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你說木心是實踐了尼采那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陳丹青：多少英雄好漢、飽學之士，拚命靠攏時代，生怕給時代甩了。你竟敢不理會時代？！你找死啊！
木心和尼采這句話的關係，大可談論。《文學迴憶錄》不斷談到這個話題：藝術家要不要介入他的時代？他的迴答很簡單：介入，不介入，你得拿出藝術，藝術不好，介入不介入，都沒用，都虛空。
《新周刊》：讓我特別激動的是木心批判時代的那些說法。
陳丹青：對木心的誤解和反感，焦點就是他跟時代的關係。大家心理上會被他冒犯，因為誰都在和時代混。木心從來清楚這是怎樣一個時代。他前半生做的事，就是不給時代吞沒。
要讀歷史。讀近代史。明麵上，左翼給當時的訊息不全是政治，而是道德。人可以拒絕政治概念，但道德攻勢一來，扛不住了。多少大知識分子，有產有業的家族，都聲援左翼。他們反感當時的國民黨，巴望改變。
當時剛從法國迴來的一位姓華的建築師，曾經擔任新北京城市規劃的技術首腦——當然，後來也成了「右派」——住在上海，開門一看滿地坐著兵，立即上樓燒了大鍋牛肉湯給馬路上的解放軍吃。
世界範圍都是這樣。二戰前後多少有頭有腦的大人物都是左翼。藝術家更不必說，什麽阿拉貢之類，振振有詞，一天到晚開會講演撒傳單。現在美國左翼勢力還很大，住在上好的公寓裏，喝著紅酒，拿著高薪，一輩子痛罵國家。
木心很誠懇地對我說，那個年代不嚮往革命的人，是有問題的，他也鬧過學生運動，參過軍，反感國民黨，說民國許多事一塌糊塗。
這問題不該安到木心頭上，說：好厲害！他怎麽看出來？真命題是：我們這麽晚才看出來啊。
對木心來說，事情很具體：怎麽保全自己。太多人像狗一樣死掉了。有尊嚴的死，是自己動手。
《新周刊》：就像安·蘭德說的——你不能把這個世界，讓給你所鄙視的人。
陳丹青：不。不要以為木心孤高隔世。他從不假定他的讀者是一小撮高雅的人。他晚年有段筆記排列了他誠心誠意想像的讀者，包括販夫走卒，各色人等。
我有興趣的是：為什麽木心的絕大多數讀者是七〇後八〇後？現在包括九〇後。
《新周刊》：跟你有關係麽？很多年輕人是你的讀者。
陳丹青：傳播效果上，跟我有小部分關係。我這些年幫年輕人說話，他們願意走來聽聽。問題是，如果我推介的不是木心，年輕人也起鬧嗎？不會的。有靈性的年輕人有直覺，會辨別。
不要誇張我的作用。據我所知，反倒因為我的推介，牽累了木心，原因你應該知道吧，說是作秀，捧，託兒，等等，對我的側目反感，遷移到老先生那邊去了。但我沒辦法，我得出麵，不然他出來太難。
還有，如今年輕人讀些什麽？我介紹木心時說，不是你閱讀他，是他閱讀我們。好幾位青年起初不解，現在對我說，明白了。你想想，每天打開報紙，大家書架上的書，網上的一切：我們在讀什麽？
《新周刊》：什麽時候發現中國台灣也是在誤讀木心的？
陳丹青：一九八三年木心在紐約的港台報紙發表文章，一發表，讀者叫起來，包括高中生。馬上有人說，像梁實秋，像七等生（當時中國台灣走紅的一位作家），等等，習慣性比附。木心知道了，當然很別扭。
《新周刊》：他在西方也是，他沒有歸屬於某一個語境。所以人們很難對他作出評價。
