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文學史講席進入第四個年頭，話題漸入所謂現代文學。其時眾人與老師混得忒熟了，不知怎樣一來，舊話重提，我們又要他談談自己的寫作、自己的文章。三月間，木心終於同意了，擬定前半堂課仍講現代文學，後半堂課，則由大家任選一篇他的作品，聽他夫子自道。查閱筆記，頭一迴講述是三月七日，末一迴是九月十一日，共九講。之後，木心繼續全時談論現代文學，直到一九九四年元月的最後一課。
二〇一二年，我將五本聽課筆記錄入電腦，一路抄到這部分，不禁自笑了，歷歷想起容光煥發的木心。我與他廝混久，這得意的神采再熟悉不過，但在講席上，他的話語變得略略正式，又如師傅教拳經，蠻樂意講，又不多講，聽來蒼老而平然。那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對著人眾，豁出去，滔滔不絕，但以木心的做派，話頭進入所謂「私房話」，他總會找個瀟灑而帶玄機的說法，用關照的語氣，交代下來：
我講自己的書，不是驕傲，不是謙虛。我們兩三知己，可以這樣講講。
麻煩來了——唉，木心扔給我多少麻煩啊——《文學迴憶錄》數十萬言，可以說都是他的「私房話」，這九堂課，更是私房話裏的私房話。現在臨到出版，這部分文字也發布，是否合適？
「私房話」一語，固然是木心調皮，可作修辭解，但他有他的理由，且含義多端，此處僅表其一。通常的文學史著述者未必是作家，而木心是，所以他的話，先已說到：
在學堂、學府，能不能這樣做？
我們才不管那些，巴不得木心毫無顧忌，放開說。麻煩是在下一句：
要看怎麽做。
他怎麽做呢，諸位在本書中將會看到。可是三年前擬定出版《文學迴憶錄》之際，「要看怎麽做」便成了我的事情——木心生前不同意我的五本筆記對外公開。他去世後，「私房話」語境終告消失，新的，令我茫然失措的狀況出現了：他的大量遺稿，理論上，都是有待麵世的文本，那是他的讀者殷切期待的事——哪怕不過數十人、數百人——出版《文學迴憶錄》，我能做主，可是夫子自道的這部分，委實令我難煞。難在哪裏呢？
傳出去，木心講自己的書，老王賣瓜，自賞自誇。所以要講清楚——傳出去，也要傳清楚。
是的，他自己當場「講清楚」了，二十多年後，我該怎麽「傳」法？怎樣地才算「傳清楚」？
二〇〇六年初，木心作品的簡體版麵世了，零零星星的美譽、好意、熱心語，夾著各種酸話、冷話、風涼話，陸陸續續傳過來。我久在泥沼，受之無妨，但那幾年老人尚在世，他開罪了誰嗎？二〇一一年冬，木心死。二〇一二年秋，《文學迴憶錄》全部錄入，重讀他以上這些話，我心想：這汙濁的空間，「傳」得「清楚」嗎？而當年的木心居然相信「傳清楚」了，便是善道，便得太平。
老頭子還是太天真。紐約聽的課，北京出的書，世道一變，語境大異，我得「學壞」才行。誠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我一橫心，將這部分文字全部剔除了。
然而新的麻煩，須得收拾：全書九十多課抽去兩萬多字，便有九堂課的內容驟然減半（其中，兩堂課全時講述木心的作品）。為了版麵的齊整均衡，我還得煞費苦心，將九堂課上半節談論的內容（薩特呀、加繆呀、新小說派呀）挪移、銜接、拚合，既經壓縮，課目的數序也隨之篡改而減少。諸位明鑑：《文學迴憶錄》下冊，便是這樣地被我挖去一塊，哪位讀者的法眼，看出來麽？
此即木心留下的麻煩，也是我自找的麻煩——以上交代，亦屬小小的麻煩。
我從木心學到什麽？其一，是他念茲在茲的「耐心」，雖則跟他比，我還是性急。當初，他延宕四年方始談論自己；如今，我靜觀三載這才公布他的夫子自道。老頭子知道了，什麽表情呢？我真希望他一機靈，說：「倒也是個辦法。」但這辦法並非「傳清楚」，而是，索性抹掉它、存起來、等著瞧。
我等到什麽、瞧見什麽呢？很簡單：感謝讀者。
迄今我不確知多少人讀過《文學迴憶錄》，多少人果真愛讀而受益：這不是我能估測、我該評斷之事。然而風中仿佛自有消息，三年過去了，近時我忽而對自己說：「行了。這份私房話的私房話，可以傳出去了。」年初編輯第三期木心紀念專號，我摘出聽他講述《九月初九》的筆錄，作為開篇，「以饗讀者」，隨即和責編曹淩誌君達成共識：過了年，出版這本書。
有誰經手過這等個案麽？我的心事放下了。木心的顧忌、處境，長久影響了我，以至臨事多慮，留一手：這是何苦呢？所幸木心講了他要講的，我傳了我能傳的，此刻想想，還是因為讀者——包括時間。
諸位，我不想誇張《文學迴憶錄》的影響。如今的書市與訊息場，一本書、一席話，能改變讀者嗎？難說。而讀者卻能改變作者的。木心的夫子自道，隻為一屋子聽課生的再三聒噪；我發布五冊筆錄，乃因追思會上向我懇請的逾百位讀者——雖然，我不是《文學迴憶錄》的作者——此刻全文公布這份「補遺」，說來說去，也還是因為顧念讀者。讀者的從無到有、由少而漸多，誰做主呢？時間。我所等候的三年，其實是木心的一輩子，他的遠慮，遠及他的身後。
