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叫進去了。她說，她不是「走資派子弟」。
那個以前是部下的姑娘，繞過桌子跑到她跟前，關切地說，「你是真的還是假的不知道？你爸爸已經關進牛棚，好長時間了。兩天前他被抓起來，宣布是省委牛鬼蛇神，省委大院裏有不少打倒你父親的標語。」
她說，她一直未迴去過，真不知道。
那個女孩說，「去看看吧，去看看，仔細劃清界線，不要犯政治錯誤。」她也是幹部子弟，態度還是挺同情的。「不過，今天是省委的批鬥會，你爸爸可能會在台上。你今天不去也好。」
那天下午她好不容易忍住了不去看父親。那個下午，她心情如油鍋裏一樣翻滾，她一個人在護城河堤沒有目的地走，一邊走一邊哭。淚水也許就是在那個時候哭幹的，以後她一輩子很少有痛哭的時候。全城都是傳單，包括她滿手油墨印的傳單，連護城河裏也飄散著傳單，不過那些匆匆走過的人沒注意她。
她也是參加過批鬥人的，但「保守派」紅衛兵一般都是批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些教授專家什麽的，女紅衛兵就要對教授夫人動手，抓住她們陪鬥，她也一樣對這些「資產階級」女人推推搡搡，雖然她從來沒有打過人，她不記得打過任何人。
她完全能想像父親在台上的樣子：頭髮剃掉一半，脖子上垂著沉甸甸的木塊，上麵墨汁淋淋地寫著他的名字，胡亂塗了點紅槓子，前麵加了各種最難忍受的形容詞。被造反派紅衛兵雙臂反剪，坐噴氣式飛機，她完全可以想像這一切，她並沒有覺得痛苦，卻感到十分羞辱。
她早就知道，省委一批批下台的幹部，有不少人恨父親，說他靠裝傻，才成為「不倒翁」，掌著大權。父親的「不捲入」，最後成為被人往死裏整的最重要原因。
那天直到夜裏，她才偷偷迴去，她想至少可以見到母親。但是家裏被貼了封條。她走到院子另一側，找老警衛員。那個警衛員算是參加了省委造反組織。見到敲門的是她，警衛員馬上用手指噓了一下，讓她別作聲。
警衛員幫她小心翼翼打開門，揭開掉落一半的封條，準備之後封上。
昏黃的燈下，家裏什麽都沒有了，大部分「政治上錯誤」的書撕爛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愛的線裝書，無一倖免，瓷器統統砸爛在地上。家具被毀壞了，連她自己的房間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東西。警衛員說，他的房間沒有被抄，因此家裏一些日用品暫放在他那裏。
柳璀問父母在哪裏。警衛員也不知道，他隻能做到自保。但是他告訴柳璀，她的母親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親偷偷留了一張條子。
父親的信裏說，讓柳璀看到信後，就趕快離開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隊裏，情況會好得多。警衛員拿出兩百元，說是父親留給她的。
她捧住錢和信，鼻子一酸，差點哭起來，但還是毅然轉身走了。
她從此再沒有迴過家，哪怕得到父親自殺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讓她迴成都。母親卻被送去幾百裏外省委的幹校勞動，她也沒有讓女兒迴到成都。那個時候，柳璀已經成為李伯伯的「養女」，去內蒙古草原軍墾農場，等於半個軍人，後來就直接到了部隊裏。參軍是幹部子女當時首選的道路，她從心裏感激父親棄絕人寰前，給了她一條幸運之途。
後來，省裏整父親的那一派垮了台，父親的問題得到「平反」，母親也恢復了工作，由於父親已經「沒有問題」，那年柳璀也進了大學。柳璀的記憶中，從沒好好和母親一起生活過。母親很晚才想辦法調到了北京。
她們真正全家重新「團聚」，是在新省委給父親正式舉行追悼會。共有一千人參加，李伯伯一家也專程去了。但就是那個時候，她還是不敢細問父親究竟遇到了什麽政治問題，竟然走投無路到如此地步。
父親終其一生，不過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哪怕在文革前，也是謹言慎行，小心翼翼，從來沒有火氣。有機會與女兒談話，也隻是反反覆覆教導她「聽話」。聽誰的話？柳璀當然清楚。
父親怎麽會是陳阿姨說的那樣的人？
不過，她沒有理由懷疑陳阿姨會對她說謊：沒有任何動機可言――一切都已經隨風消失，該忘記的早就被忘記，這一代男人都走進墳墓，寡婦都在墳墓邊上等待，有什麽必要重新編織那麽複雜可怕的一個故事？
她想起母親再三要她到良縣來見這個陳阿姨，幾十年不想往來的人，難道母親對事實真相，對陳家的苦難，肯定有點感覺，卻不敢自己麵對，讓她這個作女兒的來承受過去的重擔？
這時候柳璀想起她今晚來陳阿姨家的直接目的，覺得十分尷尬：這個時候拿錢出來，算什麽呢？贖什麽舊帳，示什麽恩惠？她不願意聽陳阿姨說，「把錢收起來吧。你陳阿姨餓死，也不會到你們門前討口米湯喝的。」當然，陳阿姨至今沒有說過這麽刻薄的話，對幾十年受的苦，她盡可能輕描淡說，除了怨自己的命不好。
不過，又有什麽理由不拿出來。這不在於誰家欠誰家的，沒有誰家該還情的意思。這是她本人的，與上一代人沒有關係。
可是她怎麽樣也說不出口，她離開時，還是帶著那個公文皮包。
與丈夫在一起
柳璀一閉上眼睛，就看見一群少年在打一個四五十歲的男人，把他按在牆上，拳打腳踢。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饒。他們還是用腳對著他的臉猛踢，沾著血，沾著肉塊，骨頭哢嚓斷的聲音，最後地上是一個大血團。
