗位，那麽這個國家就能夠得到昌盛了，這對於趙昕來說，還有什麽更好的學說呢。
而儒家則雖然也鼓吹君主集權，但儒家所謂的集權，是把地方的權利集中於中央，然後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是他們的集權方法，與法家是有著根本不同的，法家認為權利要全部歸於皇帝，而儒家則認為皇帝最為隻做一個吉祥物就好了，讓臣子來管理國家，才是最好的製度，這一點從明朝的內閣製便能看出一二，無論是萬曆皇帝，還是嘉靖皇帝，還是正德皇帝，都是好幾十年不上朝的，但朝廷卻並不會因為皇帝不上朝而出現任何的動亂，就是因為內閣製度，把整個國家的權利，代理給了官員，從而讓國家得以正常運轉，這便是儒家的根本。
法家則不同，他們提倡所有權利都歸於君主，但君主不好管理這麽大的國家啊，所以要建立各種各樣的法規，以此來規定整個國家的運行，從而達到大治，儒家則是依靠人來治理這個國家，總而言之，可以粗線的分成是一個依靠規則來治理國家，而另一個則依靠人類治理，一個是法治，一個是人治。
這兩者其實沒有誰好誰壞之說，法治固然更加有規則，對於百姓來說也更加有利，但卻有其時效性，就比如說在互聯網發明出來之後，很多人利用互聯網的技術進行詐騙，而那時法律還沒有規定互聯網詐騙應該怎麽懲罰，這就是法律的性質，他是具有滯後性的，而人治雖然不如法律靠譜，但卻可以在很多問題上，立刻根據當時的情況，由官員自由心證來解決。
這就有點像大陸法係和英美法係之間的區別一樣，大陸法係講究任何一項罪名都要由法律來懲罰，而英美法係則是並沒有什麽成文法典，組成法律的是從古至今一個個的判例，等到宣判的時候，法官隻擁有對罪人的審判權，而犯人到底有沒有罪，則交由陪審團來鑒別，這種方式就比較接近儒家的思想了。
這或許也是為什麽美國最高聯邦法院的總部會把孔子的像雕刻在法院的大門口，因為他們的理念其實跟儒家非常的相像，更加接近於約定俗成，而不是任何的法律明文規定，而這一點在政治上更是如此。
政治始終不是一個有規則的地方，因為政治他本來就不具備任何的規則性，麵對權利，想要維護規則，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在政治這個圈子裏，儒家顯然更有生命力一些，但是趙昕麵對這兩種學說，當然是更加接受法家的思想了，畢竟誰不想要更大的權利呢，雖然這個權利最終會被法家裝進籠子裏，但在此之前，隻要把法家給關起來不就行了，這就是皇帝的想法，政治從來沒有什麽你答應我了，我就一定得兌現的說法，爾虞我詐才是其中的精髓。
在此之後，才是道家思想的存在，這種思想原本信仰的人是非常少的，畢竟無為而治，在農業社會或許可以，但是在工業時代，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試看歐洲各國，那一個國家的集權都是由工業時代開始的，為什麽，就是因為工業時代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在農業時代，勞動力廣泛存在於農村，依附於地主生活，而工業化則要把大量的人口帶入城市，依靠工廠和薪水生活。
而在工業化的麵前，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口的急劇增加，以及對於城市管理的複雜程度，都讓道家思想變得那麽不堪一擊，畢竟麵對這麽一個大的城市，搞無為而治，隻會讓城市陷入混亂，除此之外不會得到任何的好處，但隨著新大陸的選舉製度誕生，道家思想則又一次迴到了政治界的人士眼中。
之所以說是政治界，是因為道家思想一直廣泛存在於民間和學者中間，但是在政治上則一直不受重視，直到新大陸的實驗得到了莫大的成功之後，眾人才又重新關注起道家的思想來，原本大家認為道家思想就是無為而治，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種製度在工業化時代確實無法生存，但若是把無為而治做另外一種解釋呢。
中央朝廷進行放權，交給當地地方政府自治，這難道不是無為而治麽，無為而治並不是說所有的官員都要不幹活了，而是讓中央不要過多的幹預地方，從而讓地方在自己的生存土地上，找到更適合自己的方案，麵對這一點，眾人還是十分同意的。
畢竟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每一個地方的發展都越來越複雜，這個時候再由中央統一調度，實在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了，放權也無不可，可到底要放權到什麽程度，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首先宋朝當然不可能像新大陸那樣，把所有權利交給底下，讓他們搞什麽選舉，這樣一來，中央存在的意義也就沒有了，所以這是不能做的。
