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傻瓜而言，旅遊是最快樂的天堂。我們最初的旅程使我們發現：對我們來說，地方無關緊要。在家裏，我夢想著：在那不勒斯，在羅馬，我可以陶醉在美的海洋中，丟掉我的憂傷。我打點好衣箱，擁抱過朋友，登船航海，最後在那不勒斯醒來，旁邊還是那嚴峻的事實，那個我原來逃避的、毫不退讓的、同一個憂傷的自我。我尋找梵蒂岡和那些宮殿。我假裝沉醉在景色和聯想中，可是實際上，我從來就沒有沉醉過。無論走到哪兒，我的巨人都陪伴著我。」（屠隆譯文）
愛默生的哲學並沒有一個完整體係，一個想法襲入心頭，他的習慣是任其馳騁，不用體係來約束它。很多時候，他說話頗為隨意，不過，看起來他對旅行的批評是認真的，因為同樣的見解，發表在不隻一個地方，比如他又曾說，美國文化終將吸引隻是因為錢沒地方花而外出旅行的人，讓他們老老實實待在家中，因為事實早已證明，他們離家鄉越遠，離誠實也越遠。
綜其觀點，第一，智者總是足不出戶，除非是為了傳播（而不是學習）；第二，引文最後一句，mygiantgoeswithmewhereverigo，「我的巨人」當指「同一個憂傷的自我」，亦即人生本質方麵的重大問題，而那是無法靠出門旅行來逃避、來尋求解答的。
是嗎？
首先，愛默生的挖苦，時能讓我們共鳴。我們自己，或多或少，都是這樣的旅行者——不，旅遊者。隻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能力在日常生活裏製造趣味，便把指望寄託於異國他鄉，好像那裏的人，那裏的生活，與我們有什麽重大不同似的。我們都有這樣的時候，也許您沒有，反正我有。忽然心生厭倦，看到鏡子裏的自己，好像剛剛發現似的，自言自語道：「原來是這樣無趣的一個人。」或者，若對自己不那麽嚴厲的話，便說：「無趣的生活，把一個本來有趣的人也弄得無趣起來。」於是我們把雨衣、牙膏什麽的塞進包裹，上路了，滿心相信換到另一種意味豐富的場景，自己也有趣起來。我們想像異地的聞所未聞之物，旅途中的奇遇，各種有意思的人，妙味橫行的交談，這些都是文學書裏永遠發生的，如果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們就誇大遇見的每一件小事，使之符合想像。
於是，熙熙攘攘的，我們四處遊逛。在每一個略有可觀之處，更不要說那些「勝地」，擠滿了我們這些無聊的人。今年夏天，因為修路，我從爐霍折而向南，走上了新都橋到成都這段著名的公路。「天呢，瞧這些人。」在我對麵，由東向西，旅遊者的汽車首尾相連，煙塵騰空，喇叭聲震天動地。幾個小時裏我看到成千上萬的人，焦急而亢奮，服飾鮮明，車身上塗畫著地圖和豪邁言語。我大聲嘲笑他們，而一時沒有覺察我是在五十步笑百步。在他們眼裏，我恰恰也是同樣。我想，讓愛默生瞧不入眼的，就是我們這樣的人吧。
然而我相信，世上的好事情，並不總是，其實大多數不是，生發於單純的高尚動機。從古到今，絡繹於道的人，揣著五花八門的心思，一大半是實際的，一小半是花哨的，還有的去搶劫，去殺人放火。但假如人類不是這麽地不安分，假如大家都固守家園，哪裏來的文明呢？唐人說得好，「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看一眼人類的觀念史，再看一眼電視新聞，那裏邊有今人對同類的種種狹隘看法，以及伴隨之的可怕作為，我們或會一邊承認，萬年文明之後，我們仍然是相當鄙陋的種群，一邊承認，如果沒有日益廣泛的人際、群際交流，我們會比現在鄙陋一萬倍。
聖奧古斯丁說，世界是一本書，如果杜門不出，則隻讀了其中的一頁。迴想20世紀70年代，閉目塞聽的國人如我者，有多少荒唐的見解，隻讀了一頁書，還是被篡改的，便以為世界不過如此；而在「改革開放」後，有了交流，各種弊見，便如積雪被太陽照了，漸漸消融。不管心靈多麽受到禁錮，不管成見多深，人有一種能力，使自己所見現象越是紛繁混亂，越有機會接近事物的正解。所以不奇怪的是，我國古代的治民者，發自本能地總想禁止士民佚遊，他們這企圖，甚至有高尚的動機，但世界上的許多壞事，都有著高尚的動機。
孔子自己周遊列國，提倡「友多聞」，同時又說，「樂佚遊，損矣。」與愛默生一樣，他在這個問題的態度上是複雜的。真該有人問他老人家一句，如果大家不四處「竄訪」，「多聞」從何而來？歷史上不知有多少次，人們自己畫地為牢，成百上千年間沉於心智的黑暗之中，幹出許多可怕的事情，然而最後總能掙脫出來，並非是由於理性的引導，因為在那種時候，理性蒙塵，正信心十足，一股勁兒地將大家往深溝裏帶呢。是生活中各種不規則的事物，新奇陌生的現象，一兩個瘋狂的念頭，幾船外邦的貨物，居心叵測的流言蜚語，以及最重要的，人類不知：饜足的好奇心，這些事情勾結起來，一點一點地拱，直到那用權力和陋見搭建的龐然大物，砰然瓦解。