陳丹青：會有很簡單的結論——其實這結論也很粗糙——就是，他的漢語很美。看起來這是很雅的評價，其實不對。什麽叫漢語很美？他的語言是講究，可你讀他文章，還有講課，隻是「漢語很美」嗎？
《新周刊》：那他對他和時代之間的這種錯位，他有什麽說法麽？會不會跟你抱怨？
陳丹青：當然，從來沒停止過。他得有個人講，我是那個聽者。
但他的抱怨常是說笑話的方式。有一次我聊起魯迅寫愛羅先珂，寫這位俄國老兄當年的文藝腔「寂寞啊，寂寞啊，沙漠般的寂寞」，木心接口就說：
「不懂啊，不懂啊，沙漠般的不懂。」
他常常是聽著你說話，同時轉自己的念頭，立刻成句。
《新周刊》：他內心裏有沒有一個可以和他比附的對象？還是隻能向古代去找？
陳丹青：他不比附。他在意讀者的迴應，同時又感到被誤解。他知道會這樣，隻是現在發生了。
《新周刊》：六年前你把木心推介至中國大陸，六年後，你還會替木心惋惜嗎？或者，會為那些讀不到木心的人惋惜嗎？
陳丹青：不會。我從未期待所有人讀木心。有人讀我就開心。絕大部分人不讀任何東西。
我也不替木心惋惜，這一生是他選擇的，他承受了這個選擇。但我替他痛心。他後半生是個孤兒。二十九歲到將近五十歲，數度被非法囚禁。我也痛心他出國後的遭遇。不是指清貧——他生活得蠻好，有尊嚴，寫寫畫畫，種花做菜——但你去問問五十多歲的中國文藝家，誰願意，誰敢，孤身一人出去，重新開始？
這是他最多產的時期，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例子，五十六歲後重新寫作，初次發表。我替他驕傲。但無論如何，跟他講課中提到的大部分作家比，有誰經歷過這樣的一生？晚年獲得自由，但畢竟是流亡。你們沒流亡過，更沒在晚年獨自流亡。可是木心說到出國，隻說那是「散步散遠的意思」——這不是瀟灑，而是，他不肯訴苦，不玩兒傷感主義。
陳丹青：多少英雄好漢、飽學之士，拚命靠攏時代，生怕給時代甩了。你竟敢不理會時代？！你找死啊！
木心和尼采這句話的關係，大可談論。《文學迴憶錄》不斷談到這個話題：藝術家要不要介入他的時代？他的迴答很簡單：介入，不介入，你得拿出藝術，藝術不好，介入不介入，都沒用，都虛空。
《新周刊》：讓我特別激動的是木心批判時代的那些說法。
陳丹青：對木心的誤解和反感，焦點就是他跟時代的關係。大家心理上會被他冒犯，因為誰都在和時代混。木心從來清楚這是怎樣一個時代。他前半生做的事，就是不給時代吞沒。
要讀歷史。讀近代史。明麵上，左翼給當時的訊息不全是政治，而是道德。人可以拒絕政治概念，但道德攻勢一來，扛不住了。多少大知識分子，有產有業的家族，都聲援左翼。他們反感當時的國民黨，巴望改變。
當時剛從法國迴來的一位姓華的建築師，曾經擔任新北京城市規劃的技術首腦——當然，後來也成了「右派」——住在上海，開門一看滿地坐著兵，立即上樓燒了大鍋牛肉湯給馬路上的解放軍吃。
世界範圍都是這樣。二戰前後多少有頭有腦的大人物都是左翼。藝術家更不必說，什麽阿拉貢之類，振振有詞，一天到晚開會講演撒傳單。現在美國左翼勢力還很大，住在上好的公寓裏，喝著紅酒，拿著高薪，一輩子痛罵國家。
木心很誠懇地對我說，那個年代不嚮往革命的人，是有問題的，他也鬧過學生運動，參過軍，反感國民黨，說民國許多事一塌糊塗。
這問題不該安到木心頭上，說：好厲害！他怎麽看出來？真命題是：我們這麽晚才看出來啊。
對木心來說，事情很具體：怎麽保全自己。太多人像狗一樣死掉了。有尊嚴的死，是自己動手。