二〇一二年，我將五本聽課筆記錄入電腦，一路抄到這部分，不禁自笑了，歷歷想起容光煥發的木心。我與他廝混久，這得意的神采再熟悉不過，但在講席上，他的話語變得略略正式，又如師傅教拳經，蠻樂意講，又不多講，聽來蒼老而平然。那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對著人眾，豁出去，滔滔不絕，但以木心的做派，話頭進入所謂「私房話」，他總會找個瀟灑而帶玄機的說法，用關照的語氣，交代下來：
我講自己的書，不是驕傲，不是謙虛。我們兩三知己，可以這樣講講。
麻煩來了——唉，木心扔給我多少麻煩啊——《文學迴憶錄》數十萬言，可以說都是他的「私房話」，這九堂課，更是私房話裏的私房話。現在臨到出版，這部分文字也發布，是否合適？
「私房話」一語，固然是木心調皮，可作修辭解，但他有他的理由，且含義多端，此處僅表其一。通常的文學史著述者未必是作家，而木心是，所以他的話，先已說到：
在學堂、學府，能不能這樣做？
我們才不管那些，巴不得木心毫無顧忌，放開說。麻煩是在下一句：
要看怎麽做。
他怎麽做呢，諸位在本書中將會看到。可是三年前擬定出版《文學迴憶錄》之際，「要看怎麽做」便成了我的事情——木心生前不同意我的五本筆記對外公開。他去世後，「私房話」語境終告消失，新的，令我茫然失措的狀況出現了：他的大量遺稿，理論上，都是有待麵世的文本，那是他的讀者殷切期待的事——哪怕不過數十人、數百人——出版《文學迴憶錄》，我能做主，可是夫子自道的這部分，委實令我難煞。難在哪裏呢？
傳出去，木心講自己的書，老王賣瓜，自賞自誇。所以要講清楚——傳出去，也要傳清楚。
是的，他自己當場「講清楚」了，二十多年後，我該怎麽「傳」法？怎樣地才算「傳清楚」？
二〇〇六年初，木心作品的簡體版麵世了，零零星星的美譽、好意、熱心語，夾著各種酸話、冷話、風涼話，陸陸續續傳過來。我久在泥沼，受之無妨，但那幾年老人尚在世，他開罪了誰嗎？二〇一一年冬，木心死。二〇一二年秋，《文學迴憶錄》全部錄入，重讀他以上這些話，我心想：這汙濁的空間，「傳」得「清楚」嗎？而當年的木心居然相信「傳清楚」了，便是善道，便得太平。
老頭子還是太天真。紐約聽的課，北京出的書，世道一變，語境大異，我得「學壞」才行。誠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我一橫心，將這部分文字全部剔除了。
然而新的麻煩，須得收拾：全書九十多課抽去兩萬多字，便有九堂課的內容驟然減半（其中，兩堂課全時講述木心的作品）。為了版麵的齊整均衡，我還得煞費苦心，將九堂課上半節談論的內容（薩特呀、加繆呀、新小說派呀）挪移、銜接、拚合，既經壓縮，課目的數序也隨之篡改而減少。諸位明鑑：《文學迴憶錄》下冊，便是這樣地被我挖去一塊，哪位讀者的法眼，看出來麽？
此即木心留下的麻煩，也是我自找的麻煩——以上交代，亦屬小小的麻煩。
我從木心學到什麽？其一，是他念茲在茲的「耐心」，雖則跟他比，我還是性急。當初，他延宕四年方始談論自己；如今，我靜觀三載這才公布他的夫子自道。老頭子知道了，什麽表情呢？我真希望他一機靈，說：「倒也是個辦法。」但這辦法並非「傳清楚」，而是，索性抹掉它、存起來、等著瞧。
我等到什麽、瞧見什麽呢？很簡單：感謝讀者。
迄今我不確知多少人讀過《文學迴憶錄》，多少人果真愛讀而受益：這不是我能估測、我該評斷之事。然而風中仿佛自有消息，三年過去了，近時我忽而對自己說：「行了。這份私房話的私房話，可以傳出去了。」年初編輯第三期木心紀念專號，我摘出聽他講述《九月初九》的筆錄，作為開篇，「以饗讀者」，隨即和責編曹淩誌君達成共識：過了年，出版這本書。
有誰經手過這等個案麽？我的心事放下了。木心的顧忌、處境，長久影響了我，以至臨事多慮，留一手：這是何苦呢？所幸木心講了他要講的，我傳了我能傳的，此刻想想，還是因為讀者——包括時間。
諸位，我不想誇張《文學迴憶錄》的影響。如今的書市與訊息場，一本書、一席話，能改變讀者嗎？難說。而讀者卻能改變作者的。木心的夫子自道，隻為一屋子聽課生的再三聒噪；我發布五冊筆錄，乃因追思會上向我懇請的逾百位讀者——雖然，我不是《文學迴憶錄》的作者——此刻全文公布這份「補遺」，說來說去，也還是因為顧念讀者。讀者的從無到有、由少而漸多，誰做主呢？時間。我所等候的三年，其實是木心的一輩子，他的遠慮，遠及他的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