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某一天，見到一位異性，麵貌有些像他的前女友，他又胡思亂想了。第二天，第三天，以後每天，竟都見到相似之人，不是頭髮，便是衣裙，或一或二，或竟一日數十見，他便趕緊迴家，躲在屋裏了。
如果說他是境由心造，但世上的大多事情，不是我們想像出來的。人類社會，總有一些力量，影響著各地的風貌。
有個詞叫「現實」，在日常用法裏，它並不是指全部正在發生的事情，而是特指那些對個人意誌有威脅意味的事情。某種現實，在某種社會中，當真會籠罩一切，威臨一切，沒有什麽事物，大到山川的麵貌，小到一塊一粒，無不提醒著它的存在。如果它是可以接受的存在，一切都好，但如果相反，那可真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
前麵提到顧炎武。顧炎武後半生有二十多年在北方遊歷，我讀他這一時期的文字，不免要揣測他的心理。他有這麽幾句詩：
南方不可托，吾亦久飄蕩。崎嶇千裏間，曠然得心賞。
自然界確實能夠安慰人心，一個人心事再重，總有一部分本質，會響應自然之律，曠然起來。可惜隻是一部分而已。
清初的明遺民，壽則多辱，順治年間便去世的一批人，可以至死不相信北方的野蠻人能夠長踞關內。盡管歷史中野蠻人以武力打敗文明社會，有著源源不斷的先例，但這些人的幻想，一時不乏燃料。同道間的彼此鼓舞，謠言與錯誤的分析，天下未定時的亂離之相，以及他們的歷史理論，其中便包括對文明的狹隘理解，這些以及其他因素，成了反抗者咀嚼不盡的食糧。等到康熙年間，天下太平，人民習慣了頭頂的髮型，連顧炎武這樣的人，也有人批評他妥協了。
顧炎武活到了康熙二十一年，他的精神歷程，有著痛苦的豐富。他寫過這麽幾句話：「當人心沉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絕之地，如五台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
現在看來，他沒有說到事情的關鍵，不過那絕望的心情，還是躍然紙上。至於自竄於「荒險僻絕之地」，不合他的性格，故而也做不到。
他後半生的心境與早年不同，所謂光復，存其誌可也，其事則絕無希望。這一點，他越來越明白了。所以他的北遊，雖然多與遺民相往還，還是意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互相溫暖一下，至於聯絡四方誌士，實已不再是動機。他的注意力，也移到了學術上，且與新朝的幾乎每一位臣民一樣，食則飽，飢則恐，見到小貓就分泌點多巴胺，見到老虎就湧出腎上腺素，所謂人之常情，零零碎碎的日常生活，是不接受指責的。至於三年不言、枕戈待旦之類的故事，隻有原教旨主義者才喜歡。
心事可以緩解，卻沒法子全都消去。顧炎武後期的一些著作，很多是成於旅途中的，談歷史，談地理，事在千載之外，心仍在方寸之間。遊蹤所至，不乏青山秀水，嘉賓賢主，每一天都有讓人高興的事情，每一處又都有讓人不能忘懷一切的事情。看來，自我才真正是無所逃避的。但見識多了，自我又可以小有轉變。我讀《天下郡國利病書》，看到顧炎武的一些想法，已經超出皇權之爭，有了更廣的視野，不由得為他高興，又想，真該向這個人學習啊。
隻是想想而已，人到我這個年紀，極少能再改變自己的。每次出去遊玩，看到同樣一齣戲在所有地方上演，又看到每出戲裏各人各念自己的經，先是裝看不見，裝而不成，就不耐煩起來。每次我都勸說自己，社會分工不同啊等等，管得一時，終歸無效。
總有一個陰影在那裏，或者說是雙重的陰影，一重是實際的龐然大物，一重是自己對它的敏感。我堅持不對任何事物持原教旨態度，努力尊重日常生活，可還是禁不住地想，這確實不是個正常的社會啊。這麽一想就高興了，因為如果反之，則一定是我出了毛病。所以我就大大方方地迴到高速公路上，不再想去富平的事了。
不到兩小時，我在韓城市投宿。韓城是司馬遷的老家，離韓城還有幾十裏，高速公路上就出現大牌子，芝川濕地雲雲，這芝川鎮就是司馬遷祠墓所在的地方了。
我住的旅館，不遠處就是個小廣場，有許多小吃攤，再往前有一條街，滿滿的全是飯店。我吃了餄餎，吃了醪糟，第二天早上又吃了餛飩。至於司馬遷祠墓，沒有去看。
厚顏上黃山
去年此地，我寫過一篇題為《為什麽沒去黃山》的文章，其最後一段說：「至於黃山，我相信它是漂亮的。我不怕我不喜歡它，我倒怕我喜歡它。或說，如此與自己抬槓，難道不有違天性？我想，此處談論的不是天性，而是相反的東西。我費了這麽多年的勁，以為自己能做到不喜歡黃山了，萬一爬將上去，見到石濤之八勝、梅清之十九景，心生歡喜，又是多麽沮喪！」
我不管寫什麽，寫完後，總是破甑不顧，如逃如棄，不忍再看一眼。然而本月，我們兩口子謀劃徽州之遊，繞不過去的議題便是上不上黃山。她說上，我說不上。她說上，我說不上。她說上，我說上。於是找出前文，忍痛讀了一遍，讀到最後這段文字，覺醒到：這哪裏是開放的態度啊！一個人，越是預感到某種事實有可能撼動自己原來的主張，越應該趨近之，上黃山，才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一個人要是善於說服自己，完全可以常有理的。於是在中旬，我理直氣壯地上了黃山。