那麽往上提一步，有人就提出意見說，不要再采取流官製度，而采取當地選官製度，所謂流官製度，就是異地為官，然後根據年限再定期更換，通過這種方式來保持地方始終聽命於中央，而地方選官製度，就是當地人擔任當地的地方官員，不進行短時間的更換，這兩者之間各自有各自的好處，流官製度有利於中央集權，不容易造成分裂，而當地選官製度則有利於對當地的發展，他們都是本地人，會更加注意對當地的未來進行思考，畢竟他們的家族也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若是盲目大意，就會使自己的家族在整個城鎮之中抬不起頭來。
而流官則不一樣了，他們都是異地為官，每三年就要進行一次評比，這些官員有的時候為了自己的政績就不得不做出一些不利於當地的事情出來，比如說官員想要提高自己在吏部的評價，從而為了提升經濟，大規模的將工廠企業引入所管理的城市中來，但這對於當地老百姓來說，卻並不是一件好事，若是當地老百姓願意接受這些工廠，那還還則罷了。
但很多人是無法接受的，甚至有人投票，通過議會廳來告訴官員他們寧願繼續過苦日子，也不要工廠，這些異地為官的人也是不會聽的，他們執政，更多的還是為了升官，而不是所謂的當地人的百年福祉，利用這三年給自己一個好的評價，至於這個城市未來的發展，他們並不關心，或許他們這一輩子也不會再踏上這片土地，這讓他們對於這裏的老百姓，隻有上對下的統治心態，卻沒有同理心態。
而當地選官就不一樣了，本地人治理本地人，自然做事就不會像流官一樣那麽不注重當地人的評價了，所以在思考問題上，更會思考這個城市百年之後的狀況，而不是就眼前的利益去爭奪，當然本地官員也有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同鄉的概念會愈發深入人心，對於大一統思想來說不是一件好事，所以這個問題的爭吵還是十分激烈的。
若根據徐清的想法，當然還是采取異地為官的流官製度比較好，因為無論本地官再怎麽好，對於中央集權來說，肯定是不利的，他是想要放權，但並不是要放棄中央的權威，這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差別，但奈何這種想法在士林中間倒是很有市場，倒也讓徐清有些搖擺不定了。
(本章完)
明清兩代更是隻考四書五經，甚至連史書、道德經、韓非子之類的書都稱為是無用之書了，甚至因為朱元璋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不像宋朝的皇帝那樣，幾乎個頂個的是藝術家，這藝術家當皇帝雖然不太好，但總歸對於藝術和文化還是持開放意見的，所以儒家在宋代的時候，主要呈現的狀態是百花齊放的，無論是心學還是理學，又或者是事功學，都有人繼承和發揚。
但到了明朝，因為朱元璋自身沒什麽文化水平，而古代科舉取士，最後一關都是由皇帝來出題的，為了不讓自己出洋相，同時也是為了鉗製官員的思想，所以朱元璋特別規定，四書五經必須得是朱熹做的注才行，其餘的書則都不用看，所有考試內容必須以理學章義為主，不能偏離理學的範疇。
這一下立刻就讓儒學窄了很多，最後發展到後來，儒學就變成了世人眼中一個不知變通的樣子，其間雖然也有過王陽明龍場悟道，最後使心學一脈重振雄風，但最後還是在時代的變遷下，變成了旁門左道，一直沒有取代理學的地位，隻是撼動而已，這也直接導致明清兩代的大儒思想普遍比較保守，存天理滅人欲，這是理學的宗旨。
但這種事情又有誰能夠做得到呢，所以最後理學也隻能變成口頭上的宗旨而已，而在宋代則不一樣，各種各樣的儒家文化被發揚光大，有的人遵守理學，有的則喜歡心學，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同時科舉考試也不單單隻是考四書五經，還要考詩賦、策論、史書，這些都是必要的，但到明清兩代，八股取士則隻中文章，不再重策論了，這些無疑是科舉製度的倒退了。
在明朝甚至還有一個笑話，有一天老師讓學生去看一看司馬公寫的史記來開拓視野，那學生卻說道：“這司馬公可是進士？”“當然不是。“”那可是舉人？“”也不是。“”難道是個秀才。“
“也不是。“”那我看他的書作甚，連秀才都沒考上，這樣的人寫得書，讀了也沒用。“這就是明清科舉製度所帶來的壞影響，連司馬遷是漢代人物，而漢代沒有科舉製度都不知道，也難怪後世的中國在麵對列強時如此軟弱了，這些不得不說，確實跟儒家有著不可推脫的責任。