愛默生的意見，中國人聽著應該是耳熟的。印度和中國的哲學，對愛默生有些影響，但因為沒有具體的證據，我們不知道在這方麵是否有什麽淵源。中國的孟子講「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如何如何，朱熹解釋說，「萬物」不是萬物之跡，而是萬物之理，那又何曾「皆備於我」來著？朱子的學生，理學家陳淳，有兩句詩：
愛默生的哲學並沒有一個完整體係，一個想法襲入心頭，他的習慣是任其馳騁，不用體係來約束它。很多時候，他說話頗為隨意，不過，看起來他對旅行的批評是認真的，因為同樣的見解，發表在不隻一個地方，比如他又曾說，美國文化終將吸引隻是因為錢沒地方花而外出旅行的人，讓他們老老實實待在家中，因為事實早已證明，他們離家鄉越遠，離誠實也越遠。
綜其觀點，第一，智者總是足不出戶，除非是為了傳播（而不是學習）；第二，引文最後一句，mygiantgoeswithmewhereverigo，「我的巨人」當指「同一個憂傷的自我」，亦即人生本質方麵的重大問題，而那是無法靠出門旅行來逃避、來尋求解答的。
是嗎？
首先，愛默生的挖苦，時能讓我們共鳴。我們自己，或多或少，都是這樣的旅行者——不，旅遊者。隻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能力在日常生活裏製造趣味，便把指望寄託於異國他鄉，好像那裏的人，那裏的生活，與我們有什麽重大不同似的。我們都有這樣的時候，也許您沒有，反正我有。忽然心生厭倦，看到鏡子裏的自己，好像剛剛發現似的，自言自語道：「原來是這樣無趣的一個人。」或者，若對自己不那麽嚴厲的話，便說：「無趣的生活，把一個本來有趣的人也弄得無趣起來。」於是我們把雨衣、牙膏什麽的塞進包裹，上路了，滿心相信換到另一種意味豐富的場景，自己也有趣起來。我們想像異地的聞所未聞之物，旅途中的奇遇，各種有意思的人，妙味橫行的交談，這些都是文學書裏永遠發生的，如果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們就誇大遇見的每一件小事，使之符合想像。
於是，熙熙攘攘的，我們四處遊逛。在每一個略有可觀之處，更不要說那些「勝地」，擠滿了我們這些無聊的人。今年夏天，因為修路，我從爐霍折而向南，走上了新都橋到成都這段著名的公路。「天呢，瞧這些人。」在我對麵，由東向西，旅遊者的汽車首尾相連，煙塵騰空，喇叭聲震天動地。幾個小時裏我看到成千上萬的人，焦急而亢奮，服飾鮮明，車身上塗畫著地圖和豪邁言語。我大聲嘲笑他們，而一時沒有覺察我是在五十步笑百步。在他們眼裏，我恰恰也是同樣。我想，讓愛默生瞧不入眼的，就是我們這樣的人吧。
然而我相信，世上的好事情，並不總是，其實大多數不是，生發於單純的高尚動機。從古到今，絡繹於道的人，揣著五花八門的心思，一大半是實際的，一小半是花哨的，還有的去搶劫，去殺人放火。但假如人類不是這麽地不安分，假如大家都固守家園，哪裏來的文明呢？唐人說得好，「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看一眼人類的觀念史，再看一眼電視新聞，那裏邊有今人對同類的種種狹隘看法，以及伴隨之的可怕作為，我們或會一邊承認，萬年文明之後，我們仍然是相當鄙陋的種群，一邊承認，如果沒有日益廣泛的人際、群際交流，我們會比現在鄙陋一萬倍。
聖奧古斯丁說，世界是一本書，如果杜門不出，則隻讀了其中的一頁。迴想20世紀70年代，閉目塞聽的國人如我者，有多少荒唐的見解，隻讀了一頁書，還是被篡改的，便以為世界不過如此；而在「改革開放」後，有了交流，各種弊見，便如積雪被太陽照了，漸漸消融。不管心靈多麽受到禁錮，不管成見多深，人有一種能力，使自己所見現象越是紛繁混亂，越有機會接近事物的正解。所以不奇怪的是，我國古代的治民者，發自本能地總想禁止士民佚遊，他們這企圖，甚至有高尚的動機，但世界上的許多壞事，都有著高尚的動機。
孔子自己周遊列國，提倡「友多聞」，同時又說，「樂佚遊，損矣。」與愛默生一樣，他在這個問題的態度上是複雜的。真該有人問他老人家一句，如果大家不四處「竄訪」，「多聞」從何而來？歷史上不知有多少次，人們自己畫地為牢，成百上千年間沉於心智的黑暗之中，幹出許多可怕的事情，然而最後總能掙脫出來，並非是由於理性的引導，因為在那種時候，理性蒙塵，正信心十足，一股勁兒地將大家往深溝裏帶呢。是生活中各種不規則的事物，新奇陌生的現象，一兩個瘋狂的念頭，幾船外邦的貨物，居心叵測的流言蜚語，以及最重要的，人類不知：饜足的好奇心，這些事情勾結起來，一點一點地拱，直到那用權力和陋見搭建的龐然大物，砰然瓦解。
愛默生的意見，中國人聽著應該是耳熟的。印度和中國的哲學，對愛默生有些影響，但因為沒有具體的證據，我們不知道在這方麵是否有什麽淵源。中國的孟子講「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如何如何，朱熹解釋說，「萬物」不是萬物之跡，而是萬物之理，那又何曾「皆備於我」來著？朱子的學生，理學家陳淳，有兩句詩：