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徐清大動幹戈的時候，範仲淹、韓琦等人此時在邊境也鬧出了巨大的動靜，從八月開始，範仲淹在皇帝陛下的再三下旨之後，終於接受了參知政事的職位，成為了大宋帝國的副宰相，也是真正的實權掌控者，主導大宋的改革，史稱慶曆新政。
所謂慶曆新政，其主旨乃是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其目的，則是為了讓大宋開國以來，便一直影響大宋財政的龐大官僚集團得到有效的控製，讓更多的財政可以運用到其他地方上去，以避免寅吃卯糧、債留子孫的情況。
當然其最終目的，當然是一統中國，恢複漢唐之盛世，為此，便要弄出更多的錢來養兵，治國，這才是慶曆新政的主旨，而所有的政策便也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範仲淹則是主事之人，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之內，官職田厘清法、官員考評法、更蔭補法一一頒布，其所瞄準的對象，毫無疑問，全部都是北宋的上流社會，也就是士大夫、宗親，所以此法已經公布，整個大宋便陷入了巨大的輿論渦流之中，等這些法令傳到徐清手上時，他立刻眉頭一皺，知道事情不好了。
其中尤以官職田厘清法最為嚴厲，將大宋自開國以來所有授予士大夫的官田進行重新劃分，把那些士大夫私自買走的土地全部都登記入冊，劃出官田的範圍，也就是說，從今以後，除了朝廷規定的土地可以免稅之外，其餘的土地則全部都要按照國家法度來繳稅。
此法一經公布，立刻讓整個中原掀起軒然大波，要知道宋朝的這些讀書人，一輩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讀書，而讀書的目的，則隻有一個，那就是考科舉，然後入朝為官，成為士大夫階級中的一員，而為何他們想要成為士大夫中的一員，除了能夠掌管一方獲得實權之外，其中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因為在宋朝，讀書人是有非常大的特權。
這些特權體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麵，比如說老百姓見到父母官需要跪拜，而讀書人則不需要，又比如普通人家不能使用奴婢，即便是大富之家，若是要使用婢子，也隻能把那些孩子收進來，當做幹女兒來養，在名義上是絕對不可能使用奴婢的，而士大夫則可以使用，另外在房子的裝修上、出行的代步工具上，全部都有十分明顯的區別，而其中最大的區別，便是士大夫所擁有的規定田地，是不需要繳稅的。
大宋的農業稅與漢唐不同，那時的人收稅收的是人頭稅，也就是隻要家裏有一個人，便收一個人的稅，無論有多少田地，反正都是按人頭來收稅，可等到宋朝以後，因為土地買賣的高度商業化，很多人明明沒有任何田地，卻要比那些大富之家交的稅還要多，因此宋初之時便改革稅法，從按人頭收稅變成了按照土地大小來收稅，無疑這樣一來，相比起原本的稅法要合理了許多。
而所謂的官職田便也應運而生，宋朝尊重讀書人，而讀書人在農業社會是沒有什麽生產能力的，一來手不能縛雞，二來肩不能挑擔，三來不能立於危牆之下，最後還得遠庖廚，可以說除了讀書之外，便再無其餘能力了，也正因為如此，宋朝為了擴大讀書的人群，讓老百姓都去讀書，便頒布了官職田法，其法規定，凡是考取秀才以上功名者，便可以在當地衙門登記二十畝田地為官職田，隻要登記為官職田，也就代表這些土地由天子認可，不需要納稅。
這筆錢或許不多，可卻足夠讓讀書人雇傭兩三個長工替自己照顧田地，養活自己了，這也是朝廷頒布官職田法的初衷，就是為了讓社會的人才不需要為生活所累，全心全意的求學，然後考科舉，為朝廷效力，可以說是非常好的法律了。
可再好的法律，也耐不住有人想要鑽空子啊，最開始的時候，官職田法施行的確實很好，可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讀書人越來越多，所授予的官田也就越來越多，而且在宋朝最開始的時候，占據朝廷理政大權的那幫人，大多都是開國元勳，或者是皇親國戚，又或者是世家大族之人，而通過科舉出頭的士子，則大多擔任卑職，並沒有什麽太大的權利。