那個以前是部下的姑娘，繞過桌子跑到她跟前，關切地說，「你是真的還是假的不知道？你爸爸已經關進牛棚，好長時間了。兩天前他被抓起來，宣布是省委牛鬼蛇神，省委大院裏有不少打倒你父親的標語。」
她說，她一直未迴去過，真不知道。
那個女孩說，「去看看吧，去看看，仔細劃清界線，不要犯政治錯誤。」她也是幹部子弟，態度還是挺同情的。「不過，今天是省委的批鬥會，你爸爸可能會在台上。你今天不去也好。」
那天下午她好不容易忍住了不去看父親。那個下午，她心情如油鍋裏一樣翻滾，她一個人在護城河堤沒有目的地走，一邊走一邊哭。淚水也許就是在那個時候哭幹的，以後她一輩子很少有痛哭的時候。全城都是傳單，包括她滿手油墨印的傳單，連護城河裏也飄散著傳單，不過那些匆匆走過的人沒注意她。
她也是參加過批鬥人的，但「保守派」紅衛兵一般都是批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些教授專家什麽的，女紅衛兵就要對教授夫人動手，抓住她們陪鬥，她也一樣對這些「資產階級」女人推推搡搡，雖然她從來沒有打過人，她不記得打過任何人。
她完全能想像父親在台上的樣子：頭髮剃掉一半，脖子上垂著沉甸甸的木塊，上麵墨汁淋淋地寫著他的名字，胡亂塗了點紅槓子，前麵加了各種最難忍受的形容詞。被造反派紅衛兵雙臂反剪，坐噴氣式飛機，她完全可以想像這一切，她並沒有覺得痛苦，卻感到十分羞辱。
她早就知道，省委一批批下台的幹部，有不少人恨父親，說他靠裝傻，才成為「不倒翁」，掌著大權。父親的「不捲入」，最後成為被人往死裏整的最重要原因。
那天直到夜裏，她才偷偷迴去，她想至少可以見到母親。但是家裏被貼了封條。她走到院子另一側，找老警衛員。那個警衛員算是參加了省委造反組織。見到敲門的是她，警衛員馬上用手指噓了一下，讓她別作聲。
警衛員幫她小心翼翼打開門，揭開掉落一半的封條，準備之後封上。
昏黃的燈下，家裏什麽都沒有了，大部分「政治上錯誤」的書撕爛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愛的線裝書，無一倖免，瓷器統統砸爛在地上。家具被毀壞了，連她自己的房間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東西。警衛員說，他的房間沒有被抄，因此家裏一些日用品暫放在他那裏。
柳璀問父母在哪裏。警衛員也不知道，他隻能做到自保。但是他告訴柳璀，她的母親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親偷偷留了一張條子。
父親的信裏說，讓柳璀看到信後，就趕快離開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隊裏，情況會好得多。警衛員拿出兩百元，說是父親留給她的。
她捧住錢和信，鼻子一酸，差點哭起來，但還是毅然轉身走了。
她從此再沒有迴過家，哪怕得到父親自殺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讓她迴成都。母親卻被送去幾百裏外省委的幹校勞動，她也沒有讓女兒迴到成都。那個時候，柳璀已經成為李伯伯的「養女」，去內蒙古草原軍墾農場，等於半個軍人，後來就直接到了部隊裏。參軍是幹部子女當時首選的道路，她從心裏感激父親棄絕人寰前，給了她一條幸運之途。
後來，省裏整父親的那一派垮了台，父親的問題得到「平反」，母親也恢復了工作，由於父親已經「沒有問題」，那年柳璀也進了大學。柳璀的記憶中，從沒好好和母親一起生活過。母親很晚才想辦法調到了北京。
她們真正全家重新「團聚」，是在新省委給父親正式舉行追悼會。共有一千人參加，李伯伯一家也專程去了。但就是那個時候，她還是不敢細問父親究竟遇到了什麽政治問題，竟然走投無路到如此地步。
父親終其一生，不過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哪怕在文革前，也是謹言慎行，小心翼翼，從來沒有火氣。有機會與女兒談話，也隻是反反覆覆教導她「聽話」。聽誰的話？柳璀當然清楚。
父親怎麽會是陳阿姨說的那樣的人？
不過，她沒有理由懷疑陳阿姨會對她說謊：沒有任何動機可言――一切都已經隨風消失，該忘記的早就被忘記，這一代男人都走進墳墓，寡婦都在墳墓邊上等待，有什麽必要重新編織那麽複雜可怕的一個故事？
她想起母親再三要她到良縣來見這個陳阿姨，幾十年不想往來的人，難道母親對事實真相，對陳家的苦難，肯定有點感覺，卻不敢自己麵對，讓她這個作女兒的來承受過去的重擔？
這時候柳璀想起她今晚來陳阿姨家的直接目的，覺得十分尷尬：這個時候拿錢出來，算什麽呢？贖什麽舊帳，示什麽恩惠？她不願意聽陳阿姨說，「把錢收起來吧。你陳阿姨餓死，也不會到你們門前討口米湯喝的。」當然，陳阿姨至今沒有說過這麽刻薄的話，對幾十年受的苦，她盡可能輕描淡說，除了怨自己的命不好。
不過，又有什麽理由不拿出來。這不在於誰家欠誰家的，沒有誰家該還情的意思。這是她本人的，與上一代人沒有關係。
可是她怎麽樣也說不出口，她離開時，還是帶著那個公文皮包。
與丈夫在一起
柳璀一閉上眼睛，就看見一群少年在打一個四五十歲的男人，把他按在牆上，拳打腳踢。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饒。他們還是用腳對著他的臉猛踢，沾著血，沾著肉塊，骨頭哢嚓斷的聲音，最後地上是一個大血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