而此時的宋朝，儒家也非常的興旺發達，並且呈現百家爭鳴的趨勢，尤其從工業時代開始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入脫產階級，也即所謂不用勞動養活自己的階級，他們依靠股權、地產等資源就可以使自己過上富裕的生活，這些人往往也是藝術、文化、哲學思想的擁躉，畢竟沒有這批閑的沒事幹的人，這些思想文化也就不會有傾聽者了。
你渴望工人去品鑒一番藝術品，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汴京城免費的藝術館、博物館多達一百多座，但你很少能夠在其中見到工人、勞工、傭人的身影，博物館並不禁止他們入內，隻要他們穿上一身幹淨的衣服就可以了，這對於他們來說也不是一件難事，但他們卻連免費觀看的都不願意，這就是兩者之間的代溝，對於他們來說，如何賺錢，活過明天才是重要的事情，至於藝術品，文物，古董，他們沒有任何的興趣。
通過富裕階層的供養，如今的宋朝文化界，思想卻是非常的繁榮，各種流派都有他的支持者，但是在政治上，儒家學派的支持者還是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其次便是法家支持者，這種論調在原本的中國是個禁忌，大家雖然都喜歡用法家的方法去管理這個國家，但是在口頭上卻沒人敢這麽說。
但隨著儒家喪失了科舉的唯一性之後，法家自然也就慢慢的興起了，再加上宋朝的皇室也是十分支持法家的，因為跟儒家相比，法家要更加重視君主集權這一點，在法家看來，天下所有的權利最好全部歸於皇帝來控製，然後由皇帝來治理這個國家，所有人都像是機器人一樣，各自安守自己的崗位，那麽這個國家就能夠得到昌盛了，這對於趙昕來說，還有什麽更好的學說呢。
而儒家則雖然也鼓吹君主集權，但儒家所謂的集權，是把地方的權利集中於中央，然後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是他們的集權方法，與法家是有著根本不同的，法家認為權利要全部歸於皇帝，而儒家則認為皇帝最為隻做一個吉祥物就好了，讓臣子來管理國家，才是最好的製度，這一點從明朝的內閣製便能看出一二，無論是萬曆皇帝，還是嘉靖皇帝，還是正德皇帝，都是好幾十年不上朝的，但朝廷卻並不會因為皇帝不上朝而出現任何的動亂，就是因為內閣製度，把整個國家的權利，代理給了官員，從而讓國家得以正常運轉，這便是儒家的根本。
法家則不同，他們提倡所有權利都歸於君主，但君主不好管理這麽大的國家啊，所以要建立各種各樣的法規，以此來規定整個國家的運行，從而達到大治，儒家則是依靠人來治理這個國家，總而言之，可以粗線的分成是一個依靠規則來治理國家，而另一個則依靠人類治理，一個是法治，一個是人治。
這兩者其實沒有誰好誰壞之說，法治固然更加有規則，對於百姓來說也更加有利，但卻有其時效性，就比如說在互聯網發明出來之後，很多人利用互聯網的技術進行詐騙，而那時法律還沒有規定互聯網詐騙應該怎麽懲罰，這就是法律的性質，他是具有滯後性的，而人治雖然不如法律靠譜，但卻可以在很多問題上，立刻根據當時的情況，由官員自由心證來解決。
這就有點像大陸法係和英美法係之間的區別一樣，大陸法係講究任何一項罪名都要由法律來懲罰，而英美法係則是並沒有什麽成文法典，組成法律的是從古至今一個個的判例，等到宣判的時候，法官隻擁有對罪人的審判權，而犯人到底有沒有罪，則交由陪審團來鑒別，這種方式就比較接近儒家的思想了。
這或許也是為什麽美國最高聯邦法院的總部會把孔子的像雕刻在法院的大門口，因為他們的理念其實跟儒家非常的相像，更加接近於約定俗成，而不是任何的法律明文規定，而這一點在政治上更是如此。
政治始終不是一個有規則的地方，因為政治他本來就不具備任何的規則性，麵對權利，想要維護規則，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在政治這個圈子裏，儒家顯然更有生命力一些，但是趙昕麵對這兩種學說，當然是更加接受法家的思想了，畢竟誰不想要更大的權利呢，雖然這個權利最終會被法家裝進籠子裏，但在此之前，隻要把法家給關起來不就行了，這就是皇帝的想法，政治從來沒有什麽你答應我了，我就一定得兌現的說法，爾虞我詐才是其中的精髓。