但到了現如今，整個朝堂之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員，基本上都是通過科舉製才成為官員進入朝堂之上的了，而隨著這些原本身處在社會底層的人慢慢成長為整個國家最為重要的一批人，他們的權利自然擴大了無數倍，而古代中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農業社會，農業社會中的人，對於土地的看重是商業文明的人所無法想象的，即便是官居一品，也根本無法免俗。
所以這些原本的窮酸士子在獲得權利之後，立刻便把權利變現成了實惠，他們開始官官相護，將自己買下的私田通過賄賂當地的地方官變成了官職田，從此之後便也不交稅了，並且原本說是三代而終，可到了後來，法令漸漸鬆弛，有些已經是第四代，第五代了，可卻依舊把土地算作是官田，地方政府也毫無作為，任由糜爛。
根據範仲淹和富弼的統計，從大宋開國以來直到現在總共八十三的時間，農業稅不僅沒有上漲，反而下降了三成，當這個數字被公布出來的時候，範仲淹和富弼都被嚇得抖了好幾下，要不是有商業稅支撐著，宋朝早就完蛋了。
更加嚴峻的問題是，開國至今才隻有短短的八十三年而已，土地便已經被這些新興的士大夫階級吞食了接近百分之三十的數量，甚至還不止，畢竟全國剛一統時還有許多土地荒廢，若是算上後來開墾的荒地，那士大夫在這八十三年的時間裏，差不多吞了四成，甚至五成左右的土地，這簡直就是把整個國家的財富給吃光了。
為此，範仲淹和富弼便決定頒布新的官田法，並且頒布整治舊有官田法的官職田厘清法，以此來將各地混亂的官田處理幹淨，將土地的稅收重新上繳於朝廷，以養中央之財政，這便是此法為何頒布的原因。
可以想象，當這道法令刊行天下之後，士大夫們會有什麽樣的反應，這簡直是比殺了他們還讓他們難受，所以從法令頒布的那一天起，居住在汴京的士大夫們便開始上書朝廷要廢除此法，並言道士大夫乃是國家幹城，朝廷如此作為，是在離間皇室與大臣之間的關係，此番話無疑是非常重的了，要不是韓琦立刻與皇城司的將軍一起帶兵進汴京將抗議鎮壓了下來，指不定這次新政還沒開始，就徹底報廢了呢。
可即便是彈壓了下來，此時的汴京也已經是風聲鶴唳了，尤其是範仲淹和富弼兩個人，他們是這次新政的主導者，自然受到了無數的攻訐，罵什麽的都有，這些文人，平時風花雪月的詞寫得有多美，現在罵人的話就有多麽的難聽，每天上書罷官的人更是能夠把桌案給淹沒，除此之外，太學、私學的遊行那更是排滿了邊境街道的檔期，這些年輕的士子們拿著橫幅就上街抗議朝廷的不當舉動，一副範仲淹和富弼就是國之蛀蟲的模樣，簡直讓人不寒而栗。
這還沒完，範仲淹和富弼兩人都是直脾氣，對於學生的抗議，百官的罷官，士族的上書全部視而不見，帶著自己的學生，親信便直接衝進了每一個州郡，越過當地的縣令，直接跟當地的吏員接觸，一個個的核實起官職田來，原封不動的按照既定的法律，該拿的拿，該取消的取消，該受罰的就受罰，一絲情麵也不講，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重新納入農業稅的土地多大四萬公頃之多，而這邊境周邊郡縣所找到的土地而已。
不得不說，範仲淹和富弼的強悍作風讓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也正因為他的步伐太快，讓許多的士族們壓根就沒有從心理上準備好接受改革的陣痛，範仲淹和富弼雖然短時間內收迴了大量的土地，可士族們對於新政的反感便也積累了下來，慢慢的醞釀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直到一個機會的出現，便會在整個大宋朝堂之上掀起巨大的波瀾。
可此時的範仲淹和富弼卻是根本不管這些記恨之人的心情，等把周邊郡縣處理完了之後，便把支持新政的官員派往各個州郡去執行新法，而自己則是迴到了汴京鼓搗起了新的法令，並在一個月之後，頒布了官員考評法，將原本不成文的考評方法全部記錄在冊，由吏部與尚書台一起來聯合考評各地方官員的政績。
並且考評時間也從三年一考變成一年兩考，考核門類也從治理地方細化到了十幾個大的門類，比如人口增加多少才算合格，土地墾荒多少稱得上優秀，相比起原先來說，絕對要繁雜很多，此法一出，頓時也讓地方官員們痛苦不堪，其中也包括徐清本人，麵對著考核官那永遠也問不盡的問題，徐清真的很容易想睡覺，不過這一道法令倒也還好，並不算太過於讓官員接受不了，在習慣了之後，徐清也相信，這道法令應該是可以貫徹執行的。