《新周刊》：就像安·蘭德說的——你不能把這個世界，讓給你所鄙視的人。
陳丹青：不。不要以為木心孤高隔世。他從不假定他的讀者是一小撮高雅的人。他晚年有段筆記排列了他誠心誠意想像的讀者，包括販夫走卒，各色人等。
我有興趣的是：為什麽木心的絕大多數讀者是七〇後八〇後？現在包括九〇後。
《新周刊》：跟你有關係麽？很多年輕人是你的讀者。
陳丹青：傳播效果上，跟我有小部分關係。我這些年幫年輕人說話，他們願意走來聽聽。問題是，如果我推介的不是木心，年輕人也起鬧嗎？不會的。有靈性的年輕人有直覺，會辨別。
不要誇張我的作用。據我所知，反倒因為我的推介，牽累了木心，原因你應該知道吧，說是作秀，捧，託兒，等等，對我的側目反感，遷移到老先生那邊去了。但我沒辦法，我得出麵，不然他出來太難。
還有，如今年輕人讀些什麽？我介紹木心時說，不是你閱讀他，是他閱讀我們。好幾位青年起初不解，現在對我說，明白了。你想想，每天打開報紙，大家書架上的書，網上的一切：我們在讀什麽？
《新周刊》：什麽時候發現中國台灣也是在誤讀木心的？
陳丹青：一九八三年木心在紐約的港台報紙發表文章，一發表，讀者叫起來，包括高中生。馬上有人說，像梁實秋，像七等生（當時中國台灣走紅的一位作家），等等，習慣性比附。木心知道了，當然很別扭。
《新周刊》：他在西方也是，他沒有歸屬於某一個語境。所以人們很難對他作出評價。
陳丹青：會有很簡單的結論——其實這結論也很粗糙——就是，他的漢語很美。看起來這是很雅的評價，其實不對。什麽叫漢語很美？他的語言是講究，可你讀他文章，還有講課，隻是「漢語很美」嗎？
《新周刊》：那他對他和時代之間的這種錯位，他有什麽說法麽？會不會跟你抱怨？
陳丹青：當然，從來沒停止過。他得有個人講，我是那個聽者。
但他的抱怨常是說笑話的方式。有一次我聊起魯迅寫愛羅先珂，寫這位俄國老兄當年的文藝腔「寂寞啊，寂寞啊，沙漠般的寂寞」，木心接口就說：
「不懂啊，不懂啊，沙漠般的不懂。」
他常常是聽著你說話，同時轉自己的念頭，立刻成句。
《新周刊》：他內心裏有沒有一個可以和他比附的對象？還是隻能向古代去找？
陳丹青：他不比附。他在意讀者的迴應，同時又感到被誤解。他知道會這樣，隻是現在發生了。
《新周刊》：六年前你把木心推介至中國大陸，六年後，你還會替木心惋惜嗎？或者，會為那些讀不到木心的人惋惜嗎？
陳丹青：不會。我從未期待所有人讀木心。有人讀我就開心。絕大部分人不讀任何東西。
我也不替木心惋惜，這一生是他選擇的，他承受了這個選擇。但我替他痛心。他後半生是個孤兒。二十九歲到將近五十歲，數度被非法囚禁。我也痛心他出國後的遭遇。不是指清貧——他生活得蠻好，有尊嚴，寫寫畫畫，種花做菜——但你去問問五十多歲的中國文藝家，誰願意，誰敢，孤身一人出去，重新開始？
這是他最多產的時期，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例子，五十六歲後重新寫作，初次發表。我替他驕傲。但無論如何，跟他講課中提到的大部分作家比，有誰經歷過這樣的一生？晚年獲得自由，但畢竟是流亡。你們沒流亡過，更沒在晚年獨自流亡。可是木心說到出國，隻說那是「散步散遠的意思」——這不是瀟灑，而是，他不肯訴苦，不玩兒傷感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