在此之後，才是道家思想的存在，這種思想原本信仰的人是非常少的，畢竟無為而治，在農業社會或許可以，但是在工業時代，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試看歐洲各國，那一個國家的集權都是由工業時代開始的，為什麽，就是因為工業時代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在農業時代，勞動力廣泛存在於農村，依附於地主生活，而工業化則要把大量的人口帶入城市，依靠工廠和薪水生活。
而在工業化的麵前，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口的急劇增加，以及對於城市管理的複雜程度，都讓道家思想變得那麽不堪一擊，畢竟麵對這麽一個大的城市，搞無為而治，隻會讓城市陷入混亂，除此之外不會得到任何的好處，但隨著新大陸的選舉製度誕生，道家思想則又一次迴到了政治界的人士眼中。
之所以說是政治界，是因為道家思想一直廣泛存在於民間和學者中間，但是在政治上則一直不受重視，直到新大陸的實驗得到了莫大的成功之後，眾人才又重新關注起道家的思想來，原本大家認為道家思想就是無為而治，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種製度在工業化時代確實無法生存，但若是把無為而治做另外一種解釋呢。
中央朝廷進行放權，交給當地地方政府自治，這難道不是無為而治麽，無為而治並不是說所有的官員都要不幹活了，而是讓中央不要過多的幹預地方，從而讓地方在自己的生存土地上，找到更適合自己的方案，麵對這一點，眾人還是十分同意的。
畢竟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每一個地方的發展都越來越複雜，這個時候再由中央統一調度，實在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了，放權也無不可，可到底要放權到什麽程度，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首先宋朝當然不可能像新大陸那樣，把所有權利交給底下，讓他們搞什麽選舉，這樣一來，中央存在的意義也就沒有了，所以這是不能做的。
那麽往上提一步，有人就提出意見說，不要再采取流官製度，而采取當地選官製度，所謂流官製度，就是異地為官，然後根據年限再定期更換，通過這種方式來保持地方始終聽命於中央，而地方選官製度，就是當地人擔任當地的地方官員，不進行短時間的更換，這兩者之間各自有各自的好處，流官製度有利於中央集權，不容易造成分裂，而當地選官製度則有利於對當地的發展，他們都是本地人，會更加注意對當地的未來進行思考，畢竟他們的家族也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若是盲目大意，就會使自己的家族在整個城鎮之中抬不起頭來。
而流官則不一樣了，他們都是異地為官，每三年就要進行一次評比，這些官員有的時候為了自己的政績就不得不做出一些不利於當地的事情出來，比如說官員想要提高自己在吏部的評價，從而為了提升經濟，大規模的將工廠企業引入所管理的城市中來，但這對於當地老百姓來說，卻並不是一件好事，若是當地老百姓願意接受這些工廠，那還還則罷了。
但很多人是無法接受的，甚至有人投票，通過議會廳來告訴官員他們寧願繼續過苦日子，也不要工廠，這些異地為官的人也是不會聽的，他們執政，更多的還是為了升官，而不是所謂的當地人的百年福祉，利用這三年給自己一個好的評價，至於這個城市未來的發展，他們並不關心，或許他們這一輩子也不會再踏上這片土地，這讓他們對於這裏的老百姓，隻有上對下的統治心態，卻沒有同理心態。
而當地選官就不一樣了，本地人治理本地人，自然做事就不會像流官一樣那麽不注重當地人的評價了，所以在思考問題上，更會思考這個城市百年之後的狀況，而不是就眼前的利益去爭奪，當然本地官員也有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同鄉的概念會愈發深入人心，對於大一統思想來說不是一件好事，所以這個問題的爭吵還是十分激烈的。
若根據徐清的想法，當然還是采取異地為官的流官製度比較好，因為無論本地官再怎麽好，對於中央集權來說，肯定是不利的，他是想要放權，但並不是要放棄中央的權威，這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差別，但奈何這種想法在士林中間倒是很有市場，倒也讓徐清有些搖擺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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