隻是範仲淹等人的重點對象顯然不止是朝廷上的袞袞諸公和遍布天下的各大士族，除了這些讀書人之外，剩下的一夥人也是這群慶曆新政的臣子們想要對付的對象，他們呢，有一個十分統一的名字，叫做皇親國戚。
所謂皇親國戚，就是皇帝的親戚和皇帝老婆的家人，這些人加在一起，便構成了大宋的皇室階級，他們往往都有爵位在身，身份尊貴，地位崇高，即便是一品官員，見到他們也必然要稱候或稱王，是整個大宋帝國除了皇帝以外最為尊貴的人。
可是這批人隨著時間的發展，卻實在是太多了，剛剛建國的時候，封王者不足十人，封侯者也不過百，可等到了如今年月，這封王者雖然不多，可世襲罔替之下，人數相比開國時卻也是大大增加，全國所有擁有王爵的人大概有二十人左右，至於封侯者那就更多了，皇帝娶了一個皇後，就必然要給皇後的家裏人封爵，自己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們的兒子出生了，也要加封爵位。
每一代皇帝皆是如此，到了仁宗朝的時候，封侯襲爵者人數不下五百人，至於冊封列侯之庶子、次子的散官職，那就更是不下上萬了，這麽些的人，猶如清朝的八旗子弟一般不事生產，隻知道從國庫中拿錢，並且廣置田宅，買了地之後又憑借著自己的爵位不交稅，一個個的都是巨富之家，卻給宋朝帶來了龐大的財政負擔。
為了解決他們，範仲淹便和富弼商量許久之後，推出了更蔭補法，以此來遏製宗親外戚對於國家的剝削。
此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並且額外規定朝廷之中宰輔以上大臣所擁有不需科考直接推薦子侄為官的人數將從不限額更改為隻能推薦五人，以此來限製官員泛濫的問題，此法一經頒布，官職田厘清法的餘波還未蕩平，便立刻掀起了新的波瀾。
前者惹惱了官員，後者則戳痛了宗親外戚，這兩者都是一個社會最為頂端的力量，擁有著龐大的政治資本，兩者聯合起來，即便是皇帝也不得不妥協，很快，這些勢力便開始針對新政在全國各地搞出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原本海清河晏的邊疆此時也不停的發生暴動，全國的大型城市學生罷課，士族子弟開始大規模的辭職，地方鄉紳也開始寫聯名信來控訴朝廷的新政，一時之間，群情嚷嚷，好似範仲淹、富弼及其新政大臣就是一幫禍國之人一般。
(本章完)
所謂慶曆新政，其主旨乃是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其目的，則是為了讓大宋開國以來，便一直影響大宋財政的龐大官僚集團得到有效的控製，讓更多的財政可以運用到其他地方上去，以避免寅吃卯糧、債留子孫的情況。
當然其最終目的，當然是一統中國，恢複漢唐之盛世，為此，便要弄出更多的錢來養兵，治國，這才是慶曆新政的主旨，而所有的政策便也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範仲淹則是主事之人，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之內，官職田厘清法、官員考評法、更蔭補法一一頒布，其所瞄準的對象，毫無疑問，全部都是北宋的上流社會，也就是士大夫、宗親，所以此法已經公布，整個大宋便陷入了巨大的輿論渦流之中，等這些法令傳到徐清手上時，他立刻眉頭一皺，知道事情不好了。
其中尤以官職田厘清法最為嚴厲，將大宋自開國以來所有授予士大夫的官田進行重新劃分，把那些士大夫私自買走的土地全部都登記入冊，劃出官田的範圍，也就是說，從今以後，除了朝廷規定的土地可以免稅之外，其餘的土地則全部都要按照國家法度來繳稅。
此法一經公布，立刻讓整個中原掀起軒然大波，要知道宋朝的這些讀書人，一輩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讀書，而讀書的目的，則隻有一個，那就是考科舉，然後入朝為官，成為士大夫階級中的一員，而為何他們想要成為士大夫中的一員，除了能夠掌管一方獲得實權之外，其中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因為在宋朝，讀書人是有非常大的特權。
