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頭有地位的，如果說他不佳，第一反應——你是誰？第二個反應，這人牛了，我往哪裏擺？
《新周刊》：關鍵是這種權力思維不自覺，不自知。
陳丹青：沒有別的話語，沒有別的思維。
《新周刊》：我們都在這個話語場裏頭，感覺不到。所有人都用同樣的方式說話。一旦放到另一個文化空間，差異立馬就出來了。這也是文壇最大的問題。
陳丹青：文壇裏還是有不少正派書生。但是大麵積的集體人格，照八十年代的說法，就是被異化了，集體異化，長期異化。所以木心出現，反倒變成非我族類。
《新周刊》：像這種不可對話，木心他自己有感覺麽？
陳丹青：當然有，從來就有。他那副輓聯：「此心有一」、「彼岸無雙」，就是在看對岸這群人。
《新周刊》：他說，「每個大藝術家生前都很公正地評價過自己，有人說出來，有人熬住不說」。木心公正地評價過自己嗎？
陳丹青：他介於「熬住不說」和「說出來」之間。他實在是長期默默無聞，一個藝術家的自我意識，憋不住的。他一定會說，問題隻在怎麽說，對誰說。上文學課那些年，他會順口說到這類「私房話」。木心走了，我才公布文學課筆錄。
《新周刊》：他極為推崇陶淵明，說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是陶淵明。
陳丹青：木心最推崇的人是樸素大氣的。他說到哈代，曹雪芹，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臉上佩服透頂。不少人討厭木心，說他做作，小氣，太精緻，這是另一個話題，我不想在這裏說。我的問題反過來：我們恐怕不知道，也不承認，我們的語境是一片泥漿，一片渾水，哪裏懂什麽叫「做作」？什麽叫「小氣」？
《新周刊》：他隱居的態度跟陶淵明的影響有關係嗎？
陳丹青：這是天性。換在一九四九年前，換在法國英國，他也會隱居。他是「老牌個人主義」，生來不喜歡「群眾」，同時，非常害羞。但他和所有藝術家一樣，渴望名滿天下。他退避，隔絕，知道自己是天才，同時渴望被閱讀，渴望光榮。
《新周刊》：對於誤解他是自知的？他還說過：一個人的知名度來自誤解。
陳丹青：木心是個老作家，可是論發表與傳播紀錄，他是個「雛」。他十三四歲開始寫作，將近六十歲才看見自己的書印出來，知道他的書擺在台北書店裏。他長期不能遭遇合適的、保有自尊的出版機緣，但他私下會把自己的詩和散文親手做成書的模樣，封麵，襯裏，扉頁，都弄得很精緻，很樸素。以後會放在紀念館裏，給大家看。
他的期待跟任何文學青年是一樣的。可是作品發表後，誤解就來了——他以為這樣清通明白的文字，大家會懂的，可當時中國台灣大部分讀者的迴饋，失之千裏。他很苦惱。我知道這是剛發表作品的人都會有的感覺，就跟他講：「出名一定是被誤解的，你還早呢！」他聽了一激靈，若有所思地笑，迴去後給我電話，說：「這倒是個說法。」他從此好像釋然了。
後來他就把這意思寫成一句話：知名度來自誤解。
你們沒見他剛發表作品的興奮，跟十八歲的韓寒蔣方舟一樣。快六十歲的人，喜滋滋看自己印成鉛字的版麵，所有《華僑日報》《中國時報》的副刊，隻要有他一個角落的文章，他就剪下來，用手藝粘貼成很好看的版式，拉我陪他去唐人街複印，分送給大家。我們一老一少坐在書店地上數那些複印件，數到一半他又調皮了，說：「古人的成語真好，『坐地分贓』，一定要有『坐地』兩個字！」
據說張愛玲也一樣，她不迴應讀者，但評論她的文章，都會讀。
《新周刊》：這對應了他另一句話——所有人類的文化都是自戀。
陳丹青：對啊。可愛的自戀。我們二十幾歲就經歷了這種虛榮，他到晚年才嚐到一點點。他在書架上排滿他的書，自己過癮，然後對我說：「喔喲！我的作品太少了！」說時滿臉羞愧。他喜歡給人簽書，誰拿著他的書請他簽，他很享受。但他迴國後根本不出席簽售會。
你會在每件事上找到他的矛盾，但他展示矛盾，自貶自褒，自褒自貶，一路講下來。他對所有作家，所有事，都是話說出去，又說迴來，說迴來，又說出去。
《新周刊》：這就是我們對木心所有誤解的來源，因為隔著。為什麽說他是局外人？為什麽說他跟我們這個時代就是格格不入？從白話文的傳統就能看出來。木心跟我們不在一個係統裏。
陳丹青：對木心的大部分誤解，是對我們自己不解。說他是「局外人」，等於說，你是局內人；說他「隔」——是的，太隔了——其實是我們與他隔。你談任何一個中國大陸作家，不難，那傢夥就在我們當中，就是「我們」，很多概念可以分享，到木心那裏，沒了，我們的詞語會失效。
所以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討厭他。
《新周刊》：有人會拿魯迅和木心做比。
陳丹青：論練達、老成、語感，是會想起魯迅那代文氣。但木心的命運和語境跟魯迅截然相反。魯迅跟時代的關係太清晰，一出道就贏得時代，後來他和時代鬧別扭，也是那個時代的戲份之一。木心沒有，一點都沒有。六年前他在中國大陸出書後，才和這個時代有了一丁點傳播關係。他會關注讀者的迴應，但他置身事外。當時不少媒體、大學邀請他，他完全可以投稿，上電視，做講演，至少跟大家見見麵，但他不。他永遠躲著。
