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時代的關係是因為「我」嗎？太奇怪了。我哪裏能代表時代。我認識他之前，他也有親近的朋友。一個人不和時代玩，但不會不和人交往。
《新周刊》：木心太難界定，我們曾想過一個說法——木心，一個人的中國。或一個人的中國腔。
陳丹青：為什麽要「界定」木心？你怎麽界定？你界定了，就了解木心，就把他擺平了麽？
「一個人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時代的語言：大字眼。
《新周刊》：我們的語境發生了問題？
陳丹青：密密麻麻的問題。如果覺得木心有問題，那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不過，照木心的說法，「問題大到了好像沒有問題」。
《新周刊》：我們在談木心時，想尋找他的一個鏡像，他在這個時代的對立麵。找到一個關鍵詞——粗糙感。同這個時代的粗糙感對照，木心算是精緻的嗎？
陳丹青：他精緻，我們粗糙？不是這樣的。我們如果試著不粗糙，就精緻了嗎——其實是貧薄、單一、匱乏、混亂。這時忽然出現木心，於是我們想到「粗糙」。「粗糙」，隻是文字現象，或指粗陋的生活品質。但說木心「精緻」，也沒有說出他。我剛認識他時，他就說，做藝術家，做文人，要有點「草莽氣」，不然不會有出息。很久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和官方文藝人來往，可是有草根朋友。要說粗糙，則他頂頂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說陀氏寫得「毛毛糙糙」，簡直「望粗興嘆」！
《新周刊》：我們現在必須打破這個狀況，木心是木心，我們是我們，如果是這樣的話，木心永遠會被這個時代孤立的。他真的和我們這個時代格格不入。這裏麵能不能建立某一種聯繫，一種共性？
陳丹青：「打破這個狀況」也是套話。何況你怎麽打破？打破得了嗎？打破了又怎樣？
木心被時代孤立，那就被時代孤立吧。那是他的選擇，求仁得仁。
固然，沒有這六十年的一切，我們本來和木心在分享一個大語境，或許會有爭議，好比胡適與林琴南、魯迅和梁實秋，打打筆仗。
現在《文學迴憶錄》出版了，有一個讀者就好啊。木心不是寫給群眾看的，他寫給一個人一個人看。
《新周刊》：對。我們怎樣去尋找到一個通道，能夠讓木心更加順暢地進入到讀者群體，大家接受起來更容易？比如我們剛才談到時代是時代，木心是木心，完全隔離。我們要是換一種思路，有沒有共性，比如我們都是人，我們都願意談論藝術，都願意去愛。
陳丹青：不要把木心說成另外一個物種，好像他活在雲端裏——什麽高人啊，超逸啊，博學高貴啊，遺世獨立啊——還是我們的話語習慣，動輒大字眼，喜歡誇張，急於定性。把木心說成仙人，或對他冷漠，其實是同一種思維。
你要是聽他話家常，談小市民、鄉下人，談單位裏弄堂裏的雞毛蒜皮，談怎樣做菜，穿衣，怎樣調情，你會發現就像他自己說的：「我是個健康的老頭子。」
他和我們都用漢語寫作。陳村說，用漢語寫作的人，應該讀讀他。結果倒是許多八〇後九〇後讀起來了，未必懂，但願意讀。追思會上好幾位青年說，漢語好像就該是這樣的。年輕人不一定講得出道理，可是好的漢語，對的漢語，自有說服力。許多八〇後告訴我，他們不讀五〇後六〇後寫的任何東西。
木心不和時代玩，但他的文句會和各種人玩，隻要你願意。最近我得到一些青年讀者迴應，說讀了他講文學課，開心死了，從頭到尾狂笑，瘋了。我相信。八十年代我們與他通宵聊天，他常把大家逗得狂笑，跌到椅子下麵去，爬起來坐坐好，他又來一句，又笑倒。
木心很調皮的。他見生人，人家要是不知道他畫畫寫作，他根本不談文藝，目光炯炯地沉默著，裝得什麽都不懂。
《新周刊》：這個通道能不能建立起來？木心是一個離我們很近的人，這麽一個活生生的人。
陳丹青：他沒在說外國話。我們讀不懂他，看他不起，是我們離開自己，離開本該如是的狀況，太遠了。
《新周刊》：我們還沒有成為應該是的那個自己，已經成為了另一種自己了。這樣說有些沮喪。
陳丹青：我感激他，自從我認識木心，沮喪被喚醒了，從此我開始改變。
《新周刊》：到現在，五十多年過去了，就是覺得我們這個文壇和木心還是沒有對話。
陳丹青：沒有，起碼的交集都沒有——為什麽非要對話？木心也從來不和「我們這個文壇」對話呀。
《新周刊》：我問過很多作家，對木心怎麽看。他們似乎都是不屑一顧。如果他們了解木心，仍然視而不見，那就是另一個概念了。
陳丹青：對，不屑一顧。八十年代在紐約，我傻乎乎跟人說木心，帶去見他，後來發現好多人心裏看不起他，包括我的朋友，現在還是一樣。人會佩服他的才智，但心底裏覺得這老頭沒成功，沒名氣，沒被承認。他們看得起陳逸飛之類，看得起成功成名、有靠山有勢力的人——他們那是看不起自己呀。
《新周刊》：是否因為文人相輕？你的文章不如我的？