如果說他是境由心造，但世上的大多事情，不是我們想像出來的。人類社會，總有一些力量，影響著各地的風貌。
有個詞叫「現實」，在日常用法裏，它並不是指全部正在發生的事情，而是特指那些對個人意誌有威脅意味的事情。某種現實，在某種社會中，當真會籠罩一切，威臨一切，沒有什麽事物，大到山川的麵貌，小到一塊一粒，無不提醒著它的存在。如果它是可以接受的存在，一切都好，但如果相反，那可真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
前麵提到顧炎武。顧炎武後半生有二十多年在北方遊歷，我讀他這一時期的文字，不免要揣測他的心理。他有這麽幾句詩：
南方不可托，吾亦久飄蕩。崎嶇千裏間，曠然得心賞。
自然界確實能夠安慰人心，一個人心事再重，總有一部分本質，會響應自然之律，曠然起來。可惜隻是一部分而已。
清初的明遺民，壽則多辱，順治年間便去世的一批人，可以至死不相信北方的野蠻人能夠長踞關內。盡管歷史中野蠻人以武力打敗文明社會，有著源源不斷的先例，但這些人的幻想，一時不乏燃料。同道間的彼此鼓舞，謠言與錯誤的分析，天下未定時的亂離之相，以及他們的歷史理論，其中便包括對文明的狹隘理解，這些以及其他因素，成了反抗者咀嚼不盡的食糧。等到康熙年間，天下太平，人民習慣了頭頂的髮型，連顧炎武這樣的人，也有人批評他妥協了。
顧炎武活到了康熙二十一年，他的精神歷程，有著痛苦的豐富。他寫過這麽幾句話：「當人心沉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絕之地，如五台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
現在看來，他沒有說到事情的關鍵，不過那絕望的心情，還是躍然紙上。至於自竄於「荒險僻絕之地」，不合他的性格，故而也做不到。
他後半生的心境與早年不同，所謂光復，存其誌可也，其事則絕無希望。這一點，他越來越明白了。所以他的北遊，雖然多與遺民相往還，還是意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互相溫暖一下，至於聯絡四方誌士，實已不再是動機。他的注意力，也移到了學術上，且與新朝的幾乎每一位臣民一樣，食則飽，飢則恐，見到小貓就分泌點多巴胺，見到老虎就湧出腎上腺素，所謂人之常情，零零碎碎的日常生活，是不接受指責的。至於三年不言、枕戈待旦之類的故事，隻有原教旨主義者才喜歡。
心事可以緩解，卻沒法子全都消去。顧炎武後期的一些著作，很多是成於旅途中的，談歷史，談地理，事在千載之外，心仍在方寸之間。遊蹤所至，不乏青山秀水，嘉賓賢主，每一天都有讓人高興的事情，每一處又都有讓人不能忘懷一切的事情。看來，自我才真正是無所逃避的。但見識多了，自我又可以小有轉變。我讀《天下郡國利病書》，看到顧炎武的一些想法，已經超出皇權之爭，有了更廣的視野，不由得為他高興，又想，真該向這個人學習啊。
隻是想想而已，人到我這個年紀，極少能再改變自己的。每次出去遊玩，看到同樣一齣戲在所有地方上演，又看到每出戲裏各人各念自己的經，先是裝看不見，裝而不成，就不耐煩起來。每次我都勸說自己，社會分工不同啊等等，管得一時，終歸無效。
總有一個陰影在那裏，或者說是雙重的陰影，一重是實際的龐然大物，一重是自己對它的敏感。我堅持不對任何事物持原教旨態度，努力尊重日常生活，可還是禁不住地想，這確實不是個正常的社會啊。這麽一想就高興了，因為如果反之，則一定是我出了毛病。所以我就大大方方地迴到高速公路上，不再想去富平的事了。
不到兩小時，我在韓城市投宿。韓城是司馬遷的老家，離韓城還有幾十裏，高速公路上就出現大牌子，芝川濕地雲雲，這芝川鎮就是司馬遷祠墓所在的地方了。
我住的旅館，不遠處就是個小廣場，有許多小吃攤，再往前有一條街，滿滿的全是飯店。我吃了餄餎，吃了醪糟，第二天早上又吃了餛飩。至於司馬遷祠墓，沒有去看。
厚顏上黃山
去年此地，我寫過一篇題為《為什麽沒去黃山》的文章，其最後一段說：「至於黃山，我相信它是漂亮的。我不怕我不喜歡它，我倒怕我喜歡它。或說，如此與自己抬槓，難道不有違天性？我想，此處談論的不是天性，而是相反的東西。我費了這麽多年的勁，以為自己能做到不喜歡黃山了，萬一爬將上去，見到石濤之八勝、梅清之十九景，心生歡喜，又是多麽沮喪！」
我不管寫什麽，寫完後，總是破甑不顧，如逃如棄，不忍再看一眼。然而本月，我們兩口子謀劃徽州之遊，繞不過去的議題便是上不上黃山。她說上，我說不上。她說上，我說不上。她說上，我說上。於是找出前文，忍痛讀了一遍，讀到最後這段文字，覺醒到：這哪裏是開放的態度啊！一個人，越是預感到某種事實有可能撼動自己原來的主張，越應該趨近之，上黃山，才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一個人要是善於說服自己，完全可以常有理的。於是在中旬，我理直氣壯地上了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