《新周刊》：關鍵是這種權力思維不自覺，不自知。
陳丹青：沒有別的話語，沒有別的思維。
《新周刊》：我們都在這個話語場裏頭，感覺不到。所有人都用同樣的方式說話。一旦放到另一個文化空間，差異立馬就出來了。這也是文壇最大的問題。
陳丹青：文壇裏還是有不少正派書生。但是大麵積的集體人格，照八十年代的說法，就是被異化了，集體異化，長期異化。所以木心出現，反倒變成非我族類。
《新周刊》：像這種不可對話，木心他自己有感覺麽？
陳丹青：當然有，從來就有。他那副輓聯：「此心有一」、「彼岸無雙」，就是在看對岸這群人。
《新周刊》：他說，「每個大藝術家生前都很公正地評價過自己，有人說出來，有人熬住不說」。木心公正地評價過自己嗎？
陳丹青：他介於「熬住不說」和「說出來」之間。他實在是長期默默無聞，一個藝術家的自我意識，憋不住的。他一定會說，問題隻在怎麽說，對誰說。上文學課那些年，他會順口說到這類「私房話」。木心走了，我才公布文學課筆錄。
《新周刊》：他極為推崇陶淵明，說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是陶淵明。
陳丹青：木心最推崇的人是樸素大氣的。他說到哈代，曹雪芹，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臉上佩服透頂。不少人討厭木心，說他做作，小氣，太精緻，這是另一個話題，我不想在這裏說。我的問題反過來：我們恐怕不知道，也不承認，我們的語境是一片泥漿，一片渾水，哪裏懂什麽叫「做作」？什麽叫「小氣」？
《新周刊》：他隱居的態度跟陶淵明的影響有關係嗎？
陳丹青：這是天性。換在一九四九年前，換在法國英國，他也會隱居。他是「老牌個人主義」，生來不喜歡「群眾」，同時，非常害羞。但他和所有藝術家一樣，渴望名滿天下。他退避，隔絕，知道自己是天才，同時渴望被閱讀，渴望光榮。
《新周刊》：對於誤解他是自知的？他還說過：一個人的知名度來自誤解。
陳丹青：木心是個老作家，可是論發表與傳播紀錄，他是個「雛」。他十三四歲開始寫作，將近六十歲才看見自己的書印出來，知道他的書擺在台北書店裏。他長期不能遭遇合適的、保有自尊的出版機緣，但他私下會把自己的詩和散文親手做成書的模樣，封麵，襯裏，扉頁，都弄得很精緻，很樸素。以後會放在紀念館裏，給大家看。
他的期待跟任何文學青年是一樣的。可是作品發表後，誤解就來了——他以為這樣清通明白的文字，大家會懂的，可當時中國台灣大部分讀者的迴饋，失之千裏。他很苦惱。我知道這是剛發表作品的人都會有的感覺，就跟他講：「出名一定是被誤解的，你還早呢！」他聽了一激靈，若有所思地笑，迴去後給我電話，說：「這倒是個說法。」他從此好像釋然了。
後來他就把這意思寫成一句話：知名度來自誤解。
你們沒見他剛發表作品的興奮，跟十八歲的韓寒蔣方舟一樣。快六十歲的人，喜滋滋看自己印成鉛字的版麵，所有《華僑日報》《中國時報》的副刊，隻要有他一個角落的文章，他就剪下來，用手藝粘貼成很好看的版式，拉我陪他去唐人街複印，分送給大家。我們一老一少坐在書店地上數那些複印件，數到一半他又調皮了，說：「古人的成語真好，『坐地分贓』，一定要有『坐地』兩個字！」
據說張愛玲也一樣，她不迴應讀者，但評論她的文章，都會讀。
《新周刊》：這對應了他另一句話——所有人類的文化都是自戀。
陳丹青：對啊。可愛的自戀。我們二十幾歲就經歷了這種虛榮，他到晚年才嚐到一點點。他在書架上排滿他的書，自己過癮，然後對我說：「喔喲！我的作品太少了！」說時滿臉羞愧。他喜歡給人簽書，誰拿著他的書請他簽，他很享受。但他迴國後根本不出席簽售會。
你會在每件事上找到他的矛盾，但他展示矛盾，自貶自褒，自褒自貶，一路講下來。他對所有作家，所有事，都是話說出去，又說迴來，說迴來，又說出去。
《新周刊》：這就是我們對木心所有誤解的來源，因為隔著。為什麽說他是局外人？為什麽說他跟我們這個時代就是格格不入？從白話文的傳統就能看出來。木心跟我們不在一個係統裏。
陳丹青：對木心的大部分誤解，是對我們自己不解。說他是「局外人」，等於說，你是局內人；說他「隔」——是的，太隔了——其實是我們與他隔。你談任何一個中國大陸作家，不難，那傢夥就在我們當中，就是「我們」，很多概念可以分享，到木心那裏，沒了，我們的詞語會失效。
所以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討厭他。
《新周刊》：有人會拿魯迅和木心做比。
陳丹青：論練達、老成、語感，是會想起魯迅那代文氣。但木心的命運和語境跟魯迅截然相反。魯迅跟時代的關係太清晰，一出道就贏得時代，後來他和時代鬧別扭，也是那個時代的戲份之一。木心沒有，一點都沒有。六年前他在中國大陸出書後，才和這個時代有了一丁點傳播關係。他會關注讀者的迴應，但他置身事外。當時不少媒體、大學邀請他，他完全可以投稿，上電視，做講演，至少跟大家見見麵，但他不。他永遠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