陳丹青：如果是文人相輕的生態，你罵我，我貶你，那可好極了，那是人性的常態。現在不這樣。現在是不吱聲。
《新周刊》：木心太難界定，我們曾想過一個說法——木心，一個人的中國。或一個人的中國腔。
陳丹青：為什麽要「界定」木心？你怎麽界定？你界定了，就了解木心，就把他擺平了麽？
「一個人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時代的語言：大字眼。
《新周刊》：我們的語境發生了問題？
陳丹青：密密麻麻的問題。如果覺得木心有問題，那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不過，照木心的說法，「問題大到了好像沒有問題」。
《新周刊》：我們在談木心時，想尋找他的一個鏡像，他在這個時代的對立麵。找到一個關鍵詞——粗糙感。同這個時代的粗糙感對照，木心算是精緻的嗎？
陳丹青：他精緻，我們粗糙？不是這樣的。我們如果試著不粗糙，就精緻了嗎——其實是貧薄、單一、匱乏、混亂。這時忽然出現木心，於是我們想到「粗糙」。「粗糙」，隻是文字現象，或指粗陋的生活品質。但說木心「精緻」，也沒有說出他。我剛認識他時，他就說，做藝術家，做文人，要有點「草莽氣」，不然不會有出息。很久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和官方文藝人來往，可是有草根朋友。要說粗糙，則他頂頂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說陀氏寫得「毛毛糙糙」，簡直「望粗興嘆」！
《新周刊》：我們現在必須打破這個狀況，木心是木心，我們是我們，如果是這樣的話，木心永遠會被這個時代孤立的。他真的和我們這個時代格格不入。這裏麵能不能建立某一種聯繫，一種共性？
陳丹青：「打破這個狀況」也是套話。何況你怎麽打破？打破得了嗎？打破了又怎樣？
木心被時代孤立，那就被時代孤立吧。那是他的選擇，求仁得仁。
固然，沒有這六十年的一切，我們本來和木心在分享一個大語境，或許會有爭議，好比胡適與林琴南、魯迅和梁實秋，打打筆仗。
現在《文學迴憶錄》出版了，有一個讀者就好啊。木心不是寫給群眾看的，他寫給一個人一個人看。
《新周刊》：對。我們怎樣去尋找到一個通道，能夠讓木心更加順暢地進入到讀者群體，大家接受起來更容易？比如我們剛才談到時代是時代，木心是木心，完全隔離。我們要是換一種思路，有沒有共性，比如我們都是人，我們都願意談論藝術，都願意去愛。
陳丹青：不要把木心說成另外一個物種，好像他活在雲端裏——什麽高人啊，超逸啊，博學高貴啊，遺世獨立啊——還是我們的話語習慣，動輒大字眼，喜歡誇張，急於定性。把木心說成仙人，或對他冷漠，其實是同一種思維。
你要是聽他話家常，談小市民、鄉下人，談單位裏弄堂裏的雞毛蒜皮，談怎樣做菜，穿衣，怎樣調情，你會發現就像他自己說的：「我是個健康的老頭子。」
他和我們都用漢語寫作。陳村說，用漢語寫作的人，應該讀讀他。結果倒是許多八〇後九〇後讀起來了，未必懂，但願意讀。追思會上好幾位青年說，漢語好像就該是這樣的。年輕人不一定講得出道理，可是好的漢語，對的漢語，自有說服力。許多八〇後告訴我，他們不讀五〇後六〇後寫的任何東西。
木心不和時代玩，但他的文句會和各種人玩，隻要你願意。最近我得到一些青年讀者迴應，說讀了他講文學課，開心死了，從頭到尾狂笑，瘋了。我相信。八十年代我們與他通宵聊天，他常把大家逗得狂笑，跌到椅子下麵去，爬起來坐坐好，他又來一句，又笑倒。
木心很調皮的。他見生人，人家要是不知道他畫畫寫作，他根本不談文藝，目光炯炯地沉默著，裝得什麽都不懂。
《新周刊》：這個通道能不能建立起來？木心是一個離我們很近的人，這麽一個活生生的人。
陳丹青：他沒在說外國話。我們讀不懂他，看他不起，是我們離開自己，離開本該如是的狀況，太遠了。
《新周刊》：我們還沒有成為應該是的那個自己，已經成為了另一種自己了。這樣說有些沮喪。
陳丹青：我感激他，自從我認識木心，沮喪被喚醒了，從此我開始改變。
《新周刊》：到現在，五十多年過去了，就是覺得我們這個文壇和木心還是沒有對話。
陳丹青：沒有，起碼的交集都沒有——為什麽非要對話？木心也從來不和「我們這個文壇」對話呀。
《新周刊》：我問過很多作家，對木心怎麽看。他們似乎都是不屑一顧。如果他們了解木心，仍然視而不見，那就是另一個概念了。
陳丹青：對，不屑一顧。八十年代在紐約，我傻乎乎跟人說木心，帶去見他，後來發現好多人心裏看不起他，包括我的朋友，現在還是一樣。人會佩服他的才智，但心底裏覺得這老頭沒成功，沒名氣，沒被承認。他們看得起陳逸飛之類，看得起成功成名、有靠山有勢力的人——他們那是看不起自己呀。
《新周刊》：是否因為文人相輕？你的文章不如我的？
陳丹青：如果是文人相輕的生態，你罵我，我貶你，那可好極了，那是人性的常態。現在不這樣。現在是不吱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