這些特權體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麵，比如說老百姓見到父母官需要跪拜，而讀書人則不需要，又比如普通人家不能使用奴婢，即便是大富之家，若是要使用婢子，也隻能把那些孩子收進來，當做幹女兒來養，在名義上是絕對不可能使用奴婢的，而士大夫則可以使用，另外在房子的裝修上、出行的代步工具上，全部都有十分明顯的區別，而其中最大的區別，便是士大夫所擁有的規定田地，是不需要繳稅的。
大宋的農業稅與漢唐不同，那時的人收稅收的是人頭稅，也就是隻要家裏有一個人，便收一個人的稅，無論有多少田地，反正都是按人頭來收稅，可等到宋朝以後，因為土地買賣的高度商業化，很多人明明沒有任何田地，卻要比那些大富之家交的稅還要多，因此宋初之時便改革稅法，從按人頭收稅變成了按照土地大小來收稅，無疑這樣一來，相比起原本的稅法要合理了許多。
而所謂的官職田便也應運而生，宋朝尊重讀書人，而讀書人在農業社會是沒有什麽生產能力的，一來手不能縛雞，二來肩不能挑擔，三來不能立於危牆之下，最後還得遠庖廚，可以說除了讀書之外，便再無其餘能力了，也正因為如此，宋朝為了擴大讀書的人群，讓老百姓都去讀書，便頒布了官職田法，其法規定，凡是考取秀才以上功名者，便可以在當地衙門登記二十畝田地為官職田，隻要登記為官職田，也就代表這些土地由天子認可，不需要納稅。
這筆錢或許不多，可卻足夠讓讀書人雇傭兩三個長工替自己照顧田地，養活自己了，這也是朝廷頒布官職田法的初衷，就是為了讓社會的人才不需要為生活所累，全心全意的求學，然後考科舉，為朝廷效力，可以說是非常好的法律了。
可再好的法律，也耐不住有人想要鑽空子啊，最開始的時候，官職田法施行的確實很好，可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讀書人越來越多，所授予的官田也就越來越多，而且在宋朝最開始的時候，占據朝廷理政大權的那幫人，大多都是開國元勳，或者是皇親國戚，又或者是世家大族之人，而通過科舉出頭的士子，則大多擔任卑職，並沒有什麽太大的權利。
但到了現如今，整個朝堂之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員，基本上都是通過科舉製才成為官員進入朝堂之上的了，而隨著這些原本身處在社會底層的人慢慢成長為整個國家最為重要的一批人，他們的權利自然擴大了無數倍，而古代中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農業社會，農業社會中的人，對於土地的看重是商業文明的人所無法想象的，即便是官居一品，也根本無法免俗。
所以這些原本的窮酸士子在獲得權利之後，立刻便把權利變現成了實惠，他們開始官官相護，將自己買下的私田通過賄賂當地的地方官變成了官職田，從此之後便也不交稅了，並且原本說是三代而終，可到了後來，法令漸漸鬆弛，有些已經是第四代，第五代了，可卻依舊把土地算作是官田，地方政府也毫無作為，任由糜爛。
根據範仲淹和富弼的統計，從大宋開國以來直到現在總共八十三的時間，農業稅不僅沒有上漲，反而下降了三成，當這個數字被公布出來的時候，範仲淹和富弼都被嚇得抖了好幾下，要不是有商業稅支撐著，宋朝早就完蛋了。
更加嚴峻的問題是，開國至今才隻有短短的八十三年而已，土地便已經被這些新興的士大夫階級吞食了接近百分之三十的數量，甚至還不止，畢竟全國剛一統時還有許多土地荒廢，若是算上後來開墾的荒地，那士大夫在這八十三年的時間裏，差不多吞了四成，甚至五成左右的土地，這簡直就是把整個國家的財富給吃光了。
為此，範仲淹和富弼便決定頒布新的官田法，並且頒布整治舊有官田法的官職田厘清法，以此來將各地混亂的官田處理幹淨，將土地的稅收重新上繳於朝廷，以養中央之財政，這便是此法為何頒布的原因。
可以想象，當這道法令刊行天下之後，士大夫們會有什麽樣的反應，這簡直是比殺了他們還讓他們難受，所以從法令頒布的那一天起，居住在汴京的士大夫們便開始上書朝廷要廢除此法，並言道士大夫乃是國家幹城，朝廷如此作為，是在離間皇室與大臣之間的關係，此番話無疑是非常重的了，要不是韓琦立刻與皇城司的將軍一起帶兵進汴京將抗議鎮壓了下來，指不定這次新政還沒開始，就徹底報廢了呢。
可即便是彈壓了下來，此時的汴京也已經是風聲鶴唳了，尤其是範仲淹和富弼兩個人，他們是這次新政的主導者，自然受到了無數的攻訐，罵什麽的都有，這些文人，平時風花雪月的詞寫得有多美，現在罵人的話就有多麽的難聽，每天上書罷官的人更是能夠把桌案給淹沒，除此之外，太學、私學的遊行那更是排滿了邊境街道的檔期，這些年輕的士子們拿著橫幅就上街抗議朝廷的不當舉動，一副範仲淹和富弼就是國之蛀蟲的模樣，簡直讓人不寒而栗。
這還沒完，範仲淹和富弼兩人都是直脾氣，對於學生的抗議，百官的罷官，士族的上書全部視而不見，帶著自己的學生，親信便直接衝進了每一個州郡，越過當地的縣令，直接跟當地的吏員接觸，一個個的核實起官職田來，原封不動的按照既定的法律，該拿的拿，該取消的取消，該受罰的就受罰，一絲情麵也不講，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重新納入農業稅的土地多大四萬公頃之多，而這邊境周邊郡縣所找到的土地而已。
不得不說，範仲淹和富弼的強悍作風讓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也正因為他的步伐太快，讓許多的士族們壓根就沒有從心理上準備好接受改革的陣痛，範仲淹和富弼雖然短時間內收迴了大量的土地，可士族們對於新政的反感便也積累了下來，慢慢的醞釀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直到一個機會的出現，便會在整個大宋朝堂之上掀起巨大的波瀾。
可此時的範仲淹和富弼卻是根本不管這些記恨之人的心情，等把周邊郡縣處理完了之後，便把支持新政的官員派往各個州郡去執行新法，而自己則是迴到了汴京鼓搗起了新的法令，並在一個月之後，頒布了官員考評法，將原本不成文的考評方法全部記錄在冊，由吏部與尚書台一起來聯合考評各地方官員的政績。
並且考評時間也從三年一考變成一年兩考，考核門類也從治理地方細化到了十幾個大的門類，比如人口增加多少才算合格，土地墾荒多少稱得上優秀，相比起原先來說，絕對要繁雜很多，此法一出，頓時也讓地方官員們痛苦不堪，其中也包括徐清本人，麵對著考核官那永遠也問不盡的問題，徐清真的很容易想睡覺，不過這一道法令倒也還好，並不算太過於讓官員接受不了，在習慣了之後，徐清也相信，這道法令應該是可以貫徹執行的。
隻是範仲淹等人的重點對象顯然不止是朝廷上的袞袞諸公和遍布天下的各大士族，除了這些讀書人之外，剩下的一夥人也是這群慶曆新政的臣子們想要對付的對象，他們呢，有一個十分統一的名字，叫做皇親國戚。
所謂皇親國戚，就是皇帝的親戚和皇帝老婆的家人，這些人加在一起，便構成了大宋的皇室階級，他們往往都有爵位在身，身份尊貴，地位崇高，即便是一品官員，見到他們也必然要稱候或稱王，是整個大宋帝國除了皇帝以外最為尊貴的人。
可是這批人隨著時間的發展，卻實在是太多了，剛剛建國的時候，封王者不足十人，封侯者也不過百，可等到了如今年月，這封王者雖然不多，可世襲罔替之下，人數相比開國時卻也是大大增加，全國所有擁有王爵的人大概有二十人左右，至於封侯者那就更多了，皇帝娶了一個皇後，就必然要給皇後的家裏人封爵，自己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們的兒子出生了，也要加封爵位。
每一代皇帝皆是如此，到了仁宗朝的時候，封侯襲爵者人數不下五百人，至於冊封列侯之庶子、次子的散官職，那就更是不下上萬了，這麽些的人，猶如清朝的八旗子弟一般不事生產，隻知道從國庫中拿錢，並且廣置田宅，買了地之後又憑借著自己的爵位不交稅，一個個的都是巨富之家，卻給宋朝帶來了龐大的財政負擔。
為了解決他們，範仲淹便和富弼商量許久之後，推出了更蔭補法，以此來遏製宗親外戚對於國家的剝削。
此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並且額外規定朝廷之中宰輔以上大臣所擁有不需科考直接推薦子侄為官的人數將從不限額更改為隻能推薦五人，以此來限製官員泛濫的問題，此法一經頒布，官職田厘清法的餘波還未蕩平，便立刻掀起了新的波瀾。
前者惹惱了官員，後者則戳痛了宗親外戚，這兩者都是一個社會最為頂端的力量，擁有著龐大的政治資本，兩者聯合起來，即便是皇帝也不得不妥協，很快，這些勢力便開始針對新政在全國各地搞出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原本海清河晏的邊疆此時也不停的發生暴動，全國的大型城市學生罷課，士族子弟開始大規模的辭職，地方鄉紳也開始寫聯名信來控訴朝廷的新政，一時之間，群情嚷嚷，好似範仲淹、富弼及其新政大臣就是一幫禍國之人一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